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這種剝離「政治」標籤的舉動，早已是任何出入公共領域的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所有出入中國的華人面臨的道德困境。所以宋芸樺不得不在微博為自己在節目中的「失言」道歉，中國網友及粉絲至今仍在鎖定台灣藝人陳立農和林彥俊為何還不對金馬獎表態。六四之後，官方與民間不約而同地設置了這種「默契」，將「談政治」的權力束之高閣，也讓個體在公共領域的音量變到最低。要討論這種政治的剝離，我們不能忽視其時空背景。

文藝行業對金馬獎的反應，也非一日之寒。房祖名，柯震東的「藏毒事件」，周子瑜國旗事件，張敬軒真人秀消失事件，都在不斷收緊腳鐐，范冰冰的失蹤和馮小剛《手機2》的沉默則配合一系列中宣部和電影總局的條例，為文藝行業帶來了最大的恐懼：既然這個行業最頂級的導演，演員和公司都可以被消失，從業者在公共領域的自由便消失殆盡了。

對金馬表態的中國人，不乏一批受到幾十年政府說教、真心否定台灣的國家表述的人，也不乏一批深明規則的玩家，當然還有龐大的「惡之平庸」群體，他們要麼自認失去了「沉默權」，要麼迫於無奈，要麼接受命令，因循著撇清政治標籤的默契，跟隨集體行動，轉發「中國一點都不能少」po文。如今的中國網友提及「政治立場」四字已開始主動將其自我審查為拼音縮寫「zzlc」，且毫不認為其中有任何不妥。他們之中的任何一種人，其心態與行為，都遠非大部分港台民眾所能體驗；而不少港台民眾的「寬容」所能去到最極致，也只能是施予這些中國民眾「言論自由」。但是，中國民眾反應是難以統一論述的。

傅的言論遭受這多重秩序的攻擊，所面對的也不僅僅是強權。中國電影界深感遭背叛，他們的反應被納入官方陳述，很多人視之為幫兇。

而龐大的中國民眾對台灣的世代矛盾和轉型正義也知之甚少。他們只能在中國刻意篩選和引導的信息裏看到台灣的經濟下滑，將台灣年輕一代面對的狀況粗暴歸結於中國經濟的強大及台灣的不合作，卻不能看到與傅榆相近的這一類台灣本土表述是一種久經壓抑後爆發的聲音，這種壓抑和在地訴求，經過兩岸的政治經濟互動，再經過社交平台的交鋒，已被擠壓到了極有限的空間。中方對金馬獎事件的報導，也將傅的形象塑造為自私自利、刻意為之的政客，或許身負選舉利益，或者經人指使。更有報導大談李安的辛苦、金馬獎的不易，這說法很可能讓電影工業主動與傅割離，撇清關係，就如中國公眾人物撇清自身與「政治」的關係一樣。

出於各種目的，中國電影從業者要在政府之下建立一個工業秩序，政治上完全服從中國政府，傅榆的感言卻石破天驚地打破了這種秩序。電影業想要保存這種真空狀態，任何違反中國官方論述的言論都容不得。因此感言才會像細胞中的異物，且具有多重矛盾，既是中國政府所不容的言論，也是中國電影業苦撐的真空狀態中的異物，更是戳中中國網友敏感地帶的異物。傅的言論遭受這多重秩序的攻擊，所面對的也不僅僅是強權。中國電影界深感遭背叛，他們的反應被納入官方陳述，很多人視之為幫兇。

電影工業與金馬獎定位

一直以來，電影工業視電影獎項為「停戰區」，應該說，整個娛樂工業都在追求「不問」與「不說」的規則。曾經港台藝人進入中國市場有某種隱形的「赦免」，大眾大部分時候並不深究他們真實的政治立場，無意打破沙鍋。但因為習的上台與中國政府的愛國宣傳策略的改變、政府在網路進行瘋狂的國家形象建設、以及網絡用家動輒投入群體效應的不穩定性，整個中國網上社群已密佈獵巫氣氛。在雨傘運動和太陽花運動之後，《島嶼天光》《撐起雨傘》《十年》等在港台兩地頒獎禮的表現皆已被消除，據聞本屆金馬獎入圍名單公布之後，轉播單位已獲「指示」，要謹慎對待這一屆的金馬獎頒獎典禮。

「獵巫」與「銷聲」合力，加上港台兩地的壓抑氣氛，文化頒獎典禮的「表面和平」被打破顯然只是遲早的事情，即便55屆金馬獎如履薄冰地完結，也會有下一個發聲場合引爆輿論。金馬獎的尷尬在於，它既由台灣主辦，必然不需要遵循中國官方的秩序，但又因為中國市場和工業的龐大，它要連結兩岸三地，中國資本與政治雙管齊下，金馬獎便不得不陷入一種中國電影工業擁簇的秩序，它包括美學考量，也包括精神內核。兩相擠壓之下，傅榆事件不會是孤例。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金馬獎與金曲獎一前一後向全世界華人藝文創作者敞開大門，開始經營自己在兩岸三地的專業形象。時至今日，中國電影已變成產量與盈利驚人的門類，國內又缺乏以技藝論優劣的獎項評選，金馬獎就成為很響亮的認可。而金馬獎納入越多中國電影作品，就要納入越來越多熟知中國電影的影人和學者做評審，納入越來越多中國電影的影像價值以做評判標準。這不由為金馬獎自己帶來矛盾，一邊它在明星化影響下動彈不得，一邊自己的價值觀也搖擺不定。

