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Pussy Riot：我們是誰，為什麼一點也不重要？

Pussy Riot 11月初來香港，不夠一星期的時間內要出席人權發展論壇「遠距離的愛」（Miles of Love）及異見漫畫家巴丟草的作品展《共歌》。而後個活動的主辦者之一 Hong Kong Free Press ，於展覽開幕前一日突發聲明，表示因「安全問題」及「收到來自中國當局的威脅」而取消展覽。11月5日，Pussy Riot 與同是獲邀出席展覽開幕禮的香港眾志黃之鋒一起，發起快閃抗議活動。

這是上月頭香港新聞裡的 Pussy Riot，這個維基百科上寫為「女性主義龐克樂隊」的名字，再次跟「抗議」相連，只是地點換成了香港。從2012年衝進莫斯科基督救世主的主教座堂，舉辦反對普京和俄羅斯正教會的「龐克祈禱會」，到今年7月扮成警察衝進世界盃決賽球場示威，她們一直是政治抗爭者、異見人士、女性主義運動份子，她們在新聞畫面裡高舉標語、叫口號、被捕，放出來後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再示威。

這次訪問是趁其香港快閃抗議之後幾天，跟她們約在香港一家酒店酒廊後面的music room。那裡燈光昏暗，絲絨沙發酒紅墨綠，像是老式歌廳，但又有外星人和1980年代燈球這樣的古怪陳設。Olya Kurachyova先推門進來，她粉紅頭髮，在兩張厚皮椅中挑了近門口的坐下，「Nika 快要下來了」，她說。等待期間，Olya出人意料地害羞，眼睛一直睜得大大，好像一頭容易受驚的貓。Nika 是 Nika Nikulshina，她像一陣風走來，能量高漲但看得出疲累，於是我開始了第一個問題：「你們為何在2011年創立了Pussy Riot呢？」

異見者長什麼樣？

「像Pussy Riot這種戴著巴拉克拉瓦頭套、身穿繽紛緊身褲的女權主義者的形象，是前所未見的。」

「大概在2011年，有群自稱為 Pussy Riot 的人開始行動，她們應該做了大概三次示威行動，其中包含音樂成分。教堂行動之後，她們三人被捕，其中兩位被判刑，在監獄裏關了兩年。其實歷年來她們都有做不同的行動，但並非每次都被報導，所以外人不知道。2012年教堂那次，不是 Pussy Riot 第一次行動，那只是她們第一次登上國際頭版的行動。」

她們的回答引發我對畫面的記憶。在我看來，Pussy Riot的力量，某程度上來於她們鮮明的形象：年輕螢光色的咆哮與陰鬱塵封的教堂，何其格格不入。其服裝視覺性非常突出，對新聞看客來說，Pussy Riot 是頭戴螢光色三孔巴拉克拉瓦（Balaclava）頭套，身穿鮮艷連身裙，配搭貼身襪褲或leggings的一群龐克女孩。這裝束極其具有標識性，幫助她們建立自己獨特的身份。

這裝束裡的巴拉克拉瓦頭套，是1854年克里木戰爭中的英國騎兵首先配戴，以應付寒冷的海風。後來卻基本上成為賊人或特種部隊的典型裝束，人們都恐懼看不見的東西。我問她們這形象是怎麼構思出來的，有什麼特別意義嗎？兩個女孩說「我們的構思當中，匿名性很重要，我們想強調 Pussy Riot 的行動更多是關於『想法』而非關於個人。」於是，每個人都可以戴起頭套，穿上繽紛服裝，匿名做她們享受的事，而這樣一來，人們會自然地將這個人的存在和行動，與「Pussy Riot」這個更大的整體聯繫在一起。

