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本六四文学书：广场和烛火就是理所当然的救赎吗？

从文学阅读六四，意味著回到个体的担荷，回到经验的错综及其表达的纯粹，回到那个并没有结束的夜，和更多消亡又接续的黎明。纪念难免抽象，当历史的证辞欠缺想像的洞察和开阔的叩问，希望和绝望也容易流于空洞，当我们把广场和烛火视作理所当然的救赎。在寻觅答案、塑造角色和意象的夜路上，以下文学书籍的作者和编者均展开了理解、思考六四的更多不同角度。

01 谁能回避“自由”：《广场》

时至今日，所谓镇压已变为技术更精密的渗透内化，“一片虚构的广场是否可以提供一点思想的空间？”

《广场》

陈宝珍 著

荻笛轩（香港）

1997

广场备受忽略，广场挥之不去，但广场的雨“没有发出一点足音就润湿了整个广场”。

在陈宝珍这部以回归前夕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里，位处城市边缘的广场串连了一些角色的悲欢，但这种串连是若即若离的，就像那些角色对待政治的态度，不分阶层、身份，都在投入定期集会与日常烦恼之间度日，为各自的前途盘算、竞争，然而，他／她们最终也回避不了“自由”这个命题。陈宝珍尤著意刻画几位女性角色的困境。她们的挣扎以至自我的追索，和那座在故事后段，由一心想警醒世人的男艺术家竖立在广场的“死亡之塔”相比，就像路人在雨中狼狈地穿过，算不上壮举，但她们也同时站到了那片属于自己的广场的中央，掌管自身的脆弱和向往，拒绝外来的界定与救赎。

广场不怕冷清，却怕成为权力的工具。作者在后记说她的恐惧与思考来自一个“压”字。的确，对勇气、自由的碾压无处不在，时至今日，所谓镇压已变为技术更精密的渗透内化，“一片虚构的广场是否可以提供一点思想的空间？”作者在开首刻意强调“不是天安门广场”固然是为了把关注拉到香港，也明显有从历史事件的关注拉到切身现实的用意（毕竟那城市没有命名为香港，而可以是任何一个处于强权牵连范围的城市）。在这部小说里，广场其实没有成为象征，也没有单纯作为精神遗产来接收——广场是一个问题，不管你知不知道、在不在意它的存在。

02 我只怕对不起我的苦难：《疯狂》

而当六四，以至当六四后的麻木与虚伪招来更多劫灰，我们该如何面对新的凶暴和自身的脆弱？

《疯狂》

哈金 著

时报出版（台湾）

2004

一个知识分子的疯狂更令人不安，却可能是自我救赎的挣扎。

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哈金，当年很大程度是因为六四，才决定留在美国，并改以英文写作。与《等待》、《新郎》相比，《疯狂》没那么著名，却可算是哈金最早的一本小说，在1988年就动笔，取材自他仍在中国读书时照顾一名中风教授的经历，一年后天安门屠城，深受震撼的他决心把事件也写进去。小说的主线很简单：愈接近六四，中风后的杨教授愈疯狂，他偶然吐露至理名言，同时夹杂著绝望的忏悔，关于知识分子的失位、堕落。他更自揭家丑，卸下心防也卸下学养，让他的亲友蒙羞，让他在升学路前徬徨的学生万坚，也就是小说的主角，震惊继而窘迫地反思。最终，个人的感情危机和上一代人遗留的创痕驱使他半梦半醒地赴身局势逐渐失控的北京。

哈金不仅以杨教授的崩溃点出了八十年代民主运动背后，知识分子自我拷问的精神谱系：历劫的尊严在庞大的体制之前如何安放？偶然清醒的杨教授把这句话噙在嘴边，像道救命符：“我只怕对不起我的苦难”，但更多时候就在背诵但丁《神曲》、唱革命歌曲，甚至像孩子那样恳求自己的学生“救救我的灵魂”。而当六四，以至当六四后的麻木与虚伪招来更多劫灰，我们该如何面对新的凶暴和自身的脆弱？

