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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國電影撤檔大風暴:緣何彷彿一夜間,行業前景全改變?

當中宣部全面接管工作,大批電影在2019年因「技術原因」臨時撤檔,銀幕空了,一個行業的天也突然黑了⋯⋯


《八佰》電影劇照。 網上圖片
《八佰》電影劇照。 網上圖片

「中國電影的天,也是我們眼看著黑的。」——編劇史航

過去一年內,李安心進電影院的次數少了許多。從一個月進電影院三次,到幾個月沒進去一次。對於一名影迷來說,這不是一件特別尋常的事。對此她的解釋是:「首先是沒什麼可看的,再來就是今年(電影)撤檔狀況特別頻繁,我還挺氣憤的。」

每年六月,李安心總是特別期待一年一度的「上海電影節」,說起來並不是為了追逐影展,而是能藉機看到很多院線難以上映的經典電影。今年她一共搶了 13 張電影票,大部分是經典電影,唯一一部國產新片就是本屆的開幕片《八佰》——由管虎執導,講述 1937 年抗日戰爭中,國民革命軍軍官謝晉元奉命率領軍團死守四行倉庫的故事。李安心說是這故事題材引發她的興趣。

然而,就在與友人準備觀賞《八佰》的前一晚,毫無預警地,她看到《八佰》在微博發表聲明:「原定於 6 月 15 日晚進行的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電影《八佰》放映,因技術原因取消⋯⋯」這是上海國際電影節歷史上,首次出現開幕片在放映前 24 小時內取消放映的意外。

儘管有些無奈,但李安心還是抱著一絲希望,「既然影展沒法看,那就等到之後全國公映。結果後來公映也仍然不能看,當下我真的覺得大概沒戲了。我們之前也是有些擔心不能上映,其實這種擔心是一直都在的。」6 月 25 日《八佰》再度宣告電影正式撤檔,聲明中並未對電影動向多做解釋。

「這就是一個籠統官方原因,背後有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不好跟大眾解釋。」——一名北京電影製作人

在《八佰》之後,李安心口中的「臨時撤檔」情況越發頻繁,像是也同樣預計在2019年上映的《少年的你》、《小小的願望》(已復映)、《吹哨人》、《催眠·裁決》等。截至九月底以前,2019遭「臨時撤檔」的中國電影累積至少十部(不包含延檔、改檔等電影),這些電影「撤檔」的時間點,距離上映日最多只有一個月,最少只有一天。

儘管近幾年,中國政府不停加大對意識形態與政策的監管力度,但這種國產電影「撤檔大潮」還是很難放進所謂「尋常」的脈絡。關於撤檔的理由,因「技術原因」取消上映,算是個比較常見,即便是海外也適用。今年二月,柏林影展上原定 2 月 15 日首映的張藝謀《一秒鐘》也因技術原因取消放映。這部電影講述一名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逃出勞改營的囚犯故事。曾經有網友在《八佰》撤檔之後,在網上發表一篇文章探究何謂「技術」原因,但最終還是沒有結論。另外還有不少網友則會認為,撤檔其實只是片商的一種營銷手段。

一名北京電影製作人張曉虹解釋:「這就是一個籠統官方原因,背後有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不好跟大眾解釋。技術上出現問題,是行業內大家互認。就是技術上出現問題,即便說真的是內容,那也是整個技術過程的一個環節。」在一則則「欲言又止」的聲明背後,除了有眾說紛紜的臆測和日漸麻木的觀眾之外,更多的其實是措手不及卻只能低調不語的從業人員。為了進一步瞭解「臨時撤檔」的原因以及可能帶來的影響,端傳媒訪問近十位電影從業人員,他們分別位處不同崗位,親歷過中國電影高歌猛進的時期,也與監管部門交手過。面對「撤檔大潮」,即便淡定以對,但還是帶有不少困惑。

今年臨時撤檔的電影

今年臨時撤檔的電影圖:Tseng Lee / 端傳媒設計部

「特殊年份」怎麼解釋都有風險

「有些原本以為很安全的領域,也發生了不安全的事件。」

余文是一名在北京從事電影宣發的從業人員,他所負責的電影,也在撤檔電影之列。意外發生之後,他們公司承受不小的損失,但面對這話題,他始終保持警覺。

他表示無法細說箇中原因,因為在「特殊年份」怎麼解釋都有風險,「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70 週年大慶,為保穩妥,很多電影都會排在十一、十二月上映。十月以前,就是盡力防止一些可能『過熱』的社會話題,倒不見得說(電影)內容都有問題,而是在十月以前確保一切穩妥。」

