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植物方舟計劃

受威脅的台灣植物誰來保存?走訪台北植物園的真實身份

日人設立的台北植物園不僅是看荷花的公園;保種就是一種面對人類未來生活的功能;你能為植物做些什麼嗎?


台北植物園的溫室。 攝:林彥廷/端傳媒
台北植物園的溫室。 攝:林彥廷/端傳媒

2020年對地球生物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國際協定「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十年計劃將在明年到期,屆時世界各國將重新檢視20年前終告失敗的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在過去10年間,是成功力挽狂瀾,還是全球物種終於陷入於更難永續生存的境地。

「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WWF)在2018年底發表的《地球生命力報告》(Living Planet Report)指出,1970年到2014年間,野生脊椎動物(包含哺乳類、兩棲類、爬蟲類、魚類和鳥類)的個體數量已減少60%,物種消失最劇的區域發生在中南美洲的亞馬遜雨林,有90%的生物被消滅。換言之,地球所有物種、所有生命,正面臨大量消失甚至滅絕的處境。

而比起多人關注的動物,植物更容易被人漠視。每年,世界上約有2000種新植物被發現,多數都在發現不久即告滅絕。台灣農委會特生中心與林務局、台灣植物分類學會於2018年共同發表的《2017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中公佈,全台受威脅的989種植物中,有22種植物已證實遭野外或區域性滅絕;其中烏來杜鵑、龍潭莕菜、雅美芭蕉、異葉石龍尾、桃園石龍尾這5種植物,你再也無法在野外看見它們。這些名字,相信大多數人從未聽聞,也難以想像其樣貌,但它們的現身和滅絕,其實是大部分植物在地球上的命運縮影。

為了不讓植物滅絕的名單繼續變長,一群台灣植物學家和園藝工作者埋首工作,針對族群稀少、瀕臨滅絕危險的植物,做研究、寫企劃、野外採集、苗圃栽種⋯⋯他們不是電影裡的超級英雄,但他們確確實實正在進行一場漫長的搶救行動:將人們忽視的瀕危植物,從這場被形容為「更安靜的危機」裡力挽狂瀾,保住一線生機。

台北植物園溫室內的植物。

台北植物園溫室內的植物。攝:陳焯煇/端傳媒

植物園不是公園

這場搶救行動的名稱具有濃厚的末世救贖意味。2019年1月1日在台灣正式啟動的「方舟計劃」,是一個結合農委會林業試驗所、林務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及中興大學惠蓀林場、台大梅峰山地實驗農場、蘭嶼高中等政府和民間機構力量的國家級植物保種行動,目標是救援紅皮書中提及的989種國家受威脅植物。

整個的發動和組織核心,是一群隸屬於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的研究和工作人員。參與行動的除了上述政府與民間機構外,還包括6個分布在台灣各地都市或淺山、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國家植物園:台北植物園、福山植物園、恆春熱帶植物園、嘉義樹木園、蓮華池藥用植物園、四湖海岸植物園。依照受脅植物需要的氣候條件、地理環境等需求,這些植物園分頭進行在地保種工作。

其中,台北植物園,這間台灣最早設立、歷史最悠久的植物園,扮演方舟掌舵者的角色。由植物園擔當搶救野外植物的任務,聽來似乎順理成章,事實上,有很長一段時間,台北植物園一直苦苦掙扎,試圖從「供民眾運動休憩的公園」這個錯誤身分脫身。

提到位在台北核心區域南海學區的台北植物園,一般人腦中最先浮現的印象,恐怕是靠近歷史博物館側的荷花池。夏天賞花拍荷人潮絡繹不絕,園方索性在官網設置即時影像,讓「荷粉」自行追蹤,不至錯過盛景。歷任管理者也為植物園的公開展示區設置不少主題區域:有依據傳統植物分類學規劃的「裸子植物區」和「雙子葉植物區」,也有拉近民眾與植物距離的「佛教植物」、「民生植物」、「文學植物」,以及靠近清治時期古蹟「欽差行臺」的「十二生肖區」,又或是見證國際交流的「澳洲植物區」和反映近年園藝趨勢的「多肉植物區」。而無論從博愛路或和平西路的入口進入植物園,成列高大的棕櫚科植物,多是早年日本人種植的「古董級」植物,幾顆大王椰子樹身上甚至留下二戰時期的彈孔,說它們是植物園的守護神也不為過。

