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座下，挥不去的断交阴影——专访前驻教廷大使杜筑生

编者按：教廷于9月22日宣布与中国政府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堪称北京和梵蒂冈双边关系的重大突破。尽管台湾国安、外交官员屡次对外表示，梵蒂冈在与北京交涉过程中，曾再三保证谈判不涉及对中华民国的邦交问题。台湾政府内部也评估认为，主教任命协议签署后，对台梵邦交并不会有立即性的影响。但台、梵外交关系的前景，仍然因为这一纸主教任命协议，再度引发各方关注。

教廷是中华民国在欧洲唯一具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两位前任总统陈水扁、马英九都曾藉出席教廷活动，走上国际舞台。如若教廷邦交不保，对台湾的外交将又是一记重击。前外交部次长杜筑生曾于2004到2008年（陈水扁任内与马英九上任初期）担任驻教廷大使，日前他接受端传媒专访，回忆派驻教廷期间亲历的两岸外交战。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时间退回20年前，1999年2月，时任教廷国务卿苏达诺（Cardinal Angelo Sodano）枢机主教出席义大利驻教廷大使馆的一场酒会，媒体问及教廷与中国建交议题，他语出惊人：“教廷驻华大使馆，只要可能，不必等到明天，今晚就可以迁往北京。”

2005年10月，苏达诺在主持宗座额我略大学（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利玛窦中心开幕典礼时，再度被媒体问及与中国建交进展。当时他答：“我说过很多次，如果我们和北京接触，我们在台湾的代办就会到北京去，不是第二天早上去，是当天晚上就去。”不少媒体将此视为教廷“随时可以舍台投中”的征兆。

但历史，并不只是简单的重复。1970年代，杜筑生刚进入外交部、负责教廷相关业务，资深同事提醒：“要小心，别在你处理教廷业务的时候发生‘关系上的转变’。”2004年，杜筑生出任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隔年便遇上苏达诺上述的“大使馆晚上可搬北京”事件，“关系上的转变”仿佛旦夕就要发生。杜筑生急著拜会苏达诺，希望证实这段谈话的背景与内容，却得到国务卿办公室回应：国务卿很忙，安排一周后见面。

“岂能再等七天！”急得想闯国务院，同时得守住外交礼节的杜筑生，洗漱时习惯一边听义大利文广播，当日从广播中得知苏达诺一早要前往教堂主持弥撒，立刻记下教堂名称，带上一名大使馆人员，两人就守在那座教堂门口。苏达诺主持完弥撒，才步出教堂，便不可避免地撞上杜筑生。杜筑生说明了来访缘由，苏达诺答复：“杜大使啊，我昨天说：‘如果中国大陆人民可以享受宗教自由的话，我们如果早上达成协议，大使馆不要等到第二天，就可以迁到北京去。’大使，我请问你，中国大陆人民什么时候可以享受宗教自由啊？”

尽管苏达诺当时强调，所谓的“迁馆”之说，有个中国实现宗教自由的“大前提”，杜筑生仍前往教廷外交部，正色对时任教廷外交部副部长帕洛林（Pietro Parolin，现为教廷国务卿）说了重话，抗议苏达诺此举：“这种言论对邦交国是非常伤害的，好像中华民国是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随时可以丢弃一样！”

杜筑生事后相信，帕洛林确实传达了他的愤怒。数日后，苏达诺以枢机主教身份主持一场弥撒，杜筑生坐在走道旁，“枢机经过我的时候，很庄严地，拍我的肩膀，”这一拍肩，仿佛在告诉杜筑生：“你的message我收到了。”此后迄今，教廷再也不谈“当日迁馆”之说。

不论美中台三角关系紧张或松弛，两岸处于蜜月或冰河期，“随时可以舍台投中”如同魑魅魍魉，萦绕于台湾与所有邦交国之间——就算在一般认为“任内两岸关系最好”、“8年只断交1国”的马英九任内，甘比亚后来也主动与中国建交。

教廷并非世俗国家；发展双边关系不须考量经济利益，因传教使命强烈，国家利益又与一般国家不同。牧羊人的职责本就是要寻回迷途的羔羊；渴望“福传中国”、牧养羊群的教廷，自两岸分裂分治以来，一直企盼与中国改善双边关系，且毫不掩饰。

“外交部长该不该上飞机？”

数十年来，“北京与梵蒂冈建交”成为不知何日可能成真的谣言。在风雨飘摇的国际现实里，这个中华民国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任何动作都容易被放大解读。

2005年4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过世，教廷依惯例于最短时间内举行丧礼。消息传来，杜筑生紧急拍电报回台北，并派人抢订罗马的饭店——此时的罗马，各国使节争相订旅馆，一夜之间竟一房难求。台北速来消息，总统陈水扁将率代表团出席追思弥撒。与此同时，教廷外交部却致电杜筑生，表明希望中华民国代表团“出席的层级不要太高”。

