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电影撤档大风暴：缘何仿佛一夜间，行业前景全改变？

“中国电影的天，也是我们眼看著黑的。”——编剧史航

过去一年内，李安心进电影院的次数少了许多。从一个月进电影院三次，到几个月没进去一次。对于一名影迷来说，这不是一件特别寻常的事。对此她的解释是：“首先是没什么可看的，再来就是今年（电影）撤档状况特别频繁，我还挺气愤的。”

每年六月，李安心总是特别期待一年一度的“上海电影节”，说起来并不是为了追逐影展，而是能借机看到很多院线难以上映的经典电影。今年她一共抢了 13 张电影票，大部分是经典电影，唯一一部国产新片就是本届的开幕片《八佰》——由管虎执导，讲述 1937 年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军官谢晋元奉命率领军团死守四行仓库的故事。李安心说是这故事题材引发她的兴趣。

然而，就在与友人准备观赏《八佰》的前一晚，毫无预警地，她看到《八佰》在微博发表声明：“原定于 6 月 15 日晚进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电影《八佰》放映，因技术原因取消⋯⋯”这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历史上，首次出现开幕片在放映前 24 小时内取消放映的意外。

尽管有些无奈，但李安心还是抱著一丝希望，“既然影展没法看，那就等到之后全国公映。结果后来公映也仍然不能看，当下我真的觉得大概没戏了。我们之前也是有些担心不能上映，其实这种担心是一直都在的。”6 月 25 日《八佰》再度宣告电影正式撤档，声明中并未对电影动向多做解释。

“这就是一个笼统官方原因，背后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好跟大众解释。”——一名北京电影制作人

在《八佰》之后，李安心口中的“临时撤档”情况越发频繁，像是也同样预计在2019年上映的《少年的你》、《小小的愿望》（已复映）、《吹哨人》、《催眠·裁决》等。截至九月底以前，2019遭“临时撤档”的中国电影累积至少十部（不包含延档、改档等电影），这些电影“撤档”的时间点，距离上映日最多只有一个月，最少只有一天。

尽管近几年，中国政府不停加大对意识形态与政策的监管力度，但这种国产电影“撤档大潮”还是很难放进所谓“寻常”的脉络。关于撤档的理由，因“技术原因”取消上映，算是个比较常见，即便是海外也适用。今年二月，柏林影展上原定 2 月 15 日首映的张艺谋《一秒钟》也因技术原因取消放映。这部电影讲述一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逃出劳改营的囚犯故事。曾经有网友在《八佰》撤档之后，在网上发表一篇文章探究何谓“技术”原因，但最终还是没有结论。另外还有不少网友则会认为，撤档其实只是片商的一种营销手段。

一名北京电影制作人张晓虹解释：“这就是一个笼统官方原因，背后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好跟大众解释。技术上出现问题，是行业内大家互认。就是技术上出现问题，即便说真的是内容，那也是整个技术过程的一个环节。”在一则则“欲言又止”的声明背后，除了有众说纷纭的臆测和日渐麻木的观众之外，更多的其实是措手不及却只能低调不语的从业人员。为了进一步了解“临时撤档”的原因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端传媒访问近十位电影从业人员，他们分别位处不同岗位，亲历过中国电影高歌猛进的时期，也与监管部门交手过。面对“撤档大潮”，即便淡定以对，但还是带有不少困惑。

“特殊年份”怎么解释都有风险

“有些原本以为很安全的领域，也发生了不安全的事件。”

余文是一名在北京从事电影宣发的从业人员，他所负责的电影，也在撤档电影之列。意外发生之后，他们公司承受不小的损失，但面对这话题，他始终保持警觉。

他表示无法细说个中原因，因为在“特殊年份”怎么解释都有风险，“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 周年大庆，为保稳妥，很多电影都会排在十一、十二月上映。十月以前，就是尽力防止一些可能‘过热’的社会话题，倒不见得说（电影）内容都有问题，而是在十月以前确保一切稳妥。”

