「中國電影的天，也是我們眼看著黑的。」——編劇史航
過去一年內，李安心進電影院的次數少了許多。從一個月進電影院三次，到幾個月沒進去一次。對於一名影迷來說，這不是一件特別尋常的事。對此她的解釋是：「首先是沒什麼可看的，再來就是今年（電影）撤檔狀況特別頻繁，我還挺氣憤的。」
每年六月，李安心總是特別期待一年一度的「上海電影節」，說起來並不是為了追逐影展，而是能藉機看到很多院線難以上映的經典電影。今年她一共搶了 13 張電影票，大部分是經典電影，唯一一部國產新片就是本屆的開幕片《八佰》——由管虎執導，講述 1937 年抗日戰爭中，國民革命軍軍官謝晉元奉命率領軍團死守四行倉庫的故事。李安心說是這故事題材引發她的興趣。
然而，就在與友人準備觀賞《八佰》的前一晚，毫無預警地，她看到《八佰》在微博發表聲明：「原定於 6 月 15 日晚進行的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電影《八佰》放映，因技術原因取消⋯⋯」這是上海國際電影節歷史上，首次出現開幕片在放映前 24 小時內取消放映的意外。
儘管有些無奈，但李安心還是抱著一絲希望，「既然影展沒法看，那就等到之後全國公映。結果後來公映也仍然不能看，當下我真的覺得大概沒戲了。我們之前也是有些擔心不能上映，其實這種擔心是一直都在的。」6 月 25 日《八佰》再度宣告電影正式撤檔，聲明中並未對電影動向多做解釋。
「這就是一個籠統官方原因，背後有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不好跟大眾解釋。」——一名北京電影製作人
在《八佰》之後，李安心口中的「臨時撤檔」情況越發頻繁，像是也同樣預計在2019年上映的《少年的你》、《小小的願望》（已復映）、《吹哨人》、《催眠·裁決》等。截至九月底以前，2019遭「臨時撤檔」的中國電影累積至少十部（不包含延檔、改檔等電影），這些電影「撤檔」的時間點，距離上映日最多只有一個月，最少只有一天。
儘管近幾年，中國政府不停加大對意識形態與政策的監管力度，但這種國產電影「撤檔大潮」還是很難放進所謂「尋常」的脈絡。關於撤檔的理由，因「技術原因」取消上映，算是個比較常見，即便是海外也適用。今年二月，柏林影展上原定 2 月 15 日首映的張藝謀《一秒鐘》也因技術原因取消放映。這部電影講述一名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逃出勞改營的囚犯故事。曾經有網友在《八佰》撤檔之後，在網上發表一篇文章探究何謂「技術」原因，但最終還是沒有結論。另外還有不少網友則會認為，撤檔其實只是片商的一種營銷手段。
一名北京電影製作人張曉虹解釋：「這就是一個籠統官方原因，背後有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不好跟大眾解釋。技術上出現問題，是行業內大家互認。就是技術上出現問題，即便說真的是內容，那也是整個技術過程的一個環節。」在一則則「欲言又止」的聲明背後，除了有眾說紛紜的臆測和日漸麻木的觀眾之外，更多的其實是措手不及卻只能低調不語的從業人員。為了進一步瞭解「臨時撤檔」的原因以及可能帶來的影響，端傳媒訪問近十位電影從業人員，他們分別位處不同崗位，親歷過中國電影高歌猛進的時期，也與監管部門交手過。面對「撤檔大潮」，即便淡定以對，但還是帶有不少困惑。
「特殊年份」怎麼解釋都有風險
「有些原本以為很安全的領域，也發生了不安全的事件。」
余文是一名在北京從事電影宣發的從業人員，他所負責的電影，也在撤檔電影之列。意外發生之後，他們公司承受不小的損失，但面對這話題，他始終保持警覺。
他表示無法細說箇中原因，因為在「特殊年份」怎麼解釋都有風險，「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70 週年大慶，為保穩妥，很多電影都會排在十一、十二月上映。十月以前，就是盡力防止一些可能『過熱』的社會話題，倒不見得說（電影）內容都有問題，而是在十月以前確保一切穩妥。」