這種視覺形象還有更深的意味，它讓我們見識到一種「新」的女性主義與其前人在視覺上的分野。老一代女性主義行動者會焚燒胸圍、以較男性化服裝來強調反叛和打破性別規範；後來則是以中性形象模糊性別界線；而 Pussy Riot 與她們都不同：她們視覺鮮豔，姿態青春，調皮幽默，但又極其「認真」，以此來反叛當下社會對女性的管制與期待，向世人表明我可以裝扮成任何我喜歡的模樣，不受管束地享受我想做的事。這對我都來說都構成衝擊，因為至少在香港，關於女性主義的討論大都屬於較嚴肅的學術界；提起「女性主義者」，人們首先會想起上一代的activists：她們或許早在1970年代已投身女性主義運動，而行動模式或較貼近既有的「社運」模式，有時嚴肅到連「女性主義」四個字都僵化了。

每個人都可以戴起頭套，穿上繽紛服裝，匿名做她們享受的事。而這樣一來，人們會自然地將這個人的存在和行動，與「Pussy Riot」這個更大的整體聯繫在一起。

媒體戰爭

Pussy Riot 躁動的身影，也把新時代的女性主義帶到世界各地輿論之中。「我認為Pussy Riot把『女性主義』這個詞，帶進了俄羅斯的主流話語。此前，只有非常進步的女性主義者和維權人士才會討論這個問題。」Olya說，「時至今日，俄羅斯政府和親政府媒體仍然不會討論女性主義或性別議題，但至少比較 liberal 的社群已會開始討論性別歧視和性別區隔。」

也是 Pussy Riot 讓香港主流媒體對「女性主義」重新掀起關注與討論的，這說的是2012年的「龐克祈禱會」引發香港媒體的大規模關注，那甚至是在 Emma Watson 2014年的「He for She」運動之前。以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性別研究的經驗，知道若不是 Pussy Riot 這樣的抗議事件新聞，想將此類議題討論帶入香港主流媒體是會有多麽困難。Nika回答說：「一定是困難的。就像現在親政府媒體開始報導性別議題，但當你在國營電視台上接受訪問，他們基本上會把所有重要內容剪走，只剩下戴著頭套的影像，然後就拿那個影像大造文章，嘲諷你談論性別問題時只談到洗手間，說彷彿對女性主義者來說只有那件事是重要的。這些主流媒體也確實會談論女性主義，但任何討論經其媒體機器都會走樣。」

「當你在國營電視台上接受訪問，他們基本上會把所有重要內容剪走，只剩下戴著頭套的影像，然後就拿那個影像大造文章。這些主流媒體也確實會談論女性主義，但任何討論經其媒體機器都會走樣。」」

這是面對女性主義與性別議題時，媒體、知識生產系統與國家權力的結合：「基本上我們成長在一連串由國家製造的謊言裡，好像一個肥皂泡，裡面充滿大量的政治宣傳（propaganda）。這種宣傳是日常的，通過電視電台播出。有些像北韓，或許沒那麼極端，但所有俄羅斯電視都受政府控制。」Olya解釋說：「但我想強調，俄羅斯仍然不是伊朗或中國，至少情況沒去到那個地步。在俄羅斯國內正在發生一些改變，有一些人在努力改變現狀。許多居住在俄羅斯境外的人認為我們現在的政治制度就像中國一樣，當然，普京甚至沒有假裝溫和，他效法斯大林；但我們有在抵抗，努力推動變革，透過獨立媒體平台實踐和捍衛言論自由。我想讓大家看見這些。」

談及媒體控制資訊，我想到社運面對的批評與難題——「同溫層」、「小圈子」、「回音壁」，很多時候人們批判抗爭者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當運動中人認為自己做了很多改變社會的事，外面的人卻可能從沒聽說過，或者對其想爭取的事根本漠不關心。在俄羅斯本土，人們又如何理解和回應 Pussy Riot 的行動？Olya回答說：「你也可以說我們這些社運份子、女性主義者、LGBT平權運動人士、相信公民社會的人等等是活在一個肥皂泡裡，我們對於什麼是『公義』和『不公義』，與外面的人可能理解很衝突。這個肥皂泡給予我們一個空間，裡面有些很酷的事情發生，我們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也得到很多支持；但另一方面這個肥皂泡也並非牢不可破，國家機器和警察不斷試圖戳破這個泡泡。」