要说什么事情变得比以往更棘手了，余文说是局势多出太多不可预测性，“过去通常审查的流程都走完之后，就是等放映，现在是没到上映那天，都不能松懈，难保哪个领导突然间看到宣传，觉得这个不妥。”余文的电影是上映前五天内被告知撤档。

“难保哪个领导突然间看到宣传，觉得这个不妥。”

实际上，那些被撤档的电影，原因不尽相同。一种是遇上其他电影聚集在相近时间上映的档期，片商为躲开竞争而撤档；另一种是被艺人丑闻波及的电影，像是因艺人吴秀波情感事件，原定 2 月 5 日上映，之后提前上映又宣布撤档的《情圣2》。近几年中国当局对艺人形象的严格抓控，也会反映在电影的成败。

若撇除上述原因，还是有不少电影撤得不明不白，且相较于今年初广电总局针对电视剧、网路剧所颁布的“禁古令”有著明确一刀切的禁令，目前被撤档的电影，分别来自不同公司，制作成本少至千万多至几亿人民币，类型横跨历史、校园、青春、喜剧、犯罪、社会写实等，找不出太明显的共性。

正如张晓虹所说，“有些原本以为很安全的领域，也发生了不安全的事件。比方说喜剧、娱乐、青春，这原本是很安全的范围，不涉及到任何政治风险的东西，但还是会（被禁或撤档）。”

《八佰》撤档重创华谊兄弟

“但因为这是人治的政权，所以对影视的审查是浮动的，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八佰》算是这些今年的撤档电影当中，风波最大的一部。

在中国，处理历史题材向来是需要小心的，创作者有多大的诠释空间，得看官方如何定义该段历史。即便宣称“爱国电影”，一旦牵涉到民国时期的内容，还是会被归在敏感范围。然而作为本片制作方的华谊兄弟，倒也不是毫无经验，他们深谙游戏规则，早在前期制作，就对这题材格外小心。甚至意图把本片打造成年度商业大片的格局，斥资五亿人民币，全片以 IMAX 摄影机拍摄，为亚洲首例。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八佰》过审的那一天，华谊兄弟内部工作人员集体爆出一阵欢呼，像是吃了颗定心丸，赶紧发布定档海报，并开展宣发工作。既然《八佰》确定是过了内审，为什么在上映前“因技术原因”宣布撤档？此前，不少媒体报导都会提及，6 月 9 日一个名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的非营利组织在北京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席间对《八佰》进行强力抨击。这消息普遍被解读成某些领导在映前看了《八佰》后，觉得不适合作为“献礼片”。

对此，知情人士补充，真正导致《八佰》撤档的原因，其实与电影局内部势力以及外部政治局势消长有关，“他们内部一直知道这部电影很敏感，所以内审的时候，就做了非常多次的沟通，最后内部还是过了。由此可见，《八佰》是体制外的问题。”

一名资深电影高管尹书谊则分析，“《八佰》从立项到拍完历经三年。但因为这是人治的政权，所以对影视的审查是浮动的，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一个电影项目是跨几年的，某种程度来说，制作方必须预测几年后的政治环境，也因此投资风险就变得更高。”

“这个繁荣充满了偶然性，因为缺乏最根本的体制保障，所以一夜之间，行业前景就会被改变。”

风险很快就反映在市场上。在《八佰》宣布撤档后，华谊兄弟的股价开始下跌。实际上，去年面临上市十年以来首次亏损的华谊兄弟，今年对《八佰》、《手机2》、《小小的愿望》等项目都寄与厚望，但这三部电影却都历经延档、撤档风波，使得华谊兄弟再度受到重创。根据上半年财报显示，华谊兄弟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10.77 亿人民币，与同期相比下降 49.26%；实现净利润为 -3.79 亿人民币，同比下降 236.75%。创始人王中军坦言，他最近卖掉了一批艺术品，以解决华谊现金流的问题，“为了公司安全性，这没什么可丢人的。”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影评人分析，“中国电影忽然繁荣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个繁荣充满了偶然性，因为缺乏最根本的体制保障，所以一夜之间，行业前景就会被改变。据说今年前五个月，中国电影电视注册拍摄少了许多。不管怎样，大的趋势是这样走向了萧条。”所谓“繁荣了一段时间”，指的是三年前，中国的电影市场还在快速成长，当时还有电影人喊出要超越全球最大的北美票房市场；业外资金疯狂投入这个膨胀的产业；全国的银幕数、影院数急速扩增；观影人次直线上升；国产商业大片、喜剧小品也随之成长。

