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座下，揮不去的斷交陰影——專訪前駐教廷大使杜筑生

編者按：教廷於9月22日宣布與中國政府簽署「主教任命協議」，堪稱北京和梵蒂岡雙邊關係的重大突破。儘管台灣國安、外交官員屢次對外表示，梵蒂岡在與北京交涉過程中，曾再三保證談判不涉及對中華民國的邦交問題。台灣政府內部也評估認為，主教任命協議簽署後，對台梵邦交並不會有立即性的影響。但台、梵外交關係的前景，仍然因為這一紙主教任命協議，再度引發各方關注。

教廷是中華民國在歐洲唯一具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兩位前任總統陳水扁、馬英九都曾藉出席教廷活動，走上國際舞台。如若教廷邦交不保，對台灣的外交將又是一記重擊。前外交部次長杜筑生曾於2004到2008年（陳水扁任內與馬英九上任初期）擔任駐教廷大使，日前他接受端傳媒專訪，回憶派駐教廷期間親歷的兩岸外交戰。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時間退回20年前，1999年2月，時任教廷國務卿蘇達諾（Cardinal Angelo Sodano）樞機主教出席義大利駐教廷大使館的一場酒會，媒體問及教廷與中國建交議題，他語出驚人：「教廷駐華大使館，只要可能，不必等到明天，今晚就可以遷往北京。」

2005年10月，蘇達諾在主持宗座額我略大學（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利瑪竇中心開幕典禮時，再度被媒體問及與中國建交進展。當時他答：「我說過很多次，如果我們和北京接觸，我們在台灣的代辦就會到北京去，不是第二天早上去，是當天晚上就去。」不少媒體將此視為教廷「隨時可以捨台投中」的徵兆。

但歷史，並不只是簡單的重複。1970年代，杜筑生剛進入外交部、負責教廷相關業務，資深同事提醒：「要小心，別在你處理教廷業務的時候發生『關係上的轉變』。」2004年，杜筑生出任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隔年便遇上蘇達諾上述的「大使館晚上可搬北京」事件，「關係上的轉變」彷彿旦夕就要發生。杜筑生急著拜會蘇達諾，希望證實這段談話的背景與內容，卻得到國務卿辦公室回應：國務卿很忙，安排一週後見面。

「豈能再等七天！」急得想闖國務院，同時得守住外交禮節的杜筑生，洗漱時習慣一邊聽義大利文廣播，當日從廣播中得知蘇達諾一早要前往教堂主持彌撒，立刻記下教堂名稱，帶上一名大使館人員，兩人就守在那座教堂門口。蘇達諾主持完彌撒，才步出教堂，便不可避免地撞上杜筑生。杜筑生說明了來訪緣由，蘇達諾答覆：「杜大使啊，我昨天說：『如果中國大陸人民可以享受宗教自由的話，我們如果早上達成協議，大使館不要等到第二天，就可以遷到北京去。』大使，我請問你，中國大陸人民什麼時候可以享受宗教自由啊？」

儘管蘇達諾當時強調，所謂的「遷館」之說，有個中國實現宗教自由的「大前提」，杜筑生仍前往教廷外交部，正色對時任教廷外交部副部長帕洛林（Pietro Parolin，現為教廷國務卿）說了重話，抗議蘇達諾此舉：「這種言論對邦交國是非常傷害的，好像中華民國是塊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隨時可以丟棄一樣！」

杜筑生事後相信，帕洛林確實傳達了他的憤怒。數日後，蘇達諾以樞機主教身份主持一場彌撒，杜筑生坐在走道旁，「樞機經過我的時候，很莊嚴地，拍我的肩膀，」這一拍肩，彷彿在告訴杜筑生：「你的message我收到了。」此後迄今，教廷再也不談「當日遷館」之說。

不論美中台三角關係緊張或鬆弛，兩岸處於蜜月或冰河期，「隨時可以捨台投中」如同魑魅魍魎，縈繞於台灣與所有邦交國之間——就算在一般認為「任內兩岸關係最好」、「8年只斷交1國」的馬英九任內，甘比亞後來也主動與中國建交。

教廷並非世俗國家；發展雙邊關係不須考量經濟利益，因傳教使命強烈，國家利益又與一般國家不同。牧羊人的職責本就是要尋回迷途的羔羊；渴望「福傳中國」、牧養羊群的教廷，自兩岸分裂分治以來，一直企盼與中國改善雙邊關係，且毫不掩飾。

「外交部長該不該上飛機？」

數十年來，「北京與梵蒂岡建交」成為不知何日可能成真的謠言。在風雨飄搖的國際現實裏，這個中華民國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任何動作都容易被放大解讀。

2005年4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過世，教廷依慣例於最短時間內舉行喪禮。消息傳來，杜筑生緊急拍電報回台北，並派人搶訂羅馬的飯店——此時的羅馬，各國使節爭相訂旅館，一夜之間竟一房難求。台北速來消息，總統陳水扁將率代表團出席追思彌撒。與此同時，教廷外交部卻致電杜筑生，表明希望中華民國代表團「出席的層級不要太高」。

