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運週年 深度 九二八週年

如何做「好」一名傘後遺民?廖韜和她的「六點」自救行動

但世上有無賭徒能「綽綽有餘」,即是無論輸贏都知道「沒什麼不好」?綽綽有餘是《武士道》對勇氣的註解,說的是「毫無顧慮、雜念,還有可容納更多的心胸」⋯⋯


928當天,紀錄片《扯旗、我要真普選和⋯⋯》於灣仔的一場戶外放映活動現場。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928當天,紀錄片《扯旗、我要真普選和⋯⋯》於灣仔的一場戶外放映活動現場。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928四週年,兩部關於傘運的紀錄片在港首映,一部昨日介紹的英國導演Matthew Torne 《分域大道》;另一部則是香港八十後導演廖韜的《扯旗、我要真普選和⋯⋯》(Like an abortion, for the very first time,後稱《扯旗》),這部作品令她待機四年,如今才敢撿拾勇氣,在香港街頭舉辦「928放映行動」,以放映游擊重返「擴增」(Augmented)現場,她稱此舉動為「左膠自救」,讓微光透現黑夜底層令人不堪的旺角「博奕」。——作者

沒有星級角色與跨國團隊,只有一個人,情況恰如廖韜於2015年香港獨立電影節「雨傘特輯」放映的短片名字《手持攝影機的人》。如今的作品《扯旗》,由初版3小時刪剪為1.5小時,影像中沒有「潔癖」金鐘可向世界展示的有序公民村,只有旺角底層的暗黑失焦;沒有杜浩綸的迷人航拍,只有近距離放大、讓人看得極度不舒服的粗糙質感;也沒有媒體必需的衝突對峙鏡頭,只有語焉不詳的「膠著」——某程度上,這正正折射了香港傘後的狀態。

這些2014年拍下的100多個小時錄像與錄音片段,廖韜直至去年才敢重新面對。她由頭到尾翻看,真正要處理的並非是如何剪輯電腦輸出,倒是如何「處理」自己的傘運記憶,以及「創傷後遺症」。而如今,再帶著《扯旗》重回「擴增」現場,在街頭放映,公開面對自己和大家,需要更多的勇氣,片名中的「⋯⋯」,徵示後遺治癒尚未完成?

廖韜:生於雲南昆明。四歲跟隨家人移居香港,自小在九龍上學和生活。2012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主修電影編劇,卻熱衷於紀錄片,拍攝正在進行中⋯⋯

紀錄片《扯旗、我要真普選和⋯⋯》預告片。

沒有被看見的創傷

「一路下來太多創傷,而且是沒有被看見的創傷,很多人可能都有相同感受。我之前還是一直在等人救,等待獲得支持或別人的幫助,卻令自己更絕望。搞這個『928放映行動』首先是自救吧,不想再無力下去。至少起動了這個行動後,我不用再與抑鬱碰面。對自己負責的話,所謂的(後遺)障礙,也可能是自己退縮、自己固執。片名中的『⋯⋯』,有充滿可能性的意思。電影第一節叫〈扯旗〉;第二節叫〈我要真普選〉;用〈⋯⋯〉代表第三節「旺角,再見旺角」(True Mongkok Story),也有不說出來但其實這才是我最想說的意思。因為這個刪節號,我給電影改了一個暱稱叫『六點』。」

2015香港獨立電影節播放的五部雨傘短片,竟然全是女導演。其中廖韜的7分半鐘短片,紀錄旺角某個深夜最後防線,手攝小小攝錄機的她,被警察截停辱罵,感覺受到傷害,嗔恨心起。傘後抑鬱,來自「流產」之痛,懷胎79天,共同體孕育「香港未來」卻被打個血淚流滿面。《扯旗》英文片名中的「abortion」,可會指向「革命流產了」,又或企圖把「傘後抑鬱」打掉(墮胎)?是逼不得已,還是自主動作?