然而，发下的宏愿未及，动荡却抢先一步。在那之后，中国电影一方面经历热钱退去、第三方票补力度放缓、观影人次下滑、院线经营压力升高等产业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则受到监管机关对电影内容、影视公司、演员的全面整顿。

中宣部全面接管电影工作

电影局所提出的“审查意见”鲜少是通过官方红头文件或白纸黑字交待清楚，时常发生的状况是，请从业人员到电影局听，用手写抄下来。

说起审查，在当代中国似乎显得有些陈词滥调。但事实是，监管部门对创作的把控却持续以不可控的速度扩大中，大到影响这可能蓬勃发展的产业。

假设今天有一部国产电影想要在中国的电影院公映，他得先经过重重审查关卡，才能拿到“公映许可证”——也就是俗称的“龙标”——指的是通过内容审查与技术审（指对电影的画面质量、音频质量、播放流畅度、字幕质量等技术环节进行综合评估）。过往业内公认的潜规则是，一旦电影通过内容审，后面的技术审基本上只是行政流程问题，默认等同拿到公映许可，开始定档并进行宣发。但如今，潜规则似乎不再适用了。有越来越多拿到内容审批的电影，却不能公映。此外，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自从监管部门改组之后，除了审查时间变长，审查标准也变得难以捉摸。

2018 年 3 月 17 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原电影业的主责机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被撤销，改由中宣部底下的“国家电影局”接管，以“更好发挥电影在宣传思想和文化娱乐方面的特殊重要作用”。从事电影项目管理有七年经验的张彦表示，中宣部接管之前，影视公司与“地方广电总局”早已建立默契，但换了一套人之后，过往的沟通不再管用，“去年有一段时间是，无论是什么项目，只要（地方局）觉得这东西有一点点疑虑，就上报中宣部。”

2014 年“原广电总局”曾出台一项措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试行国产电影属地审查的通知》，由中央下放部分权力给地方主管机关审查该行政区的电影，除非遇上“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的电影，才交给中央审核。这让许多项目得以同时进行，加快审核效率。但现在，即便行政流程上没太多变动，实质上等于是把地方权力再次收回中央，对各地电影项目推进产生直接影响。张彦表示，他手上有个项目在改组之际提交上去，但到现在过了一年多，怎么催都没有回应，“以前总局的处长（或是地方局的局长）是可以沟通的，但现在改组之后，中宣部成立了一个四十几个人的审核小组，基本上你没办法去一个一个沟通这个事情。”

细看近两年的备案与公映许可证的数目，会发现改组后的几个月，整体数量明显下滑。电影制作人张晓虹则说“最近这半年不太稳定，交接过程中，有很多工作有延误，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阶段。”当然，对制作方来说，能想办法通过内容审查还是关键因素。只是中国监管部门的审查向来就以不透明、不公开为特色。

举例来说，电影局所提出的“审查意见”鲜少是通过官方红头文件或白纸黑字交待清楚，时常发生的状况是，请从业人员到电影局听，用手写抄下来，“毕竟（正式的）修改审核是有次数限制的，一旦政府公示过一次，就等于浪费一次机会。以前常常听到什么导演去广电总局喝茶，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让你去听就是给你机会。”一名上海的电影制作人李湘湘进一步指出，这是“双方沟通”的过程。

“我们会先去检查对方在台湾的言论，是否有在未来可能成为把柄的部分。更不用说，现在跟台湾人的合作，会在合约里签署，不得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后果自负。”