03 迷雾中投石：《发给每个闭塞头脑几颗理性的子弹》

在那段日子的低气压下，实际的行动虽然退隐，心灵事件仍在持续发酵。

《发给每个闭塞头脑几颗理性的子弹》

陈宝珣 著

文化工房（香港）

2016

以《没岛恋曲》写占领中环的陈宝珣，六四时就在现场，他是记者，回港后不到一年就发表了这篇小说，但直到黄伞也已敛收的2016年才出版。香港人已经历过两次政治运动的洗礼，由彼方到此地，这个历史时机，的确耐人寻味。

小说并不如书名那样具攻击性，也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或犬儒式的训诲，记者的身段在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冷静，并且尽量平等地呈现不同涉事者的声貌。事发数月，这些与事件拥有不同距离的角色，或一头裁进某种情绪，或急于下结论，或保持孤独的思考，或寻找抽离之法，作者潜行于时而相碰、但大多各自封闭的心灵间，最突出的姿态是不去掌控，容让人物的牵引折射，于是小说既达致一定程度的报导实感，又向愿意深思的读者开放。戏分最多的是车段长和干部之子，前者曾走在最前线，劫后余生，换了一副沉潜的面貌，作为开始反思的工人阶级，工厂环境只是与他更格格不入，至于干部之子，事发时在巴黎，他无法舒适地浪漫化，却只能抽离地想像，并自以为与车段长是气质相通的伙伴。这个角色设定无疑有助把思考的可能、理性的可能这命题更尖锐地提出来。而我们也可从中见到，在那段日子的低气压下，实际的行动虽然退隐，心灵事件仍在持续发酵。故事的尾声传来罗马尼亚革命成功的消息，现在听来就像迷雾中投石的遥远回音。

04 见证没有终点：《六四诗选》

最重要的始终不是多少诗被写过，而是诗将会继续写下去。

《六四诗选》

孟浪 主编

黑眼睛文化（台湾）

2014

诗人孟浪离开我们时，留下他铭刻般的对反抗地活著的讴歌、对未来真理的证辞，也留下这部坚实的诗选。

诗选收录了从1989年到2014年初，近四分一世纪为六四而写的诗作，其中的作者来自两岸三地，年岁横跨五六十载，从广度来看，可说是承载著超越时空的见证力量，密度上则同时展现著由丰富的见证路径构成的版图。见证是重要的，因为它没有必然的终点。不该遗忘的需要挖掘，证辞及其背后的信念更在交相传递触发中愈见鲜明，这就是孟浪重视诗的原因，诗总在超越单一的事件、记忆而带来更多诗的发生。孟浪这次编集，并不是因为六四作为重要历史事件被遗忘，而是文学作为六四精神向度被忽略了，他要告诉我们某种历史诗学已建构起来。

在序中，孟浪用“迎临”一词指涉诗人的体验，而在一百位入选者里，他举出的核心诗人，便可说是迎临震荡最深切、开挖自我与历史的对话空间最有力者，包括创作不辍的廖伟棠、陈家坪、蒋浩等，但没有明说而分别编入首辑和尾辑的刘霞的两首诗，却是暗中迎临著整个深渊的一根弦，拉出的不是阔度，而是震颤的重低音。另外，这部诗选除了挖掘了一些未发表的作品，也在年代的分辑中让我们看到某些持续写作者的变化，如殷龙龙的铺开、颜峻的凝练。呼喊未必就是力量，正如孟浪坦言最早的六四诗选都未及沉淀，我们也不能忽视相对冷静抽离的写法，如周佑伦〈想像大鸟〉的抽象哲思，宇向〈取义波兰〉的客观，都有独特的洞察。第一辑所收录的非常接近现场的抒发固然重要，属于时刻发光的经验底层，但新一代、八九十后的诗人，也不一定远离事件，如申屠嘉、唐不遇，便发出了清晰的声音。对孟浪来说，最重要的始终不是多少诗被写过，而是诗将会继续写下去。

