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方志信:612清場,香港警察的戰略和戰術失當

從各大媒體的報道可見,612示威當天警方的清場行動可謂相當暴力,絕非如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和特首林鄭月娥所說般克制。究竟,警方612清場在戰略和戰術上出現了甚麼問題?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夏慤道的清場行動。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夏慤道的清場行動。 攝:林振東/端傳媒

數月以來,《逃犯條例》修訂在香港掀起極大的爭議。繼6月9號的百萬人上街,數以萬計的示威者於三日後堵塞了金鐘附近的街道,意圖阻止立法會審議相關條例草案。從各大媒體的報道可見,當天警方的清場行動可謂相當暴力,絕非如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和特首林鄭月娥所說般克制,更引來了坊間不少非議。究竟,6月12日警方的清場在戰略和戰術上出現了甚麼問題,以致出現612的場面?

香港警方應對抗爭的戰略風格

學術界就警隊如何應對抗爭提出了不少分析框架,其中最著名的是學者Donatella della Porta提出的七項分類法:

  1. 暴力(brutal) 對溫和(Lenient)──指暴力的使用程度
  2. 鎮壓(repressive)對容忍(tolerant)──指被禁止行為的數量
  3. 廣泛(diffused)對針對(selective)──指鎮壓的群體的數量
  4. 非法(illegal)對合法 (legal) ──指對法律的尊重
  5. 回應(reactive)對預防(preventive)──指干預的時機
  6. 對抗(confrontational)對共識(consensual)──指和示威者之間的溝通
  7. 僵化(rigid)對靈活(flexible)──指對示威形勢的適應程度

換言之,左方代表的是強硬路線,警方會採用武力大規模鎮壓示威者,且態度強硬拒絕溝通;右方代表的是懷柔路線,只針對小部分激進的違法行為,注重和示威者溝通。現實上,這些分類是一個連續的光譜,並非簡單的二分,而警隊處理抗爭的風格往往在光譜的兩端搖擺。

那麼,警隊處理抗爭的戰略風格受到甚麼因素影響?按研究大致可以歸納為兩類:第一是動機說,包括示威活動對政權的顛覆性和對警隊的威脅;第二是權力說,即警權越大,處理示威時警隊可以越高壓和受到越少的監管。權力說較容易理解,但讀者可能對動機說感到疑惑──難道警隊不是按照法律和情況,使用最低武力來處理示威嗎?

大家不要忘記,人不是機械,下決定會受到各種主觀因素影響,而法例也往往有不少可操作的空間。哪怕是在歐美成熟的民主國家,警隊處理抗爭的風格也會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例如政黨政治的影響(管轄警隊的內政部直接施壓或者員警高層爭取繼續被任命),以及警隊集體或個別警員對他們自身處境的理解(例如對示威者的觀感和預計所受到的威脅)。Donatella della Porta參與的一個研究就發現,意大利員警在2001年7月處理熱那亞的反G8示威時採取了較高壓的手段,其中一個原因居然是情報部門提供了錯誤的情報,指出示威者意圖在市內散播愛滋病毒和劫持警員。

總體而言,各地警隊處理抗爭的手法從強硬慢慢趨向懷柔路線,特別是在歐美社會。原因很簡單,早期的集體抗爭往往被視為對政權的挑戰,而在沒有普選的年代,集體抗爭又是平民唯一挑戰政權的方法。然而隨著民主化浪潮的興起,民眾不需要使用過分激烈的手段表達意見,和平示威也被社會接受為公民表達意見的手段。

將這些理論套用到香港的情況,我們便不難理解為甚麼警隊會傾向高壓手段處理612示威。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夏慤道的清場行動。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夏慤道的清場行動。攝:陳焯煇/端傳媒

從動機論說,自前特首梁振英上台,政府一直對政治異見分子態度強硬。而在缺乏民主政制的香港,市民根本對保安局局長或者警隊高層的任命沒有任何影響力。反之,局長和警察高層需要靠攏特首甚至是中央政府的路線,以獲得特首提名和中央任命。另一方面,從媒體的報道和網絡上流傳出的資訊可見,一般的員警對示威者亦甚無好感。這點也不難理解,從集體的層面看,警隊本來就是建制的一部分,對政府和現有的秩序有天然的支持傾向;從個人層面來看,前線的員佐級警員學歷一般不高(註一),而過去大量的香港民調均證明學歷較低的市民會傾向支持政府。加上警隊內部強大的回音壁和領導層的強硬作風,前線警員對示威民眾的集體敵視就是這樣形成的。

