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方志信：612清场，香港警察的战略和战术失当

数月以来，《逃犯条例》修订在香港掀起极大的争议。继6月9号的百万人上街，数以万计的示威者于三日后堵塞了金钟附近的街道，意图阻止立法会审议相关条例草案。从各大媒体的报道可见，当天警方的清场行动可谓相当暴力，绝非如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和特首林郑月娥所说般克制，更引来了坊间不少非议。究竟，6月12日警方的清场在战略和战术上出现了甚么问题，以致出现612的场面？

香港警方应对抗争的战略风格

学术界就警队如何应对抗争提出了不少分析框架，其中最著名的是学者Donatella della Porta提出的七项分类法：

1. 暴力（brutal） 对温和（Lenient）──指暴力的使用程度
2. 镇压（repressive）对容忍（tolerant）──指被禁止行为的数量
3. 广泛（diffused）对针对（selective）──指镇压的群体的数量
4. 非法（illegal）对合法 （legal） ──指对法律的尊重
5. 回应（reactive）对预防（preventive）──指干预的时机
6. 对抗（confrontational）对共识（consensual）──指和示威者之间的沟通
7. 僵化（rigid）对灵活（flexible）──指对示威形势的适应程度

换言之，左方代表的是强硬路线，警方会采用武力大规模镇压示威者，且态度强硬拒绝沟通；右方代表的是怀柔路线，只针对小部分激进的违法行为，注重和示威者沟通。现实上，这些分类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并非简单的二分，而警队处理抗争的风格往往在光谱的两端摇摆。

那么，警队处理抗争的战略风格受到甚么因素影响？按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是动机说，包括示威活动对政权的颠覆性和对警队的威胁；第二是权力说，即警权越大，处理示威时警队可以越高压和受到越少的监管。权力说较容易理解，但读者可能对动机说感到疑惑──难道警队不是按照法律和情况，使用最低武力来处理示威吗？

大家不要忘记，人不是机械，下决定会受到各种主观因素影响，而法例也往往有不少可操作的空间。哪怕是在欧美成熟的民主国家，警队处理抗争的风格也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例如政党政治的影响（管辖警队的内政部直接施压或者员警高层争取继续被任命），以及警队集体或个别警员对他们自身处境的理解（例如对示威者的观感和预计所受到的威胁）。Donatella della Porta参与的一个研究就发现，意大利员警在2001年7月处理热那亚的反G8示威时采取了较高压的手段，其中一个原因居然是情报部门提供了错误的情报，指出示威者意图在市内散播艾滋病毒和劫持警员。

总体而言，各地警队处理抗争的手法从强硬慢慢趋向怀柔路线，特别是在欧美社会。原因很简单，早期的集体抗争往往被视为对政权的挑战，而在没有普选的年代，集体抗争又是平民唯一挑战政权的方法。然而随著民主化浪潮的兴起，民众不需要使用过分激烈的手段表达意见，和平示威也被社会接受为公民表达意见的手段。

将这些理论套用到香港的情况，我们便不难理解为甚么警队会倾向高压手段处理612示威。

从动机论说，自前特首梁振英上台，政府一直对政治异见分子态度强硬。而在缺乏民主政制的香港，市民根本对保安局局长或者警队高层的任命没有任何影响力。反之，局长和警察高层需要靠拢特首甚至是中央政府的路线，以获得特首提名和中央任命。另一方面，从媒体的报道和网络上流传出的信息可见，一般的员警对示威者亦甚无好感。这点也不难理解，从集体的层面看，警队本来就是建制的一部分，对政府和现有的秩序有天然的支持倾向；从个人层面来看，前线的员佐级警员学历一般不高（注一），而过去大量的香港民调均证明学历较低的市民会倾向支持政府。加上警队内部强大的回音壁和领导层的强硬作风，前线警员对示威民众的集体敌视就是这样形成的。

