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本六四文學書：廣場和燭火就是理所當然的救贖嗎？

從文學閱讀六四，意味著回到個體的擔荷，回到經驗的錯綜及其表達的純粹，回到那個並沒有結束的夜，和更多消亡又接續的黎明。紀念難免抽象，當歷史的證辭欠缺想像的洞察和開闊的叩問，希望和絕望也容易流於空洞，當我們把廣場和燭火視作理所當然的救贖。在尋覓答案、塑造角色和意象的夜路上，以下文學書籍的作者和編者均展開了理解、思考六四的更多不同角度。

01 誰能回避「自由」：《廣場》

時至今日，所謂鎮壓已變為技術更精密的滲透內化，「一片虛構的廣場是否可以提供一點思想的空間？」

《廣場》

陳寶珍 著

荻笛軒（香港）

1997

廣場備受忽略，廣場揮之不去，但廣場的雨「沒有發出一點足音就潤濕了整個廣場」。

在陳寶珍這部以回歸前夕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裡，位處城市邊緣的廣場串連了一些角色的悲歡，但這種串連是若即若離的，就像那些角色對待政治的態度，不分階層、身份，都在投入定期集會與日常煩惱之間度日，為各自的前途盤算、競爭，然而，他／她們最終也回避不了「自由」這個命題。陳寶珍尤著意刻畫幾位女性角色的困境。她們的掙扎以至自我的追索，和那座在故事後段，由一心想警醒世人的男藝術家竪立在廣場的「死亡之塔」相比，就像路人在雨中狼狽地穿過，算不上壯舉，但她們也同時站到了那片屬於自己的廣場的中央，掌管自身的脆弱和嚮往，拒絕外來的界定與救贖。

廣場不怕冷清，卻怕成為權力的工具。作者在後記說她的恐懼與思考來自一個「壓」字。的確，對勇氣、自由的碾壓無處不在，時至今日，所謂鎮壓已變為技術更精密的滲透內化，「一片虛構的廣場是否可以提供一點思想的空間？」作者在開首刻意強調「不是天安門廣場」固然是為了把關注拉到香港，也明顯有從歷史事件的關注拉到切身現實的用意（畢竟那城市沒有命名為香港，而可以是任何一個處於強權牽連範圍的城市）。在這部小說裡，廣場其實沒有成為象徵，也沒有單純作為精神遺產來接收——廣場是一個問題，不管你知不知道、在不在意它的存在。

02 我只怕對不起我的苦難：《瘋狂》

而當六四，以至當六四後的麻木與虛偽招來更多劫灰，我們該如何面對新的凶暴和自身的脆弱？

《瘋狂》

哈金 著

時報出版（台灣）

2004

一個知識分子的瘋狂更令人不安，卻可能是自我救贖的掙扎。

曾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的哈金，當年很大程度是因為六四，才決定留在美國，並改以英文寫作。與《等待》、《新郎》相比，《瘋狂》沒那麼著名，卻可算是哈金最早的一本小說，在1988年就動筆，取材自他仍在中國讀書時照顧一名中風教授的經歷，一年後天安門屠城，深受震撼的他決心把事件也寫進去。小說的主線很簡單：愈接近六四，中風後的楊教授愈瘋狂，他偶然吐露至理名言，同時夾雜著絕望的懺悔，關於知識分子的失位、墮落。他更自揭家醜，卸下心防也卸下學養，讓他的親友蒙羞，讓他在升學路前徬徨的學生萬堅，也就是小說的主角，震驚繼而窘迫地反思。最終，個人的感情危機和上一代人遺留的創痕驅使他半夢半醒地赴身局勢逐漸失控的北京。

哈金不僅以楊教授的崩潰點出了八十年代民主運動背後，知識分子自我拷問的精神譜系：歷劫的尊嚴在龐大的體制之前如何安放？偶然清醒的楊教授把這句話噙在嘴邊，像道救命符：「我只怕對不起我的苦難」，但更多時候就在背誦但丁《神曲》、唱革命歌曲，甚至像孩子那樣懇求自己的學生「救救我的靈魂」。而當六四，以至當六四後的麻木與虛偽招來更多劫灰，我們該如何面對新的凶暴和自身的脆弱？