对方说得毫无修饰：“中国代表也要来，希望是他们派个副部长、你们（台湾）派个部长，最好你们不要是总统、行政院长层级，如果台湾代表团阶层太高，大陆会觉得没面子，就不来了……。”对方又强调：“你知道的，教廷跟中国一直在谈改善关系，这是很好的机会，如果中国因此不参加，我们会有很大的损失。不过我们尊重你们的意见。”

2005年4月8日，教廷举办若望保禄二世追思弥撒，全球元首齐聚罗马圣伯多禄广场（Piazza San Pietro）。陈水扁将此行定调为“和平与追思之旅”，随行人员超过40人，在来自全球154个国家的元首率代表团参礼致哀的阵仗中，规模排名前三。陈水扁的座位被排在元首特使区第一排，传达出的信息是：台梵邦谊稳固。值得注意却又不让人意外的是，中国并未派员出席这场葬礼弥撒。杜筑生很明白，陈水扁的出席触怒了北京，导致北京拒绝派员出席，成为当时极少数的缺席国。

与陈水扁同行的代表团员，包括时任外交部长陈唐山。当时还有一场戏剧化的转折，正当外交部紧锣密鼓办理出访作业，随行团员人手一枚热腾腾的、来自义大利政府的签证时，有一人却到起飞前都没拿到签证：陈唐山。

总统专机预定于台北时间4月7日下午3点起飞。飞机不等人，当天下午1点，杜筑生接到台北的电话：“外交部长该不该上飞机？”

那是教廷时间的清晨7点。杜筑生十万火急地找上教廷外交部，却得知部长因主持弥撒，而无法接电话。他急得四处协调，让对方破例中断弥撒，接起他的电话，简短允诺“会去了解这事”。杜筑生即刻回电台北：“请陈部长上飞机！”

杜筑生同时对台北如是保证：“如果部长无法入境，我将引咎辞职。”十多个小时后，陈水扁的总统专机抵达教廷，陈唐山落地时不仅拿到了签证，停留效期还比同行团员都要长。时隔十多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教廷单纯的行政疏失，还是其实隐藏著某种程度的外交打压？杜筑生莞尔说，至今没有答案。

回顾历史，陈水扁是第一位到访教廷的中华民国总统。这个“第一”，不只是1949年后的“第一”，而是1942年建交以来的第一次。杜筑生说，政府迁台后，曾经表达总统往访的想法，但教廷婉转拒绝了。原因是中国大陆仍有许多天主教信徒，如果接待中华民国总统，恐怕给北京政府迫害教友的理由。一直到了若望保禄二世过世时，“全世界领袖都去了，中华民国不应该缺席。”

杜筑生说，陈水扁总统得以成行，也因为教宗过世后要选新教宗，全世界枢机主教都要到罗马去。所以当时（中华民国籍的）单国玺枢机也帮忙奔走交涉。使得陈水扁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正式到访教廷的元首，后来，马英九总统也在任内拜访教廷（编者按：马英九夫妇于2013年3月间率庆贺团赴梵蒂冈，出席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就职大典），走出双方关系很重要的一大步。

敲门，换一张飘扬的国旗

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Chiesa di Saint Maria in Traspontina）是中华民国唯一一座在欧洲的大使馆，座落于圣城之下的协和大道4号，直面梵蒂冈城，靠近圣伯多禄大教堂。从远处眺望，砖色建筑物上扬著一小方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由于使馆位于建筑物4楼，国旗高挂的位置较其他使馆更显突出，凡游客拍照、教廷活动现场摄影，都能摄入飘扬的国旗。在使馆外，常见台湾游客驻足，有人商借厕所，有人只是站著对国旗敬礼、甚至不乏激动落泪的台湾游客。

杜筑生初前往教廷服务时，大使馆并不在梵蒂冈境内的协和大道，而在罗马市区。这里正门前是停车场，左右各为学校与医院，最常看见中华民国国旗的人，是常在这往返的学生、病人和临时停车民众。他到处打听，盘算如何将大使馆迁往梵蒂冈协和大道，与其他国家的大使馆相比邻？

答案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所有的信息都指向同一关键人物：时任教廷宗教财产管理处的一名总主教。所有的大使馆舍皆为教廷财产，而主管教廷财产业务的人正好是此人。但他个人倾向与中国建交；最大的愿望是担任教廷第一任驻北京大使。杜筑生说，当时在教廷，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我想把大使馆搬到最醒目的地方去，非找他不可。”杜筑生自有一套“敲门哲学”：“你不敲门，门怎么会开？”“也许你敲门，人家叫你别打扰；也许人家会开门请你进去坐坐。”“我们处境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更要去到处敲门。天下事情，你想得困难，但怎知实际上是不是真的那么难？”