其實,早在日人1896年闢建植物苗圃之前更久,已有人類在台北植物園這一帶活動。考古學家劉益昌等人調查,從植物園地層考掘出的人類遺跡,最早的距今約1,800-2,500年左右(相關調查研究詳見《歷史的植物園腳步—從考古學研究談起》)。這個曾是沼澤溼地的區域在清治時期被稱為「大加蚋」,吸引眾多漢人移居屯墾;直到日人設立台北苗圃,植物重新入主而不需與人爭地。然而,自1921年正式擁有「植物園」名稱後,台北植物園身兼植物研究與植物展示的場所功能,在一般民眾的認知中逐漸偏移,大眾心中的植物園等同於公園,直到現在,台北植物園裡最多的,還是運動、散步跟攝影的人們,至於研究人員長期蒐集、種植、展示的兩千多種園內植物,往往淪為陪襯的背景。

台北植物園溫室內的植物。

台北植物園溫室內的植物。攝:林彥廷/端傳媒

「台灣多年來是去國外買門票認知『植物園是怎麼回事』,不出國的話,我們的教育也沒辦法把這件事講清楚,所以一般人就會以為是公園,在行政管理上也當成公園處理」。

「植物園是歐洲的概念,是一種歐洲先進科學的態度,當時(日本人)引入想的是展示植物的區域,並不是公園」,面對植物園被「誤植」為公園,林試所植物園組組長董景生一陣苦笑,「有趣的是,台灣多年來是去國外買門票認知『植物園是怎麼回事』,不出國的話,我們的教育也沒辦法把這件事講清楚,所以一般人就會以為是公園,在行政管理上也當成公園處理」。

最近的例子,是文化部一度提出的「大南海計劃」。這個大型區域開發計劃曾以「城南亮起來」為訴求,植物園為此疾呼萬萬不可,一旦夜間也大放光明,園內眾多植物和夜行性動物該何去何從?不只如此,當時連帶提出的設置文創賣場、定位為都會公園等計劃內容,都讓植物園內部感受到一股自身定位和功能失焦的焦慮。「方舟計劃」的概念在此時成形,國際上越趨強烈的搶救瀕危植物聲浪,則適時成為推手。2017年「大南海計劃」喊停,植物園積極爭取國家挹注,「植物方舟」終在今年初啟航。

據行政院農委會林試所發布新聞稿:「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BGCI)認為,植物園是為這些瀕臨滅絕的植物營造適宜棲地,並將這些珍貴物種介紹給大眾的最佳場所,故鼓勵各國以遷地栽植的方式,將部分野生稀有植物移至植物園繁殖復育,提升瀕危植物獲得移地保護的程度。」林奐宇則說:「我們本來就在做野外瀕危植物保種,沒有經費支持還是會做,但經費少,我們能跑的地方就少,沒地方蓋溫室,現在有經費、有計劃,就有步調,目標也比較明確」。負責撰寫專案計劃的研究員林奐宇提到,方舟計劃的目標設定,實際上是依循「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制定的規範:2020年時,要將全球75%的受威脅植物移入植物園做域外保種,以避免瀕危植物在原棲地因人為開發等緣故,走向滅絕末日。

75%是一個超高標準,卻是科學家評估未來環境仍適合生物存活的底限。此前,各國植物園的域外保種率大約38%,台灣是22.69%,比各國平均值更低。林奐宇以務實態度為方舟計劃定下55%的目標,「台灣有989種植物,大概搜集到650種,至少在國際上不落後。」

林奐宇。

林奐宇。攝:林彥廷/端傳媒

人與植物世界的連結

「關鍵是喚起國人對保種的意識。」

董景生和林奐宇都提到,生態保育的觀念,已從過往「劃保護區留原棲地」進展到「域外保種」。為了避免保護區因天然災害崩塌或是開發土地等破壞環境行為,造成棲地上的植物滅絕,植物學家會適當採集野外瀕危植物,帶回植物園培育栽種,「多放幾個籃子增加保險」。

「植物園應該被視為野外博物館」,董景生分析,從日治時期以來,植物園在山林調查、資源盤點等方面發揮了教育、產業功能;隨著時代演進,它被賦予更多新任務,「保種就是一種面對人類未來生活的功能」。一旦植物園的公眾角色定位更清楚,長期以來蒐集、建構的植物資源,不僅可作為豐厚的自然史資料,更可針對食物森林、藥物、演化等新興議題進行多元策展、教育推廣和實際應用。