「基本上我們成長在一連串由國家製造的謊言裡，好像一個肥皂泡，裡面充滿大量的政治宣傳（propaganda）。」

抗爭的藝術：讓其他人進來

外面的人不理解或不在乎，他們的生活甚至是抗爭者根本無法觸及的，但Nika說：「我們只想找到最好的平台去行動，就像今夏，我們發現了最受矚目的事——俄羅斯世界杯。那是唯一將信息放在人們腦裡的機會，讓他們停下來，看一看我們到底在爭取什麼。」而關於大眾的不理解甚至價值觀的衝突，Olga感嘆說「俄羅斯太大了，我盡量不去閱讀那些充滿仇恨的批評。至少在『我們』這個泡泡裡，每個人都很支持我們。所以在藝術界、在自由派的社群裡，人們很歡迎我們的行動。」

很多時候，支持不只源於政見一致，抗爭者不能只期望行動得到「自己人」的認同，如果爭取的議題確實與人們生活有關，就算是「普通人」也可以理解、產生共鳴：「甚至是足球迷！當我們在世界杯途中衝到球場使賽事中斷，他們當然很生氣。但有些球迷朋友告訴我：作為球迷我不喜歡你的行動；但作為一個公民，我非常感激、喜歡你們所做所說的。這是因為我們那次行動針對的，是每個俄羅斯人應該都有共鳴的話題，比如警察如何干預你的生活。」Nika接著說：「不幸的是，因為我們生活在充斥日常政治宣傳的空間裡，人們真的會被影響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比如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和政府行為，是否關心某些議題。」

意識到這個問題，Pussy Riot 的行動從來不會自我侷限於某種方式：「首先，行動永遠應該與時代和社會議題緊扣。作為一個藝術家，你必須與整個社會背景（context）扣連。我想說的是，我們關心的並不只是特定議題，Pussy Riot的行動中心是愛和自由。由這個關懷引申開來，我們就其中一些具體議題發聲，比如國家和教會勾結壓制人們權利。」言及此，Nika眼中閃著一種獨特的光芒：「我們一直在做不同類型的工作，創作關於不同類型的、有趣的抗議歌曲，也會上街嘗試做某事，嘗試帶來改變。我們看見不公平的事就會作出反應，有些事會選擇某些平台來做，下次又會換另一種方式。」Olya接著道：「作為行動者必須要身處『背景』當中，回應身邊發生的問題。對於不同種類的不公義，使用不同的形式來回應，比如說反特朗普的歌曲和MV。儘管音樂是抗爭形式之一，而特朗普也只是我們反對的議題中的一個。」

這說的，是Pussy Riot在2016年10月發佈的歌曲《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諷刺特朗普參選美國總統，除了歌曲名挪用了特朗普的競選口號，MV裡更呈現了一個由特朗普統治的、恐同排外厭女的惡托邦世界，她們更以歌詞直接指出特朗普政綱的荒謬：「讓其他人進來 / 聆聽你們的女人 / 停止殺害黑人兒童 / 讓美國再次強大起來」（Let other people in / Listen to your women / Stop killing black children /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該片在YouTube上至今有超過30萬人次的瀏覽率。

「行動永遠應該與時代和社會議題緊扣。作為一個藝術家，你必須與整個社會背景（context）扣連。我們關心的並不只是特定議題，Pussy Riot的行動中心是愛和自由。」

「陰部騷亂」：女性、國家、威權

Pussy Riot 中文譯為「暴動小貓」、「造反貓咪」、「小貓暴動」，但我誤打誤撞把她們的名字輸入 Google Translate，竟出現「陰部騷亂」四個字——這倒真是正確的。Pussy Riot 一開始就被認為是女性主義樂隊，性別對她們的特別意思在哪裡呢？在香港，女性社運人士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針對性別的人身攻擊，被稱為「蕩婦」，或者其女性身體被情色化、物化、甚至商品化。我問眼前兩位女孩，作為女性行動者，你覺得特別難嗎？