03 迷霧中投石：《發給每個閉塞頭腦幾顆理性的子彈》

在那段日子的低氣壓下，實際的行動雖然退隱，心靈事件仍在持續發酵。

《發給每個閉塞頭腦幾顆理性的子彈》

陳寶珣 著

文化工房（香港）

2016

以《沒島戀曲》寫佔領中環的陳寶珣，六四時就在現場，他是記者，回港後不到一年就發表了這篇小說，但直到黃傘也已斂收的2016年才出版。香港人已經歷過兩次政治運動的洗禮，由彼方到此地，這個歷史時機，的確耐人尋味。

小說並不如書名那樣具攻擊性，也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視或犬儒式的訓誨，記者的身段在小說中有充分的體現：冷靜，並且盡量平等地呈現不同涉事者的聲貌。事發數月，這些與事件擁有不同距離的角色，或一頭裁進某種情緒，或急於下結論，或保持孤獨的思考，或尋找抽離之法，作者潛行於時而相碰、但大多各自封閉的心靈間，最突出的姿態是不去掌控，容讓人物的牽引折射，於是小說既達致一定程度的報導實感，又向願意深思的讀者開放。戲分最多的是車段長和幹部之子，前者曾走在最前線，劫後餘生，換了一副沉潛的面貌，作為開始反思的工人階級，工廠環境只是與他更格格不入，至於幹部之子，事發時在巴黎，他無法舒適地浪漫化，卻只能抽離地想像，並自以為與車段長是氣質相通的伙伴。這個角色設定無疑有助把思考的可能、理性的可能這命題更尖銳地提出來。而我們也可從中見到，在那段日子的低氣壓下，實際的行動雖然退隱，心靈事件仍在持續發酵。故事的尾聲傳來羅馬尼亞革命成功的消息，現在聽來就像迷霧中投石的遙遠回音。

04 見證沒有終點：《六四詩選》

最重要的始終不是多少詩被寫過，而是詩將會繼續寫下去。

《六四詩選》

孟浪 主編

黑眼睛文化（台灣）

2014

詩人孟浪離開我們時，留下他銘刻般的對反抗地活著的謳歌、對未來真理的證辭，也留下這部堅實的詩選。

詩選收錄了從1989年到2014年初，近四分一世紀為六四而寫的詩作，其中的作者來自兩岸三地，年歲橫跨五六十載，從廣度來看，可說是承載著超越時空的見證力量，密度上則同時展現著由豐富的見證路徑構成的版圖。見證是重要的，因為它沒有必然的終點。不該遺忘的需要挖掘，證辭及其背後的信念更在交相傳遞觸發中愈見鮮明，這就是孟浪重視詩的原因，詩總在超越單一的事件、記憶而帶來更多詩的發生。孟浪這次編集，並不是因為六四作為重要歷史事件被遺忘，而是文學作為六四精神向度被忽略了，他要告訴我們某種歷史詩學已建構起來。

在序中，孟浪用「迎臨」一詞指涉詩人的體驗，而在一百位入選者裡，他舉出的核心詩人，便可說是迎臨震盪最深切、開挖自我與歷史的對話空間最有力者，包括創作不輟的廖偉棠、陳家坪、蔣浩等，但沒有明說而分別編入首輯和尾輯的劉霞的兩首詩，卻是暗中迎臨著整個深淵的一根弦，拉出的不是闊度，而是震顫的重低音。另外，這部詩選除了挖掘了一些未發表的作品，也在年代的分輯中讓我們看到某些持續寫作者的變化，如殷龍龍的鋪開、顏峻的凝練。呼喊未必就是力量，正如孟浪坦言最早的六四詩選都未及沉澱，我們也不能忽視相對冷靜抽離的寫法，如周佑倫〈想像大鳥〉的抽象哲思，宇向〈取義波蘭〉的客觀，都有獨特的洞察。第一輯所收錄的非常接近現場的抒發固然重要，屬於時刻發光的經驗底層，但新一代、八九十後的詩人，也不一定遠離事件，如申屠嘉、唐不遇，便發出了清晰的聲音。對孟浪來說，最重要的始終不是多少詩被寫過，而是詩將會繼續寫下去。