资深电影高管尹书谊认为，不可控的情况变高的同时，对政治情势的预判就越重要。她以台海形势为例，强调只要做过台湾片的中国片商，行销策略会议上都会讨论若是遭受攻击，该如何发表“我是中国人”的声明，“我们会先去检查对方在台湾的言论，是否有在未来可能成为把柄的部分。更不用说，现在跟台湾人的合作，会在合约里签署，不得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后果自负。”

“在中国，电影跟政治的关系向来是复杂的，一种是权力对于电影叙事的介入，自上而下的通过叙事灌输自己需要的价值观。另外注一种是基层民众通过观看电影的自觉，甚至通过自己制作电影，来呈现自己认为恰当的世界景象。这两种政治一直相互伴随。目前看来，后者更为弱势，前者更为强势。”影评人解释。

当然，这样的审查制度也并非困扰著每一位从业人员。张晓虹就认为这么大的市场总有其他需求，要是有哪些“现在暂时不能做的”，绕过去就是了。另一名长期与大陆的业主合作的台湾编剧洪瀚宇也认为与其纠结“限制”在哪，不如搞清楚游戏规则，“大陆的社会环境，即便是娱乐产业，本质上也是一种宣传，这跟台湾 50、60 年代状况差不多。其实事情没这么复杂，如果创作者很想呈现一个（现在不能讲）的议题，那就要有付出代价的决心。你不可能同时想说，又不想付出代价。”

只是，对某些从业人员来说，中央监管机关变动所带来的影响，不光是绕过敏感题材而已。

全面整顿影视产业导致业内人士失业与倒闭

“我们当中很多工作室都是合法运营的，今天为什么突然追税三年，也没能给个明白解释。”

一年多以前，从业十年的李湘湘完全没预料到公司会突然间倒闭，同时面临失业的困境。至少在“补税通知”来临之前，她以为可以一直从事影视行业。2018 年 10 月 8 日，范冰冰“阴阳合同”的风波还未完全落幕，从业人员的微信群里就开始流传一则税务部门的补税通知。

李湘湘是在收到“通知”的前两天从公司财会人员口中率先听到消息。财务人员建议她们赶紧注销公司，免得接下来得面临一大笔税款。起先，她们对消息感到半信半疑，不愿注销公司，但没多久却开始耳闻部分同行正准备关公司，觉得兹事体大，因此遵循财务的建议，赶在通知正式颁布前把公司关掉，“我们当时知道的是，只要政策下来之前先关掉公司，那就追不到我们，所以我们就开始走注销公司的流程。只是完全没想到，后来还是会被通知追税。”李湘湘说。李湘湘公司申请注销公司的那一天，正式通知果然下来了：

近年来，我国影视行业快速发展，整体呈现出良好态势。同时，也暴露出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款等问题，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损害了行业形象，影响了行业健康发展。

各级税务机关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对影视行业有关问题开展治理的要求，认真做好影视行业税收秩序规范工作。要充分考虑影视行业的特点，坚持稳妥推进、分步实施的原则，切实纠正影视行业税收方面存在的问题，增强影视从业人员依法纳税意识，进一步完善税收管理措施，促进影视行业健康发展。

起初李湘湘心底还有些庆幸，觉得好险抢先一步注销公司，但没想到政府单位却不管是否已经注销，继续向她们追税。按通知显示，一般工作室需要按 2016 至 2018 年三年总收入的 70%（最少）按个人劳务计算税款。总体而言，工作室补缴税款需要按工作室总收入的 20% 左右计算。这笔数字相当庞大，若拿三年总收入 100 万的工作室为例，则这个工作室需要补缴税款 19.25 万元。

要求补税之外，原本各地推出的影视公司税收优惠政策也被政府收回。毒舌电影旗下毒眸的报导称，“过去几年在霍尔果斯享受了税收优惠的企业，需按照减税总额的 40%，在当地投资建设有关项目”。这些政策的推出同样也会影响影视公司的成本结构。