「保種就是一種面對人類未來生活的功能。」

植物園的公眾角色,過去對大眾而言一直是漫渙不清的,一部分原因或許是從日治時期隸屬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到國民政府作為林業試驗所的附屬機構,植物園主要是服務國家的林業政策和造林相關研究,學術研究重於展示與教育功能,學校的自然學科也鮮少提及植物園的功能與意義,因而人們對這個發源於歐洲、因著日本對殖民地施行現代化而出現的場域到底在做什麼,終究未能建立普遍的認知。1989年,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BGCI)對植物園提出定義,需要具備以下十個條件:

1. 具有相當程度之永久性。
2. 有科學基礎支持植物蒐集工作。
3. 蒐集植物且有適當文件紀錄,包含野生種。
4. 具有對蒐集植物的監控機制。
5. 植物皆有適當的標示。
6. 開放給大眾。
7. 與其他植物園或研究機構相互交換資訊。
8. 與其他植物園、樹木園或研究機構,交換種子或其他材料。
9. 利用蒐集植物進行科學或技術的研究工作。
10. 在附屬植物標本館中持續從事植物分類方面之相關研究。

其中雖提及「開放給大眾」,但未強調教育、推廣功能。只是,生物多樣性危機和植物大量滅絕的現實,在短短20年間發展到必須採取搶救行動的地步,作為累積最多植物專業知識的場域,植物園確實該更積極地扮演「為這些瀕臨滅絕的植物營造適宜棲地,並將這些珍貴物種介紹給大眾」的角色。如同創立260年、收藏植物種類堪稱全球之最的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Kew Garden),在協助各國搶救珍稀物種、維護生物多樣性、提供生態服務以維繫人類與植物關係等面向,是各國植物園的重要參照和指標(文末註1)。

說來歷史好似一個迴圈。18世紀,英王喬治三世之母奧古斯塔公主創建英國皇家植物園時,曾希望植物園「包含地球上所有的已知植物」。這股普天之下皆我所有的帝國之慾,促使無數植物獵人競相採集各地植物,帶回植物園栽種展示。此後兩百年間,不會動的植物在全球各地頻繁移動,直接、間接引起搶奪植物資源的戰役或大量採集釀成的滅絕災禍。當生物多樣性的警鐘在21世紀敲響,植物園依然持續採集、遷地、栽種、展示的行動,卻是為了提醒人們:眼前所見的珍稀植物,其族群已命懸一線。

「在這個社會,多數人已經失去與大自然的連結,但氣候變遷和物種滅絕的威脅在未來百年間預期仍將持續惡化;而這時植物園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建立人類與植物世界的連結。」(見《英國皇家植物園巡禮》頁325)

回顧人類設立植物園的歷史,上面這段出自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的報告內容,讀來不免令人感覺:歷史若真如迴圈,也是人類自身的慾望造就這荒謬、無盡的循環。

「在這個社會,多數人已經失去與大自然的連結,但氣候變遷和物種滅絕的威脅在未來百年間預期仍將持續惡化;而這時植物園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建立人類與植物世界的連結。」

台北植物園園長范素瑋。

台北植物園園長范素瑋。攝:陳焯煇/端傳媒

瀕危植物旅行記

「這一區很多植物來頭很大,幾乎都是受威脅物種」,在植物園一隅,某個理當成為焦點的植栽區前,台北植物園園長范素瑋熟絡指出每一種受脅植物:「這是葦草蘭,又叫鳥仔蘭,是台北很重要的在地植物,從前近郊荒地長得到處都是,但城市開發之後就幾乎絕跡了」、「這是囊稃竹,葉子像竹子,但它是草本植物」、「高士佛澤蘭現在很多人種,它很好種,但原本是侷限在恆春半島的蜜源植物」⋯⋯雖然介紹得起勁,對於公開這一區的名稱,范素瑋卻忍不住猶豫,「我們不強調這裡都是稀有植物,主要還是擔心,畢竟是開放的區域⋯⋯」

植物之所以瀕危、需要採集回植物園保護,除了棲地遭破壞,另一常見原因,是被民眾採集殆盡。採集的理由不一,比如一度絕跡於野外的豔紅鹿子百合,因花朵嬌豔而遭人類毒手;庭園常見的蘭嶼羅漢松有極高商機,導致野外族群被採集一空;過去常見於淺山和中海拔山區的牛樟,因佛像雕刻和牛樟芝產業被大量盜伐⋯⋯