要說什麼事情變得比以往更棘手了,余文說是局勢多出太多不可預測性,「過去通常審查的流程都走完之後,就是等放映,現在是沒到上映那天,都不能鬆懈,難保哪個領導突然間看到宣傳,覺得這個不妥。」余文的電影是上映前五天內被告知撤檔。

「難保哪個領導突然間看到宣傳,覺得這個不妥。」

實際上,那些被撤檔的電影,原因不盡相同。一種是遇上其他電影聚集在相近時間上映的檔期,片商為躲開競爭而撤檔;另一種是被藝人醜聞波及的電影,像是因藝人吳秀波情感事件,原定 2 月 5 日上映,之後提前上映又宣布撤檔的《情聖2》。近幾年中國當局對藝人形象的嚴格抓控,也會反映在電影的成敗。

若撇除上述原因,還是有不少電影撤得不明不白,且相較於今年初廣電總局針對電視劇、網路劇所頒布的「禁古令」有著明確一刀切的禁令,目前被撤檔的電影,分別來自不同公司,製作成本少至千萬多至幾億人民幣,類型橫跨歷史、校園、青春、喜劇、犯罪、社會寫實等,找不出太明顯的共性。

正如張曉虹所說,「有些原本以為很安全的領域,也發生了不安全的事件。比方說喜劇、娛樂、青春,這原本是很安全的範圍,不涉及到任何政治風險的東西,但還是會(被禁或撤檔)。」

《八佰》撤檔重創華誼兄弟

「但因為這是人治的政權,所以對影視的審查是浮動的,不是一個統一的標準。」

《八佰》算是這些今年的撤檔電影當中,風波最大的一部。

在中國,處理歷史題材向來是需要小心的,創作者有多大的詮釋空間,得看官方如何定義該段歷史。即便宣稱「愛國電影」,一旦牽涉到民國時期的內容,還是會被歸在敏感範圍。然而作爲本片製作方的華誼兄弟,倒也不是毫無經驗,他們深諳遊戲規則,早在前期製作,就對這題材格外小心。甚至意圖把本片打造成年度商業大片的格局,斥資五億人民幣,全片以 IMAX 攝影機拍攝,為亞洲首例。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八佰》過審的那一天,華誼兄弟內部工作人員集體爆出一陣歡呼,像是吃了顆定心丸,趕緊發布定檔海報,並開展宣發工作。既然《八佰》確定是過了內審,為什麼在上映前「因技術原因」宣布撤檔?此前,不少媒體報導都會提及,6 月 9 日一個名為「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的非營利組織在北京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席間對《八佰》進行強力抨擊。這消息普遍被解讀成某些領導在映前看了《八佰》後,覺得不適合作為「獻禮片」。

對此,知情人士補充,真正導致《八佰》撤檔的原因,其實與電影局內部勢力以及外部政治局勢消長有關,「他們內部一直知道這部電影很敏感,所以內審的時候,就做了非常多次的溝通,最後內部還是過了。由此可見,《八佰》是體制外的問題。」

一名資深電影高管尹書誼則分析,「《八佰》從立項到拍完歷經三年。但因為這是人治的政權,所以對影視的審查是浮動的,不是一個統一的標準。一個電影項目是跨幾年的,某種程度來說,製作方必須預測幾年後的政治環境,也因此投資風險就變得更高。」

「這個繁榮充滿了偶然性,因為缺乏最根本的體制保障,所以一夜之間,行業前景就會被改變。」

風險很快就反映在市場上。在《八佰》宣布撤檔後,華誼兄弟的股價開始下跌。實際上,去年面臨上市十年以來首次虧損的華誼兄弟,今年對《八佰》、《手機2》、《小小的願望》等項目都寄與厚望,但這三部電影卻都歷經延檔、撤檔風波,使得華誼兄弟再度受到重創。根據上半年財報顯示,華誼兄弟實現營業總收入為 10.77 億人民幣,與同期相比下降 49.26%;實現淨利潤為 -3.79 億人民幣,同比下降 236.75%。創始人王中軍坦言,他最近賣掉了一批藝術品,以解決華誼現金流的問題,「為了公司安全性,這沒什麼可丟人的。」

