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百万人游行，150枚催泪弹，20发布袋弹，几发橡胶弹。两周的“反送中”示威之后，香港从此不一样。

反《逃犯条例》修订事态急转直下，情况属近年仅见。到底港府当初为甚么要推出《逃犯条例》修订？后来为甚么会政治急转弯？这应该是许多关心中国和香港政治的人心中的谜团。中国政治运作并不透明，决策鲜有公开纪录和文件可追溯，因此，难以肯定地要回答为何港府会启动《逃犯条例》修订，但观察者也可以从一些政治运作的表象，去猜度暗室里的考量。

首先，《逃犯条例》修订似乎是真的由特首林郑月娥提出，这点大概可以由修例前后的政治动员中看到。在中国，重要的政治运动有一定的动员轨迹。首先，党会动员主要喉舌提出关键的政治主张，接下来党的支持者会加入声援，最后则是由上而下地动员一般民众参与运动，千帆并举，营造不能抗拒的舆论声势。可是在今次修例事件中，许多香港建制的重量级人马由始至终都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修订，例如两任前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以至许多行政会议成员亦保持沉默，如召集人陈智思，以及任志刚和李国章等。近期香港政圈传出风声，建制中人也在私下批评林郑，罪名亦是指责林郑错判政治形势。这些迹象显示，修例很可能由林郑自行提出，以致动员姗姗来迟。

然而，姑勿论修例是由哪一方提出，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下，溯源意义并不大。林郑月娥一力承担了是次“政治误判”的责任，但事实上反《逃犯条例》修订事件发展至后期，已被中央视为与外部势力的政治决战，林郑未必再有绝对的自主权。早于5月，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就曾多次公开力挺修例，并且有报道指他向全体建制派鞠躬要求他们归队支持修例。如果中央有意阻止《逃犯条例》修订通过，它有绝对的权力要求林郑停止，所以“政治误判”显然并非只限于林郑，而是涉及整个港澳系统对香港民情的错误估算和部署，令北京在事件上吃了一场罕见的政治败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