05 由支援到成為主體：《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

但以香港在歷史和地理的曖昧位置承受的六四卻注定是更流動的，與其簡化或求精準，倒不如像面對未經打磨的晶體那樣切出多一些斜面。

《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

鄧小樺、梁雅媛 編

水煮魚文化（香港）

2011

詩選的名字來自一場紀念六四20周年的朗誦會，編者序裡提到，故意在沉重的黑夜後面加一個頓挫，「持守對黎明的期待」。

編選上，這部以香港詩人為主體的詩選，較強調距離的作用，除了收錄作品時詳近略遠，不按年月而按主題分輯，也看出對六四作為持續激盪的漣漪，如何激發不同層次回響的見地。第一輯突顯時間性，回到現場的直接反應，其他六輯都是傷痕和思考的深化、延伸，但距離不表示定型和旁觀，而是更多進入事件複雜性的角度。正如編者所指出的，維園一年一度的燭光晚會早已成為節日般的存在，在北京發生的六四被香港傳承為本土事件，香港人也從支援民運的角色變成執著的主體。要是不執著，滲透到日常生活器物層面的真理追問，以至其他異議命題的轉化，又將如何可能？以主題分輯，容有含糊之處，但以香港在歷史和地理的曖昧位置承受的六四卻注定是更流動的，與其簡化或求精準，倒不如像面對未經打磨的晶體那樣切出多一些斜面。

廣場、維園、青年、母親，固然是貫穿其間的主題和意象，但還有一些未必那麼宏大卻鮮活的意象，體現了不同香港詩人的獨特的觀照，如飲江〈破鏡〉以節奏形式的破碎演出見證的艱難，也斯以〈家具〉的古典家具的虛飾隱喻民族的噤聲，西西在〈凱撒的作品〉漫談尖沙咀海傍折翼天使雕像的命運，廖偉棠為哀悼八九死者而重寫〈錄鬼簿〉，諸如此類，都足以擴充毋忘六四的文學光譜，足以在待旦時刻以光澆灌「死者的記憶／夜的知識」（北島〈紀念日〉）。

06 每一點微光：《燃燈者》

「過去我們對這個世界沒有好好地愛它，讓它少受陰影的干擾，有負於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們竟然也隨著陰影活動，作了它的順民、奴隸、幫凶」

《燃燈者》

趙越勝 著

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

2010

由一個人的燃燈者，到時代的燃燈者。燃燈的意義，畢竟不獨在於照亮黑暗，也在於爝火不息。紀念可以是一種守護，守候也是為了傳續。趙越勝這部回憶錄回想了他與三個人的緣份，他們在不同時代環境有所持守、行動的精神啟發了他、導引著他，而他也因為以回憶點燃他們在黑暗中愈發清晰的身影，而真正成為跨時代的同行者。

周輔成生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之時，卻與趙越勝識於文革的苦難尾聲，呈現在作者面前的，仍然是愛知求真的勇者，1991年他寄信給已流亡海外的作者，當中的反省足見一股清明的心、純真的勇氣：「過去我們對這個世界沒有好好地愛它，讓它少受陰影的干擾，有負於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們竟然也隨著陰影活動，作了它的順民、奴隸、幫凶」，正如他從不以長輩自居，更引作者為同守暗夜的伙伴。默念「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一代可能稍嫌太樂觀，但作者受用的是由經驗洗煉而來的睿智：「我以為二十一世紀的新倫理學，首先不是把仁或愛（或利他、自我犧牲等）講清楚，而是要先把公正或義（或正義、公道等）講清楚」，因為「愛而不公正比沒有愛更可怕、可恨」。風雨未明，又已沉淪，劉賓雁是另一個，而且更走在強權的正前方，以記者見證苦難，甚至主動擔起他人的生命。趙越勝道出革命語言暴力掌控下語言的無家狀態，而劉賓雁正是以他的言說重新面向真實，把本來空洞的人民，還原為個體，他的荊棘滿途自然是求仁得仁。唐克與作者是同輩，但作者同樣引為導師，只因音樂上的啟蒙，讓他在「只知道政治口號的時候」學會歌唱。

後記引漢娜．阿倫特的話，說照明黑暗時代者，不是理念，而是一個個人的生活與著作。在有權期待照明這件事上，讓我們銘記每一點明滅不定的微光。

07 什麼是自由、穩定、完整：《媚行者》

「我們理解自由，總是相對於政治壓迫而言。這是對自由的，最庸俗最淫褻的誤解。」

《媚行者》

黃碧雲 著

天地圖書（香港）

2000

幾乎完全沒有直接描述八九民運，黃碧雲這本小說卻以1989年6月以後「穩定壓倒一切」、「中國才是國家。香港不是」的社會主調為繞不過的背景，反覆追問自由、穩定、完整為何物。