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國影評人分析,「中國電影忽然繁榮了一段時間,但是這個繁榮充滿了偶然性,因為缺乏最根本的體制保障,所以一夜之間,行業前景就會被改變。據說今年前五個月,中國電影電視註冊拍攝少了許多。不管怎樣,大的趨勢是這樣走向了蕭條。」所謂「繁榮了一段時間」,指的是三年前,中國的電影市場還在快速成長,當時還有電影人喊出要超越全球最大的北美票房市場;業外資金瘋狂投入這個膨脹的產業;全國的銀幕數、影院數急速擴增;觀影人次直線上升;國產商業大片、喜劇小品也隨之成長。

然而,發下的宏願未及,動盪卻搶先一步。在那之後,中國電影一方面經歷熱錢退去、第三方票補力度放緩、觀影人次下滑、院線經營壓力升高等產業面的問題,另一方面則受到監管機關對電影內容、影視公司、演員的全面整頓。

八佰撤檔後華誼兄弟股價變化

八佰撤檔後華誼兄弟股價變化圖:Tseng Lee / 端傳媒設計部

中宣部全面接管電影工作

電影局所提出的「審查意見」鮮少是通過官方紅頭文件或白紙黑字交待清楚,時常發生的狀況是,請從業人員到電影局聽,用手寫抄下來。

說起審查,在當代中國似乎顯得有些陳詞濫調。但事實是,監管部門對創作的把控卻持續以不可控的速度擴大中,大到影響這可能蓬勃發展的產業。

假設今天有一部國產電影想要在中國的電影院公映,他得先經過重重審查關卡,才能拿到「公映許可證」——也就是俗稱的「龍標」——指的是通過內容審查與技術審(指對電影的畫面質量、音頻質量、播放流暢度、字幕質量等技術環節進行綜合評估)。過往業內公認的潛規則是,一旦電影通過內容審,後面的技術審基本上只是行政流程問題,默認等同拿到公映許可,開始定檔並進行宣發。但如今,潛規則似乎不再適用了。有越來越多拿到內容審批的電影,卻不能公映。此外,不少業內人士表示,自從監管部門改組之後,除了審查時間變長,審查標準也變得難以捉摸。

2018 年 3 月 17 日全國人大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原電影業的主責機關「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被撤銷,改由中宣部底下的「國家電影局」接管,以「更好發揮電影在宣傳思想和文化娛樂方面的特殊重要作用」。從事電影項目管理有七年經驗的張彥表示,中宣部接管之前,影視公司與「地方廣電總局」早已建立默契,但換了一套人之後,過往的溝通不再管用,「去年有一段時間是,無論是什麼項目,只要(地方局)覺得這東西有一點點疑慮,就上報中宣部。」

2014 年「原廣電總局」曾出台一項措施《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關於試行國產電影屬地審查的通知》,由中央下放部分權力給地方主管機關審查該行政區的電影,除非遇上「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的電影,才交給中央審核。這讓許多項目得以同時進行,加快審核效率。但現在,即便行政流程上沒太多變動,實質上等於是把地方權力再次收回中央,對各地電影項目推進產生直接影響。張彥表示,他手上有個項目在改組之際提交上去,但到現在過了一年多,怎麼催都沒有回應,「以前總局的處長(或是地方局的局長)是可以溝通的,但現在改組之後,中宣部成立了一個四十幾個人的審核小組,基本上你沒辦法去一個一個溝通這個事情。」

細看近兩年的備案與公映許可證的數目,會發現改組後的幾個月,整體數量明顯下滑。電影製作人張曉虹則說「最近這半年不太穩定,交接過程中,有很多工作有延誤,這是比較特殊的一個階段。」當然,對製作方來說,能想辦法通過內容審查還是關鍵因素。只是中國監管部門的審查向來就以不透明、不公開為特色。

舉例來說,電影局所提出的「審查意見」鮮少是通過官方紅頭文件或白紙黑字交待清楚,時常發生的狀況是,請從業人員到電影局聽,用手寫抄下來,「畢竟(正式的)修改審核是有次數限制的,一旦政府公示過一次,就等於浪費一次機會。以前常常聽到什麼導演去廣電總局喝茶,其實就是這個意思。讓你去聽就是給你機會。」一名上海的電影製作人李湘湘進一步指出,這是「雙方溝通」的過程。

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前該走的路

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前該走的路圖:Tseng Lee / 端傳媒設計部

「我們會先去檢查對方在台灣的言論,是否有在未來可能成為把柄的部分。更不用說,現在跟台灣人的合作,會在合約裡簽署,不得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後果自負。」

