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梁一夢: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今次港府以至北京在《逃犯條例》修訂的讓步,被《紐約時報》形容為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的最大退讓。事後檢討,這次政治誤判有幾個主要的「死因」。


2019年6月16日,民陣發起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大遊行,期間太古廣場外,有遊行人士向墜落不幸身亡的「黃衣人」默哀。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6月16日,民陣發起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大遊行,期間太古廣場外,有遊行人士向墜落不幸身亡的「黃衣人」默哀。 攝:林振東/端傳媒

兩場百萬人遊行,150枚催淚彈,20發布袋彈,幾發橡膠彈。兩周的「反送中」示威之後,香港從此不一樣。

反《逃犯條例》修訂事態急轉直下,情況屬近年僅見。到底港府當初為甚麼要推出《逃犯條例》修訂?後來為甚麼會政治急轉彎?這應該是許多關心中國和香港政治的人心中的謎團。中國政治運作並不透明,決策鮮有公開紀錄和文件可追溯,因此,難以肯定地要回答為何港府會啟動《逃犯條例》修訂,但觀察者也可以從一些政治運作的表象,去猜度暗室裡的考量。

首先,《逃犯條例》修訂似乎是真的由特首林鄭月娥提出,這點大概可以由修例前後的政治動員中看到。在中國,重要的政治運動有一定的動員軌跡。首先,黨會動員主要喉舌提出關鍵的政治主張,接下來黨的支持者會加入聲援,最後則是由上而下地動員一般民眾參與運動,千帆並舉,營造不能抗拒的輿論聲勢。可是在今次修例事件中,許多香港建制的重量級人馬由始至終都沒有明確表態支持修訂,例如兩任前特首董建華和梁振英,以至許多行政會議成員亦保持沉默,如召集人陳智思,以及任志剛和李國章等。近期香港政圈傳出風聲,建制中人也在私下批評林鄭,罪名亦是指責林鄭錯判政治形勢。這些跡象顯示,修例很可能由林鄭自行提出,以致動員姍姍來遲。

然而,姑勿論修例是由哪一方提出,在後來事態的發展下,溯源意義並不大。林鄭月娥一力承擔了是次「政治誤判」的責任,但事實上反《逃犯條例》修訂事件發展至後期,已被中央視為與外部勢力的政治決戰,林鄭未必再有絕對的自主權。早於5月,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就曾多次公開力挺修例,並且有報道指他向全體建制派鞠躬要求他們歸隊支持修例。如果中央有意阻止《逃犯條例》修訂通過,它有絕對的權力要求林鄭停止,所以「政治誤判」顯然並非只限於林鄭,而是涉及整個港澳系統對香港民情的錯誤估算和部署,令北京在事件上吃了一場罕見的政治敗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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