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Pussy Riot：我们是谁，为什么一点也不重要？

Pussy Riot 11月初来香港，不够一星期的时间内要出席人权发展论坛“远距离的爱”（Miles of Love）及异见漫画家巴丢草的作品展《共歌》。而后个活动的主办者之一 Hong Kong Free Press ，于展览开幕前一日突发声明，表示因“安全问题”及“收到来自中国当局的威胁”而取消展览。11月5日，Pussy Riot 与同是获邀出席展览开幕礼的香港众志黄之锋一起，发起快闪抗议活动。

这是上月头香港新闻里的 Pussy Riot，这个维基百科上写为“女性主义庞克乐队”的名字，再次跟“抗议”相连，只是地点换成了香港。从2012年冲进莫斯科基督救世主的主教座堂，举办反对普京和俄罗斯正教会的“庞克祈祷会”，到今年7月扮成警察冲进世界杯决赛球场示威，她们一直是政治抗争者、异见人士、女性主义运动份子，她们在新闻画面里高举标语、叫口号、被捕，放出来后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再示威。

这次访问是趁其香港快闪抗议之后几天，跟她们约在香港一家酒店酒廊后面的music room。那里灯光昏暗，丝绒沙发酒红墨绿，像是老式歌厅，但又有外星人和1980年代灯球这样的古怪陈设。Olya Kurachyova先推门进来，她粉红头发，在两张厚皮椅中挑了近门口的坐下，“Nika 快要下来了”，她说。等待期间，Olya出人意料地害羞，眼睛一直睁得大大，好像一头容易受惊的猫。Nika 是 Nika Nikulshina，她像一阵风走来，能量高涨但看得出疲累，于是我开始了第一个问题：“你们为何在2011年创立了Pussy Riot呢？”

异见者长什么样？

“像Pussy Riot这种戴著巴拉克拉瓦头套、身穿缤纷紧身裤的女权主义者的形象，是前所未见的。”

“大概在2011年，有群自称为 Pussy Riot 的人开始行动，她们应该做了大概三次示威行动，其中包含音乐成分。教堂行动之后，她们三人被捕，其中两位被判刑，在监狱里关了两年。其实历年来她们都有做不同的行动，但并非每次都被报导，所以外人不知道。2012年教堂那次，不是 Pussy Riot 第一次行动，那只是她们第一次登上国际头版的行动。”

她们的回答引发我对画面的记忆。在我看来，Pussy Riot的力量，某程度上来于她们鲜明的形象：年轻萤光色的咆哮与阴郁尘封的教堂，何其格格不入。其服装视觉性非常突出，对新闻看客来说，Pussy Riot 是头戴萤光色三孔巴拉克拉瓦（Balaclava）头套，身穿鲜艳连身裙，配搭贴身袜裤或leggings的一群庞克女孩。这装束极其具有标识性，帮助她们建立自己独特的身份。

这装束里的巴拉克拉瓦头套，是1854年克里木战争中的英国骑兵首先配戴，以应付寒冷的海风。后来却基本上成为贼人或特种部队的典型装束，人们都恐惧看不见的东西。我问她们这形象是怎么构思出来的，有什么特别意义吗？两个女孩说“我们的构思当中，匿名性很重要，我们想强调 Pussy Riot 的行动更多是关于‘想法’而非关于个人。”于是，每个人都可以戴起头套，穿上缤纷服装，匿名做她们享受的事，而这样一来，人们会自然地将这个人的存在和行动，与“Pussy Riot”这个更大的整体联系在一起。

