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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 X 應亮:我有這樣的命運便有這樣的自由,自由不是被給予

我們最早的自由就是叛逆;自由是一種風險,我堅持一個他人禁止的選擇,即是自由。


導演應亮和編劇陳慧的對談。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導演應亮和編劇陳慧的對談。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近年香港移民潮彷彿再現,朋友相聚總聽到有人離開。其實經歷九七移民潮,大部份港人未覺外國有多好,反而深曉異鄉窘局。無奈面對大灣區融合,自由空氣愈加稀薄;而今修例在即,港大民調顯示逾四成受訪者有移民打算。對許多人來說,離開,僅僅是為了去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

離開與流亡,也是去年底上映的電影《自由行》的主線。故事講述中國流亡導演為與身內地母親團聚,不得不參加台灣觀光團作為幌子,惟全程仍被盯緊,歷盡諸種不自由,而主角也不得不在自由、親情、家庭中作選擇。電影反映了導演應亮的親身經歷;而電影的編劇、香港小說家陳慧,也恰於去年遷居台灣。

香港和台灣,是應亮與陳慧足跡的重疊處:他們都離開了自己的出生地,一個從不自由的地方來到相對自由的地方;一個仍兩地奔走,向家鄉作漫長的告別。如今雙城情勢湧變,我們邀來兩位共坐一處,談談香港與台灣與他們個人。兩地而言,自由在萌發新機,還是不過徒增絕望?而他們自己又如何在不同地域脈絡中,思考與實踐「自由」?若創作是利器,他們又如何以此踏上異鄉?

:陳慧
:應亮

自由是一種風險,我堅持一個他人禁止的選擇,即是自由。——陳慧

在香港已是異鄉人

: 2016年接到應亮劇本初稿時,我沒有想過「異鄉人」、「自由」這些課題。如果要談異鄉人,我當時在香港已經是一個異鄉人。這個「異鄉」不是地域上的,而是生活型態的改變,是意識形態上的。比如,我看著自己很熟悉的的店舖變成藥房。我覺得自己是這個城市的 outsider 的感覺,所以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異鄉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有一個家。我還未移民台灣,也沒有想到,我搬到那裡只是因為工作,每個月我都會回香港處理事情。香港對我來說需要很漫長的告別,台灣對我來說需要很漫長的適應。

:我的背景是個非常極權的國家,從小長大的環境不愉快的,當我被禁止回國的時候,實際上是期待也是愉快的,像青春期的男生渴望自由。我總是期待離開家鄉,渴望出去讀書,到另一個地方居住,有自由才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沒有進入體制工作過,反而經常跟香港、台灣等地方發生關係,自己拍的東西有機會在國外放映,對我來說也是離開,所以沒有什麼捨不得。

我沒有「故土」、「根」的想法,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很多東西國內外不一樣。電影《自由行》裡面發生那件事情是因為主角導演拍了一部片,在我的生活裡也是,我拍了一部片,中間我會回內地拍電影,我回到香港的時候就出現了問題不能回去。其實這夾雜著,像陳慧說的漫長的告別,回不去是夾雜一點快樂,可以說是給一個理由斷了吧。裡面有痛苦,例如家庭的聯繫、權力被割除,但也覺得自己做對了一點東西,這裡伴隨著人格的舒張和期望,加上在香港有朋友無私幫忙、保證家庭安全,得到了正面的肯定和保護。這些都在2012年突然爆發,我把它變成人生中要處理的一個戰爭,我堅定認為我做對了。

當我被禁止回國的時候,實際上是期待也是愉快的,像青春期的男生渴望自由。我沒有「故土」、「根」的想法。——應亮

陳慧。

陳慧。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有人會問我,你真的這麼不喜歡香港麼?這麼喜歡台灣?我在台灣找回香港失去了的東西,那人同人交往的感覺。我有生以來最強烈感受到一個群體,就是2014年在金鐘,在台灣我不覺得我很快會有個群體,或者可能你會常常去一間咖啡店、書店、電影院,可以去不同地方,跟好多人混熟,但要感到屬於一個地方,從不容易。

:我對香港的留戀還比上海的多。因為最早我在重慶辦地下影展,有台灣、香港的一些電影工作者到這裡交流,很談得來,我了解到台灣和香港有什麼社會運動。這其實是情感,是連結,會不停的延伸、加深的,所以那個時候到了香港演藝學院,是很高興的,對於從那個很痛苦的環境出來的人,這裡真的有一種很強烈的歸屬感,也覺得這個地方很有價值。這種價值感是一種本能,是來自跟故土非常強烈的對比。留戀就油然而生。如果我今天不得不告別香港,可能有類似的漫長感,因為我也委身了當中一些有價值的事。

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異鄉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有一個家。我有生以來最強烈感受到一個群體,就是2014年在金鐘。——陳慧