05 由支援到成为主体：《一般的黑夜一样黎明——香港六四诗选》

但以香港在历史和地理的暧昧位置承受的六四却注定是更流动的，与其简化或求精准，倒不如像面对未经打磨的晶体那样切出多一些斜面。

《一般的黑夜一样黎明——香港六四诗选》

邓小桦、梁雅媛 编

水煮鱼文化（香港）

2011

诗选的名字来自一场纪念六四20周年的朗诵会，编者序里提到，故意在沉重的黑夜后面加一个顿挫，“持守对黎明的期待”。

编选上，这部以香港诗人为主体的诗选，较强调距离的作用，除了收录作品时详近略远，不按年月而按主题分辑，也看出对六四作为持续激荡的涟漪，如何激发不同层次回响的见地。第一辑突显时间性，回到现场的直接反应，其他六辑都是伤痕和思考的深化、延伸，但距离不表示定型和旁观，而是更多进入事件复杂性的角度。正如编者所指出的，维园一年一度的烛光晚会早已成为节日般的存在，在北京发生的六四被香港传承为本土事件，香港人也从支援民运的角色变成执著的主体。要是不执著，渗透到日常生活器物层面的真理追问，以至其他异议命题的转化，又将如何可能？以主题分辑，容有含糊之处，但以香港在历史和地理的暧昧位置承受的六四却注定是更流动的，与其简化或求精准，倒不如像面对未经打磨的晶体那样切出多一些斜面。

广场、维园、青年、母亲，固然是贯穿其间的主题和意象，但还有一些未必那么宏大却鲜活的意象，体现了不同香港诗人的独特的观照，如饮江〈破镜〉以节奏形式的破碎演出见证的艰难，也斯以〈家具〉的古典家具的虚饰隐喻民族的噤声，西西在〈凯撒的作品〉漫谈尖沙咀海傍折翼天使雕像的命运，廖伟棠为哀悼八九死者而重写〈录鬼簿〉，诸如此类，都足以扩充毋忘六四的文学光谱，足以在待旦时刻以光浇灌“死者的记忆／夜的知识”（北岛〈纪念日〉）。

06 每一点微光：《燃灯者》

“过去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好地爱它，让它少受阴影的干扰，有负于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竟然也随著阴影活动，作了它的顺民、奴隶、帮凶”

《燃灯者》

赵越胜 著

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

2010

由一个人的燃灯者，到时代的燃灯者。燃灯的意义，毕竟不独在于照亮黑暗，也在于爝火不息。纪念可以是一种守护，守候也是为了传续。赵越胜这部回忆录回想了他与三个人的缘份，他们在不同时代环境有所持守、行动的精神启发了他、导引著他，而他也因为以回忆点燃他们在黑暗中愈发清晰的身影，而真正成为跨时代的同行者。

周辅成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却与赵越胜识于文革的苦难尾声，呈现在作者面前的，仍然是爱知求真的勇者，1991年他寄信给已流亡海外的作者，当中的反省足见一股清明的心、纯真的勇气：“过去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好地爱它，让它少受阴影的干扰，有负于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竟然也随著阴影活动，作了它的顺民、奴隶、帮凶”，正如他从不以长辈自居，更引作者为同守暗夜的伙伴。默念“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一代可能稍嫌太乐观，但作者受用的是由经验洗炼而来的睿智：“我以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伦理学，首先不是把仁或爱（或利他、自我牺牲等）讲清楚，而是要先把公正或义（或正义、公道等）讲清楚”，因为“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风雨未明，又已沉沦，刘宾雁是另一个，而且更走在强权的正前方，以记者见证苦难，甚至主动担起他人的生命。赵越胜道出革命语言暴力掌控下语言的无家状态，而刘宾雁正是以他的言说重新面向真实，把本来空洞的人民，还原为个体，他的荆棘满途自然是求仁得仁。唐克与作者是同辈，但作者同样引为导师，只因音乐上的启蒙，让他在“只知道政治口号的时候”学会歌唱。

后记引汉娜．阿伦特的话，说照明黑暗时代者，不是理念，而是一个个人的生活与著作。在有权期待照明这件事上，让我们铭记每一点明灭不定的微光。

07 什么是自由、稳定、完整：《媚行者》

“我们理解自由，总是相对于政治压迫而言。这是对自由的，最庸俗最淫亵的误解。”

《媚行者》

黄碧云 著

天地图书（香港）

2000

几乎完全没有直接描述八九民运，黄碧云这本小说却以1989年6月以后“稳定压倒一切”、“中国才是国家。香港不是”的社会主调为绕不过的背景，反复追问自由、稳定、完整为何物。