这种视觉形象还有更深的意味，它让我们见识到一种“新”的女性主义与其前人在视觉上的分野。老一代女性主义行动者会焚烧胸围、以较男性化服装来强调反叛和打破性别规范；后来则是以中性形象模糊性别界线；而 Pussy Riot 与她们都不同：她们视觉鲜艳，姿态青春，调皮幽默，但又极其“认真”，以此来反叛当下社会对女性的管制与期待，向世人表明我可以装扮成任何我喜欢的模样，不受管束地享受我想做的事。这对我都来说都构成冲击，因为至少在香港，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大都属于较严肃的学术界；提起“女性主义者”，人们首先会想起上一代的activists：她们或许早在1970年代已投身女性主义运动，而行动模式或较贴近既有的“社运”模式，有时严肃到连“女性主义”四个字都僵化了。

每个人都可以戴起头套，穿上缤纷服装，匿名做她们享受的事。而这样一来，人们会自然地将这个人的存在和行动，与“Pussy Riot”这个更大的整体联系在一起。

媒体战争

Pussy Riot 躁动的身影，也把新时代的女性主义带到世界各地舆论之中。“我认为Pussy Riot把‘女性主义’这个词，带进了俄罗斯的主流话语。此前，只有非常进步的女性主义者和维权人士才会讨论这个问题。”Olya说，“时至今日，俄罗斯政府和亲政府媒体仍然不会讨论女性主义或性别议题，但至少比较 liberal 的社群已会开始讨论性别歧视和性别区隔。”

也是 Pussy Riot 让香港主流媒体对“女性主义”重新掀起关注与讨论的，这说的是2012年的“庞克祈祷会”引发香港媒体的大规模关注，那甚至是在 Emma Watson 2014年的“He for She”运动之前。以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性别研究的经验，知道若不是 Pussy Riot 这样的抗议事件新闻，想将此类议题讨论带入香港主流媒体是会有多么困难。Nika回答说：“一定是困难的。就像现在亲政府媒体开始报导性别议题，但当你在国营电视台上接受访问，他们基本上会把所有重要内容剪走，只剩下戴著头套的影像，然后就拿那个影像大造文章，嘲讽你谈论性别问题时只谈到洗手间，说仿佛对女性主义者来说只有那件事是重要的。这些主流媒体也确实会谈论女性主义，但任何讨论经其媒体机器都会走样。”

“当你在国营电视台上接受访问，他们基本上会把所有重要内容剪走，只剩下戴著头套的影像，然后就拿那个影像大造文章。这些主流媒体也确实会谈论女性主义，但任何讨论经其媒体机器都会走样。””

这是面对女性主义与性别议题时，媒体、知识生产系统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基本上我们成长在一连串由国家制造的谎言里，好像一个肥皂泡，里面充满大量的政治宣传（propaganda）。这种宣传是日常的，通过电视电台播出。有些像朝鲜，或许没那么极端，但所有俄罗斯电视都受政府控制。”Olya解释说：“但我想强调，俄罗斯仍然不是伊朗或中国，至少情况没去到那个地步。在俄罗斯国内正在发生一些改变，有一些人在努力改变现状。许多居住在俄罗斯境外的人认为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就像中国一样，当然，普京甚至没有假装温和，他效法斯大林；但我们有在抵抗，努力推动变革，透过独立媒体平台实践和捍卫言论自由。我想让大家看见这些。”

谈及媒体控制信息，我想到社运面对的批评与难题——“同温层”、“小圈子”、“回音壁”，很多时候人们批判抗争者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当运动中人认为自己做了很多改变社会的事，外面的人却可能从没听说过，或者对其想争取的事根本漠不关心。在俄罗斯本土，人们又如何理解和回应 Pussy Riot 的行动？Olya回答说：“你也可以说我们这些社运份子、女性主义者、LGBT平权运动人士、相信公民社会的人等等是活在一个肥皂泡里，我们对于什么是‘公义’和‘不公义’，与外面的人可能理解很冲突。这个肥皂泡给予我们一个空间，里面有些很酷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也得到很多支持；但另一方面这个肥皂泡也并非牢不可破，国家机器和警察不断试图戳破这个泡泡。”

“基本上我们成长在一连串由国家制造的谎言里，好像一个肥皂泡，里面充满大量的政治宣传（propaganda）。”

