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的天，也是我們眼看著黑的。」——編劇史航
過去一年內，李安心進電影院的次數少了許多。從一個月進電影院三次，到幾個月沒進去一次。對於一名影迷來說，這不是一件特別尋常的事。對此她的解釋是：「首先是沒什麼可看的，再來就是今年（電影）撤檔狀況特別頻繁，我還挺氣憤的。」
每年六月，李安心總是特別期待一年一度的「上海電影節」，說起來並不是為了追逐影展，而是能藉機看到很多院線難以上映的經典電影。今年她一共搶了 13 張電影票，大部分是經典電影，唯一一部國產新片就是本屆的開幕片《八佰》——由管虎執導，講述 1937 年抗日戰爭中，國民革命軍軍官謝晉元奉命率領軍團死守四行倉庫的故事。李安心說是這故事題材引發她的興趣。
然而，就在與友人準備觀賞《八佰》的前一晚，毫無預警地，她看到《八佰》在微博發表聲明：「原定於 6 月 15 日晚進行的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電影《八佰》放映，因技術原因取消⋯⋯」這是上海國際電影節歷史上，首次出現開幕片在放映前 24 小時內取消放映的意外。
儘管有些無奈，但李安心還是抱著一絲希望，「既然影展沒法看，那就等到之後全國公映。結果後來公映也仍然不能看，當下我真的覺得大概沒戲了。我們之前也是有些擔心不能上映，其實這種擔心是一直都在的。」6 月 25 日《八佰》再度宣告電影正式撤檔，聲明中並未對電影動向多做解釋。
「這就是一個籠統官方原因，背後有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不好跟大眾解釋。」——一名北京電影製作人
在《八佰》之後，李安心口中的「臨時撤檔」情況越發頻繁，像是也同樣預計在2019年上映的《少年的你》、《小小的願望》（已復映）、《吹哨人》、《催眠·裁決》等。截至九月底以前，2019遭「臨時撤檔」的中國電影累積至少十部（不包含延檔、改檔等電影），這些電影「撤檔」的時間點，距離上映日最多只有一個月，最少只有一天。
儘管近幾年，中國政府不停加大對意識形態與政策的監管力度，但這種國產電影「撤檔大潮」還是很難放進所謂「尋常」的脈絡。關於撤檔的理由，因「技術原因」取消上映，算是個比較常見，即便是海外也適用。今年二月，柏林影展上原定 2 月 15 日首映的張藝謀《一秒鐘》也因技術原因取消放映。這部電影講述一名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逃出勞改營的囚犯故事。曾經有網友在《八佰》撤檔之後，在網上發表一篇文章探究何謂「技術」原因，但最終還是沒有結論。另外還有不少網友則會認為，撤檔其實只是片商的一種營銷手段。
一名北京電影製作人張曉虹解釋：「這就是一個籠統官方原因，背後有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不好跟大眾解釋。技術上出現問題，是行業內大家互認。就是技術上出現問題，即便說真的是內容，那也是整個技術過程的一個環節。」在一則則「欲言又止」的聲明背後，除了有眾說紛紜的臆測和日漸麻木的觀眾之外，更多的其實是措手不及卻只能低調不語的從業人員。為了進一步瞭解「臨時撤檔」的原因以及可能帶來的影響，端傳媒訪問近十位電影從業人員，他們分別位處不同崗位，親歷過中國電影高歌猛進的時期，也與監管部門交手過。面對「撤檔大潮」，即便淡定以對，但還是帶有不少困惑。
「特殊年份」怎麼解釋都有風險
「有些原本以為很安全的領域，也發生了不安全的事件。」
余文是一名在北京從事電影宣發的從業人員，他所負責的電影，也在撤檔電影之列。意外發生之後，他們公司承受不小的損失，但面對這話題，他始終保持警覺。
他表示無法細說箇中原因，因為在「特殊年份」怎麼解釋都有風險，「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70 週年大慶，為保穩妥，很多電影都會排在十一、十二月上映。十月以前，就是盡力防止一些可能『過熱』的社會話題，倒不見得說（電影）內容都有問題，而是在十月以前確保一切穩妥。」