要積極推廣還是被動防範,范素瑋的兩難,也反映生態保育的觀念正逐漸變化。去年林務局一支拍攝中央山脈檜木群的影片,便引來兩極反應,有人擔心引來山老鼠砍伐,另一派則認為一定程度的公布資訊,有利更多人加入守護台灣珍貴生態的行列。幾經斟酌,雖仍拿不定主意,但范素瑋說,由於長年保育台灣珍稀植物,園內各處其實都有瀕危植物的存在,園區目前共2000多種植物,瀕危物種約佔1/10,因此,除了緊鑼密鼓的方舟,她也召集一群志工盤點記錄藏身不同角落的瀕危植物。

來到不對外開放的苗圃,迎面而來無數的盆苗和中型植栽,是不折不扣的獲救植物大集合。每一株植物的盆土都插著小黃牌,上頭清楚標示植物名稱、播種日期和方式,而園丁忙碌穿梭盆間,照料這些採集人員辛苦從野外帶回的瀕危植物。

瀕危植物域外保種的執行流程是這樣:最早林奐宇在撰寫時,透過植物園「腊葉標本館」日治以來植物學家採集的標本紀錄,彙整出全台灣植物分布的資料,再比對台灣現有保護區範圍,將紅皮書名錄上棲地不在保護區的瀕危植物,列為優先保種對象。這些植物多半生長在平地和近郊,與人類生活地域高度重疊,也最受人類生活影響。

植物之所以瀕危、需要採集回植物園保護,除了棲地遭破壞,另一常見原因,是被民眾採集殆盡。

鎖定目標後,接著就是野外經驗豐富的植物學家出門採集。以台北植物園來說,鐘詩文是找植物一等一的高手。苗圃裡多數盆栽的小黃牌會額外圈寫一個「鐘」字加上採集地點,表示「這是『鐘博』帶回來的」。採回的植物可能是種子,也可能是小苗或枝條,視植物狀態和棲地數量決定。無論是什麼形態,負責全植物園植栽管理的研究員伍淑惠都會接手,為每一株植物進行編號、建檔、評估後續培育栽種的方式。

「方舟的採集資料非常重要,包括日期、地點、植物在野外的狀況,比如是在森林底層,還是陽光很強的馬路邊,或是長在海邊石頭上,這些環境資料採集者寫得越詳細越好」,伍淑惠解釋,「很多野外植物,我們過去並沒有照養經驗,必須從野外生長的環境推測接下來可以用什麼方式照顧:用怎樣的介質、給它多少水、放在光線多少的地方?」大致評估確認後,植物們就會進到苗圃裡,依不同的繁殖需求接受園丁培育,並追蹤後續生長情況。

雖然每株植物進植物園的處理程序都一樣,但伍淑惠認為,方舟面對的物種門檻更高,畢竟過去未曾處理這麼大量的稀有植物,「這對專業是很大的挑戰,端賴工作人員對植物的了解有多深入,不同植物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因此沒有簡單的單一標準」。

採集、分類、研究、栽種⋯⋯植物工作充滿煩瑣枯燥的細節,這群研究員和工作者得擁有比一般人更巨量的耐心,「短期內會沒有成就感,累積很久才會有一些東西出來,而且這累積需要你常常盯著,一個步驟沒盯可能就斷了。有些植物狀況比較差,進苗圃不見或死了未必會馬上知道,因為人力有限,每天又都陸續有植物進來,但它們是這麼辛苦搜來的⋯⋯」伍淑惠雙手一攤,「瑣碎而龐大,但每個環節都很重要」。

「這些被收進來的植物未來可能是大家生活中的大明星,這是很難說的。」

歷經這些瑣碎而龐大的過程後,瀕危植物終於在植物園裡落腳安身,但人類的工作尚未結束。除了帶領志工認識這些植物,范素瑋的另一個重大任務,是對民眾進行保種植物的教育推廣。今年以來,她策劃了兩檔微型展覽,一檔介紹以景天科佛甲草屬為主的台灣原生多肉植物,一檔展示野外完全滅絕的桃園石龍尾等八種方舟植物,作為方舟面向大眾的前鋒小隊。

范素瑋不諱言,除了推廣,她也想測試這些瀕危植物是否具備其他價值或潛力。「我的目標很單純,東西收了,就要發揮效用,我在方舟的角色就是這樣,除了種活,就是幫它們找好出路」,像是枝葉垂掛、開著紫白淡雅小花的琉球鈴木草,「我們推測它的花可以一路開到12月,又是蔓性,應該有園藝化的潛力」。

同樣是蒐集珍奇生物展示,范素瑋認為自己也許比動物園長幸運,「我有機會把植物交給更合適的人照顧或發揚光大」,未來即將進入植物園的600多種瀕危植物裡,說不準哪個會如曾經瀕危的一葉蘭,在園藝化後成為花市裡的寵兒,野外族群也因此降低採集壓力,「這些被收進來的植物未來可能是大家生活中的大明星,這是很難說的。」

台北植物園內的樹木。

台北植物園內的樹木。攝:陳焯煇/端傳媒

人在戳瞎自己的眼睛?