抗争的艺术：让其他人进来

外面的人不理解或不在乎，他们的生活甚至是抗争者根本无法触及的，但Nika说：“我们只想找到最好的平台去行动，就像今夏，我们发现了最受瞩目的事——俄罗斯世界杯。那是唯一将信息放在人们脑里的机会，让他们停下来，看一看我们到底在争取什么。”而关于大众的不理解甚至价值观的冲突，Olga感叹说“俄罗斯太大了，我尽量不去阅读那些充满仇恨的批评。至少在‘我们’这个泡泡里，每个人都很支持我们。所以在艺术界、在自由派的社群里，人们很欢迎我们的行动。”

很多时候，支持不只源于政见一致，抗争者不能只期望行动得到“自己人”的认同，如果争取的议题确实与人们生活有关，就算是“普通人”也可以理解、产生共鸣：“甚至是足球迷！当我们在世界杯途中冲到球场使赛事中断，他们当然很生气。但有些球迷朋友告诉我：作为球迷我不喜欢你的行动；但作为一个公民，我非常感激、喜欢你们所做所说的。这是因为我们那次行动针对的，是每个俄罗斯人应该都有共鸣的话题，比如警察如何干预你的生活。”Nika接著说：“不幸的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充斥日常政治宣传的空间里，人们真的会被影响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比如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和政府行为，是否关心某些议题。”

意识到这个问题，Pussy Riot 的行动从来不会自我局限于某种方式：“首先，行动永远应该与时代和社会议题紧扣。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必须与整个社会背景（context）扣连。我想说的是，我们关心的并不只是特定议题，Pussy Riot的行动中心是爱和自由。由这个关怀引申开来，我们就其中一些具体议题发声，比如国家和教会勾结压制人们权利。”言及此，Nika眼中闪著一种独特的光芒：“我们一直在做不同类型的工作，创作关于不同类型的、有趣的抗议歌曲，也会上街尝试做某事，尝试带来改变。我们看见不公平的事就会作出反应，有些事会选择某些平台来做，下次又会换另一种方式。”Olya接著道：“作为行动者必须要身处‘背景’当中，回应身边发生的问题。对于不同种类的不公义，使用不同的形式来回应，比如说反特朗普的歌曲和MV。尽管音乐是抗争形式之一，而特朗普也只是我们反对的议题中的一个。”

这说的，是Pussy Riot在2016年10月发布的歌曲《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讽刺特朗普参选美国总统，除了歌曲名挪用了特朗普的竞选口号，MV里更呈现了一个由特朗普统治的、恐同排外厌女的恶托邦世界，她们更以歌词直接指出特朗普政纲的荒谬：“让其他人进来 / 聆听你们的女人 / 停止杀害黑人儿童 / 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Let other people in / Listen to your women / Stop killing black children /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该片在YouTube上至今有超过30万人次的浏览率。

“行动永远应该与时代和社会议题紧扣。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必须与整个社会背景（context）扣连。我们关心的并不只是特定议题，Pussy Riot的行动中心是爱和自由。”

“阴部骚乱”：女性、国家、威权

Pussy Riot 中文译为“暴动小猫”、“造反猫咪”、“小猫暴动”，但我误打误撞把她们的名字输入 Google Translate，竟出现“阴部骚乱”四个字——这倒真是正确的。Pussy Riot 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女性主义乐队，性别对她们的特别意思在哪里呢？在香港，女性社运人士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针对性别的人身攻击，被称为“荡妇”，或者其女性身体被情色化、物化、甚至商品化。我问眼前两位女孩，作为女性行动者，你觉得特别难吗？