要說什麼事情變得比以往更棘手了，余文說是局勢多出太多不可預測性，「過去通常審查的流程都走完之後，就是等放映，現在是沒到上映那天，都不能鬆懈，難保哪個領導突然間看到宣傳，覺得這個不妥。」余文的電影是上映前五天內被告知撤檔。
「難保哪個領導突然間看到宣傳，覺得這個不妥。」
實際上，那些被撤檔的電影，原因不盡相同。一種是遇上其他電影聚集在相近時間上映的檔期，片商為躲開競爭而撤檔；另一種是被藝人醜聞波及的電影，像是因藝人吳秀波情感事件，原定 2 月 5 日上映，之後提前上映又宣布撤檔的《情聖2》。近幾年中國當局對藝人形象的嚴格抓控，也會反映在電影的成敗。
若撇除上述原因，還是有不少電影撤得不明不白，且相較於今年初廣電總局針對電視劇、網路劇所頒布的「禁古令」有著明確一刀切的禁令，目前被撤檔的電影，分別來自不同公司，製作成本少至千萬多至幾億人民幣，類型橫跨歷史、校園、青春、喜劇、犯罪、社會寫實等，找不出太明顯的共性。
正如張曉虹所說，「有些原本以為很安全的領域，也發生了不安全的事件。比方說喜劇、娛樂、青春，這原本是很安全的範圍，不涉及到任何政治風險的東西，但還是會（被禁或撤檔）。」
《八佰》撤檔重創華誼兄弟
「但因為這是人治的政權，所以對影視的審查是浮動的，不是一個統一的標準。」
《八佰》算是這些今年的撤檔電影當中，風波最大的一部。
在中國，處理歷史題材向來是需要小心的，創作者有多大的詮釋空間，得看官方如何定義該段歷史。即便宣稱「愛國電影」，一旦牽涉到民國時期的內容，還是會被歸在敏感範圍。然而作爲本片製作方的華誼兄弟，倒也不是毫無經驗，他們深諳遊戲規則，早在前期製作，就對這題材格外小心。甚至意圖把本片打造成年度商業大片的格局，斥資五億人民幣，全片以 IMAX 攝影機拍攝，為亞洲首例。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八佰》過審的那一天，華誼兄弟內部工作人員集體爆出一陣歡呼，像是吃了顆定心丸，趕緊發布定檔海報，並開展宣發工作。既然《八佰》確定是過了內審，為什麼在上映前「因技術原因」宣布撤檔？此前，不少媒體報導都會提及，6 月 9 日一個名為「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的非營利組織在北京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席間對《八佰》進行強力抨擊。這消息普遍被解讀成某些領導在映前看了《八佰》後，覺得不適合作為「獻禮片」。
對此，知情人士補充，真正導致《八佰》撤檔的原因，其實與電影局內部勢力以及外部政治局勢消長有關，「他們內部一直知道這部電影很敏感，所以內審的時候，就做了非常多次的溝通，最後內部還是過了。由此可見，《八佰》是體制外的問題。」
一名資深電影高管尹書誼則分析，「《八佰》從立項到拍完歷經三年。但因為這是人治的政權，所以對影視的審查是浮動的，不是一個統一的標準。一個電影項目是跨幾年的，某種程度來說，製作方必須預測幾年後的政治環境，也因此投資風險就變得更高。」
「這個繁榮充滿了偶然性，因為缺乏最根本的體制保障，所以一夜之間，行業前景就會被改變。」
風險很快就反映在市場上。在《八佰》宣布撤檔後，華誼兄弟的股價開始下跌。實際上，去年面臨上市十年以來首次虧損的華誼兄弟，今年對《八佰》、《手機2》、《小小的願望》等項目都寄與厚望，但這三部電影卻都歷經延檔、撤檔風波，使得華誼兄弟再度受到重創。根據上半年財報顯示，華誼兄弟實現營業總收入為 10.77 億人民幣，與同期相比下降 49.26%；實現淨利潤為 -3.79 億人民幣，同比下降 236.75%。創始人王中軍坦言，他最近賣掉了一批藝術品，以解決華誼現金流的問題，「為了公司安全性，這沒什麼可丟人的。」