要說什麼事情變得比以往更棘手了，余文說是局勢多出太多不可預測性，「過去通常審查的流程都走完之後，就是等放映，現在是沒到上映那天，都不能鬆懈，難保哪個領導突然間看到宣傳，覺得這個不妥。」余文的電影是上映前五天內被告知撤檔。
「難保哪個領導突然間看到宣傳，覺得這個不妥。」
實際上，那些被撤檔的電影，原因不盡相同。一種是遇上其他電影聚集在相近時間上映的檔期，片商為躲開競爭而撤檔；另一種是被藝人醜聞波及的電影，像是因藝人吳秀波情感事件，原定 2 月 5 日上映，之後提前上映又宣布撤檔的《情聖2》。近幾年中國當局對藝人形象的嚴格抓控，也會反映在電影的成敗。
若撇除上述原因，還是有不少電影撤得不明不白，且相較於今年初廣電總局針對電視劇、網路劇所頒布的「禁古令」有著明確一刀切的禁令，目前被撤檔的電影，分別來自不同公司，製作成本少至千萬多至幾億人民幣，類型橫跨歷史、校園、青春、喜劇、犯罪、社會寫實等，找不出太明顯的共性。
正如張曉虹所說，「有些原本以為很安全的領域，也發生了不安全的事件。比方說喜劇、娛樂、青春，這原本是很安全的範圍，不涉及到任何政治風險的東西，但還是會（被禁或撤檔）。」
《八佰》撤檔重創華誼兄弟
「但因為這是人治的政權，所以對影視的審查是浮動的，不是一個統一的標準。」
《八佰》算是這些今年的撤檔電影當中，風波最大的一部。
在中國，處理歷史題材向來是需要小心的，創作者有多大的詮釋空間，得看官方如何定義該段歷史。即便宣稱「愛國電影」，一旦牽涉到民國時期的內容，還是會被歸在敏感範圍。然而作爲本片製作方的華誼兄弟，倒也不是毫無經驗，他們深諳遊戲規則，早在前期製作，就對這題材格外小心。甚至意圖把本片打造成年度商業大片的格局，斥資五億人民幣，全片以 IMAX 攝影機拍攝，為亞洲首例。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八佰》過審的那一天，華誼兄弟內部工作人員集體爆出一陣歡呼，像是吃了顆定心丸，趕緊發布定檔海報，並開展宣發工作。既然《八佰》確定是過了內審，為什麼在上映前「因技術原因」宣布撤檔？此前，不少媒體報導都會提及，6 月 9 日一個名為「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的非營利組織在北京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席間對《八佰》進行強力抨擊。這消息普遍被解讀成某些領導在映前看了《八佰》後，覺得不適合作為「獻禮片」。
對此，知情人士補充，真正導致《八佰》撤檔的原因，其實與電影局內部勢力以及外部政治局勢消長有關，「他們內部一直知道這部電影很敏感，所以內審的時候，就做了非常多次的溝通，最後內部還是過了。由此可見，《八佰》是體制外的問題。」
一名資深電影高管尹書誼則分析，「《八佰》從立項到拍完歷經三年。但因為這是人治的政權，所以對影視的審查是浮動的，不是一個統一的標準。一個電影項目是跨幾年的，某種程度來說，製作方必須預測幾年後的政治環境，也因此投資風險就變得更高。」
「這個繁榮充滿了偶然性，因為缺乏最根本的體制保障，所以一夜之間，行業前景就會被改變。」
風險很快就反映在市場上。在《八佰》宣布撤檔後，華誼兄弟的股價開始下跌。實際上，去年面臨上市十年以來首次虧損的華誼兄弟，今年對《八佰》、《手機2》、《小小的願望》等項目都寄與厚望，但這三部電影卻都歷經延檔、撤檔風波，使得華誼兄弟再度受到重創。根據上半年財報顯示，華誼兄弟實現營業總收入為 10.77 億人民幣，與同期相比下降 49.26%；實現淨利潤為 -3.79 億人民幣，同比下降 236.75%。創始人王中軍坦言，他最近賣掉了一批藝術品，以解決華誼現金流的問題，「為了公司安全性，這沒什麼可丟人的。」