發揮效用,或許是植物最容易引起人類關注的方式。台灣植物的全面調查始於1905年,由植物學家川上瀧彌所主持的「台灣有用植物調查」。「有用」二字,清楚說明日本帝國對台灣生態物種的期待。

「我們很難不去考慮植物的價值,人都因為有價值才會在乎」,董景生說,雖然把植物視為資源非常功利,但對面臨存續危機的植物來說,「要跳脫滅絕的渦輪,就是讓它有用途,種得到處都是」,「我們希望經由利用論,永續、睿智地利用植物」。

借用市場經濟改善植物滅絕危機、維持生物多樣性,這樣的保育觀念可說是一種反向利用。2005年,超過1,000名頂尖生物學家提出的一份生態評估報告中,首度把生物多樣性當成一項商品,計算它們能提供人類哪些服務和福祉。(引自《英國皇家植物園巡禮》頁305)

確實,有些瀕危植物外型既不討喜,棲地狹隘偏僻,過去也未與人類發生互動,缺乏有趣的故事或文化意義,為什麼還要保住它一線生機?它的滅絕與否,究竟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你怎麼知道它未來不會有用?」林奐宇立刻舉出一個例證,「治療癌症的紫杉醇,三十年前根本沒人知道它有這效用啊,可是後來被發現了」,倘若當時科學家用來萃取紫杉醇的太平洋紫杉滅絕,人們要再花多少時間才能找到相同功效的治癌物質?

盡可能讓所有物種一個也不少,還有另一必要性。野生植物的種原內含基因歧異,而基因多樣性對品種改良有極大價值,林奐宇以山茶為例,「原生種山茶的抗病力比較好,韌性比較強,也較能適應貧瘠土地,所以育種時會拿原生種當砧木嫁接或雜交」,「如果沒有野生種,植物產業的發展就會失去一個重要基礎」。

從情感上來說,任何植物都是生命,任何一種植物滅絕,都意味著從地球上永遠消失,若能阻止這件事發生,「知道人可以為植物做點什麼,非現實面的心理回饋會更大」

但撇除這些為植物請命的利用論,好幾位參與方舟的植物學家坦承,植物對人類有用沒用,未必是他們個人最關切的。從情感上來說,任何植物都是生命,任何一種植物滅絕,都意味著從地球上永遠消失,若能阻止這件事發生,「知道人可以為植物做點什麼,非現實面的心理回饋會更大」,董景生說。

一想到有物種可能消失,伍淑惠的說法是,「我超級焦慮的」。她過去的研究工作尺度跨幅極大,從區域性的山林資源調查、監測森林每棵樹的生長狀態,到蒐集恆春半島跟蘭嶼地區所有植物種子,培育並記錄發芽特性。二十多年工作中,儘管許多時刻「無聊到想逃跑」,但這些與自然近身交會的經驗,總是一再提醒她,「植物界永遠有新鮮事」,「只要你跟它在一起夠久,或有足夠機緣發現」。

這些新鮮事,足以吸引一顆好奇的心展開無窮盡的追索。在恆春熱帶植物園工作時,伍淑惠無意中在海邊垃圾堆發現瀕危植物大血藤的大量種子。後來她積極尋找野外植株,果然在恆春半島和台東找到將近十株大血藤,而非原本文獻記錄的兩三株。追著追著又開始好奇,既然能在海邊垃圾堆落下大量種子,大血藤究竟怎麼授粉?

伍淑惠。

伍淑惠。攝:陳焯煇/端傳媒

伍淑惠找到香蕉灣海岸的一棵大血藤進行觀察,「那時候很瘋狂,每兩個小時去海岸林區抽花蜜測量,半夜不睡覺,蚊子又多,整晚都痛苦」。瘋狂自討苦吃的行徑,只為回答最初的問題:台灣怎麼可能只有一點點大血藤?怎麼可能野外滅絕?有沒有機會,我能讓這物種不要在台灣滅絕?