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國影評人分析，「中國電影忽然繁榮了一段時間，但是這個繁榮充滿了偶然性，因為缺乏最根本的體制保障，所以一夜之間，行業前景就會被改變。據說今年前五個月，中國電影電視註冊拍攝少了許多。不管怎樣，大的趨勢是這樣走向了蕭條。」所謂「繁榮了一段時間」，指的是三年前，中國的電影市場還在快速成長，當時還有電影人喊出要超越全球最大的北美票房市場；業外資金瘋狂投入這個膨脹的產業；全國的銀幕數、影院數急速擴增；觀影人次直線上升；國產商業大片、喜劇小品也隨之成長。
然而，發下的宏願未及，動盪卻搶先一步。在那之後，中國電影一方面經歷熱錢退去、第三方票補力度放緩、觀影人次下滑、院線經營壓力升高等產業面的問題，另一方面則受到監管機關對電影內容、影視公司、演員的全面整頓。
中宣部全面接管電影工作
電影局所提出的「審查意見」鮮少是通過官方紅頭文件或白紙黑字交待清楚，時常發生的狀況是，請從業人員到電影局聽，用手寫抄下來。
說起審查，在當代中國似乎顯得有些陳詞濫調。但事實是，監管部門對創作的把控卻持續以不可控的速度擴大中，大到影響這可能蓬勃發展的產業。
假設今天有一部國產電影想要在中國的電影院公映，他得先經過重重審查關卡，才能拿到「公映許可證」——也就是俗稱的「龍標」——指的是通過內容審查與技術審（指對電影的畫面質量、音頻質量、播放流暢度、字幕質量等技術環節進行綜合評估）。過往業內公認的潛規則是，一旦電影通過內容審，後面的技術審基本上只是行政流程問題，默認等同拿到公映許可，開始定檔並進行宣發。但如今，潛規則似乎不再適用了。有越來越多拿到內容審批的電影，卻不能公映。此外，不少業內人士表示，自從監管部門改組之後，除了審查時間變長，審查標準也變得難以捉摸。
2018 年 3 月 17 日全國人大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原電影業的主責機關「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被撤銷，改由中宣部底下的「國家電影局」接管，以「更好發揮電影在宣傳思想和文化娛樂方面的特殊重要作用」。從事電影項目管理有七年經驗的張彥表示，中宣部接管之前，影視公司與「地方廣電總局」早已建立默契，但換了一套人之後，過往的溝通不再管用，「去年有一段時間是，無論是什麼項目，只要（地方局）覺得這東西有一點點疑慮，就上報中宣部。」
2014 年「原廣電總局」曾出台一項措施《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關於試行國產電影屬地審查的通知》，由中央下放部分權力給地方主管機關審查該行政區的電影，除非遇上「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的電影，才交給中央審核。這讓許多項目得以同時進行，加快審核效率。但現在，即便行政流程上沒太多變動，實質上等於是把地方權力再次收回中央，對各地電影項目推進產生直接影響。張彥表示，他手上有個項目在改組之際提交上去，但到現在過了一年多，怎麼催都沒有回應，「以前總局的處長（或是地方局的局長）是可以溝通的，但現在改組之後，中宣部成立了一個四十幾個人的審核小組，基本上你沒辦法去一個一個溝通這個事情。」
細看近兩年的備案與公映許可證的數目，會發現改組後的幾個月，整體數量明顯下滑。電影製作人張曉虹則說「最近這半年不太穩定，交接過程中，有很多工作有延誤，這是比較特殊的一個階段。」當然，對製作方來說，能想辦法通過內容審查還是關鍵因素。只是中國監管部門的審查向來就以不透明、不公開為特色。
舉例來說，電影局所提出的「審查意見」鮮少是通過官方紅頭文件或白紙黑字交待清楚，時常發生的狀況是，請從業人員到電影局聽，用手寫抄下來，「畢竟（正式的）修改審核是有次數限制的，一旦政府公示過一次，就等於浪費一次機會。以前常常聽到什麼導演去廣電總局喝茶，其實就是這個意思。讓你去聽就是給你機會。」一名上海的電影製作人李湘湘進一步指出，這是「雙方溝通」的過程。
