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每個乘過長途航班的人都曾切身體驗時差的威力。除了要努力調整錯拍的生活節律，頂著哈欠的我們無論在香港、台北、北京還是倫敦，落地後都要同時在至少兩個時區生活一陣子。如此才能在和新地方發生關係的同時，不和來時的人與路切斷連結。
但和所有時間性的存在一樣，時差並不只存在於一個移動的人身上，抑或是兩個地理位置之間。時差當然是身體的，但並不只是生理的；時差的體驗的確是個體的，但更多時候則是集體的無意識。在中國大陸，電視台、電台或其他權威機構報導時間的時候總會說：「現在是北京時間某點整」。雖然事實上這片幅員遼闊的土地橫跨五個時區，可無論你生活在哪個時區，東八區的北京時間才是手錶需要校調到的標準時間。在西北部的新疆，按照北京時間生活的我們習慣看到太陽在早上八點升起，家家戶戶到傍晚七點才動手準備晚飯。物理時區外，這個地處邊緣的省份很多時候發展的速度和階段也會與中國其他地區脫軌，甚至背道而馳。如果仍然用大而化之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來論述此地的故事，有時真會謬之千里。
也許正是受到故鄉這特別的時間性影響，來自新疆的藝術電影導演雎安奇近期創作的三部影片《大字》、《鑽的人》和《失蹤的警察》，剛巧或紀錄或虛構了來自三個不同世代中國人身上的時代烙印，而在這本身就已跌宕起伏的年輪蒙太奇中，雎安奇又總是將「此時此刻」視覺化、聽覺化，始終提醒觀者自己所在的位置與視角。
雎安奇的長期工作夥伴、製片人李振華在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光映現場」單元策劃放映了這三部作品，並邀請雎安奇本人到現場座談。限於場地和時間關係，導演未能多談，而由於另有一部電影正在後期衝刺階段，活動後他就飛回位於北京的工作室。要到一個星期後，我們才在微信上約好時間長聊。好事多磨，訂好的時間他又遲到，微信說「北京狂堵！」晚上快九點他終於到工作室，先發來一段初剪的預告片，《海面上飄來的獎盃》，這是他剛做好後期的新片，「你先看這個，我燒壺水再聊。」屏幕上浮現出新疆演員王學兵的臉，這個之前被朝陽區群眾舉報吸毒而一度絕跡銀幕的男人說道：「我不是一個好演員」。差不多看完的時候，雎安奇上線，「那就從《大字》聊起吧。」於是，我關掉王學兵的畫面，從另一個線索進入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