資深電影高管尹書誼認為,不可控的情況變高的同時,對政治情勢的預判就越重要。她以台海形勢為例,強調只要做過台灣片的中國片商,行銷策略會議上都會討論若是遭受攻擊,該如何發表「我是中國人」的聲明,「我們會先去檢查對方在台灣的言論,是否有在未來可能成為把柄的部分。更不用說,現在跟台灣人的合作,會在合約裡簽署,不得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後果自負。」

「在中國,電影跟政治的關係向來是複雜的,一種是權力對於電影敘事的介入,自上而下的通過敘事灌輸自己需要的價值觀。另外注一種是基層民眾通過觀看電影的自覺,甚至通過自己製作電影,來呈現自己認為恰當的世界景象。這兩種政治一直相互伴隨。目前看來,後者更為弱勢,前者更為強勢。」影評人解釋。

當然,這樣的審查制度也並非困擾著每一位從業人員。張曉虹就認為這麼大的市場總有其他需求,要是有哪些「現在暫時不能做的」,繞過去就是了。另一名長期與大陸的業主合作的台灣編劇洪瀚宇也認為與其糾結「限制」在哪,不如搞清楚遊戲規則,「大陸的社會環境,即便是娛樂產業,本質上也是一種宣傳,這跟台灣 50、60 年代狀況差不多。其實事情沒這麼複雜,如果創作者很想呈現一個(現在不能講)的議題,那就要有付出代價的決心。你不可能同時想說,又不想付出代價。」

只是,對某些從業人員來說,中央監管機關變動所帶來的影響,不光是繞過敏感題材而已。

全面整頓影視產業導致業內人士失業與倒閉

「我們當中很多工作室都是合法運營的,今天為什麼突然追稅三年,也沒能給個明白解釋。」

一年多以前,從業十年的李湘湘完全沒預料到公司會突然間倒閉,同時面臨失業的困境。至少在「補稅通知」來臨之前,她以為可以一直從事影視行業。2018 年 10 月 8 日,范冰冰「陰陽合同」的風波還未完全落幕,從業人員的微信群裡就開始流傳一則稅務部門的補稅通知。

李湘湘是在收到「通知」的前兩天從公司財會人員口中率先聽到消息。財務人員建議她們趕緊註銷公司,免得接下來得面臨一大筆稅款。起先,她們對消息感到半信半疑,不願註銷公司,但沒多久卻開始耳聞部分同行正準備關公司,覺得茲事體大,因此遵循財務的建議,趕在通知正式頒布前把公司關掉,「我們當時知道的是,只要政策下來之前先關掉公司,那就追不到我們,所以我們就開始走註銷公司的流程。只是完全沒想到,後來還是會被通知追稅。」李湘湘說。李湘湘公司申請註銷公司的那一天,正式通知果然下來了:

近年來,我國影視行業快速發展,整體呈現出良好態勢。同時,也暴露出天價片酬、「陰陽合同」、偷逃稅款等問題,破壞了社會公平正義,損害了行業形象,影響了行業健康發展。

各級稅務機關要深刻領會、準確把握中央宣傳部等五部門對影視行業有關問題開展治理的要求,認真做好影視行業稅收秩序規範工作。要充分考慮影視行業的特點,堅持穩妥推進、分步實施的原則,切實糾正影視行業稅收方面存在的問題,增強影視從業人員依法納稅意識,進一步完善稅收管理措施,促進影視行業健康發展。

起初李湘湘心底還有些慶幸,覺得好險搶先一步註銷公司,但沒想到政府單位卻不管是否已經註銷,繼續向她們追稅。按通知顯示,一般工作室需要按 2016 至 2018 年三年總收入的 70%(最少)按個人勞務計算稅款。總體而言,工作室補繳稅款需要按工作室總收入的 20% 左右計算。這筆數字相當龐大,若拿三年總收入 100 萬的工作室為例,則這個工作室需要補繳稅款 19.25 萬元。

要求補稅之外,原本各地推出的影視公司稅收優惠政策也被政府收回。毒舌電影旗下毒眸的報導稱,「過去幾年在霍爾果斯享受了稅收優惠的企業,需按照減稅總額的 40%,在當地投資建設有關項目」。這些政策的推出同樣也會影響影視公司的成本結構。