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國影評人分析，「中國電影忽然繁榮了一段時間，但是這個繁榮充滿了偶然性，因為缺乏最根本的體制保障，所以一夜之間，行業前景就會被改變。據說今年前五個月，中國電影電視註冊拍攝少了許多。不管怎樣，大的趨勢是這樣走向了蕭條。」所謂「繁榮了一段時間」，指的是三年前，中國的電影市場還在快速成長，當時還有電影人喊出要超越全球最大的北美票房市場；業外資金瘋狂投入這個膨脹的產業；全國的銀幕數、影院數急速擴增；觀影人次直線上升；國產商業大片、喜劇小品也隨之成長。
然而，發下的宏願未及，動盪卻搶先一步。在那之後，中國電影一方面經歷熱錢退去、第三方票補力度放緩、觀影人次下滑、院線經營壓力升高等產業面的問題，另一方面則受到監管機關對電影內容、影視公司、演員的全面整頓。
中宣部全面接管電影工作
電影局所提出的「審查意見」鮮少是通過官方紅頭文件或白紙黑字交待清楚，時常發生的狀況是，請從業人員到電影局聽，用手寫抄下來。
說起審查，在當代中國似乎顯得有些陳詞濫調。但事實是，監管部門對創作的把控卻持續以不可控的速度擴大中，大到影響這可能蓬勃發展的產業。
假設今天有一部國產電影想要在中國的電影院公映，他得先經過重重審查關卡，才能拿到「公映許可證」——也就是俗稱的「龍標」——指的是通過內容審查與技術審（指對電影的畫面質量、音頻質量、播放流暢度、字幕質量等技術環節進行綜合評估）。過往業內公認的潛規則是，一旦電影通過內容審，後面的技術審基本上只是行政流程問題，默認等同拿到公映許可，開始定檔並進行宣發。但如今，潛規則似乎不再適用了。有越來越多拿到內容審批的電影，卻不能公映。此外，不少業內人士表示，自從監管部門改組之後，除了審查時間變長，審查標準也變得難以捉摸。
2018 年 3 月 17 日全國人大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原電影業的主責機關「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被撤銷，改由中宣部底下的「國家電影局」接管，以「更好發揮電影在宣傳思想和文化娛樂方面的特殊重要作用」。從事電影項目管理有七年經驗的張彥表示，中宣部接管之前，影視公司與「地方廣電總局」早已建立默契，但換了一套人之後，過往的溝通不再管用，「去年有一段時間是，無論是什麼項目，只要（地方局）覺得這東西有一點點疑慮，就上報中宣部。」
2014 年「原廣電總局」曾出台一項措施《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關於試行國產電影屬地審查的通知》，由中央下放部分權力給地方主管機關審查該行政區的電影，除非遇上「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的電影，才交給中央審核。這讓許多項目得以同時進行，加快審核效率。但現在，即便行政流程上沒太多變動，實質上等於是把地方權力再次收回中央，對各地電影項目推進產生直接影響。張彥表示，他手上有個項目在改組之際提交上去，但到現在過了一年多，怎麼催都沒有回應，「以前總局的處長（或是地方局的局長）是可以溝通的，但現在改組之後，中宣部成立了一個四十幾個人的審核小組，基本上你沒辦法去一個一個溝通這個事情。」
細看近兩年的備案與公映許可證的數目，會發現改組後的幾個月，整體數量明顯下滑。電影製作人張曉虹則說「最近這半年不太穩定，交接過程中，有很多工作有延誤，這是比較特殊的一個階段。」當然，對製作方來說，能想辦法通過內容審查還是關鍵因素。只是中國監管部門的審查向來就以不透明、不公開為特色。
舉例來說，電影局所提出的「審查意見」鮮少是通過官方紅頭文件或白紙黑字交待清楚，時常發生的狀況是，請從業人員到電影局聽，用手寫抄下來，「畢竟（正式的）修改審核是有次數限制的，一旦政府公示過一次，就等於浪費一次機會。以前常常聽到什麼導演去廣電總局喝茶，其實就是這個意思。讓你去聽就是給你機會。」一名上海的電影製作人李湘湘進一步指出，這是「雙方溝通」的過程。
「我們會先去檢查對方在台灣的言論，是否有在未來可能成為把柄的部分。更不用說，現在跟台灣人的合作，會在合約裡簽署，不得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後果自負。」