「我們會先去檢查對方在台灣的言論，是否有在未來可能成為把柄的部分。更不用說，現在跟台灣人的合作，會在合約裡簽署，不得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後果自負。」
資深電影高管尹書誼認為，不可控的情況變高的同時，對政治情勢的預判就越重要。她以台海形勢為例，強調只要做過台灣片的中國片商，行銷策略會議上都會討論若是遭受攻擊，該如何發表「我是中國人」的聲明，「我們會先去檢查對方在台灣的言論，是否有在未來可能成為把柄的部分。更不用說，現在跟台灣人的合作，會在合約裡簽署，不得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後果自負。」
「在中國，電影跟政治的關係向來是複雜的，一種是權力對於電影敘事的介入，自上而下的通過敘事灌輸自己需要的價值觀。另外注一種是基層民眾通過觀看電影的自覺，甚至通過自己製作電影，來呈現自己認為恰當的世界景象。這兩種政治一直相互伴隨。目前看來，後者更為弱勢，前者更為強勢。」影評人解釋。
當然，這樣的審查制度也並非困擾著每一位從業人員。張曉虹就認為這麼大的市場總有其他需求，要是有哪些「現在暫時不能做的」，繞過去就是了。另一名長期與大陸的業主合作的台灣編劇洪瀚宇也認為與其糾結「限制」在哪，不如搞清楚遊戲規則，「大陸的社會環境，即便是娛樂產業，本質上也是一種宣傳，這跟台灣 50、60 年代狀況差不多。其實事情沒這麼複雜，如果創作者很想呈現一個（現在不能講）的議題，那就要有付出代價的決心。你不可能同時想說，又不想付出代價。」
只是，對某些從業人員來說，中央監管機關變動所帶來的影響，不光是繞過敏感題材而已。
全面整頓影視產業導致業內人士失業與倒閉
「我們當中很多工作室都是合法運營的，今天為什麼突然追稅三年，也沒能給個明白解釋。」
一年多以前，從業十年的李湘湘完全沒預料到公司會突然間倒閉，同時面臨失業的困境。至少在「補稅通知」來臨之前，她以為可以一直從事影視行業。2018 年 10 月 8 日，范冰冰「陰陽合同」的風波還未完全落幕，從業人員的微信群裡就開始流傳一則稅務部門的補稅通知。
李湘湘是在收到「通知」的前兩天從公司財會人員口中率先聽到消息。財務人員建議她們趕緊註銷公司，免得接下來得面臨一大筆稅款。起先，她們對消息感到半信半疑，不願註銷公司，但沒多久卻開始耳聞部分同行正準備關公司，覺得茲事體大，因此遵循財務的建議，趕在通知正式頒布前把公司關掉，「我們當時知道的是，只要政策下來之前先關掉公司，那就追不到我們，所以我們就開始走註銷公司的流程。只是完全沒想到，後來還是會被通知追稅。」李湘湘說。李湘湘公司申請註銷公司的那一天，正式通知果然下來了：
近年來，我國影視行業快速發展，整體呈現出良好態勢。同時，也暴露出天價片酬、「陰陽合同」、偷逃稅款等問題，破壞了社會公平正義，損害了行業形象，影響了行業健康發展。
各級稅務機關要深刻領會、準確把握中央宣傳部等五部門對影視行業有關問題開展治理的要求，認真做好影視行業稅收秩序規範工作。要充分考慮影視行業的特點，堅持穩妥推進、分步實施的原則，切實糾正影視行業稅收方面存在的問題，增強影視從業人員依法納稅意識，進一步完善稅收管理措施，促進影視行業健康發展。
起初李湘湘心底還有些慶幸，覺得好險搶先一步註銷公司，但沒想到政府單位卻不管是否已經註銷，繼續向她們追稅。按通知顯示，一般工作室需要按 2016 至 2018 年三年總收入的 70%（最少）按個人勞務計算稅款。總體而言，工作室補繳稅款需要按工作室總收入的 20% 左右計算。這筆數字相當龐大，若拿三年總收入 100 萬的工作室為例，則這個工作室需要補繳稅款 19.25 萬元。
要求補稅之外，原本各地推出的影視公司稅收優惠政策也被政府收回。毒舌電影旗下毒眸的報導稱，「過去幾年在霍爾果斯享受了稅收優惠的企業，需按照減稅總額的 40%，在當地投資建設有關項目」。這些政策的推出同樣也會影響影視公司的成本結構。