假如你認可《大象席地而坐》的獨立精神和對真實的追求，便很難將最佳導演授予如今一味追求技術的張藝謀。金馬獎固然如其所說，不受政治立場的影響，卻很難擺脫中國電影工業建立的價值取向和秩序。

1994年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風光獲獎，金馬獎一度成為兩岸三地肯定作者電影的指標。如今有評審評述，它竟然會搖擺在工業標準與審美判斷之間。須知金馬獎的機制至今無法代表工業標準，它邀請的評審本該是經驗和審美各異的影人和學者，並非奧斯卡那樣集齊全行業工業屬會會員投票的工業獎，後者才是工業認可，會遇上工業標準和審美判斷的矛盾；同時，它的報名制又與工業下游院線分離，有資格報名影展的影片卻並不見得可以進入市場化的院線，並不承載反映工業的功能，金馬的影展規格何以自尋這樣的煩惱？

這也就不難理解張藝謀的《影》以及姜文的《邪不壓正》會與胡波《大象席地而坐》一起競爭的局面了。而張藝謀拿下最佳導演，《大象席地而坐》拿下最佳電影更體現了兩極化的評判標準，各自帶著無法融合的價值取向：假如你認可《大象席地而坐》的獨立精神和對真實的追求，便很難將最佳導演授予如今一味追求技術的張藝謀，二者的並存即互相削弱。這也從側面說明，金馬獎固然如其所說，不受政治立場的影響，卻很難擺脫中國電影工業建立的價值取向和秩序。所謂「純粹的電影舞台」，本身也不純粹。要獎項無視一種秩序而遵循另一種秩序，在打破次元壁的今天，當然也就是癡人說夢。那一種中國電影工業的秩序，在如今的社會格局中又怎能擺脫中國政府的秩序？審美標準不一，邏輯不自洽的獎項結果，本身就代表著金馬獎的脆弱。

表面的多元化，橫跨兩岸三地兼顧東南亞的格局，本身也是主辦方最近25年來的一種政治訴求，它與中國政府寄望自己的電影獎弘揚和肯定「中華文化」雖然名目不同，卻都是在推廣獲得官方定調的價值觀，暗附兩岸三地深具「文化外交」的企圖。「只談電影」可以是個別參與者的個人選擇，但它的舞台又何曾不是政治化的舞台呢？

表達的割裂

從幾年前的帝吧出征事件，港台民眾首次見到中國民眾對「自由」和「言論」的特殊定義，是彼此割裂已久之後帶來的隔閡。如今金馬獎的傅榆感言，則見矛盾的升級再升級。大量謾罵及反對傅榆的中國網友默認也習慣化身為維護高牆的一份子，當然讓港台網友感到愕然。儘管沒人能夠確認任何一次龐大的網路狂潮背後，一句句謾罵到底是來自真實的用戶還是網絡機器人，港台民眾依然認為這種行為均沒有任何餘地可以寬恕，用「普通人被洗腦及不作為」的言論批評對岸，認為這種放任謾罵及漠視幫助中國政府作惡；而中國網友則死守著並無根據的「大一統」執念，視台灣的在地言論為公然冒犯。

曾經兩岸以「放下異見求發展」為名進行交流，文娛工業在此名目護蔭下成長，此般景況已經不再。

曾經兩岸以「放下異見求發展」為名進行交流，文娛工業在此名目護蔭下成長，此般景況已經不再。金馬獎的風波或許正正說明，在中國成長為龐大的經濟體之後，它的文化不可能以純粹的狀態走出國境。中國官方推選《戰狼2》上奧斯卡外語片評選更可見一斑，無論是否有意，中國流行文化必然挾帶更複雜的文本和意識走到國際。港台兩地首當其衝，是這種衝突的第一站。

如果明年中資電影真的集體缺席金馬獎，台灣要如何應對？還可以抱著現有的電影配額不變？還想還原一個空洞的和平現場？納入多種自相矛盾的價值觀進行所謂的peer review？退守台灣，聯同東南亞在貧瘠的市場土壤下苦苦耕種？而在這些難題的環繞之下，三地民眾又價值分裂、溝通不能。顯然，電影絕不是統一的語言，它曾經的橋樑作用，也在我們的注視之下逐漸坍塌。

（張碩文，電影雜誌編輯，常熱衷以文字談論電影，流行音樂和電視劇，及與社會社群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