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曾国平：反修例风波影响香港经济了吗？最大的忧虑是什么？

过去两个月，香港政府官员不断提醒我们经济“台风”将至。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8月5日）：“如果接下来第三季都出现按季负增长的话，技术上我们会进入衰退的情况。出口方面，今年第一季下跌，第二季亦下跌，而且幅度亦加快 … 如果看投资的情况，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第二季按年下跌12%了，是十年来最差的情况。”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8月21日）：“最近的社会事件亦令旅游、零售、餐饮相关等行业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都受到影响。此外，贸易战相关的运输、物流业也是。”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8月27日）：“过往数星期，当我们回顾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看到增长已经停止，甚至陷于轻微衰退的边缘。在这情况下，如果中美贸易战带来大致相同或更差的影响时，我们除了没有去年百分之三的经济增长优势外，反而加深下半年踏入衰退期的可能性。”

香港经济好像风起云涌，增长按季减慢至负数，失业率随时上升，贸易额萎缩，零售和旅客数字跌得明显，股市亦蒸发了好几千点。官员言下之意，是在中美贸易战的大环境下，反修例冲突只会令香港雪上加霜，为了香港人福祉著想，应当“收手”，齐心面对各种挑战。政府打经济牌，其实就是制造人民内部矛盾，让示威者负上破坏市民生计的罪名，但若果运动目标是“揽炒”，官员们的悲观描述又正中下怀。

实情是如何呢？根据已公布的统计数字，香港的经济状况的确在转差，但距离危机的水平尚远。我认为更大的忧虑，其实不在眼前的经济波动，而在香港社会失去互信、制度崩坏等未能量化的后果。若然冲突持续，政府一意孤行以现有的手法“止暴制乱”，香港将会付出长远而沉重的代价。

到目前为止香港经济未算灾难

没有比较，空谈香港经济差根本没有意义。现时香港的经济情况，是否比得上过去经济转差的经验？最近一次，是2015年左右内地股市暴跌，旅游业零售业大受打击。追溯上去，就是2009年全球性的金融海啸、2002至2003年的沙士，以及回归后出现的亚洲金融风暴了。我就用官员提到的经济指标（经济增长、贸易额、零售数字、失业率，数字都可以在统计处网页找到）作准，比较现时情况和过去的惨痛经验。

经济增长：今年生产总值第二季按季下跌0.4%，其实过去几年亦出现过好几次的单季负增长。回首2009年金融海啸，香港连续四季下跌1至3%，金融风暴时亦出现类似的跌幅，远比现时的下跌严重。

对外商品贸易额：出口和入口额同时连续按年下跌八个月，但未达双位数，跌幅比不上2015年内地股灾，更远比不上2009年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风暴。遇上全球性的萧条，香港贸易额的下跌幅度可以超过两成。

零售业总销货额：销售总值已连续下跌六个月，最新七月的数字按年更下跌超过一成。情况看似严峻，但其实几年前的内地股灾，已经为零售业带来连续两年的销售下跌，跌幅亦比今天的大得多。

失业率：最新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四月至六月的2.8%升至五月至七月的2.9%，就业不足率则在两段期间保持不变，维持在1.0%。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这样解读：“大部分行业的人力供求情况保持大致稳定。然而，由于消费市道持续偏软，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合计的失业率较上一个期间为高。此外，在贸易往来减少下，进出口贸易业面对的压力增加，其失业率自年初起大致上升。”即是说就业情况大致不变，有关旅游和贸易的失业情况的确有稍为恶化，但情况远比不上过去几次大型衰退。

可见中美贸易战加上反修例冲突，似乎未为香港带来经济灾难，跟政府官员所渲染的仍有距离。也许中美贸易战的破坏力没有传媒所描述的可怕（例如贸易有替代效应，减弱了关税的冲击），也许冲突对日常经济运作的影响比大家想像中少。

不过，贸易战和冲突或有“慢性”破坏力，要到等待一段时间才会浮现。中美双方谈判进展毕竟不易捉摸，香港的冲突如何发展下去也难料，香港的独特经济地位据说也岌岌可危，不确定性不利企业的长期投资（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走资”）。就如今年第二季香港经济按季负增长，主要因为“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录得双位数的巨大跌幅，幅度是及得上两次大型衰退的。香港的长远投资数字，比零售、旅客之类的上落更值得大家留意。