一場突如其來的補稅政策，讓不少影視公司無所適從，導致從業人員的不滿「我們當中很多工作室都是合法運營的，今天為什麼突然追稅三年，也沒能給個明白解釋。」張曉虹說自己的公司不大，繳交的稅款數目不大，但身邊有同行為了補稅賣房，導致破產。李湘湘則補充，由於今年大環境景氣下滑，公司上半年的財務狀況已經不如以往，如今又突然來了個補稅風波，為了繳稅，公司老闆關公司之後，還到處借錢，根本不用說還有多餘的錢和時間去籌備新項目，而她自己也此離開了這個產業。
根據新華社報導，自從相關部門開展規範影視行業稅收秩序工作以來，自查申報稅款 117.47 億元，已入庫 115.53 億元。此外，《經濟參考報》也計算影視業上市公司財報，這些影劇公司補繳的稅款比全行業的利潤還高。
十一之後，會更好嗎
看到局勢的轉變說不沮喪是騙人的，「電影最不可以被強製成為政治工具，電影應該為人民所自願地接受。」
回到《八佰》宣告撤檔的那一天，賈樟柯導演曾在微博上發表一段話：「電影事業，不能這樣搞。」編劇史航則說：「有位導演的鬍子，是我們眼看著白的。中國電影的天，也是我們眼看著黑的。」當然，這兩則帖子，如今也已經找不到了。
「這兩年中國電影市場似乎又面臨一次轉型。之前中國電影市場向好，從產業業績上迅速上升，從文化層面上也已經開始更多的多元表達了。但最近一兩年，這種開放性的確在收縮。電影創作，需要一個開放的環境。如果不開放，電影產業就會萎縮。這是最淺顯的道理。」影評人說。
然而，對監管機關來說，降低因「開放」而帶來的風險，還是遠大於對該產業的正面影響。截至 9 月 22 日以前，年度累積票房為 467.54 億人民幣，儘管中途殺出了部大賣的《哪吒之魔童降世》（目前票房已近 50 億，超越去年票房冠軍《紅海行動》），但若沒有其他意外發生，以此增幅算至年底，最多與去年成績持平，不太可能出現往常的增幅。這情況，實在很難說完全沒受到大量國產電影的延檔、撤檔的影響。
據了解，那些遭到臨時撤檔的電影，不代表就沒機會復映。在歷經了改名、撤檔風波的《小小的願望》，兩個月後再次選在中秋檔期 9 月 13 日重新上映。至於這段「撤檔期」究竟經歷了什麼？那又是一段「說不清、道不明」的故事。張曉虹則表示此前曾明確收到主管單位的「通知」，只要手上的電影在「十月之後」即可復映。而另外一些尚未復映的撤檔電影，部分知情人士表示還在「溝通協調」中，努力朝著「復映」前進。
觀眾李安心卻覺得自己看見《小小的願望》重新復映，坦言心裡很是複雜，一部分是她對重新上映的作品總有個不信任感，擔心遭到重新剪輯、刪減，「幾年前，我原本很期待昆汀塔倫提諾執導的《被解救的姜戈》（台譯《決殺令》），但這部也是上映幾小時就因技術問題臨時撤檔，後來我看『外網』才知道刪減一些鏡頭。後來，我就不想去看了。」不過，她補充如果《八佰》接下來重新上映了，她還是會去看，「因為我希望表達支持這題材，我現在能做的只剩這些，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還能做什麼。」
實際上，這次的採訪，有不少業內人士選擇噤聲，願意受訪的業內人士則希望化名。他們大多認為現下這個當口，唯有低調才能保命，因為要保護的不光是自己，更重要的是盡可能地守住「電影」。今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三十週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週年，後年則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更不用說，還有香港問題、台灣大選，以及持續進行的中美貿易戰等政治局勢。這些都是可能影響電影政策的重要政治訊號。
當被問及中國電影產業會走向何處，沒什麼人太有把握。雖然部分從業人員認為情況沒這麼糟，畢竟中國電影經歷過高歌猛進，如今的阻力頂多是個關卡。但依然有人陷入深深沮喪的情緒，覺得自己失去了描述產業全貌的能力——連過審電影都能在上映前一天遭到意外，還有什麼可以預測的。