對方說得毫無修飾：「中國代表也要來，希望是他們派個副部長、你們（台灣）派個部長，最好你們不要是總統、行政院長層級，如果台灣代表團階層太高，大陸會覺得沒面子，就不來了……。」對方又強調：「你知道的，教廷跟中國一直在談改善關係，這是很好的機會，如果中國因此不參加，我們會有很大的損失。不過我們尊重你們的意見。」

2005年4月8日，教廷舉辦若望保祿二世追思彌撒，全球元首齊聚羅馬聖伯多祿廣場（Piazza San Pietro）。陳水扁將此行定調為「和平與追思之旅」，隨行人員超過40人，在來自全球154個國家的元首率代表團參禮致哀的陣仗中，規模排名前三。陳水扁的座位被排在元首特使區第一排，傳達出的訊息是：台梵邦誼穩固。值得注意卻又不讓人意外的是，中國並未派員出席這場葬禮彌撒。杜筑生很明白，陳水扁的出席觸怒了北京，導致北京拒絕派員出席，成為當時極少數的缺席國。

與陳水扁同行的代表團員，包括時任外交部長陳唐山。當時還有一場戲劇化的轉折，正當外交部緊鑼密鼓辦理出訪作業，隨行團員人手一枚熱騰騰的、來自義大利政府的簽證時，有一人卻到起飛前都沒拿到簽證：陳唐山。

總統專機預定於台北時間4月7日下午3點起飛。飛機不等人，當天下午1點，杜筑生接到台北的電話：「外交部長該不該上飛機？」

那是教廷時間的清晨7點。杜筑生十萬火急地找上教廷外交部，卻得知部長因主持彌撒，而無法接電話。他急得四處協調，讓對方破例中斷彌撒，接起他的電話，簡短允諾「會去了解這事」。杜筑生即刻回電台北：「請陳部長上飛機！」

杜筑生同時對台北如是保證：「如果部長無法入境，我將引咎辭職。」十多個小時後，陳水扁的總統專機抵達教廷，陳唐山落地時不僅拿到了簽證，停留效期還比同行團員都要長。時隔十多年，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教廷單純的行政疏失，還是其實隱藏著某種程度的外交打壓？杜筑生莞爾說，至今沒有答案。

回顧歷史，陳水扁是第一位到訪教廷的中華民國總統。這個「第一」，不只是1949年後的「第一」，而是1942年建交以來的第一次。杜筑生說，政府遷台後，曾經表達總統往訪的想法，但教廷婉轉拒絕了。原因是中國大陸仍有許多天主教信徒，如果接待中華民國總統，恐怕給北京政府迫害教友的理由。一直到了若望保祿二世過世時，「全世界領袖都去了，中華民國不應該缺席。」

杜筑生說，陳水扁總統得以成行，也因為教宗過世後要選新教宗，全世界樞機主教都要到羅馬去。所以當時（中華民國籍的）單國璽樞機也幫忙奔走交涉。使得陳水扁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正式到訪教廷的元首，後來，馬英九總統也在任內拜訪教廷（編者按：馬英九夫婦於2013年3月間率慶賀團赴梵蒂岡，出席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就職大典），走出雙方關係很重要的一大步。

敲門，換一張飄揚的國旗

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Chiesa di Saint Maria in Traspontina）是中華民國唯一一座在歐洲的大使館，座落於聖城之下的協和大道4號，直面梵蒂岡城，靠近聖伯多祿大教堂。從遠處眺望，磚色建築物上揚著一小方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由於使館位於建築物4樓，國旗高掛的位置較其他使館更顯突出，凡遊客拍照、教廷活動現場攝影，都能攝入飄揚的國旗。在使館外，常見台灣遊客駐足，有人商借廁所，有人只是站著對國旗敬禮、甚至不乏激動落淚的台灣遊客。

杜筑生初前往教廷服務時，大使館並不在梵蒂岡境內的協和大道，而在羅馬市區。這裡正門前是停車場，左右各為學校與醫院，最常看見中華民國國旗的人，是常在這往返的學生、病人和臨時停車民眾。他到處打聽，盤算如何將大使館遷往梵蒂岡協和大道，與其他國家的大使館相比鄰？

答案是「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所有的訊息都指向同一關鍵人物：時任教廷宗教財產管理處的一名總主教。所有的大使館舍皆為教廷財產，而主管教廷財產業務的人正好是此人。但他個人傾向與中國建交；最大的願望是擔任教廷第一任駐北京大使。杜筑生說，當時在教廷，這幾乎是公開的秘密。

「我想把大使館搬到最醒目的地方去，非找他不可。」杜筑生自有一套「敲門哲學」：「你不敲門，門怎麼會開？」「也許你敲門，人家叫你別打擾；也許人家會開門請你進去坐坐。」「我們處境跟別的國家不一樣，更要去到處敲門。天下事情，你想得困難，但怎知實際上是不是真的那麼難？」

