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曾國平:反修例風波影響香港經濟了嗎?最大的憂慮是什麼?

空談香港經濟差根本沒有意義。


2019年8月18日,民陣發起的和理非流動集會,參加市民填滿整個維園足球場。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8月18日,民陣發起的和理非流動集會,參加市民填滿整個維園足球場。 攝:林振東/端傳媒

過去兩個月,香港政府官員不斷提醒我們經濟「颱風」將至。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8月5日):「如果接下來第三季都出現按季負增長的話,技術上我們會進入衰退的情況。出口方面,今年第一季下跌,第二季亦下跌,而且幅度亦加快 … 如果看投資的情況,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在第二季按年下跌12%了,是十年來最差的情況。」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8月21日):「最近的社會事件亦令旅遊、零售、餐飲相關等行業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都受到影響。此外,貿易戰相關的運輸、物流業也是。」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8月27日):「過往數星期,當我們回顧上半年的經濟增長,看到增長已經停止,甚至陷於輕微衰退的邊緣。在這情況下,如果中美貿易戰帶來大致相同或更差的影響時,我們除了沒有去年百分之三的經濟增長優勢外,反而加深下半年踏入衰退期的可能性。」

香港經濟好像風起雲湧,增長按季減慢至負數,失業率隨時上升,貿易額萎縮,零售和旅客數字跌得明顯,股市亦蒸發了好幾千點。官員言下之意,是在中美貿易戰的大環境下,反修例衝突只會令香港雪上加霜,為了香港人福祉著想,應當「收手」,齊心面對各種挑戰。政府打經濟牌,其實就是製造人民內部矛盾,讓示威者負上破壞市民生計的罪名,但若果運動目標是「攬炒」,官員們的悲觀描述又正中下懷。

實情是如何呢?根據已公佈的統計數字,香港的經濟狀況的確在轉差,但距離危機的水平尚遠。我認為更大的憂慮,其實不在眼前的經濟波動,而在香港社會失去互信、制度崩壞等未能量化的後果。若然衝突持續,政府一意孤行以現有的手法「止暴制亂」,香港將會付出長遠而沉重的代價。

2019年8月4日,防暴警察在銅鑼灣施放催淚彈,驅散佔領馬路的示威者。

2019年8月4日,防暴警察在銅鑼灣施放催淚彈,驅散佔領馬路的示威者。攝:陳焯煇/端傳媒

到目前為止香港經濟未算災難

沒有比較,空談香港經濟差根本沒有意義。現時香港的經濟情況,是否比得上過去經濟轉差的經驗?最近一次,是2015年左右內地股市暴跌,旅遊業零售業大受打擊。追溯上去,就是2009年全球性的金融海嘯、2002至2003年的沙士,以及回歸後出現的亞洲金融風暴了。我就用官員提到的經濟指標(經濟增長、貿易額、零售數字、失業率,數字都可以在統計處網頁找到)作準,比較現時情況和過去的慘痛經驗。

經濟增長:今年生產總值第二季按季下跌0.4%,其實過去幾年亦出現過好幾次的單季負增長。回首2009年金融海嘯,香港連續四季下跌1至3%,金融風暴時亦出現類似的跌幅,遠比現時的下跌嚴重。

對外商品貿易額:出口和入口額同時連續按年下跌八個月,但未達雙位數,跌幅比不上2015年內地股災,更遠比不上2009年金融危機和亞洲金融風暴。遇上全球性的蕭條,香港貿易額的下跌幅度可以超過兩成。

零售業總銷貨額:銷售總值已連續下跌六個月,最新七月的數字按年更下跌超過一成。情況看似嚴峻,但其實幾年前的內地股災,已經為零售業帶來連續兩年的銷售下跌,跌幅亦比今天的大得多。

失業率:最新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四月至六月的2.8%升至五月至七月的2.9%,就業不足率則在兩段期間保持不變,維持在1.0%。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這樣解讀:「大部分行業的人力供求情況保持大致穩定。然而,由於消費市道持續偏軟,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計的失業率較上一個期間為高。此外,在貿易往來減少下,進出口貿易業面對的壓力增加,其失業率自年初起大致上升。」即是說就業情況大致不變,有關旅遊和貿易的失業情況的確有稍為惡化,但情況遠比不上過去幾次大型衰退。

可見中美貿易戰加上反修例衝突,似乎未為香港帶來經濟災難,跟政府官員所渲染的仍有距離。也許中美貿易戰的破壞力沒有傳媒所描述的可怕(例如貿易有替代效應,減弱了關稅的衝擊),也許衝突對日常經濟運作的影響比大家想像中少。

不過,貿易戰和衝突或有「慢性」破壞力,要到等待一段時間才會浮現。中美雙方談判進展畢竟不易捉摸,香港的衝突如何發展下去也難料,香港的獨特經濟地位據說也岌岌可危,不確定性不利企業的長期投資(這才是真正令人擔憂的「走資」)。就如今年第二季香港經濟按季負增長,主要因為「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錄得雙位數的巨大跌幅,幅度是及得上兩次大型衰退的。香港的長遠投資數字,比零售、旅客之類的上落更值得大家留意。