影評人表示，看到局勢的轉變說不沮喪是騙人的，「電影最不可以被強製成為政治工具，電影應該為人民所自願地接受。」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所提及人名皆為化名
「補稅通知」, 就是打劫。
我是真的觉得陈莉雅把端传媒的东西写成了公众号·····这是大陆稿，不是你们台湾好吗
有文革前的氛圍了
這件事如果再20世紀中葉的中國或許並不令人奇怪，但是現在是21世紀。
中國確實是在倒退了，令人難過，偏偏又是在中國電影正邁開大步走向國際的時候。
電影也要為黨服務，哈哈哈哈哈。真是越來越瘋狂了
我期待的刀背藏身 可惜
创意和知识从文化管制严苛、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地方逃走，资本从政府不断汲取民间财富、私有财产保护不力的地方逃走，这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一个规律。既然不能用手投票，那就只能用脚投票了
以为“噤声”就能“保护”电影实在是单纯
历史上有什么东西是靠默不作声守住的？极权的扩张就是要将宣传的枝叶遮蔽其它自由的领域
@carolzlee 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协会发言撤档。是因为这个协会的言论反映出背后的某些高层领导人对这个电影的态度。
我很好奇，希望金馬能多一點灰色地帶、讓中國電影工作者能參與而不至於被打壓的人是否思考過，就像這篇文章談的撤檔標準一樣，關於自我審查的一切都是動態，過去金馬也不是沒有更直接說台灣是國家的典禮參與者，但今天談台灣本土意識不行就避諱好了，那明天又多了個什麼也不行也不談好了，後天中國的禁片該不該入圍？中國封殺的藝人能不能出席入選？
當開始對審查低頭（或者說是體貼也好），要一路低到什麼地步，有停止的一天嗎？老大哥的勒索會有底線嗎？
如今連八佰這樣的片都無法上了、國師參加三大影展播放前夕被中止、在中國發展的藝人們動不動就要大規模集體網路表忠，但不過幾年之前並沒有這樣的吧。
大陸嘲笑小島因為沒有大陸電影而史詩級慘淡的時候，也不會想想大陸的有多少電影因技術原因不能上映，這期間誰的損失更嚴重，後果更不堪設想？
世界上的任何藝術形式，其本質都是在用其特有的表達方式描述著這個世界，只有用最純粹的藝術語言，才能說出最真諦的故事。 若將充滿意識形態的政治藥劑，摻雜於藝術作品之中，那最終呈現於世人面前的結果，必將是用於奴役洗腦民眾的政治毒藥。
在一個任何事情都講究政治掛帥的環境裡，本應當理性創作、充滿生機的藝術表達，卻被強制捆綁上一套僵硬陳舊的政治外衣，這件外衣的尺寸永遠不變，如果你穿不上 它，那就是你有問題，而不是這套外衣有問題。
這個環境裡的一切事物都在為政治所服務，包括本應該純粹的藝術，以至於我們印像中許多藝術表演的概念都變得荒誕無趣，比如紅歌、樣板戲、紅色娘子軍、頌歌晚會等等， 而這其中最為極致的便是幾天前中共紀念建政70週年天安門前的那出恢宏統一但又刻板單調的政治表演，當然他們稱其為慶典。 電影、歌曲是最易於在民間傳播價值觀念的藝術形式，也正因如此，才會變成為政治服務的最理想手段，將人類藝術表演形式的精髓，變為極權政治的統治工具，這恐怕 是對人類藝術文明的最大褻瀆。
當下的中國人在許多方面對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極為敏感，這都要歸功於無處不在的自我審查習慣，這讓許多人養成了一種本能，即一定要 遠離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並且美其名曰「有政治覺悟」，在這樣的人看來，文中最後那句「電影最不可以被強製成為政治工具，電影應該為人民 所自願地接受」的箴言真語，反而成為了最沒有「政治覺悟」的言辭。
文学，电影，很多都是为了聚焦冲突，强调矛盾，表述不可言，问没有答案的问题 … 如果这个安全岛越来越小，不知道还能写什么，拍什么 …
于是现在变成40人决定14亿人看什么了吗
@雨月 確實誤解，my fault.
