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硕文：中国人不谈政治，金马奖不谈审美

习近平在APEC发表讲话， “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话音刚落，《我们的青春，在台湾》纪录片导演傅榆获第55届金马奖肯定，得奖感言便掀起纷争，无论是中国的喉舌报章，电影行业的反应，还是网路民众的汹涌，都证明习的人类愿景只是话术，开放与合作都是转发表态，照稿示爱而已。

有中国网友放出截图，指中国电影总局表态，巩俐身为本届评审主席会受处罚，明年所有中资参与的电影项目均不得参与下一届金马奖报名。华语电影业大受打击，不少业者纷纷抨击傅榆“公器私用”“自私无担当”及“利用艺术文化渠道宣扬政治观点”。

想不到，老生常谈的“不谈政治”，至今依然是这一类事件的争论核心。

政治剥离

“谈不谈政治”，其中的意涵往往比骂战一分为正、反两方复杂得多，也远不止“自由”和“压制”，“统”与“独”两个面。实际上无论是深圳劳工权益活动，还是2018年中国网络的女性权益呼声，以及更多社会场景，参与者往往需要先撇清自己“与政治的关系”，才可以继续停留在公共领域内。十年前深圳总工会就将罢工问题演绎为“夫妻打架”，“劳资纠纷纯属经济问题，与政治，宗教，文化等并无关系”；指责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性侵的弦子也在微博强调，自己维护女性权益绝不是谈政治，她所要谈的不是政治。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这种剥离“政治”标签的举动，早已是任何出入公共领域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所有出入中国的华人面临的道德困境。所以宋芸桦不得不在微博为自己在节目中的“失言”道歉，中国网友及粉丝至今仍在锁定台湾艺人陈立农和林彦俊为何还不对金马奖表态。六四之后，官方与民间不约而同地设置了这种“默契”，将“谈政治”的权力束之高阁，也让个体在公共领域的音量变到最低。要讨论这种政治的剥离，我们不能忽视其时空背景。

文艺行业对金马奖的反应，也非一日之寒。房祖名，柯震东的“藏毒事件”，周子瑜国旗事件，张敬轩真人秀消失事件，都在不断收紧脚镣，范冰冰的失踪和冯小刚《手机2》的沉默则配合一系列中宣部和电影总局的条例，为文艺行业带来了最大的恐惧：既然这个行业最顶级的导演，演员和公司都可以被消失，从业者在公共领域的自由便消失殆尽了。

对金马表态的中国人，不乏一批受到几十年政府说教、真心否定台湾的国家表述的人，也不乏一批深明规则的玩家，当然还有庞大的“恶之平庸”群体，他们要么自认失去了“沉默权”，要么迫于无奈，要么接受命令，因循著撇清政治标签的默契，跟随集体行动，转发“中国一点都不能少”po文。如今的中国网友提及“政治立场”四字已开始主动将其自我审查为拼音缩写“zzlc”，且毫不认为其中有任何不妥。他们之中的任何一种人，其心态与行为，都远非大部分港台民众所能体验；而不少港台民众的“宽容”所能去到最极致，也只能是施予这些中国民众“言论自由”。但是，中国民众反应是难以统一论述的。

傅的言论遭受这多重秩序的攻击，所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强权。中国电影界深感遭背叛，他们的反应被纳入官方陈述，很多人视之为帮凶。

而庞大的中国民众对台湾的世代矛盾和转型正义也知之甚少。他们只能在中国刻意筛选和引导的信息里看到台湾的经济下滑，将台湾年轻一代面对的状况粗暴归结于中国经济的强大及台湾的不合作，却不能看到与傅榆相近的这一类台湾本土表述是一种久经压抑后爆发的声音，这种压抑和在地诉求，经过两岸的政治经济互动，再经过社交平台的交锋，已被挤压到了极有限的空间。中方对金马奖事件的报导，也将傅的形象塑造为自私自利、刻意为之的政客，或许身负选举利益，或者经人指使。更有报导大谈李安的辛苦、金马奖的不易，这说法很可能让电影工业主动与傅割离，撇清关系，就如中国公众人物撇清自身与“政治”的关系一样。

出于各种目的，中国电影从业者要在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工业秩序，政治上完全服从中国政府，傅榆的感言却石破天惊地打破了这种秩序。电影业想要保存这种真空状态，任何违反中国官方论述的言论都容不得。因此感言才会像细胞中的异物，且具有多重矛盾，既是中国政府所不容的言论，也是中国电影业苦撑的真空状态中的异物，更是戳中中国网友敏感地带的异物。傅的言论遭受这多重秩序的攻击，所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强权。中国电影界深感遭背叛，他们的反应被纳入官方陈述，很多人视之为帮凶。

电影工业与金马奖定位

一直以来，电影工业视电影奖项为“停战区”，应该说，整个娱乐工业都在追求“不问”与“不说”的规则。曾经港台艺人进入中国市场有某种隐形的“赦免”，大众大部分时候并不深究他们真实的政治立场，无意打破沙锅。但因为习的上台与中国政府的爱国宣传策略的改变、政府在网路进行疯狂的国家形象建设、以及网络用家动辄投入群体效应的不稳定性，整个中国网上社群已密布猎巫气氛。在雨伞运动和太阳花运动之后，《岛屿天光》《撑起雨伞》《十年》等在港台两地颁奖礼的表现皆已被消除，据闻本届金马奖入围名单公布之后，转播单位已获“指示”，要谨慎对待这一届的金马奖颁奖典礼。