Nika斩钉截铁回答说“不”，Olya也说“我也不认同，因为这只是程度与表现方式的分别。如果你是一个女人，他们就会说妳是‘妓女’；如果是男人，他们就会说你是‘同性恋’。”“我甚至会说，作为一名女性行动者，我们甚至会被‘优待’，至少以行动的后果来说。在通常情况下，男性行动者有更多机会面临被捕和被定罪，被判刑期亦较长。”Olya忍不住补上一句：“但因为我们的行动太严重了，是重犯，所以就没有这个分别，一样是被重判。”然后她得意大笑。

Nika很认真，“我认为这很值得讨论，男性之所以更容易被逮捕、被判刑的原因是什么？监狱里男性囚犯很多、女性囚犯很少的原因是什么？这关乎我们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以及女权主义。”Olya解释，女性行动者被判刑较轻，不是因为她们所言所行与男性抗争者有何分别，而是因为社会视女性为弱者，也认为女性不适合和没能力参与政治，因而轻视她们的行动：“问题是，他们觉得女性行动者不像男性那么认真。”两者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你是一个女人，他们就会说妳是‘妓女’；如果是男人，他们就会说你是‘同性恋’。”

那么，俄罗斯的性别歧视有多严重？“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性别相关议题的讨论并不常见。当然，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其他大城市都有很多女性主义者。但不幸的是，俄罗斯很大，这种讨论还未普及，国内大部分地区还没有什么性别意识。我们要明白，在俄罗斯其他地区的人，有时只求生存，也许他们不会考虑那种问题。”

“另外是更日常、与文化和价值观有关的。比如你用何种方式理解什么是‘男’、什么是‘女’。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你是一个女孩，你应该做这些；或你是一个男孩，你就应该这样。这就是为何当我们长大之后会成为与原初的那个自己不同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生来如此，而是因为我们从小受到这种教育，而你就是这样相信了。当我还是小女孩，我真的觉得女孩就应该像女孩的样子。”Nika 说。

那么何时开始意识到这种教导里存在问题？Nika 接著说：“很简单直接，只要你稍微留意身边事物，不难察觉到现实与政治宣传所讲世界的出入。意识到这一点，便再也无法无视它，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回应。所以我读过传媒，还有幸在一家很好的媒体工作，完全没有任何审查限制。但有时，我会在某些电视频道如国家电视频道上，看到我的同学。我们明明是听一样的课，受同样的教育长大，但⋯⋯”

“他们最终做了什么？”我问。

Olya说：“他们只是普通人，然后他们就成了⋯⋯”“一班混蛋。”Nika接著道：“他们成为了国家的喉舌，成为了这个宣传机器的一部分，这太可怕了。例如有一个女记者在国营电视台上做了一个关于我们的报导。我甚至不认识她，也不知道为何她要这样做（抹黑我们）。他们只是在‘事实’中挑了他们需要的，然后加上一些⋯⋯”“废话。”Olya接上Nika的话。

女性行动者被判刑较轻，不是因为她们所言所行与男性抗争者有何分别，而是因为社会视女性为弱者，也认为女性不适合和没能力参与政治，因而轻视她们的行动。

“他们常常这样做，不断试图摧毁你的声誉，把你塑造成笨蛋或疯妇。”Nika说：“例如我就常常被抹黑为一个‘俄国荡妇’，也许是因为我的工作是做模特。其他所谓社运份子也一样，我们所有人都被说成是受境外势力资助、特别是受美国主使而行动。”“在他们的演绎里，美国政府收买了我们，或者美国商人随时愿意付一大把钞票，只是为了让我们去破坏伟大的俄罗斯的国际形象。”Nika 和 Olya口中的那种抹黑如此似曾相识——仿佛行动者自己没有行动的能力和意愿，仿佛有什么力量愿意收买所有人，而仿佛所有行动都是为了钱。

那么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女性主义者，对 Pussy Riot 是什么态度？“她们批评 Pussy Riot的行动方式，她们认为我们不够认真。”