「雖然知道他的野心是什麼，但那是另一回事。我知道這個人很重要，我常請他吃飯、邀請他來參加大使館活動，關係很好。」硬著頭皮，厚著臉皮，杜筑生還是親自敲了該總主教的門，表明需要幫忙，希望將大使館搬到協和大道。沒料到，對方聞言，爽快撥了電話，發現有兩個官舍空房。打鐵趁熱，杜筑生當天立刻動身，發現其中一間辦公室的一、二層是加拿大使館，三樓可即刻進駐，四樓需要整修。杜筑生又考量外交禮節，認為若入駐三樓，國旗直接掛在加拿大國旗頭上似乎不太禮貌，幾經考量，決定把使館搬到四樓。

杜筑生說，這樣的決定，帶來意外的效果：由於協和大道路燈加高，擋住了其他二、三樓的窗與旗幟；中華民國的國旗高掛四樓，和其他國家的旗幟比起來，更易抓住眾人眼球。2005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過世，「七百萬人到了梵蒂岡，每個人抬頭一看，就是中華民國國旗。」「上千家國際媒體直播，從天使堡那邊拍攝協和大道，所有鏡頭裏，一定會把我們的國旗放進去！」卸任多年，杜筑生憶及這個畫面，仍然激動。

「有人看到中共的車開進教廷……」

情勢從來險峻。「交朋友」是國家戰略，杜筑生系統性、有策略地拜會與結交友台社群，杜筑生的夫人邱大環也是「工作人員」之一——早年取得博士學位的她，先後任職台灣大學、淡江大學，卻在杜筑生外派期間毅然隨他派駐教廷——邱大環煮得一手好菜，常在家把菜做得半熟，再端到大使館，加熱後立刻上桌，協助杜筑生以功夫菜宴請重要賓客。

教廷文化特殊，若和樞機主教約在餐廳等公共場合見面，樞機必須盛裝，「基本款」是一身紅帽黑袍和腰上的寬大皮帶。到了餐廳，民眾往往又蜂湧來拍照，爭相去吻樞機手上的戒指，請樞機降福。其實，主教們往往私下透露，公開用餐令人不勝其擾；杜筑生觀察此狀，常在大使館舉辦閉門餐敘，樞機主教便不須大費周章，用餐如同在家自在。

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呈遞到任國書。杜筑生說，在一般的國家，大使到任以後就帶一個隨員去晉見總統。但教廷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家，很重視家庭價值，所以教廷的禮儀規定，一個大使向教宗呈遞國書時，他的直系尊親屬、父親母親、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如果有晚輩，兒子、女兒、孫子、外孫，要藉著機會一起見教宗，也都歡迎。

「我去的時候，兩個孩子都從不同地方飛到羅馬去一起見教宗，我跟教宗辭行的時候他們又從各種地方到羅馬來。」杜筑生回憶，台灣還有一位很有名的公使叫做吳經雄，他有12個孩子，當時的教宗是庇護十二世，「哇，好大一個場面，12個孩子，大使跟他的夫人，14個人一起跟教宗照相，這個在別的國家是不可能的事情。」

從早期的「使館遷北京」說，到近年盛傳、卻一再被否認的梵蒂岡與北京的建交談判已經進入尾聲一說，台梵關係是否鬆動，各種謠言滿天飛。「教廷要跟大陸接觸太容易了，」杜筑生分析，中國在義大利設有大使館，「從飯館到使館」，雙方在羅馬隨時可以進行接觸，未必非得在梵蒂岡才能碰面。「他們都是聯合國會員國，隨時可以在聯合國見，其他還有世界衛生組織和各種國際組織……，不得了，管道太多了，他們要對話太容易了。」

有一天，一名朋友告訴杜筑生，看見掛著五星旗的中國大使的車輛駛進梵蒂岡，他聞言內心一凜：「開進去就是有接觸了！」杜筑生立即致電帕洛林，詢問近日是否接見了中國大使？帕洛林聞言一驚，趕緊稱：「我還來不及告訴你，你怎麼就知道了？」

中共和教廷的接觸日漸頻繁，外交人員能有多少的掌握？他答：「他們（教廷）不會主動告訴你。但你向他詢問（是否有與中共接觸），基本上他不會隱瞞你。」

被問到如果中梵真的建立外交關係，對台灣的實質影響會是什麼？「過去有那麼長的外交關係，突然之間會有被背棄的感覺。」但杜筑生認為即使斷交，也不致於在中南美洲的天主教國家間發生「連鎖效應」，畢竟和每個國家雙邊關係都不一樣。

杜筑生受訪時推測，一旦雙方對主教任命達成協議，就是從對話進入「談判建交」階段了。「這之間有很長的過程，也許十年二十年。例如教廷要在大陸辦學校、辦印刷所、辦醫院、自由傳福音......等等，行不行呢？」他又分析：「如果北京不同意，就是今天越南的情形。因為教廷的基本要求不能達到，他就是不建交。越南的天主教徒很多，但也到今天都沒有（和教廷）建交啊。」

（李映昕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