Nika斬釘截鐵回答說「不」，Olya也說「我也不認同，因為這只是程度與表現方式的分別。如果你是一個女人，他們就會說妳是『妓女』；如果是男人，他們就會說你是『同性戀』。」「我甚至會說，作為一名女性行動者，我們甚至會被『優待』，至少以行動的後果來說。在通常情況下，男性行動者有更多機會面臨被捕和被定罪，被判刑期亦較長。」Olya忍不住補上一句：「但因為我們的行動太嚴重了，是重犯，所以就沒有這個分別，一樣是被重判。」然後她得意大笑。

Nika很認真，「我認為這很值得討論，男性之所以更容易被逮捕、被判刑的原因是什麼？監獄裡男性囚犯很多、女性囚犯很少的原因是什麼？這關乎我們的歷史文化和價值觀，以及女權主義。」Olya解釋，女性行動者被判刑較輕，不是因為她們所言所行與男性抗爭者有何分別，而是因為社會視女性為弱者，也認為女性不適合和沒能力參與政治，因而輕視她們的行動：「問題是，他們覺得女性行動者不像男性那麼認真。」兩者本來應該是平等的，但事實並非如此。

「如果你是一個女人，他們就會說妳是『妓女』；如果是男人，他們就會說你是『同性戀』。」

那麼，俄羅斯的性別歧視有多嚴重？「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性別相關議題的討論並不常見。當然，莫斯科、聖彼得堡和其他大城市都有很多女性主義者。但不幸的是，俄羅斯很大，這種討論還未普及，國內大部分地區還沒有什麼性別意識。我們要明白，在俄羅斯其他地區的人，有時只求生存，也許他們不會考慮那種問題。」

「另外是更日常、與文化和價值觀有關的。比如你用何種方式理解什麼是『男』、什麼是『女』。我們從小就被教導，你是一個女孩，你應該做這些；或你是一個男孩，你就應該這樣。這就是為何當我們長大之後會成為與原初的那個自己不同的人。不是因為我們生來如此，而是因為我們從小受到這種教育，而你就是這樣相信了。當我還是小女孩，我真的覺得女孩就應該像女孩的樣子。」Nika 說。

那麼何時開始意識到這種教導裡存在問題？Nika 接著說：「很簡單直接，只要你稍微留意身邊事物，不難察覺到現實與政治宣傳所講世界的出入。意識到這一點，便再也無法無視它，我覺得自己必須要回應。所以我讀過傳媒，還有幸在一家很好的媒體工作，完全沒有任何審查限制。但有時，我會在某些電視頻道如國家電視頻道上，看到我的同學。我們明明是聽一樣的課，受同樣的教育長大，但⋯⋯」

「他們最終做了什麼？」我問。

Olya說：「他們只是普通人，然後他們就成了⋯⋯」「一班混蛋。」Nika接著道：「他們成為了國家的喉舌，成為了這個宣傳機器的一部分，這太可怕了。例如有一個女記者在國營電視台上做了一個關於我們的報導。我甚至不認識她，也不知道為何她要這樣做（抹黑我們）。他們只是在『事實』中挑了他們需要的，然後加上一些⋯⋯」「廢話。」Olya接上Nika的話。

女性行動者被判刑較輕，不是因為她們所言所行與男性抗爭者有何分別，而是因為社會視女性為弱者，也認為女性不適合和沒能力參與政治，因而輕視她們的行動。

「他們常常這樣做，不斷試圖摧毀你的聲譽，把你塑造成笨蛋或瘋婦。」Nika說：「例如我就常常被抹黑為一個『俄國蕩婦』，也許是因為我的工作是做模特。其他所謂社運份子也一樣，我們所有人都被說成是受境外勢力資助、特別是受美國主使而行動。」「在他們的演繹裡，美國政府收買了我們，或者美國商人隨時願意付一大把鈔票，只是為了讓我們去破壞偉大的俄羅斯的國際形象。」Nika 和 Olya口中的那種抹黑如此似曾相識——彷彿行動者自己沒有行動的能力和意願，彷彿有什麼力量願意收買所有人，而彷彿所有行動都是為了錢。

那麼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女性主義者，對 Pussy Riot 是什麼態度？「她們批評 Pussy Riot的行動方式，她們認為我們不夠認真。」