資深電影高管尹書誼認為，不可控的情況變高的同時，對政治情勢的預判就越重要。她以台海形勢為例，強調只要做過台灣片的中國片商，行銷策略會議上都會討論若是遭受攻擊，該如何發表「我是中國人」的聲明，「我們會先去檢查對方在台灣的言論，是否有在未來可能成為把柄的部分。更不用說，現在跟台灣人的合作，會在合約裡簽署，不得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後果自負。」
「在中國，電影跟政治的關係向來是複雜的，一種是權力對於電影敘事的介入，自上而下的通過敘事灌輸自己需要的價值觀。另外注一種是基層民眾通過觀看電影的自覺，甚至通過自己製作電影，來呈現自己認為恰當的世界景象。這兩種政治一直相互伴隨。目前看來，後者更為弱勢，前者更為強勢。」影評人解釋。
當然，這樣的審查制度也並非困擾著每一位從業人員。張曉虹就認為這麼大的市場總有其他需求，要是有哪些「現在暫時不能做的」，繞過去就是了。另一名長期與大陸的業主合作的台灣編劇洪瀚宇也認為與其糾結「限制」在哪，不如搞清楚遊戲規則，「大陸的社會環境，即便是娛樂產業，本質上也是一種宣傳，這跟台灣 50、60 年代狀況差不多。其實事情沒這麼複雜，如果創作者很想呈現一個（現在不能講）的議題，那就要有付出代價的決心。你不可能同時想說，又不想付出代價。」
只是，對某些從業人員來說，中央監管機關變動所帶來的影響，不光是繞過敏感題材而已。
全面整頓影視產業導致業內人士失業與倒閉
「我們當中很多工作室都是合法運營的，今天為什麼突然追稅三年，也沒能給個明白解釋。」
一年多以前，從業十年的李湘湘完全沒預料到公司會突然間倒閉，同時面臨失業的困境。至少在「補稅通知」來臨之前，她以為可以一直從事影視行業。2018 年 10 月 8 日，范冰冰「陰陽合同」的風波還未完全落幕，從業人員的微信群裡就開始流傳一則稅務部門的補稅通知。
李湘湘是在收到「通知」的前兩天從公司財會人員口中率先聽到消息。財務人員建議她們趕緊註銷公司，免得接下來得面臨一大筆稅款。起先，她們對消息感到半信半疑，不願註銷公司，但沒多久卻開始耳聞部分同行正準備關公司，覺得茲事體大，因此遵循財務的建議，趕在通知正式頒布前把公司關掉，「我們當時知道的是，只要政策下來之前先關掉公司，那就追不到我們，所以我們就開始走註銷公司的流程。只是完全沒想到，後來還是會被通知追稅。」李湘湘說。李湘湘公司申請註銷公司的那一天，正式通知果然下來了：
近年來，我國影視行業快速發展，整體呈現出良好態勢。同時，也暴露出天價片酬、「陰陽合同」、偷逃稅款等問題，破壞了社會公平正義，損害了行業形象，影響了行業健康發展。
各級稅務機關要深刻領會、準確把握中央宣傳部等五部門對影視行業有關問題開展治理的要求，認真做好影視行業稅收秩序規範工作。要充分考慮影視行業的特點，堅持穩妥推進、分步實施的原則，切實糾正影視行業稅收方面存在的問題，增強影視從業人員依法納稅意識，進一步完善稅收管理措施，促進影視行業健康發展。
起初李湘湘心底還有些慶幸，覺得好險搶先一步註銷公司，但沒想到政府單位卻不管是否已經註銷，繼續向她們追稅。按通知顯示，一般工作室需要按 2016 至 2018 年三年總收入的 70%（最少）按個人勞務計算稅款。總體而言，工作室補繳稅款需要按工作室總收入的 20% 左右計算。這筆數字相當龐大，若拿三年總收入 100 萬的工作室為例，則這個工作室需要補繳稅款 19.25 萬元。
要求補稅之外，原本各地推出的影視公司稅收優惠政策也被政府收回。毒舌電影旗下毒眸的報導稱，「過去幾年在霍爾果斯享受了稅收優惠的企業，需按照減稅總額的 40%，在當地投資建設有關項目」。這些政策的推出同樣也會影響影視公司的成本結構。
一場突如其來的補稅政策，讓不少影視公司無所適從，導致從業人員的不滿「我們當中很多工作室都是合法運營的，今天為什麼突然追稅三年，也沒能給個明白解釋。」張曉虹說自己的公司不大，繳交的稅款數目不大，但身邊有同行為了補稅賣房，導致破產。李湘湘則補充，由於今年大環境景氣下滑，公司上半年的財務狀況已經不如以往，如今又突然來了個補稅風波，為了繳稅，公司老闆關公司之後，還到處借錢，根本不用說還有多餘的錢和時間去籌備新項目，而她自己也此離開了這個產業。