从权力说来看，今天的香港虽然比殖民地年代民主，但市民的集会自由依然受到1967年修订的《公安条例》的不合理限制，而警权也缺乏足够的监管。

所以，从战略层面来看，香港政府和警队在处理示威活动时只会倾向强硬，而这个战略层面的失误是任何战术上的胜利也不能弥补的。市民的诉求一天没有得到正视，示威活动就会继续出现，而越强硬的打压，也越容易激发市民的怒火。

“暴民”社会学：防暴战术的目标和武器使用

谈完战略，现在来谈防暴战术和具体的武器使用。现代的防暴战术目标主要围绕著如何驱散人群，而这个战术背后的理念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暴民社会学”（mob sociology）。所谓的“暴民社会学”，是指示威者的违法和暴力行为源于个体进入群体之中时，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和身处集体带来的不可见性，因而做出违法行为。而示威者失控的程度，又受到抗争领袖和警方行为的影响。面对这些“失控”的群众，警队需要保持强硬，唤醒示威者的恐惧，同时需要把示威者打散和找出领袖或激烈的抵抗者，从根源上把个体抽离出集体。

根据这种逻辑，现代的防暴战术可以分为三大步：第一是围堵，利用盾牌方阵和障碍物守住阵地，以消耗示威者的体力和限制示威者的活动范围；第二是驱散，以打击性（警棍、橡胶子弹、水炮等）或生化性（催泪弹、胡椒喷雾等）等杀伤力较低的武器驱散人群；第三是“斩首”，把领袖和激烈反抗者拘捕。在612的清场行动中，警方的行动也离不开这三类战术的混合──先以铁马和方阵守住重要防线，然后发射催泪弹驱散人群，再派速龙小队（特别战术小队）以警棍开路让方阵前进，最后拘捕落单者。然而，在使用武器达到战术目的方面，警方的确犯下不少错误，特别是在使用警棍和催泪武器方面。

挥动警棍冲锋：发泄还是推进？

警棍是常见的防暴武器，用作近距离驱散人群，并为后来的大部队清空推进的通道。一般情况下，“警棍冲锋”（Baton charge）战术会配合使用其他远距离投射武器，如催泪弹和水炮。队伍中的指挥官会先评估情况，再决定使用投射武器，然后方阵前方的防暴员警放弃盾阵冲锋，驱赶在方阵前没被影响或者是在后方受投射武器打击但没有离开的示威者，然后重新组织方阵。警棍冲锋的另一种版本，是方阵没有解散，而是放开通道，让没有装备长盾的快速打击部队──例如警队速龙小队──快速推进，让盾阵尾随。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版本，挥动警棍冲锋的目的是为了清空指定区域，而非伤害示威者。因此，员警挥动警棍时毋须攻击示威者要害，只要让示威者感到受威胁后主动后退即可（注二）。然而，香港警方的速龙小队在清场行动中多次被拍到殴打没有武器和举起双手的示威者（注三），完全违反了以上的原则。

首先，这是使用了不对等和不必要的武力，让人不禁怀疑这是出于发泄而非实际需要；更重要的是，当区域已经被清空的情况下，作为先锋部队的警察应该继续推进，哪怕是要拘捕或者对付个别激烈的示威者，也应该由后续部队处理。可是从影片所见，不仅带头冲锋的几名警员停下脚步对付落单的示威者，后来的看到同僚被记者围观后，竟然也选择在原地结圆阵，放弃继续推进的机会，实在让人费解。究竟，警员对示威者有多恨，可以连自身的战术素养都放弃？

催泪武器：国际公约禁止的可致命化学武器

催泪气体、胡椒喷雾、胡椒水、胡椒球枪，严格来说都属于催泪化学武器，是一系列国际公约中明文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的。然而，不少国家却堂而皇之以此对付示威者，极不合理。这些所谓的非致命武器虽然杀伤力较低，但还是足以致命。因此，各国在使用这些武器时均订立严格准则。可是，人类总是要犯错误的，而当日警队在使用这些催泪武器时根本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场环境和这些武器的特性。

