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梁一夢：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兩場百萬人遊行，150枚催淚彈，20發布袋彈，幾發橡膠彈。兩周的「反送中」示威之後，香港從此不一樣。

反《逃犯條例》修訂事態急轉直下，情況屬近年僅見。到底港府當初為甚麼要推出《逃犯條例》修訂？後來為甚麼會政治急轉彎？這應該是許多關心中國和香港政治的人心中的謎團。中國政治運作並不透明，決策鮮有公開紀錄和文件可追溯，因此，難以肯定地要回答為何港府會啟動《逃犯條例》修訂，但觀察者也可以從一些政治運作的表象，去猜度暗室裡的考量。

首先，《逃犯條例》修訂似乎是真的由特首林鄭月娥提出，這點大概可以由修例前後的政治動員中看到。在中國，重要的政治運動有一定的動員軌跡。首先，黨會動員主要喉舌提出關鍵的政治主張，接下來黨的支持者會加入聲援，最後則是由上而下地動員一般民眾參與運動，千帆並舉，營造不能抗拒的輿論聲勢。可是在今次修例事件中，許多香港建制的重量級人馬由始至終都沒有明確表態支持修訂，例如兩任前特首董建華和梁振英，以至許多行政會議成員亦保持沉默，如召集人陳智思，以及任志剛和李國章等。近期香港政圈傳出風聲，建制中人也在私下批評林鄭，罪名亦是指責林鄭錯判政治形勢。這些跡象顯示，修例很可能由林鄭自行提出，以致動員姍姍來遲。

然而，姑勿論修例是由哪一方提出，在後來事態的發展下，溯源意義並不大。林鄭月娥一力承擔了是次「政治誤判」的責任，但事實上反《逃犯條例》修訂事件發展至後期，已被中央視為與外部勢力的政治決戰，林鄭未必再有絕對的自主權。早於5月，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就曾多次公開力挺修例，並且有報道指他向全體建制派鞠躬要求他們歸隊支持修例。如果中央有意阻止《逃犯條例》修訂通過，它有絕對的權力要求林鄭停止，所以「政治誤判」顯然並非只限於林鄭，而是涉及整個港澳系統對香港民情的錯誤估算和部署，令北京在事件上吃了一場罕見的政治敗仗。

今次港府以至北京在《逃犯條例》修訂的讓步，被《紐約時報》形容為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的最大退讓。事後檢討，這次政治誤判有幾個主要的「死因」。

失算一：社運低潮，反威權價值觀未變

第一是低估香港民情。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之後，香港民主運動被指進入低潮期，既無法再組織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反對派之間亦互相攻擊；領導雨傘運動的領袖相繼入獄，政府更不斷使用行政手段取消反對派政治人物的參選資格，如黃之鋒和梁天琦等，對反對派有「斬首」的效果。建制派則乘機取得立法會關鍵席次，得以修改《議事規則》，令反對派連在議會內「拉布」都做不到。在這種形勢下，林鄭月娥政府會認為反對聲音不成氣候，實在自然不過。於是，在《逃犯條例》修訂遭遇阻力時，林鄭「一手硬、一手軟」，優先注重鞏固商界政治盟友，把多項商業罪行剔出逃犯移交之列，對民間的反對聲音卻維持強硬，這完全是一種但求商界議員歸隊、但求「夠票」，只在乎在制度內能過關就可以的政治操作。

然而今日看來，這種「夠票就硬闖」的心態，反映當局把過去五年的社運低潮，視作香港民主運動反抗力量的消失，是一次嚴重的政治失算。

政治運動並不會憑空而生，背後往往有一些因素驅使，這些條件前設 （antecedents）有不同的層次。一般而言，民眾的價值觀甚為根深蒂固，民眾的價值觀會和其他因素互動，影響他們在個別議題的政治取態，但價值觀和政治取態不一定能轉化成實質的政治表達和參與。例如，社會撕裂可能會令民眾對政治產生厭惡感，即使有想法也不想參與政治；不安全的政治環境，亦可能令一般人噤聲；沉默亦可能形成一種螺旋：因為別人都不說話，於是我就都不說話了。