從命運的窄門中創作

:存在主義心理分析大師羅洛‧梅有本書叫《自由與命運》。它給我的啟示是,不是你認不認命,而是怎樣直面命運。失明歌手周雲蓬說,失明是我的命,命運幫我開的一道門,只有我才能過去。我喜歡應亮剛才的說法,我們最早的自由就是叛逆。《創世紀》裡人類最早的自由就是食了禁果,但接下來有更大的責任。我們往往更害怕承受這種責任。

:香港現實情況裡有很多肯定的、正面的東西,還有一些彈性的,可以去試,比如說香港的農業、電影。有些領域看起來似乎已經悲觀,比如說法治、教育、媒體,人們必然會有情緒,但要接受這些變化,你才能面對它,從而有方案;你不接受他,用比較負面的狀態去面對它,它只是一個情緒跟態度,沒有特別的用處。你可以運用自己擅長的東西,比如創作、一些社會活動,一些跟本地有關的事情,去消化這些情緒,在微觀的層面去改變,以及慢慢影響身邊的個體,因為人都很複雜。

現在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內,都在喪失信心,在一些時段比較喪氣,是正常的,可是這個畢竟只是一段時間,過去以後你還是要面對很多事情。只要你的心還沒有離開,你還是要去處理一些跟這個地方有關的事情。

:我只可以講我自己的故事,通過角色、返回生活。雨傘運動過了四年,我才開始寫《弟弟》,《弟弟》就是講雨傘運動,我要紀錄那段時間的金鐘的故事。這正正是上了頭,不寫出來便不懂講道理。每個人創作都有自己的原點,但我不會想受眾是誰。台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改編真人真事,面對現實社會和群體,也沒想到迴響這麼大。電影也好文學也好,創作的人往往沒想過要感染全世界,他只是說那個地方的故事。但我相信普世性。

:這個陌生觀眾有什麼人?當然是作者自己想像,但他可能不會很理性地去想這些事,作品出來會在不同區域傳播,接受訊息的程度也會有差異,比如說《自由行》在華語世界傳播的時候,中國觀眾都是在國外看的,例如歐洲、美國的電影節,他們因為某種原因在那邊生活、工作,他們在網上寫了一些評論都是比較負面的,比較多控訴、憤怒,說導演的東西比較自我矮化。這都是意料之外,作為《自由行》的寫作者,我、陳慧、我太太三個人做編劇,都不會去預設這種後果。同時,我們為了亞洲電影節做了一個媒體放映場,就是一些朋友對我說很感動、裡面的人跟香港的命運有關連。觀眾的反映可是這不是作者強求的,如果作者一開始有計算、設定,那是違背了初心。作為一個創作規律,必須要有一些本能、情感。創作最重要、貼近的東西,還是一個比較原始、比較多自我出發的狀態。

在一些時段比較喪氣,是正常的。只要你的心還沒有離開,你還是要去處理一些跟這個地方有關的事情。——應亮

應亮。

應亮。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危險的邊緣

陳:我沒有想安全不安全。自由本質上和安全是矛盾的。自由是一種風險,我堅持一個他人禁止的選擇,即是自由。我要在香港出版《弟弟》,不去三中商的出版社出版,便找小出版社,發行到樓上書店。但一定要記得我為什麼要有這個選擇,只要我能選擇,我便有籌碼。這幾個月,我強烈感受到,全世界無一個地方比香港更方便,但香港除了方便還有什麼?為什麼我們把它看得如此重要?其實我們忘記了本來想要什麼。我們今日有或者無的自由,是過去累積了許多不負責任的選擇而來。

他們繼續有他們的說法,我們就說我們的故事。我有這樣的命運我自然有這樣的自由,這種自由不是被給予的。——陳慧

應:有一次在高雄放映《自由行》,放完以後,電影節安排我們在門外請觀眾過來隨便聊聊天、拍個照,排隊最尾有一個中年男人,這個人的情緒有點大,他到了我的面前就說,我很激動,我從大陸來,偶然路過,看了這個片子,在這個時間段裡面看到是很珍貴的。事後我想,他有點可疑,這個場次的票很早就賣完了,他不可能是路過。可是我很肯定的說,當時的情緒、狀態是真誠的,儘管他背景有可疑,事實上還是會有一些互動跟共鳴。可是我的出發點不是因為這個,我也不會思考中間過程會怎麼樣,這些東西都是水到渠成。

陳:我常常聽到無處可逃的論調。但你為何不想,為什麼要走。當年中英聯合聲明被提出,開始起草基本法,開始有移民潮。當時有廣告的口號是「香港幾好都有,點捨得走」。我便記得當時那種創造力,所有香港人都說要離開,廣告人就說故事了。黃霑有一首歌叫〈上海之夜〉,說香港是借來的地方。今時今日聽到你會哭,當年聽到你會笑。這就是創造力。

其實是話語權,他們繼續有他們的說法,我們就說我們的故事。你說無處可逃是因為無空間,但不是因為香港面積這麼細我就要去大灣區,有大灣區之前香港已經是一個港口了,要記住自是誰。我有這樣的命運我自然有這樣的自由,這種自由不是被給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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