“我们理解自由，总是相对于政治压迫而言。这是对自由的，最庸俗最淫亵的误解。”黄碧云不是从历史事件发问而走向简化，而是尝试回应一个更困难的问题：面对愈来愈多的压迫与苦难，我们还可以怎样谈论自由？首先，自由是一种困难的选择。在意外中失去左腿的赵眉问她的医生、义肢矫型师和物理治疗师：“自由与稳定之间，何者为轻，何者为重。”而被问者本身也受困于不可解的打击，于是提问形同拷问，叙述者亦同处于无法回答的平等行列，只能开始去理解，“从脚，理解自由。从破碎，理解完整。失去，理解存在。”甚至理解痊愈和痛一样残酷：“犹如骨头无休止的生长，刺穿组织和皮肤，痊愈多么邪恶”。事实上，《媚行者》也通过写作形式理解著自由的可能，繁复蔓生又对位折射的章节，摆明以细微的叙事手势，对抗著、拆解著恢宏视角，以便重新贴近个体生活的疼痛与忘失。跳舞的黄碧云大概最能理解自由，最初就是一种轻省、回旋，脚步的跃现，不是旋律，更没有成为集体的重苛，体制的目标。小说后半部跳接于客家人的流徙和巴尔干半岛上比人的生命还长的战争，吉卜赛的媚行者形象在历史与自由的空场上跃现，她们不问，她们只与生活搏斗，与命运对抗，最重要的是凭意志保持展开，接受生命的召唤，即使热情和痛苦释放后也会遗忘。流血辜负以后，我们还是可以理解那个最初：自己渴望的、追求的心，为之牺牲、流徙的心是甚么？这是自由。“人民会忘记。人民为甚么不可以忘记。如果不可以忘记，实在太可怕了。”这也是自由。

08 不会画鸟的树：《刘霞诗选》

作为幸存者，她无悔但歉疚，且负担著夜的重量，继续往前走。当然，诗也承载著她卑微的向往

《刘霞诗选》

刘霞 著

倾向出版社

2014

廖亦武在序中特别指出鸟和树的意象，而我们看到〈一只鸟又一只鸟〉这首1983年的诗确实触目惊心，因其弥漫著生活就是缓慢行进的悲剧的沉抑气氛，但之后的六四屠杀和接踵而来的忧患困厄却为刘霞的生活与诗蒙上真实的阴影：“谁也看不见走在街角的你／眼睛里飞翔著一只鸟／一颗青果倒在无叶的树上／经历了秋天的那个早晨／它拒绝成熟／／一个目光炯炯的女人／开始夜以继日地书写／连绵不断的癔语／镜中之鸟依然沉睡”。

树是被固定的、徒劳的生命，随时被闪电摧毁，鸟则是遥不可及的洒脱自由。我们很容易从树想到鸟，她却自比为不会画鸟的树。刘霞的诗强烈地表现在一段政治逼害下的不稳定关系中的焦虑徬徨，她向被二十年前的枪声决定了生命，“爱与亡灵们为伴”、“永远活在死亡里”的刘晓波诉说：“你爱你的妻子但更骄傲她与你共度的黑暗时间／你让她随心所欲更坚持让她死后继续给你写诗”。她没有完全绝望，却剩下令人痛心的挣扎。除了树和鸟，夜的黑暗、梦的惊醒，以及久坐、枯坐，同样是反复出现的景象。她常说“之外”，仿佛一切皆不可把捉，孤立得连一个词也在窗外，也比她自由。于是她寻找与其他艺术心灵的对话，诸如梵高、卡夫卡、尼金斯基，这些与世格格不入，却凭意志超拔的人。我们会觉得谈他们的时候她是在滑翔，在休息。

〈呼喊〉一诗令人不安地预言了大厦将倾，“红色天空下／死亡无可奈何的足音”，当恶梦降临了十多年，〈从未结束的夜晚〉里的她仍然必须跟在成群幽灵后面，“百合花也不愿令她伫足”。作为幸存者，她无悔但歉疚，且负担著夜的重量，继续往前走。当然，诗也承载著她卑微的向往：“我想去有光的地方”、“我要紧紧抓住闪光的玉米穗子／这是世上最难的事情之一”。生命很难，诗却往往写得简洁、轻锐。这是她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