@Liuhuiming
不用道歉，但是你可能有点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其实也是表达一种无奈之情。金马奖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所有艺术创作者都能自由表达自己的理念，又能涵盖全华语地区的作品，这是影视创作者们共同希望的。
只是现在的现实情况是LGBTQ、国共、民主等议题都可以碰，都有灰色空间可以发挥，唯独两岸议题是悬在大陆文艺工作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个现状短期内无法改变。
大陆创作人们当然没有资格要求台湾的金马筹办及参与者迁就自己，加入”自我审查”的行列(在颁奖仪式上对两岸话题噤声)。如果台方愿意”默契”一下，自当是充满感激(supposedly)。如果有人认为默契配合就是屈服强权而拒绝，那也无可指摘。选择权在台方，我觉得两个选择没有孰优孰劣，看选择者自己的考量和价值取向。
因为这个问题只能二选一。不然地话各方都希望在灰色地带互相成全。大陆和台湾的从业者都是受害方，现实就是这样的无奈局面。
@雨月 很抱歉，最後一句話言重了，必須收回，請接受我的道歉。
@雨月 列出這種二選一，你想表達的不過就是：凡與自己意見不同就打壓，天底下沒有藤條解決不了的問題。我一直在想那些隨意出動手的陸生，他們並不是與生俱來就如此，想想CCP向來如何對待異見人士，就不難理解，這樣的風氣、這樣的社會，要不吃胡蘿蔔，要不吃棍棒，讓異見存在的空間是零，不能苛責這些學生，榜樣在他們的教育成長過程缺席。
有一年金馬大獎中國電影全包了，都是實至名歸，記得當晚自己發了一句話：這樣的金馬獎與婚姻平權才是真正的台灣精神！在台灣就算多數人不喜歡，黑道統促黨掛五星旗在台北遊車河也不會有人對他們怎麼樣。你有什麼意見在台灣發表都不是問題，就像去年金馬也有受獎人拿著標語「我在亞洲，我反美帝」大方上台。
「本土政治表達」六個字無法概括全體台灣，台灣社會有各種聲音，各種意見，我們每天都與之共存，一個家庭在婚姻平權問題會有不同成員的反對贊成方，談到政治問題兩方又重新洗牌，再換其他議題又重新洗牌，最大共識就是誰都別想剝奪我們每個人作為一個個體的思想、言論自由，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容忍統促黨的各種出格行為。
思想並不能作為任何人受罰的原因。要中國影片參加，就放棄政治表達。你的要脅像是代表了黨、代表了國家，若干年後這段歷史如果拍成電影，這會是一段不能缺席的台詞與眾生相。
“6 月 9 日一个名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的非营利组织在北京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席间对《八佰》进行强力抨击。”
怎么这种组织一抨击，《八佰》就撤档了？他们的言论怎么就那么管用呢？
电影本身同音乐、文字一样，是一种表达载体，你当然可以认为「电影不应该牵涉政治」，但如果真的所有人都对某个话题避而不谈，这本身就是政治。
再者，去年金马奖风波当晚，众多当红明星同时发声明——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连沉默都不允许)，这是否也是一种政治表态呢。
既然电影不应涉及政治，为何最近国庆热播的都是《我喝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青一色红得发紫的作品，而《八百》“被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好文！
不是「”涵盖全华语地区”与”台湾本土的政治表达”，哪个比较重要」，「討好中國政府」與「言論自由」孰輕孰重。