從權力說來看,今天的香港雖然比殖民地年代民主,但市民的集會自由依然受到1967年修訂的《公安條例》的不合理限制,而警權也缺乏足夠的監管。

所以,從戰略層面來看,香港政府和警隊在處理示威活動時只會傾向強硬,而這個戰略層面的失誤是任何戰術上的勝利也不能彌補的。市民的訴求一天沒有得到正視,示威活動就會繼續出現,而越強硬的打壓,也越容易激發市民的怒火。

「暴民」社會學:防暴戰術的目標和武器使用

談完戰略,現在來談防暴戰術和具體的武器使用。現代的防暴戰術目標主要圍繞著如何驅散人群,而這個戰術背後的理念被一些學者稱之為「暴民社會學」(mob sociology)。所謂的「暴民社會學」,是指示威者的違法和暴力行為源於個體進入群體之中時,感受到集體的力量和身處集體帶來的不可見性,因而做出違法行為。而示威者失控的程度,又受到抗爭領袖和警方行為的影響。面對這些「失控」的群眾,警隊需要保持強硬,喚醒示威者的恐懼,同時需要把示威者打散和找出領袖或激烈的抵抗者,從根源上把個體抽離出集體。

根據這種邏輯,現代的防暴戰術可以分為三大步:第一是圍堵,利用盾牌方陣和障礙物守住陣地,以消耗示威者的體力和限制示威者的活動範圍;第二是驅散,以打擊性(警棍、橡膠子彈、水炮等)或生化性(催淚彈、胡椒噴霧等)等殺傷力較低的武器驅散人群;第三是「斬首」,把領袖和激烈反抗者拘捕。在612的清場行動中,警方的行動也離不開這三類戰術的混合──先以鐵馬和方陣守住重要防線,然後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再派速龍小隊(特別戰術小隊)以警棍開路讓方陣前進,最後拘捕落單者。然而,在使用武器達到戰術目的方面,警方的確犯下不少錯誤,特別是在使用警棍和催淚武器方面。

揮動警棍衝鋒:發洩還是推進?

警棍是常見的防暴武器,用作近距離驅散人群,並為後來的大部隊清空推進的通道。一般情況下,「警棍衝鋒」(Baton charge)戰術會配合使用其他遠距離投射武器,如催淚彈和水炮。隊伍中的指揮官會先評估情況,再決定使用投射武器,然後方陣前方的防暴員警放棄盾陣衝鋒,驅趕在方陣前沒被影響或者是在後方受投射武器打擊但沒有離開的示威者,然後重新組織方陣。警棍衝鋒的另一種版本,是方陣沒有解散,而是放開通道,讓沒有裝備長盾的快速打擊部隊──例如警隊速龍小隊──快速推進,讓盾陣尾隨。

然而,無論是哪一種版本,揮動警棍衝鋒的目的是為了清空指定區域,而非傷害示威者。因此,員警揮動警棍時毋須攻擊示威者要害,只要讓示威者感到受威脅後主動後退即可(註二)。然而,香港警方的速龍小隊在清場行動中多次被拍到毆打沒有武器和舉起雙手的示威者(註三),完全違反了以上的原則。

首先,這是使用了不對等和不必要的武力,讓人不禁懷疑這是出於發洩而非實際需要;更重要的是,當區域已經被清空的情況下,作為先鋒部隊的警察應該繼續推進,哪怕是要拘捕或者對付個別激烈的示威者,也應該由後續部隊處理。可是從影片所見,不僅帶頭衝鋒的幾名警員停下腳步對付落單的示威者,後來的看到同僚被記者圍觀後,竟然也選擇在原地結圓陣,放棄繼續推進的機會,實在讓人費解。究竟,警員對示威者有多恨,可以連自身的戰術素養都放棄?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夏慤道的清場行動。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夏慤道的清場行動。攝:林振東/端傳媒

催淚武器:國際公約禁止的可致命化學武器

催淚氣體、胡椒噴霧、胡椒水、胡椒球槍,嚴格來說都屬於催淚化學武器,是一系列國際公約中明文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的。然而,不少國家卻堂而皇之以此對付示威者,極不合理。這些所謂的非致命武器雖然殺傷力較低,但還是足以致命。因此,各國在使用這些武器時均訂立嚴格準則。可是,人類總是要犯錯誤的,而當日警隊在使用這些催淚武器時根本沒有充分考慮到現場環境和這些武器的特性。