头套下的个人

聊到这里 Nika 已经不能坐直了，筋骨柔软的她老早已开始在做各种伸展动作，这一刻她终于按耐不住，站起身，然后一气趴倒在地毡上，以案件现场地上粉笔人形的姿态维持了好一阵子，又爬回座位上，一本正经再谈自己对个人与行动的看法，以及她个人与行动的连结。

“这是关于我们如何感受世界的问题。当我试图对抗某些事物，这种拉扯或冲突会使我头脑清醒。只有当我与世界某些问题抗衡时，才会感到自己活著。”Nika说道：“特别是今年，我目睹、也亲身经历了很多不公，特别是在我自己、朋友和警察之间。世界杯期间，也许是我们行动开始前几天，我们一班朋友在街上跳舞，整个莫斯科在世界杯期间真的很开心。然后一名警察突然停车，下车向我们走来，说所有人必须立刻离开街道。没有原因、没有解释，只是他那一刻不喜欢、而又有权力这样做。这就是重点，我不是因为单一事件而决定投身行动，而是有太多这样的例子，让我觉得必须要起来反抗，因为我无法无视这些问题。”

Olya说：“我们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加入 Pussy Riot，其实这不重要。当然，我们可能天性反叛，我们感受到了内心某种反抗的欲望——然后你就成为了她们一员。”

“当我试图对抗某些事物，这种拉扯或冲突会使我头脑清醒。只有当我与世界某些问题抗衡时，才会感到自己活著。”

您如何在日常生活与抗议和行动间取得平衡？Nika说：“对我来说，行动与生活不是割裂的。抗争意识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态度、一种观看世界及与世界相处的方法，它存在于我做的所有事之中。除了是一个行动者，我也是一名演员，我参与的作品也加入了我的想法，可能是关于女性主义或其他什么，因为那些是我关心的，也是我的真实感觉。我并没有、也不能把我每天所做的政治活动、政治艺术和艺术分开。很简单，因为一切都有关连，只是以不同方式去表达某种关怀而已。”

那么， 7月份世界杯期间的行动呢？“我们穿著警察的服装，那种正规制服，去抗议警权过大，可以随便干预人们生活，正如我们冲进比赛场地，令比赛要暂停一样。”但你们个人有什么感受？“心在狂跳，不停喘气，因为我们跑得很厉害。”明知道会被捕，一定是非常可怕吧？Nika调皮抢说：“不，一点也不可怕！好玩极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有趣的时刻！”“虽然事前已有人告诉警察是一定会来阻止的，但有约30至40秒，有一种幸福感，那是一种很纯粹的快乐。”Olya说的当下，难掩面上兴奋又自豪的表情。

当然，之后的就是历史了。

于是，我们再次回到访问最初的问题：“谁是Pussy Riot？”“其实你问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人数众多，大家都不停在做事，有些人可能参与了一次行动，有些人又在背后做其他支援。Pussy Riot 到底有什么成员、她们是谁，她们什么时候加入的，这些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行动，而行动如何进行、何时进行、或者由谁执行，都不重要。”

为何我们想知道 Pussy Riot 是谁？普京政权是否也曾经想知道她们每个人的名字？是否因为我们惧怕所有未知的，因为不可知的不能被控制和消灭？

“Pussy Riot是一个意念，每个人都可以是Pussy Riot。”

“我们感受到了内心某种反抗的欲望，然后就成为了她们一员。”“行动与生活不是割裂的。抗争意识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态度、一种观看世界及与世界相处的方法，它存在于我做的所有事之中。”

我记得电影《V煞》的对白：“因为在面具之下不仅是血肉之躯：在这个面具之下是一个意念，而意念，是杀不死的。”而她们会继续笑闹，继续时尚，继续如年轻女孩般生活，只是偶尔流露一个坚毅的眼神，或者不安。和她们约定下次来香港，只会喝酒、跳舞、开派对，不要再工作了。而在此之前，她们会继续歌唱或大声呐喊，粉红色或金色的头发飞扬，为著每个人都可以是 Pussy Ri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