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秋天，賈樟柯的第九部長片《江湖兒女》（以下簡稱《江湖》）正式公映。賈樟柯還是那個賈樟柯，還用着當年一站一站跑清華北大的力氣談電影人的理想和社會責任，一站一站跑着《江湖》的路演。唯一的區別，可能是宣傳檔期中，導演本人在微博上以病毒傳銷的精神頭一茬一茬地刷着關於自己電影五星好評的影評人和觀眾評論。這些評論格式整齊地碼在大紅色的背景上，乍看上去彷彿十一月過去的購物節中，喜氣洋洋的買家秀。
對一部商業片進行造勢營銷並沒有錯，即使是所謂地下時期的賈樟柯也一直都俱備這種與生俱來的 PR 能力。在過去的二十年裏，賈樟柯穩健地完成了自己從「地下」到「地上」的位移。就像《江湖》，仍然講了一個關於斌斌和巧巧的故事，然而已經再也不是過去那個斌斌和巧巧的故事了。從1997年的《小武》一步步走到今天，賈樟柯當然還是賈樟柯，但顯然再用「獨立電影人」去形容或者要求他已經不合適了。
雖然很多曾經的追隨者們可能還沒有越過心裏的這道坎兒，導演本人早已不再受困於自己過去的創作路向。2017年初，在單向街舉辦名為《距離、位置和角度：以不變獲真知》的演講裏，賈樟柯提出，不要再去談論一些幾十年也沒有任何新進展的話題，比如什麼是電影，藝術跟現實有何種關係，而是要轉身去關注「新科技」以及宇宙和外星人。如此，賈樟柯開始了新的路線：心懷宇宙，深入群眾。多年來自己攬在身上的「社會評論家」身份，中國大陸社會問題的形而上討論，從技藝層面對電影創作的討論，他都甩給了仍留在「泥沼」中的同行們。
賈樟柯或有一點特質可與其他大陸的同輩導演區分開來，當其他導演將作品的詮釋被動或主動地交付給觀眾時，賈樟柯身上的那股敏銳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精心打造了自己，並擁有了一種可以在「電影人」和「電影學者」中間的模糊地帶自由游走的能力。他一直是自己電影首當其衝的闡釋者，並通過寫作、演講、訪談等大量非電影生產主動規定了其他評論者對他作品中的理解和各種符號的意涵。通過《小武》、《站台》和《任逍遙》分享了自己的鄉愁並成功地獲得認可之後，賈樟柯義無反顧地從自己熟悉的記憶中走了出去，將自己的重心轉向了對社會問題的探討，並以此建立了自己在國際和國內「社會良心」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