至於特首在「洩密錄音」中講到,中央不介意香港經濟上受苦,旅客或投資再跌都在所不惜,只撐到運動完結為止。這個策略的問題所在,在於這對年輕人來說根本沒有意義,甚至是「攬炒」的好結果。特首說話的另一個解讀,是香港對內地始終有一定價值。作為內地經濟開放改革的一個出口,曾經是重要的轉口港,現有仍是一個主要的企業集資中心和人民幣境外市場,皆因香港的一套司法制度仍為國際投資者信任。在內地經濟減速之時,香港的作用就更為重要。是以中央肯犧牲香港的一些短期經濟利益,肯事後透過各種措施援助,也不願意以更激烈的方法(如派遣軍隊)徹底的改變香港的獨特地位。

以上所講的都是看得見、計得到的經濟指標,但我更擔心的,其實是一個難以量化長遠問題。

2019年9月1日,示威者包圍機場,意圖癱瘓機場運作,一名空中服務員穿過示威的人群。

2019年9月1日,示威者包圍機場,意圖癱瘓機場運作,一名空中服務員穿過示威的人群。攝:陳焯煇/端傳媒

失去信任增加各種交易成本

香港人一向以守法著稱,很怕犯規,乖乖排隊、等交通燈,事無大小循規蹈矩,背後有一個基本假設:香港是世上最安全的地方,沒有恐怖襲擊,不怕私有產權受到侵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香港治安良好,靠的是警民之間的互信,市民相信警方會保護自己,警方也相信絕大部份市民會合作。這種多年來建立起來的互信,既降低了政府維持治安的成本,也令全世界的投資對香港的安全有信心。

只是短短不夠三個月,香港人的基本假設以驚人的速度被完全推翻。過量使用催淚彈、胡椒噴霧,清場拘捕時的過份武力,元朗打人事件警方的離奇失蹤,警員扮成示威者懷疑作出激烈行為,故意阻撓記者採訪拍攝,以鐳射筆當鐳射槍等的荒謬理由濫捕,記者會上使用各種牽強的語言藝術,最近又加上警方衝入車廂「無差異」攻擊以及在全港多區侵犯人身自由以至私有產權的搜捕(例如當你在自己居住的屋苑出入都要接受盤問的時候),這一大堆有證據支持對警方的指控,再加上更多未必有證據支持的傳聞,市民開始不相信警方的主要職責是保護市民,也驚覺警方可以如此不守規則,同時警方也對市民存有戒心,防範市民跟警方作對。

前線年輕示威者與警方之間的是仇恨,普通市民與警方之間的是互不信任,仇恨一直點燃著暴力衝突之火,互不信任增加卻是維持香港穩定的成本。同理,市民不滿本地私人企業的決策(以港鐵和國泰最為明顯),市民懷疑特區政府政策的企圖(例如質疑智能燈柱和金管局修改政策),不同政治立場市民的敵對(政見有別隨時大打出手),市民比以往更加懷疑中央政府及所有與內地有關的東西(其實香港年輕一代比八、九十後接受內地流行文化和科技,經常北上娛樂,但經此一事後相信會熱情冷卻),都是將過去積累下來的「社會資本」極速消耗,增加香港社會運作的交易成本,為所有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帶來障礙。舉個很簡單的例子,當市民見識過警方的辦事作風,將來目睹或懷疑有罪案發生,市民主動通知聯絡警方的機會將會降低。

香港的交易成本上升,當然難以量化,也難以在數據中將其分隔出來(困難在於整個香港都受影響,沒有一組互信未受影響的香港人可作比照)。不過根據大量實證經濟研究,互信對經濟增長確有影響(註)。若然如此,失去互信帶來的就不是短期的經濟損失,而是長遠的減慢香港增長速度了。

2019年8月3日,「旺角再遊行」。

2019年8月3日,「旺角再遊行」。 攝:陳焯煇/端傳媒

對香港未來還有樂觀的理由嗎?

短期的經濟下滑未見嚴重,長期的增長受損值得擔憂,這是作為一個經濟學者的判斷。經濟以外,整體來說香港又會如何呢?當我們每日被反修例的新聞疲勞轟炸,當我們不知道下一個戰場在那裡,當我們不知道警方「合適」武力的定義會如何再擴闊,當我們對政府官員已不存任何期望的時候,我們似乎很難對香港的未來樂觀。

也許這只是當下的悲觀情緒反應,畢竟香港從來都是奇蹟之地,總能夠從困境中找到生路。我當然不知道這一條會怎麼走,我只知道帶領我們的絕不是這個毫無承擔、傲慢而無能的政府。這次衝突的道德責任誰屬或涉主觀判斷,但客觀來說改變事態發展的主導權從來在政府。從六月時的「道歉」再宣佈「壽終正寢」,到後來的強硬態度加上錄音機式的回應(無論發生什麼事 一律是「強烈譴責」),政府領導錯失了一次又一次扭轉局勢的機會,只懂得用高壓手段企圖震懾示威者。當高壓手段一再失敗,弄巧反拙令衝突愈來愈激烈,政府的策略竟然是使用更高壓的手段。抱薪救火,此之謂也。

最後還是要靠香港人自己。想不到樂觀的理由,我只能說一句香港人加油。

註:可參考Zak, P. J., & Knack, S. (2001). Trust and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111(470), 295-321 或Algan, Y., & Cahuc, P. (2013). Trust and growth. Annu. Rev. Econ., 5(1), 52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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