一场突如其来的补税政策，让不少影视公司无所适从，导致从业人员的不满“我们当中很多工作室都是合法运营的，今天为什么突然追税三年，也没能给个明白解释。”张晓虹说自己的公司不大，缴交的税款数目不大，但身边有同行为了补税卖房，导致破产。李湘湘则补充，由于今年大环境景气下滑，公司上半年的财务状况已经不如以往，如今又突然来了个补税风波，为了缴税，公司老板关公司之后，还到处借钱，根本不用说还有多余的钱和时间去筹备新项目，而她自己也此离开了这个产业。

根据新华社报导，自从相关部门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以来，自查申报税款 117.47 亿元，已入库 115.53 亿元。此外，《经济参考报》也计算影视业上市公司财报，这些影剧公司补缴的税款比全行业的利润还高。

十一之后，会更好吗

看到局势的转变说不沮丧是骗人的，“电影最不可以被强制成为政治工具，电影应该为人民所自愿地接受。”

回到《八佰》宣告撤档的那一天，贾樟柯导演曾在微博上发表一段话：“电影事业，不能这样搞。”编剧史航则说：“有位导演的胡子，是我们眼看著白的。中国电影的天，也是我们眼看著黑的。”当然，这两则帖子，如今也已经找不到了。

“这两年中国电影市场似乎又面临一次转型。之前中国电影市场向好，从产业业绩上迅速上升，从文化层面上也已经开始更多的多元表达了。但最近一两年，这种开放性的确在收缩。电影创作，需要一个开放的环境。如果不开放，电影产业就会萎缩。这是最浅显的道理。”影评人说。

然而，对监管机关来说，降低因“开放”而带来的风险，还是远大于对该产业的正面影响。截至 9 月 22 日以前，年度累积票房为 467.54 亿人民币，尽管中途杀出了部大卖的《哪吒之魔童降世》（目前票房已近 50 亿，超越去年票房冠军《红海行动》），但若没有其他意外发生，以此增幅算至年底，最多与去年成绩持平，不太可能出现往常的增幅。这情况，实在很难说完全没受到大量国产电影的延档、撤档的影响。

据了解，那些遭到临时撤档的电影，不代表就没机会复映。在历经了改名、撤档风波的《小小的愿望》，两个月后再次选在中秋档期 9 月 13 日重新上映。至于这段“撤档期”究竟经历了什么？那又是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张晓虹则表示此前曾明确收到主管单位的“通知”，只要手上的电影在“十月之后”即可复映。而另外一些尚未复映的撤档电影，部分知情人士表示还在“沟通协调”中，努力朝著“复映”前进。

观众李安心却觉得自己看见《小小的愿望》重新复映，坦言心里很是复杂，一部分是她对重新上映的作品总有个不信任感，担心遭到重新剪辑、删减，“几年前，我原本很期待昆汀塔伦提诺执导的《被解救的姜戈》（台译《决杀令》），但这部也是上映几小时就因技术问题临时撤档，后来我看‘外网’才知道删减一些镜头。后来，我就不想去看了。”不过，她补充如果《八佰》接下来重新上映了，她还是会去看，“因为我希望表达支持这题材，我现在能做的只剩这些，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实际上，这次的采访，有不少业内人士选择噤声，愿意受访的业内人士则希望化名。他们大多认为现下这个当口，唯有低调才能保命，因为要保护的不光是自己，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地守住“电影”。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后年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更不用说，还有香港问题、台湾大选，以及持续进行的中美贸易战等政治局势。这些都是可能影响电影政策的重要政治讯号。

当被问及中国电影产业会走向何处，没什么人太有把握。虽然部分从业人员认为情况没这么糟，毕竟中国电影经历过高歌猛进，如今的阻力顶多是个关卡。但依然有人陷入深深沮丧的情绪，觉得自己失去了描述产业全貌的能力——连过审电影都能在上映前一天遭到意外，还有什么可以预测的。

影评人表示，看到局势的转变说不沮丧是骗人的，“电影最不可以被强制成为政治工具，电影应该为人民所自愿地接受。”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所提及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