香港過去數年的政治低潮，可能只是反映了民眾短時期內的政治參與欲降低，而並非一種價值轉向。政治科學以往的研究結果大抵反映「政治表達」和「政治參與」會隨外在環境改變而在短時間內急劇改變，但「價值觀」卻很牢固，往往要經年累月才會移風易俗。回歸以後，許多港人並不認同中國威權政府所推祟的價值，這種傾向在香港政治的語境中一向被北京理解為「人心未回歸」，過去的社運低潮可能令許多人都都低估了港人「人心未回歸」的程度。這種反抗傾向，遇上適合的政治機遇，便會來一次總爆發。

推動修例的草率亦可見諸於港府的遊說工作。港府在宣傳過程中，不止不能令反對派心服，甚至未能說服己方陣營或精英階層的人同心支持修例。商界有疑慮，外國商會亦不贊同，政府亦未能說服香港律師會、大律師公會及許多溫和的法律學者。前高官發聲反對修例，建制陣營內亦出現「叛軍」，田北俊田北辰兩兄弟近乎倒戈相向。

這種眾叛親離的局面，恐怕就是民情在短時間內爆發的誘因。反抗威權政府的運動一向要面對難以動員群眾的難題，因為反抗往往是要為了爭取所謂的「公共財」（public good），即為社會謀福祉，但福祉既屬於大眾，個人的得益就不多和不明顯，但反抗的「先行者」（First-mover）卻往往會被威權政府針對，付出巨大的個人代價，重則入獄，輕則在其他生活層面受到打壓。不過，如果反抗的人愈多，反抗的成本就會被攤分；行動有機會成功，其效益也就會愈高。在反《逃犯條例》修訂案例中，因為後期「反送中」聲勢龐大，因此連一向少碰政治的商戶，都不太怕作出政治表態，容許員工在罷市當天彈性上班。當反對的人多了，法不治眾，事後的政治追究便比較難進行。這些政治參與的客觀條件成立，潛藏的反威權價值觀便迅速形成政治參與，如雪球般滾大。

失算二：無領導社運，政府極難瓦解

第二點失算，是港府針對反對派的「斬首」打擊，即透過令反對派的領袖下獄來打擊民主運動這一手段，在「反送中」一役是無效的。這是因為「反送中」運動和之前的雨傘運動性質大不一樣，令「反送中」運動不太需要統一的指揮。

「反送中」運動並無明顯的領導層，主要決策均由網民在各種即時通訊軟件、討論區或在現場作出，這種「無領導」的狀態和昔日傳統民主運動的形式大相徑庭，群眾並無在運動成形之後組織起來，亦無建立起領導層。因為網上通訊科技發達，即時的影像傳播令運動者可以「眼見為實」，比較容易判斷哪裡需要人手或資源。事實上，在現場，許多時運動的參與者是哪裡人多或感覺到哪裡需要人手，就會去該處。在這種運動的形式下，「反送中」的示威遊行極難瓦解，因為當局無法再透過和運動的領導層談判，甚或是拘捕一些領袖來瓦解運動。

昔日民主運動的顯例如南韓、台灣等，運動的路徑是組織領導層，和威權政府「又傾又砌」（一邊談判一邊抗爭），時而妥協時而進擊，期望建制內的精英慢慢在此消彼長下倒戈，把威權政府推倒。不過這些「經典路徑」的故智並不適用於是次運動，因為「反送中」運動起初聚集群眾的訴求單一，就是撤回修例，亦不像以往的民主運動般，需要考慮政權更替的問題。在以往的「經典路徑」案例中，到運動的後期，民眾訴求已變成推動政權向民主過渡，運動的參與者要和威權政府互有攻守，亦要開始考慮運動後的問題，例如政府要如何改組，如何組黨，把運動的能量過渡到日後的選舉上。

但「反送中」示威目前仍不需要處理這些考慮，是以這種無領袖式的示威對港府而言非常難以應付，血腥鎮壓顯然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防暴式的驅散人群及零星的拘捕也無法打斷運動，運動對政權而言不啻是頑疾。