「我們理解自由，總是相對於政治壓迫而言。這是對自由的，最庸俗最淫褻的誤解。」黃碧雲不是從歷史事件發問而走向簡化，而是嘗試回應一個更困難的問題：面對愈來愈多的壓迫與苦難，我們還可以怎樣談論自由？首先，自由是一種困難的選擇。在意外中失去左腿的趙眉問她的醫生、義肢矯型師和物理治療師：「自由與穩定之間，何者為輕，何者為重。」而被問者本身也受困於不可解的打擊，於是提問形同拷問，敘述者亦同處於無法回答的平等行列，只能開始去理解，「從腳，理解自由。從破碎，理解完整。失去，理解存在。」甚至理解痊癒和痛一樣殘酷：「猶如骨頭無休止的生長，刺穿組織和皮膚，痊癒多麼邪惡」。事實上，《媚行者》也通過寫作形式理解著自由的可能，繁複蔓生又對位折射的章節，擺明以細微的敘事手勢，對抗著、拆解著恢宏視角，以便重新貼近個體生活的疼痛與忘失。跳舞的黃碧雲大概最能理解自由，最初就是一種輕省、回旋，腳步的躍現，不是旋律，更沒有成為集體的重苛，體制的目標。小說後半部跳接於客家人的流徙和巴爾幹半島上比人的生命還長的戰爭，吉卜賽的媚行者形象在歷史與自由的空場上躍現，她們不問，她們只與生活搏鬥，與命運對抗，最重要的是憑意志保持展開，接受生命的召喚，即使熱情和痛苦釋放後也會遺忘。流血辜負以後，我們還是可以理解那個最初：自己渴望的、追求的心，為之犧牲、流徙的心是甚麼？這是自由。「人民會忘記。人民為甚麼不可以忘記。如果不可以忘記，實在太可怕了。」這也是自由。

08 不會畫鳥的樹：《劉霞詩選》

作為倖存者，她無悔但歉疚，且負擔著夜的重量，繼續往前走。當然，詩也承載著她卑微的嚮往

《劉霞詩選》

劉霞 著

傾向出版社

2014

廖亦武在序中特別指出鳥和樹的意象，而我們看到〈一隻鳥又一隻鳥〉這首1983年的詩確實觸目驚心，因其彌漫著生活就是緩慢行進的悲劇的沉抑氣氛，但之後的六四屠殺和接踵而來的憂患困厄卻為劉霞的生活與詩蒙上真實的陰影：「誰也看不見走在街角的你／眼睛裡飛翔著一隻鳥／一顆青果倒在無葉的樹上／經歷了秋天的那個早晨／它拒絕成熟／／一個目光炯炯的女人／開始夜以繼日地書寫／連綿不斷的癔語／鏡中之鳥依然沉睡」。

樹是被固定的、徒勞的生命，隨時被閃電摧毀，鳥則是遙不可及的灑脫自由。我們很容易從樹想到鳥，她卻自比為不會畫鳥的樹。劉霞的詩強烈地表現在一段政治逼害下的不穩定關係中的焦慮徬徨，她向被二十年前的槍聲決定了生命，「愛與亡靈們為伴」、「永遠活在死亡裡」的劉曉波訴說：「你愛你的妻子但更驕傲她與你共度的黑暗時間／你讓她隨心所欲更堅持讓她死後繼續給你寫詩」。她沒有完全絕望，卻剩下令人痛心的掙扎。除了樹和鳥，夜的黑暗、夢的驚醒，以及久坐、枯坐，同樣是反覆出現的景象。她常說「之外」，彷彿一切皆不可把捉，孤立得連一個詞也在窗外，也比她自由。於是她尋找與其他藝術心靈的對話，諸如梵高、卡夫卡、尼金斯基，這些與世格格不入，卻憑意志超拔的人。我們會覺得談他們的時候她是在滑翔，在休息。

〈呼喊〉一詩令人不安地預言了大廈將傾，「紅色天空下／死亡無可奈何的足音」，當惡夢降臨了十多年，〈從未結束的夜晚〉裡的她仍然必須跟在成群幽靈後面，「百合花也不願令她佇足」。作為倖存者，她無悔但歉疚，且負擔著夜的重量，繼續往前走。當然，詩也承載著她卑微的嚮往：「我想去有光的地方」、「我要緊緊抓住閃光的玉米穗子／這是世上最難的事情之一」。生命很難，詩卻往往寫得簡潔、輕銳。這是她的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