很多人不知是對整個世界電影獎項都缺乏關注還是為其立場故意忽略，總是完全絕口不提從三大到奧斯卡，評審、頒獎人、領獎者簡直照三餐在發表政治立場；至於金馬，反核、原住民自治、同性婚姻、反美帝、五星旗胸章、稱台片為中國電影、諷刺低端人口…也從沒缺席過。
然而，金馬依舊是敞開大門、含蓋華語地區，所以討好中國政府與言論自由孰輕孰重其實也不是屬於金馬，而是中國這些電影創作者的問題。如果選擇了前者，依照討好黨高於言論自由的邏輯，又有何好抱怨自己電影被撤檔呢？
@雨月 你有一部份還是說錯了。台灣金馬獎就是自認為應涵蓋「所有華語電影」。你說的：希望「帶有台灣本土政治表達」這個想法一直在，但有這樣色彩的電影就是不好看也拿不了獎。畢竟金馬的公信力來自籌備和評審都是獨立的，有立委砲轟金馬台片得獎太少隔天也馬上就道歉了。
那麼，只要評選獨立，對「台灣政治表達」的希望就僅僅是個個人願望(哪怕是多大的官)，難道鞏俐來當評審還能干涉她怎麼選嗎？
連台灣的電影輔導金都無法干涉給什麼題材了，台灣有選舉會換黨，沒人敢這麼做。
@LMAT 一一是台灣電影啊喂！楊德昌！
把金馬獎政治發言和中國電影審查混為一談的，才真的是邏輯感人。在言論和創作自由的光譜上，兩者根本是位於兩端遙遙相對。
其实金马奖这个事儿，就在于台湾希不希望大陆电影也来参展。也就是说，”涵盖全华语地区”与”台湾本土的政治表达”，哪个比较重要。
其实金马筹办方与参与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分歧。有些人更希望金马奖成为全华人的文化交流平台，那就不得不避谈政治，以免被两岸议题撕扯。有些人则不稀罕大陆的参与，认为既然是台湾的奖，本土表达与政治诉求的开放性是第一位。
当然，究其原因自然是中共的限制挤压。但是在中共元素短时间内并无希望消除的前提下，以上两方就不得不有一方迁就另一方，因为灰色地带和转圜空间很小。
容纳大陆电影的进入对金马奖的影响力及台湾电影的发展(通过交流)很有好处，自由表达对台湾人也很重要。就看怎么取舍了。
其实大陆文化人也是寄希望于金马奖的平台的，毕竟香港金像奖和内地金鸡百花奖现在都不如金马。
我覺得中國電影從業人員缺乏正面思考：
如果沒有政府有效統治、社會安定和諧，會有十年票房十倍的成長嗎？會拍的出流浪地球這種科幻大片嗎？能養的起這麼多從業人員嗎？
中共肯定會越來越開放，雖然我看不出來。
是共产党，还是中国做这些的？
端的好报道之一 👍👍
所以也難怪以後能看的、好看的電影越來越少啊⋯⋯
史航的問題在於他對於金馬獎錯誤的理解。大陸影人受盡了當權政治的威逼，以為到了金馬獎可以得到一些獨立自主不受政治干擾的環境。但是在台灣，套文中洪瀚宇的說法，創作者想用電影呈現自己的議題不需要太多代價，自由地談政治很正常的事。他把「電影不應該牽涉政治」和「政治不應該干涉電影」的概念弄混了
那位陈墨童鞋逻辑也是感人，史航老师说的就是一件事，政治干扰到电影连奥斯卡都有，跟抨击台湾还是内地有啥关系？偏见也太明显了。用一个偏见去打破另一个偏见，是不可能的
電影有政治內容或金馬獎有政治性發言又怎樣
中國把手伸進電影裡才噁心
史航可不是抨擊金馬獎，而是抨擊台灣，但硬要金馬噤聲、演員表態、內容審查、不准自由創作的可正是中國政府啊。
以前還覺得某些中國的電影很捧，山河故人、頤和園、一一、黃金時代，現在甚麼都沒了
楼下逻辑有问题啊，他抨击金马和抨击广电不是都是表达政治不该干涉电影吗. 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从你的话来看，我没看出来他哪里反复了
实话讲 小小的愿望 比较好听 相比于伟大的愿望
史航先生去年抨擊台灣人怎麼用政治侮辱了金馬的發言，實在讓人印象深刻，怎麼現在又感嘆「中國電影的天，也是我們眼看著黑的。」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啊~~
当时看到《伟大的愿望》改名《小小的愿望》真是笑出声，小人物在电影里伟大一下也不行
每一个部分都是点到即止···完全谈不上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