一場突如其來的補稅政策,讓不少影視公司無所適從,導致從業人員的不滿「我們當中很多工作室都是合法運營的,今天為什麼突然追稅三年,也沒能給個明白解釋。」張曉虹說自己的公司不大,繳交的稅款數目不大,但身邊有同行為了補稅賣房,導致破產。李湘湘則補充,由於今年大環境景氣下滑,公司上半年的財務狀況已經不如以往,如今又突然來了個補稅風波,為了繳稅,公司老闆關公司之後,還到處借錢,根本不用說還有多餘的錢和時間去籌備新項目,而她自己也此離開了這個產業。

根據新華社報導,自從相關部門開展規範影視行業稅收秩序工作以來,自查申報稅款 117.47 億元,已入庫 115.53 億元。此外,《經濟參考報》也計算影視業上市公司財報,這些影劇公司補繳的稅款比全行業的利潤還高。

中國電影年度票房增長

中國電影年度票房增長圖:Tseng Lee / 端傳媒設計部

十一之後,會更好嗎

看到局勢的轉變說不沮喪是騙人的,「電影最不可以被強製成為政治工具,電影應該為人民所自願地接受。」

回到《八佰》宣告撤檔的那一天,賈樟柯導演曾在微博上發表一段話:「電影事業,不能這樣搞。」編劇史航則說:「有位導演的鬍子,是我們眼看著白的。中國電影的天,也是我們眼看著黑的。」當然,這兩則帖子,如今也已經找不到了。

「這兩年中國電影市場似乎又面臨一次轉型。之前中國電影市場向好,從產業業績上迅速上升,從文化層面上也已經開始更多的多元表達了。但最近一兩年,這種開放性的確在收縮。電影創作,需要一個開放的環境。如果不開放,電影產業就會萎縮。這是最淺顯的道理。」影評人說。

然而,對監管機關來說,降低因「開放」而帶來的風險,還是遠大於對該產業的正面影響。截至 9 月 22 日以前,年度累積票房為 467.54 億人民幣,儘管中途殺出了部大賣的《哪吒之魔童降世》(目前票房已近 50 億,超越去年票房冠軍《紅海行動》),但若沒有其他意外發生,以此增幅算至年底,最多與去年成績持平,不太可能出現往常的增幅。這情況,實在很難說完全沒受到大量國產電影的延檔、撤檔的影響。

《小小的願望》電影劇照。

《小小的願望》電影劇照。網上圖片

據了解,那些遭到臨時撤檔的電影,不代表就沒機會復映。在歷經了改名、撤檔風波的《小小的願望》,兩個月後再次選在中秋檔期 9 月 13 日重新上映。至於這段「撤檔期」究竟經歷了什麼?那又是一段「說不清、道不明」的故事。張曉虹則表示此前曾明確收到主管單位的「通知」,只要手上的電影在「十月之後」即可復映。而另外一些尚未復映的撤檔電影,部分知情人士表示還在「溝通協調」中,努力朝著「復映」前進。

觀眾李安心卻覺得自己看見《小小的願望》重新復映,坦言心裡很是複雜,一部分是她對重新上映的作品總有個不信任感,擔心遭到重新剪輯、刪減,「幾年前,我原本很期待昆汀塔倫提諾執導的《被解救的姜戈》(台譯《決殺令》),但這部也是上映幾小時就因技術問題臨時撤檔,後來我看『外網』才知道刪減一些鏡頭。後來,我就不想去看了。」不過,她補充如果《八佰》接下來重新上映了,她還是會去看,「因為我希望表達支持這題材,我現在能做的只剩這些,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還能做什麼。」

實際上,這次的採訪,有不少業內人士選擇噤聲,願意受訪的業內人士則希望化名。他們大多認為現下這個當口,唯有低調才能保命,因為要保護的不光是自己,更重要的是盡可能地守住「電影」。今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三十週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週年,後年則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更不用說,還有香港問題、台灣大選,以及持續進行的中美貿易戰等政治局勢。這些都是可能影響電影政策的重要政治訊號。

當被問及中國電影產業會走向何處,沒什麼人太有把握。雖然部分從業人員認為情況沒這麼糟,畢竟中國電影經歷過高歌猛進,如今的阻力頂多是個關卡。但依然有人陷入深深沮喪的情緒,覺得自己失去了描述產業全貌的能力——連過審電影都能在上映前一天遭到意外,還有什麼可以預測的。

影評人表示,看到局勢的轉變說不沮喪是騙人的,「電影最不可以被強製成為政治工具,電影應該為人民所自願地接受。」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所提及人名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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