“虽然知道他的野心是什么，但那是另一回事。我知道这个人很重要，我常请他吃饭、邀请他来参加大使馆活动，关系很好。”硬著头皮，厚著脸皮，杜筑生还是亲自敲了该总主教的门，表明需要帮忙，希望将大使馆搬到协和大道。没料到，对方闻言，爽快拨了电话，发现有两个官舍空房。打铁趁热，杜筑生当天立刻动身，发现其中一间办公室的一、二层是加拿大使馆，三楼可即刻进驻，四楼需要整修。杜筑生又考量外交礼节，认为若入驻三楼，国旗直接挂在加拿大国旗头上似乎不太礼貌，几经考量，决定把使馆搬到四楼。

杜筑生说，这样的决定，带来意外的效果：由于协和大道路灯加高，挡住了其他二、三楼的窗与旗帜；中华民国的国旗高挂四楼，和其他国家的旗帜比起来，更易抓住众人眼球。2005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过世，“七百万人到了梵蒂冈，每个人抬头一看，就是中华民国国旗。”“上千家国际媒体直播，从天使堡那边拍摄协和大道，所有镜头里，一定会把我们的国旗放进去！”卸任多年，杜筑生忆及这个画面，仍然激动。

“有人看到中共的车开进教廷……”

情势从来险峻。“交朋友”是国家战略，杜筑生系统性、有策略地拜会与结交友台社群，杜筑生的夫人邱大环也是“工作人员”之一——早年取得博士学位的她，先后任职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却在杜筑生外派期间毅然随他派驻教廷——邱大环煮得一手好菜，常在家把菜做得半熟，再端到大使馆，加热后立刻上桌，协助杜筑生以功夫菜宴请重要宾客。

教廷文化特殊，若和枢机主教约在餐厅等公共场合见面，枢机必须盛装，“基本款”是一身红帽黑袍和腰上的宽大皮带。到了餐厅，民众往往又蜂涌来拍照，争相去吻枢机手上的戒指，请枢机降福。其实，主教们往往私下透露，公开用餐令人不胜其扰；杜筑生观察此状，常在大使馆举办闭门餐叙，枢机主教便不须大费周章，用餐如同在家自在。

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呈递到任国书。杜筑生说，在一般的国家，大使到任以后就带一个随员去晋见总统。但教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很重视家庭价值，所以教廷的礼仪规定，一个大使向教宗呈递国书时，他的直系尊亲属、父亲母亲、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如果有晚辈，儿子、女儿、孙子、外孙，要藉著机会一起见教宗，也都欢迎。

“我去的时候，两个孩子都从不同地方飞到罗马去一起见教宗，我跟教宗辞行的时候他们又从各种地方到罗马来。”杜筑生回忆，台湾还有一位很有名的公使叫做吴经雄，他有12个孩子，当时的教宗是庇护十二世，“哇，好大一个场面，12个孩子，大使跟他的夫人，14个人一起跟教宗照相，这个在别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事情。”

从早期的“使馆迁北京”说，到近年盛传、却一再被否认的梵蒂冈与北京的建交谈判已经进入尾声一说，台梵关系是否松动，各种谣言满天飞。“教廷要跟大陆接触太容易了，”杜筑生分析，中国在义大利设有大使馆，“从饭馆到使馆”，双方在罗马随时可以进行接触，未必非得在梵蒂冈才能碰面。“他们都是联合国会员国，随时可以在联合国见，其他还有世界卫生组织和各种国际组织……，不得了，管道太多了，他们要对话太容易了。”

有一天，一名朋友告诉杜筑生，看见挂著五星旗的中国大使的车辆驶进梵蒂冈，他闻言内心一凛：“开进去就是有接触了！”杜筑生立即致电帕洛林，询问近日是否接见了中国大使？帕洛林闻言一惊，赶紧称：“我还来不及告诉你，你怎么就知道了？”

中共和教廷的接触日渐频繁，外交人员能有多少的掌握？他答：“他们（教廷）不会主动告诉你。但你向他询问（是否有与中共接触），基本上他不会隐瞒你。”

被问到如果中梵真的建立外交关系，对台湾的实质影响会是什么？“过去有那么长的外交关系，突然之间会有被背弃的感觉。”但杜筑生认为即使断交，也不致于在中南美洲的天主教国家间发生“连锁效应”，毕竟和每个国家双边关系都不一样。

杜筑生受访时推测，一旦双方对主教任命达成协议，就是从对话进入“谈判建交”阶段了。“这之间有很长的过程，也许十年二十年。例如教廷要在大陆办学校、办印刷所、办医院、自由传福音……等等，行不行呢？”他又分析：“如果北京不同意，就是今天越南的情形。因为教廷的基本要求不能达到，他就是不建交。越南的天主教徒很多，但也到今天都没有（和教廷）建交啊。”

（李映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