根據新華社報導，自從相關部門開展規範影視行業稅收秩序工作以來，自查申報稅款 117.47 億元，已入庫 115.53 億元。此外，《經濟參考報》也計算影視業上市公司財報，這些影劇公司補繳的稅款比全行業的利潤還高。
十一之後，會更好嗎
看到局勢的轉變說不沮喪是騙人的，「電影最不可以被強製成為政治工具，電影應該為人民所自願地接受。」
回到《八佰》宣告撤檔的那一天，賈樟柯導演曾在微博上發表一段話：「電影事業，不能這樣搞。」編劇史航則說：「有位導演的鬍子，是我們眼看著白的。中國電影的天，也是我們眼看著黑的。」當然，這兩則帖子，如今也已經找不到了。
「這兩年中國電影市場似乎又面臨一次轉型。之前中國電影市場向好，從產業業績上迅速上升，從文化層面上也已經開始更多的多元表達了。但最近一兩年，這種開放性的確在收縮。電影創作，需要一個開放的環境。如果不開放，電影產業就會萎縮。這是最淺顯的道理。」影評人說。
然而，對監管機關來說，降低因「開放」而帶來的風險，還是遠大於對該產業的正面影響。截至 9 月 22 日以前，年度累積票房為 467.54 億人民幣，儘管中途殺出了部大賣的《哪吒之魔童降世》（目前票房已近 50 億，超越去年票房冠軍《紅海行動》），但若沒有其他意外發生，以此增幅算至年底，最多與去年成績持平，不太可能出現往常的增幅。這情況，實在很難說完全沒受到大量國產電影的延檔、撤檔的影響。
據了解，那些遭到臨時撤檔的電影，不代表就沒機會復映。在歷經了改名、撤檔風波的《小小的願望》，兩個月後再次選在中秋檔期 9 月 13 日重新上映。至於這段「撤檔期」究竟經歷了什麼？那又是一段「說不清、道不明」的故事。張曉虹則表示此前曾明確收到主管單位的「通知」，只要手上的電影在「十月之後」即可復映。而另外一些尚未復映的撤檔電影，部分知情人士表示還在「溝通協調」中，努力朝著「復映」前進。
觀眾李安心卻覺得自己看見《小小的願望》重新復映，坦言心裡很是複雜，一部分是她對重新上映的作品總有個不信任感，擔心遭到重新剪輯、刪減，「幾年前，我原本很期待昆汀塔倫提諾執導的《被解救的姜戈》（台譯《決殺令》），但這部也是上映幾小時就因技術問題臨時撤檔，後來我看『外網』才知道刪減一些鏡頭。後來，我就不想去看了。」不過，她補充如果《八佰》接下來重新上映了，她還是會去看，「因為我希望表達支持這題材，我現在能做的只剩這些，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還能做什麼。」
實際上，這次的採訪，有不少業內人士選擇噤聲，願意受訪的業內人士則希望化名。他們大多認為現下這個當口，唯有低調才能保命，因為要保護的不光是自己，更重要的是盡可能地守住「電影」。今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三十週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週年，後年則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更不用說，還有香港問題、台灣大選，以及持續進行的中美貿易戰等政治局勢。這些都是可能影響電影政策的重要政治訊號。
當被問及中國電影產業會走向何處，沒什麼人太有把握。雖然部分從業人員認為情況沒這麼糟，畢竟中國電影經歷過高歌猛進，如今的阻力頂多是個關卡。但依然有人陷入深深沮喪的情緒，覺得自己失去了描述產業全貌的能力——連過審電影都能在上映前一天遭到意外，還有什麼可以預測的。
影評人表示，看到局勢的轉變說不沮喪是騙人的，「電影最不可以被強製成為政治工具，電影應該為人民所自願地接受。」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所提及人名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