第一,催淚武器的彈殼會造成物理傷害。催淚武器如催淚氣體一般儲存於金屬罐內,以散彈槍或來福槍射出,發射時彈身會帶有強大的動能。自催淚彈被引入防暴武器後,在各地均有不少示威者受到催淚彈的打擊而受重傷(例如腦震盪、內出血和失明),甚至死亡。而在612當日,就有不少傳媒拍到有警員以散彈槍平射出催淚彈,而非向天發射以減少傷害。

第二,催淚武器有易燃的化學成分,投放在不當的地方會引起火災。美國曾經有案例是由於特警在狹窄的環境投放催淚彈而引發室內火災。而在612當天,警方就曾經發射催淚彈到救護站。這不但違反戰爭法,而且容易造成火災,因為救護站內有不少雜物和易燃的醫療品。

第三,催淚性武器的化學成分會導致各種症狀,如流淚、皮膚灼痛、噁心、嘔吐等等,甚至對肺部造成永久傷害、引起心臟衰竭和損害肝功能。事實上,科學界一直有聲音質疑經常被各國政府引用的《Himsworth報告書》(Report of the enquiry into the medical and toxicological aspects of o-chlorobenzylidene malononitrile)不夠客觀和全面。此報告書由英國政府指派的專家團隊撰寫,用以調查催淚氣體對健康的影響。報告書出現的背景是1969年北愛爾蘭德里市博格賽德地區(Bogside area of Derry)的騷亂,當地的警隊在36小時內釋放了多達1100枚催淚彈,在社區內造成嚴重的恐慌並使大量居民身體不適。

由近百名英國著名科學家,包括多名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組成的英國科學社會責任協會(British Society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曾經建議委員會不要只考慮臨床醫學的報告,而應該以流行病學的角度,從身心兩方面調查整體德利居民長時間暴露在催淚氣體後的健康狀況,留意整體社區環境在事件中受到的影響。然而,委員會的主席Harold Himsworth認為當時的德利沒有大量的正式求醫紀錄(因為大部分患者均沒有接受正式的救治),而且事後才調查難免會使得數據不可靠,因此否決了這群科學家的建議。至今,我們依然沒有關於催淚氣體對健康影響的大型非臨床研究,催淚氣體依然被各國政府認定為是安全的防暴工具。

無論如何,避免在封閉區域和空氣不流通的地方釋放催淚彈,必定可以減少催淚氣體對人體的直接傷害和降低踩踏事故的機率。然而,警隊在612行動中多次違反這一原則,例如在狹窄和空氣不流通的地點(如立法會示威區),或者在沒有充分考慮示威者退路(例如在被包圍的中信大廈大台)的情況下釋放催淚彈。

加強制度監管之必要

看到最後,你可能會問,我們不滿又如何?我們可以改變甚麼嗎?你能期望一個非民主體制下的警隊對你客氣嗎?

雖然筆者設想不到香港在短期內會實現全面民主化,但至少我們可以利用香港僅餘的法治和制度,爭取一個更有力的警隊監察制度。雖然我們不可能從動機方面減少政權對我們的敵意,但至少可以從制度上限制他們權力,讓他們不敢肆意打壓市民的示威活動。

一方面,我們需要加強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的民主成分和權力。現時,監警會所有委員均由行政長官委任,我們可以爭取讓立法會委任部分委員,以加強對警隊的監管。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爭取擴大監警會的編制,並長遠爭取監警會可以有獨立於警隊投訴及內部調查科的直接調查權力,甚至是檢控警員不當行為的權力。

最後,我們需要限制警隊的權力,例如爭取廢除遊行需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制度。同時,我們可以爭取警方開放《員警通例》讓市民查閱,至少是有關使用槍械和武力的準則,讓市民可以判斷究竟員警在行使武力時是否適當。

(方志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

註一:例如網媒《香港01》的報道就指近五年只有不足兩成的新聘警員有大學學歷,而根據2018年統計處估計,香港15歲及以上人口中有25.4%擁有大學學位,如果考慮近年大學學位的大幅增加,差距會更大。

註二:可參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2xNk3wM7ro

註三: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lCjRTvKlDQhttps://www.facebook.com/hk.nextmedia/videos/114089820944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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