頭套下的個人

聊到這裡 Nika 已經不能坐直了，筋骨柔軟的她老早已開始在做各種伸展動作，這一刻她終於按耐不住，站起身，然後一氣趴倒在地氈上，以案件現場地上粉筆人形的姿態維持了好一陣子，又爬回座位上，一本正經再談自己對個人與行動的看法，以及她個人與行動的連結。

「這是關於我們如何感受世界的問題。當我試圖對抗某些事物，這種拉扯或衝突會使我頭腦清醒。只有當我與世界某些問題抗衡時，才會感到自己活著。」Nika說道：「特別是今年，我目睹、也親身經歷了很多不公，特別是在我自己、朋友和警察之間。世界杯期間，也許是我們行動開始前幾天，我們一班朋友在街上跳舞，整個莫斯科在世界杯期間真的很開心。然後一名警察突然停車，下車向我們走來，說所有人必須立刻離開街道。沒有原因、沒有解釋，只是他那一刻不喜歡、而又有權力這樣做。這就是重點，我不是因為單一事件而決定投身行動，而是有太多這樣的例子，讓我覺得必須要起來反抗，因為我無法無視這些問題。」

Olya說：「我們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加入 Pussy Riot，其實這不重要。當然，我們可能天性反叛，我們感受到了內心某種反抗的慾望——然後你就成為了她們一員。」

「當我試圖對抗某些事物，這種拉扯或衝突會使我頭腦清醒。只有當我與世界某些問題抗衡時，才會感到自己活著。」

您如何在日常生活與抗議和行動間取得平衡？Nika說：「對我來說，行動與生活不是割裂的。抗爭意識是一種思維模式、一種態度、一種觀看世界及與世界相處的方法，它存在於我做的所有事之中。除了是一個行動者，我也是一名演員，我參與的作品也加入了我的想法，可能是關於女性主義或其他什麼，因為那些是我關心的，也是我的真實感覺。我並沒有、也不能把我每天所做的政治活動、政治藝術和藝術分開。很簡單，因為一切都有關連，只是以不同方式去表達某種關懷而已。」

那麼， 7月份世界杯期間的行動呢？「我們穿著警察的服裝，那種正規制服，去抗議警權過大，可以隨便干預人們生活，正如我們衝進比賽場地，令比賽要暫停一樣。」但你們個人有什麼感受？「心在狂跳，不停喘氣，因為我們跑得很厲害。」明知道會被捕，一定是非常可怕吧？Nika調皮搶說：「不，一點也不可怕！好玩極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有趣的時刻！」「雖然事前已有人告訴警察是一定會來阻止的，但有約30至40秒，有一種幸福感，那是一種很純粹的快樂。」Olya說的當下，難掩面上興奮又自豪的表情。

當然，之後的就是歷史了。

於是，我們再次回到訪問最初的問題：「誰是Pussy Riot？」「其實你問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我們人數眾多，大家都不停在做事，有些人可能參與了一次行動，有些人又在背後做其他支援。Pussy Riot 到底有什麼成員、她們是誰，她們什麼時候加入的，這些一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行動，而行動如何進行、何時進行、或者由誰執行，都不重要。」

為何我們想知道 Pussy Riot 是誰？普京政權是否也曾經想知道她們每個人的名字？是否因為我們懼怕所有未知的，因為不可知的不能被控制和消滅？

「Pussy Riot是一個意念，每個人都可以是Pussy Riot。」

「我們感受到了內心某種反抗的慾望，然後就成為了她們一員。」「行動與生活不是割裂的。抗爭意識是一種思維模式、一種態度、一種觀看世界及與世界相處的方法，它存在於我做的所有事之中。」

我記得電影《V煞》的對白：「因為在面具之下不僅是血肉之軀：在這個面具之下是一個意念，而意念，是殺不死的。」而她們會繼續笑鬧，繼續時尚，繼續如年輕女孩般生活，只是偶爾流露一個堅毅的眼神，或者不安。和她們約定下次來香港，只會喝酒、跳舞、開派對，不要再工作了。而在此之前，她們會繼續歌唱或大聲吶喊，粉紅色或金色的頭髮飛揚，為著每個人都可以是 Pussy Ri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