至于特首在“泄密录音”中讲到，中央不介意香港经济上受苦，旅客或投资再跌都在所不惜，只撑到运动完结为止。这个策略的问题所在，在于这对年轻人来说根本没有意义，甚至是“揽炒”的好结果。特首说话的另一个解读，是香港对内地始终有一定价值。作为内地经济开放改革的一个出口，曾经是重要的转口港，现有仍是一个主要的企业集资中心和人民币境外市场，皆因香港的一套司法制度仍为国际投资者信任。在内地经济减速之时，香港的作用就更为重要。是以中央肯牺牲香港的一些短期经济利益，肯事后透过各种措施援助，也不愿意以更激烈的方法（如派遣军队）彻底的改变香港的独特地位。

以上所讲的都是看得见、计得到的经济指标，但我更担心的，其实是一个难以量化长远问题。

失去信任增加各种交易成本

香港人一向以守法著称，很怕犯规，乖乖排队、等交通灯，事无大小循规蹈矩，背后有一个基本假设：香港是世上最安全的地方，没有恐怖袭击，不怕私有产权受到侵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香港治安良好，靠的是警民之间的互信，市民相信警方会保护自己，警方也相信绝大部份市民会合作。这种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互信，既降低了政府维持治安的成本，也令全世界的投资对香港的安全有信心。

只是短短不够三个月，香港人的基本假设以惊人的速度被完全推翻。过量使用催泪弹、胡椒喷雾，清场拘捕时的过份武力，元朗打人事件警方的离奇失踪，警员扮成示威者怀疑作出激烈行为，故意阻挠记者采访拍摄，以镭射笔当镭射枪等的荒谬理由滥捕，记者会上使用各种牵强的语言艺术，最近又加上警方冲入车厢“无差异”攻击以及在全港多区侵犯人身自由以至私有产权的搜捕（例如当你在自己居住的屋苑出入都要接受盘问的时候），这一大堆有证据支持对警方的指控，再加上更多未必有证据支持的传闻，市民开始不相信警方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市民，也惊觉警方可以如此不守规则，同时警方也对市民存有戒心，防范市民跟警方作对。

前线年轻示威者与警方之间的是仇恨，普通市民与警方之间的是互不信任，仇恨一直点燃著暴力冲突之火，互不信任增加却是维持香港稳定的成本。同理，市民不满本地私人企业的决策（以港铁和国泰最为明显），市民怀疑特区政府政策的企图（例如质疑智能灯柱和金管局修改政策），不同政治立场市民的敌对（政见有别随时大打出手），市民比以往更加怀疑中央政府及所有与内地有关的东西（其实香港年轻一代比八、九十后接受内地流行文化和科技，经常北上娱乐，但经此一事后相信会热情冷却），都是将过去积累下来的“社会资本”极速消耗，增加香港社会运作的交易成本，为所有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带来障碍。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市民见识过警方的办事作风，将来目睹或怀疑有罪案发生，市民主动通知联络警方的机会将会降低。

香港的交易成本上升，当然难以量化，也难以在数据中将其分隔出来（困难在于整个香港都受影响，没有一组互信未受影响的香港人可作比照）。不过根据大量实证经济研究，互信对经济增长确有影响（注）。若然如此，失去互信带来的就不是短期的经济损失，而是长远的减慢香港增长速度了。

对香港未来还有乐观的理由吗？

短期的经济下滑未见严重，长期的增长受损值得担忧，这是作为一个经济学者的判断。经济以外，整体来说香港又会如何呢？当我们每日被反修例的新闻疲劳轰炸，当我们不知道下一个战场在那里，当我们不知道警方“合适”武力的定义会如何再扩阔，当我们对政府官员已不存任何期望的时候，我们似乎很难对香港的未来乐观。

也许这只是当下的悲观情绪反应，毕竟香港从来都是奇迹之地，总能够从困境中找到生路。我当然不知道这一条会怎么走，我只知道带领我们的绝不是这个毫无承担、傲慢而无能的政府。这次冲突的道德责任谁属或涉主观判断，但客观来说改变事态发展的主导权从来在政府。从六月时的“道歉”再宣布“寿终正寝”，到后来的强硬态度加上录音机式的回应（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律是“强烈谴责”），政府领导错失了一次又一次扭转局势的机会，只懂得用高压手段企图震慑示威者。当高压手段一再失败，弄巧反拙令冲突愈来愈激烈，政府的策略竟然是使用更高压的手段。抱薪救火，此之谓也。

最后还是要靠香港人自己。想不到乐观的理由，我只能说一句香港人加油。

注：可参考Zak, P. J., & Knack, S. (2001). Trust and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111(470), 295-321 或Algan, Y., & Cahuc, P. (2013). Trust and growth. Annu. Rev. Econ., 5(1), 521-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