失算三：國際形勢及輿論改變

香港政府的第三點失算，當在於國際形勢及輿論的改變。

《逃犯條例》修訂引來西方媒體關注，輿論幾乎一邊倒支持香港民眾，是次運動既無打砸搶，城市亦如常運作，以是次運動規模之龐大，這種情況可謂罕見。這令西方不少報道和評論極之欣賞港人的素養，甚至有人把是次運動捧為當代不合作運動典範的趨勢。這種輿論的同情，亦令中國在貿易戰的處境雪上加霜，讓美國政府有更大的動機和藉口，以取消《香港關係法》和各種制裁法案來進一步打擊中國。所以，香港局勢失控，必非北京現時所樂見。而林鄭月娥和整個港澳工作系統的責任，在北京高層的眼中，亦會變得愈發明顯。

中共對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的自由傾向其實不無戒懼。在當代香港政治評論中，常有人把「一國兩制」的設計視為抵抗「紅色中國」入侵的屏障，但如果這個屏障存在，其限制顯然是雙向的。「一國兩制」既展現出國家懷柔的身姿，又為未來預留地步，巧妙設限嚴防香港。在香港的政治設計中，就可以看出這些特點。第一，香港在「三權分立」以外引入了特別的「行政主導」體制，限制議會的權力，議員提出的法案需要在分組點票同時獲功能組別和普選組別兩組通過，才能變成法例。這樣民主派無論取得多少民意支持，也無法限制中央委任的特首。第二，比例代表制是一種保障弱勢政黨的選舉制度，當年制訂的原意顯然是為了不讓取得大多數民意支持的民主派贏得太多的議席，威脅港府的管治權。但這種設計也倒過來令建制派形勢轉好後，亦難以大勝民主派。第三，北京在港的權力，是透過在《基本法》中留下大量備而不用的條款來體現的，例如，釋法權和中央任命特首的權力等，一旦中央行使備而不用的權力，則香港的人事任命權和法律解釋權，均隨時可以被完全剝奪。

換言之，「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是一個自治體制，但北京差不多保留了一切關鍵事務的最終決定權。「一國兩制」底下的自由和西方民主國家的自由有本質上的分別，那是一種由上而下、賜與的自由，是一種臨時的懷柔手段。這種政治設計完美體現出中共的威權務實風格，既懷柔，卻又不失可能性，其實是中共改革開放初期「韜光養晦、等待時機」國策的自然產物。外界在討論一國兩制的動機時，經常聚焦於其作為統一台海的「示範單位」作用，但其實「一國兩制」的務實懷柔設計還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希望融入國際現有秩序的意向。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早期一直維持「韜光養晦」的國策，放棄與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對抗，不挑戰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尋求融入國際經貿體系。這個國策現在看來在當時屬空前成功，中國對外的經貿關係得以正常化。放棄意識形態的對抗，為中國換取了平穩發展的黃金三十年，慢慢由一個一窮二白的發展中國家變成第二大經濟體，隱然取得挑戰美國的資格。

對於當年的中國而言，香港是華洋雜處的國際金融城市。1980年代的中國渴求外資，在當時的政治時空，維持香港的現狀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所有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中國把香港保持現狀，可以展現出不與資本社會為敵、願意融入國際金融秩序、成為「正常國家」一員的誠意。1980年代的中國需要香港這個窗口，需要借助它的資本、人才，當時的中國不可能冒大不韙毀掉香港，引來國際嘩然。所以最佳的選項，是保持香港原狀，不去折騰。

相對來說，西方國家也陸續讓中國加入重要的國際組織，與之建立正常邦交，共同建構出當代的經濟經貿體系，反映西方一直相信中國這個貿易伙伴。而且，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年代，不少威權國家相繼民主化，例如東歐、蘇聯、台灣、南韓等。這些國家民主化的經驗加上中國的改革開放，亦令西方國家相信，中國在市場化之後，也會慢慢民主演變。