“猎巫”与“销声”合力，加上港台两地的压抑气氛，文化颁奖典礼的“表面和平”被打破显然只是迟早的事情，即便55届金马奖如履薄冰地完结，也会有下一个发声场合引爆舆论。金马奖的尴尬在于，它既由台湾主办，必然不需要遵循中国官方的秩序，但又因为中国市场和工业的庞大，它要连结两岸三地，中国资本与政治双管齐下，金马奖便不得不陷入一种中国电影工业拥簇的秩序，它包括美学考量，也包括精神内核。两相挤压之下，傅榆事件不会是孤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金马奖与金曲奖一前一后向全世界华人艺文创作者敞开大门，开始经营自己在两岸三地的专业形象。时至今日，中国电影已变成产量与盈利惊人的门类，国内又缺乏以技艺论优劣的奖项评选，金马奖就成为很响亮的认可。而金马奖纳入越多中国电影作品，就要纳入越来越多熟知中国电影的影人和学者做评审，纳入越来越多中国电影的影像价值以做评判标准。这不由为金马奖自己带来矛盾，一边它在明星化影响下动弹不得，一边自己的价值观也摇摆不定。

假如你认可《大象席地而坐》的独立精神和对真实的追求，便很难将最佳导演授予如今一味追求技术的张艺谋。金马奖固然如其所说，不受政治立场的影响，却很难摆脱中国电影工业建立的价值取向和秩序。

1994年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风光获奖，金马奖一度成为两岸三地肯定作者电影的指标。如今有评审评述，它竟然会摇摆在工业标准与审美判断之间。须知金马奖的机制至今无法代表工业标准，它邀请的评审本该是经验和审美各异的影人和学者，并非奥斯卡那样集齐全行业工业属会会员投票的工业奖，后者才是工业认可，会遇上工业标准和审美判断的矛盾；同时，它的报名制又与工业下游院线分离，有资格报名影展的影片却并不见得可以进入市场化的院线，并不承载反映工业的功能，金马的影展规格何以自寻这样的烦恼？

这也就不难理解张艺谋的《影》以及姜文的《邪不压正》会与胡波《大象席地而坐》一起竞争的局面了。而张艺谋拿下最佳导演，《大象席地而坐》拿下最佳电影更体现了两极化的评判标准，各自带著无法融合的价值取向：假如你认可《大象席地而坐》的独立精神和对真实的追求，便很难将最佳导演授予如今一味追求技术的张艺谋，二者的并存即互相削弱。这也从侧面说明，金马奖固然如其所说，不受政治立场的影响，却很难摆脱中国电影工业建立的价值取向和秩序。所谓“纯粹的电影舞台”，本身也不纯粹。要奖项无视一种秩序而遵循另一种秩序，在打破次元壁的今天，当然也就是痴人说梦。那一种中国电影工业的秩序，在如今的社会格局中又怎能摆脱中国政府的秩序？审美标准不一，逻辑不自洽的奖项结果，本身就代表著金马奖的脆弱。

表面的多元化，横跨两岸三地兼顾东南亚的格局，本身也是主办方最近25年来的一种政治诉求，它与中国政府寄望自己的电影奖弘扬和肯定“中华文化”虽然名目不同，却都是在推广获得官方定调的价值观，暗附两岸三地深具“文化外交”的企图。“只谈电影”可以是个别参与者的个人选择，但它的舞台又何曾不是政治化的舞台呢？

表达的割裂

从几年前的帝吧出征事件，港台民众首次见到中国民众对“自由”和“言论”的特殊定义，是彼此割裂已久之后带来的隔阂。如今金马奖的傅榆感言，则见矛盾的升级再升级。大量谩骂及反对傅榆的中国网友默认也习惯化身为维护高墙的一份子，当然让港台网友感到愕然。尽管没人能够确认任何一次庞大的网路狂潮背后，一句句谩骂到底是来自真实的用户还是网络机器人，港台民众依然认为这种行为均没有任何余地可以宽恕，用“普通人被洗脑及不作为”的言论批评对岸，认为这种放任谩骂及漠视帮助中国政府作恶；而中国网友则死守著并无根据的“大一统”执念，视台湾的在地言论为公然冒犯。

曾经两岸以“放下异见求发展”为名进行交流，文娱工业在此名目护荫下成长，此般景况已经不再。

曾经两岸以“放下异见求发展”为名进行交流，文娱工业在此名目护荫下成长，此般景况已经不再。金马奖的风波或许正正说明，在中国成长为庞大的经济体之后，它的文化不可能以纯粹的状态走出国境。中国官方推选《战狼2》上奥斯卡外语片评选更可见一斑，无论是否有意，中国流行文化必然挟带更复杂的文本和意识走到国际。港台两地首当其冲，是这种冲突的第一站。

如果明年中资电影真的集体缺席金马奖，台湾要如何应对？还可以抱著现有的电影配额不变？还想还原一个空洞的和平现场？纳入多种自相矛盾的价值观进行所谓的peer review？退守台湾，联同东南亚在贫瘠的市场土壤下苦苦耕种？而在这些难题的环绕之下，三地民众又价值分裂、沟通不能。显然，电影绝不是统一的语言，它曾经的桥梁作用，也在我们的注视之下逐渐坍塌。

（张硕文，电影杂志编辑，常热衷以文字谈论电影，流行音乐和电视剧，及与社会社群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