「我的大血藤」,伍淑惠這麼稱呼她研究的植物。不是獨佔,是曾經朝夕相處的自然情感。為了她的大血藤,她不停提問題、找答案,因為「知道夠多之後,我就不會讓它成為瀕危植物或一個消失的物種」。

「如果一種生物就這樣滅絕,我們就沒有機會認識牠們,那麼我們獲取知識的可能性也會隨著生物的絕種,形狀、聲音和顏色的消失而漸被剝奪。如果人類將所有看的到的東西都逐步摧毀,那就如同逐漸戳瞎自己的眼睛。」

這是德國生物學家馬歇爾.羅比森在《從世界變得寂靜開始》一書中殷切疾呼的句子,此書的副標更一語道破生物多樣性損毀對人類影響最深遠,卻恐怕最難以「用途」言之的層面:「物種多樣性的衰減如何導致文化貧乏」。

「如果一種生物就這樣滅絕,我們就沒有機會認識牠們,那麼我們獲取知識的可能性也會隨著生物的絕種,形狀、聲音和顏色的消失而漸被剝奪。如果人類將所有看的到的東西都逐步摧毀,那就如同逐漸戳瞎自己的眼睛。」

伍淑惠收集的植物種子。

伍淑惠收集的植物種子。攝:陳焯煇/端傳媒

為了推動民眾關注在地瀕危植物,范素瑋和植物園同事近來陸續走訪社區和部落。生長侷限在特定區域的瀕危植物,對鄰近聚落而言,「說穿了就是當地特色」,植物園希望推廣社區透過栽種瀕危物種,重建人與植物的關係。在與社區互動時,范素瑋發現,老人家對這些瀕危植物多半有印象,「問他們小時候有沒有看過,或是拿照片給他們看,他們可能就會說出植物的名字或他們以前怎麼運用植物的故事。這些東西如果沒了,這個詞彙和它的故事也就消失了」。

這就是《從世界變得寂靜開始》不厭其煩強調的:「物種的滅絕使我們能夠體驗、感覺、敘述的冒險變得稀少,也剝奪我們能夠理解感受、聞到、看到、體驗與學習的機會。人類不但失去越來越多的隱喻和圖畫,也變成缺乏感情、思考和幻想力的生物」。

「我曾考慮出一本植物詩集」,長期調查民族植物的董景生這麼說。作詩的不是他,是分布於台灣新竹、苗栗一帶山區的賽夏族人。多年來他深入不同部落,與當地原住民合作採集民族植物,並將族人種植、應用植物的經驗編寫成書,在賽夏族部落採集時,他聽族人說起矮靈祭上唱的祭歌,歌詞中有大量植物,本來打定主意不再寫民族植物的心,忍不住動搖。

「原住民語言的文法比較接近日文,動詞在前,名詞在後,有時會搞不清楚主詞到底是人還是植物」,董景生解釋,賽夏族在祭典上吟唱的內容大概像這樣:「蘆竹,風,搖曳生姿的美女⋯⋯整晚都唱這種,非常文學。我突然覺得,那就是《詩經》的概念」。

蘆竹還在,也算普及,一聽一讀,人與植物迎風款擺的姿態登時鮮活浮現。而紅皮書裡更多引人浮想連翩的名字,等待我們有一天也能不假思索,清晰看見它們的模樣,看見它們和我們在什麼時間、什麼場景,發生了什麼親疏遠近的關聯:

蔓烏頭,雪下紅,彎花醉魚木,薄葉見風紅,恆春歌綠懷蘭,日本貓兒眼睛草
老虎心,岩大戟,南湖柳葉菜,小葉冷水麻,出雲山秋海棠,台灣高山鐵線蕨
……

989種台灣在地植物一旦消失,它們的唱名將從故事的起點變成一份滅絕名單,標示我們永難挽回的物種生命。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也將失去989種探索未知事物甚至拯救致命危機的可能性。它們和你我生命的當下或許還不存在關係,但若拉長時間單位,在並不遙遠的未來,所有人類和物種都在一艘此刻打造的方舟上,互相確保生命存續,這正是方舟必須獲得我們共同關注的原因。

註1:邱園的具體事例,可參閱天下文化所出版的《植物彌賽亞》、商周出版《英國皇家植物園巡禮》二書,網路亦有許多邱園活動與紀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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