然而這種民主演變並未發生，隨著國力的增強，中國的威權體制變得更加自信，更導致了中國對外政策的轉變。其中一個關鍵的時期是2008年金融海嘯，當時西方國家紛紛到中國求援，言語恭順，唯恐中國投資不來，更兼中國舉辦奧運成功，其後到習近平上台後，中共對西方政策漸漸由順服轉為競爭，中共對外更加進取，對外轉趨強硬：外交上向西面突破美國的封鎖線，推出一帶一路的國策；軍事建設方面向南海推進，並以政經攻勢滲透台灣和西方國家；經濟上推出《中國製造2025》等，補貼高科技產業和西方競爭，亦被指偷取西方企業的高科技機密。中國國力的增強與對外政策轉趨積極，加上其政治體制改革的停滯，令美國慢慢發現中國不止不會變，甚至成為挑戰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的一個異質性政治體，美國輿論和政界開始轉向，視北京為最大的競爭對手，貿易戰因此爆發。

在香港的層面，北京懷柔治港的政治需要亦隨時間過去而減弱，香港既無法再成為對台灣的一國兩制示範單位，中港的經濟力量對比也已逆轉。但香港長期的開放和自由傾向，就成為一個愈發明顯的國家安全漏洞。

香港人經常不明白為何在香港的政治鬥爭會被動輒上升到與外部決戰的水平，但對中共而言，香港是自由思想傳播的窗口，是一個潛在的危險政治炸彈。中共作為一個威權政體，承受政治衝擊的能力其實比不上西方的民主政體。比如說，當西方國家經濟低迷，民眾不滿，可以換掉總統和執政黨，但中國一旦陷入類似的麻煩，卻無法以政黨輪替的方式解決認受性的降低。

中國在過去30年經濟高速增長，幾乎沒有陷入過明顯的衰退周期，但若有一朝這種增長不能持續，則終究要面對如何在經濟低迷時解釋威權統治的合法性問題。當中共治下的中國經濟強大，香港的自由傾向便被邊緣化，被內地人嗤之以鼻，但如果中共的經濟表現轉為弱勢，香港會不會成為一個自由思想傳播的窗口？內地人會不會開始思考專制的不足，而轉為推崇香港的自由體制？是以中共一直希望消滅香港的自由傾向，令其不再成為一個潛在的「國安」或「黨安」危險，這恐怕亦是中共為何順理成章支持林鄭修例的原因──收緊香港控制的方案如果能通過，何樂而不為？

不過國際形勢的轉變和貿易戰的到來，對中共而言顯然來得太過早。在美國接連出招打壓中國企業的同時，中國幾乎找不到有效還擊的手段，只能零星反擊，盡力談和。貿易戰的戰況亦反映出中國地緣政治的惡劣情況，它在國際上幾無可靠的盟友，一眾發達國家即使不幫助美國，亦沒有可能助中抗美。是以明顯地中國在貿易戰爆發之初，就不斷希望求和，並不願意打這場對它沒有好處的戰爭。

香港怎可能是孤島？

在這個前提下，《逃犯條例》修訂和其引起的爭議，甚至是「一國兩制」底下的香港政治發展，其實都反映了共和國過去三十年國運的發展：早期克制，後期擴張，並在遇到巨大阻力時策略式退守自保。中共早期在香港事務上非常克制，而《逃犯條例》修訂則是中共近年收緊香港自由的一個體現，但事件在今日的中美新關係下，不可避免地涉及中美的角力，結果中共不得不策略性妥協，在這個高度上，中共面對的不止是香港的公民社會，而是國際意義上的意識形態衝突。要理解中共為何屢以「國家安全」的語境來理解香港政治，便必須理解這背後的中國政治文本。

所以，「反送中」之後的香港政治亦很可能會在這個框架底下繼續發展。香港的公民社會業已建立，必將和威權政府長期鬥爭，這一點幾成定局，民主運動縱有高潮低潮，但其反抗傾向已不可能在中短期內改變；但威權政府的回應或高壓或懷柔，亦不可能不被國際地緣政治勢態所影響。近年香港經常有一種思潮，認為中港並非命運共同體，主張不理會中國政治而專注於香港政治發展，但顯然香港不止和中國命運緊緊相連，亦不會不被國際局勢發展左右。在地緣政治上，怎會有地方是孤島？

（梁一夢，傳媒人，政治傳播研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