第一，催泪武器的弹壳会造成物理伤害。催泪武器如催泪气体一般储存于金属罐内，以散弹枪或来福枪射出，发射时弹身会带有强大的动能。自催泪弹被引入防暴武器后，在各地均有不少示威者受到催泪弹的打击而受重伤（例如脑震荡、内出血和失明），甚至死亡。而在612当日，就有不少传媒拍到有警员以散弹枪平射出催泪弹，而非向天发射以减少伤害。

第二，催泪武器有易燃的化学成分，投放在不当的地方会引起火灾。美国曾经有案例是由于特警在狭窄的环境投放催泪弹而引发室内火灾。而在612当天，警方就曾经发射催泪弹到救护站。这不但违反战争法，而且容易造成火灾，因为救护站内有不少杂物和易燃的医疗品。

第三，催泪性武器的化学成分会导致各种症状，如流泪、皮肤灼痛、恶心、呕吐等等，甚至对肺部造成永久伤害、引起心脏衰竭和损害肝功能。事实上，科学界一直有声音质疑经常被各国政府引用的《Himsworth报告书》（Report of the enquiry into the medical and toxicological aspects of o-chlorobenzylidene malononitrile）不够客观和全面。此报告书由英国政府指派的专家团队撰写，用以调查催泪气体对健康的影响。报告书出现的背景是1969年北爱尔兰德里市博格赛德地区（Bogside area of Derry）的骚乱，当地的警队在36小时内释放了多达1100枚催泪弹，在社区内造成严重的恐慌并使大量居民身体不适。

由近百名英国著名科学家，包括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组成的英国科学社会责任协会（British Society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曾经建议委员会不要只考虑临床医学的报告，而应该以流行病学的角度，从身心两方面调查整体德利居民长时间暴露在催泪气体后的健康状况，留意整体社区环境在事件中受到的影响。然而，委员会的主席Harold Himsworth认为当时的德利没有大量的正式求医纪录（因为大部分患者均没有接受正式的救治），而且事后才调查难免会使得数据不可靠，因此否决了这群科学家的建议。至今，我们依然没有关于催泪气体对健康影响的大型非临床研究，催泪气体依然被各国政府认定为是安全的防暴工具。

无论如何，避免在封闭区域和空气不流通的地方释放催泪弹，必定可以减少催泪气体对人体的直接伤害和降低踩踏事故的机率。然而，警队在612行动中多次违反这一原则，例如在狭窄和空气不流通的地点（如立法会示威区），或者在没有充分考虑示威者退路（例如在被包围的中信大厦大台）的情况下释放催泪弹。

加强制度监管之必要

看到最后，你可能会问，我们不满又如何？我们可以改变甚么吗？你能期望一个非民主体制下的警队对你客气吗？

虽然笔者设想不到香港在短期内会实现全面民主化，但至少我们可以利用香港仅余的法治和制度，争取一个更有力的警队监察制度。虽然我们不可能从动机方面减少政权对我们的敌意，但至少可以从制度上限制他们权力，让他们不敢肆意打压市民的示威活动。

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监警会）的民主成分和权力。现时，监警会所有委员均由行政长官委任，我们可以争取让立法会委任部分委员，以加强对警队的监管。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争取扩大监警会的编制，并长远争取监警会可以有独立于警队投诉及内部调查科的直接调查权力，甚至是检控警员不当行为的权力。

最后，我们需要限制警队的权力，例如争取废除游行需要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制度。同时，我们可以争取警方开放《员警通例》让市民查阅，至少是有关使用枪械和武力的准则，让市民可以判断究竟员警在行使武力时是否适当。

（方志信，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学助理）

注一：例如网媒《香港01》的报道就指近五年只有不足两成的新聘警员有大学学历，而根据2018年统计处估计，香港15岁及以上人口中有25.4%拥有大学学位，如果考虑近年大学学位的大幅增加，差距会更大。

注二：可参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2xNk3wM7ro

注三：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lCjRTvKlDQ
或https://www.facebook.com/hk.nextmedia/videos/1140898209445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