「一路下來太多創傷,而且是沒有被看見的創傷,很多人可能都有相同感受。我之前還是一直在等人救,等待獲得支持或別人的幫助,卻令自己更絕望。」

「Like an abortion, for the very first time,靈感來自Madonna〈Like a virgin〉。佔領清場後我第一次大笑,是2016年看《BJ單身日記》(Bridget Jones’s Baby)第三集〈生得啦BABY〉。一開場 BJ 獨自在家過聖誕high爆唱歌『有飲酒,無食藥』,〈Like a virgin〉是在看那一幕時入腦。那集講BJ懷孕了的故事。我想到這個英文名時,徵詢一些朋友意見,其中一位回話 『for the very first time』,令人覺得『⋯⋯ 有可能會再發生』的意思。所有在生命中發生的事情,都是要自己負責的。個人來說,2014年『流產』的原因,一直覺得當時未ready(準備好)。自己未ready改變發生,未ready承擔,未ready真正的抗爭。」影片《扯旗》開場,主角「師父」和街頭相識的十來歲「徒弟仔」,在「金鐘最後夜晚」幫忙掛起「We will be back」的黃色大橫額。

四年前928,廖韜晚上七、八點出門去金鐘前,先嚮應學聯物資呼籲,到超市買了十枝白醋(據說可減輕中了摧淚彈的痛楚),直至半夜,她首嚐催淚彈滋味。 「那夜在街頭,是我有生以來感受到香港能量最好的時刻。那夜,街上的香港市民,真是心無畏懼的人。」至今還沒智能手機的她,2012年從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研究生畢業回港後,基本上經常數碼相機隨身。但在佔領現場,拍攝「作品」不是她的初衷。「從一開始,我還是覺得,拍攝妨礙抗爭。但我後來才明白,自己應該拍攝,應該說故事,更應該好好說故事,這才是在這處境該做的。」

「左膠」不堪自白

既是同吃摧淚彈的抗爭者,也是手持攝影機的人,兩者是否應該保持清醒距離擔當不同任務?在整場運動中,每位參與者/紀錄者在地拍攝的,只能是歷史事件的局部/close up,美好醜惡如何取捨?在前前後後話說有百萬人參與擦身而過,在外國人不認識的普通人當中,對焦鏡頭下的,只因萍水相逢的緣份?

「看見師父和徒弟仔在搭帳篷,讓我停下腳步,開始停不下來的拍,原因還真是很『左膠』 ――他們在勞動啊,是為人民服務啊。如果沒有遇到他們和他們的一眾朋友,我想我仍然會是一個『左膠』。他們讓我改變的原因是,我看見了他們的位置,『過去左膠的我』其實與他們在不同位置,那位置是心理上自認的社會性位置。因為拍攝而看見,因為看見而改變,那改變是我接納了那個不堪的位置――底層。」

「我不是一個去幫助底層的左膠,我本身就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底層。我的抗爭底線比你低的話,是因為我比你更一無所有。歷史上抗爭的能量,大都是來自底層。我不想做一個為底層發聲的左膠,我要誠實地用自己的話語去說話。但很長一段時間我忘記了一樣重要的事情:無論我覺得自己在什麼位置,我一旦決定做作品的話,我首先是一個storyteller,我有責任讓說出的話語有效。我要好好說出那重要的歷史,就是有一班活得不堪的人,透過旺角佔領了的空間才有的機會,為香港付出過很多心力。」

「我不是一個去幫助底層的左膠,我本身就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底層。我的抗爭底線比你低的話,是因為我比你更一無所有。」

「『不堪』和『付出』在這個關於旺角的故事,是同樣重要的。讓『不堪』被看見,『不堪』就會在觀眾的意識中『擴增』(謝謝你這個詞彙)。『不堪』讓人不舒適,我不和觀眾客氣,也不訴苦(呈現階級弱勢),這是現在的我和『左膠』的分別。還有一點是很實在的,『左膠』會對『不堪』有種刻意的仰視, 底層卻會為『不堪』感到尷尬。如果我不感到尷尬,那我心理上已不在底層的位置,或者我已經沒有了階級的概念。」

廖韜的「不堪」底層故事,呈現凝滯夜空某時某刻、某種拉拉扯扯狀態,無需知道偶遇街頭你我他她者的身世。這個故事去到後來,觀眾才知道,師父原來是「專業賭徒」,拿政府綜援那天,就是他過大海去澳門的大日子。3小時長版,主要是剪掉師父談命數、「理性分析」賭博心態。

以賭博作《扯旗》的結尾其實很有意思,換個角度對應這場運動,特別是置於旺角場域,非常貼地。革命博奕論(Game Theory),重本落注,盡地一鋪,即使血本無歸,氣數已盡⋯⋯「每說到數字占卜和賭博,我就會想起師父。我到現在還會思考賭博究竟是什麼回事?『心存僥倖』是我看《舊中國三教九流》一書中對賭徒的形容。但最近我又想到新定義,就是在未知之數中作出選擇,那就是需要勇氣的,沒有什麼結果是不好。但世界上有沒賭徒能『綽綽有餘』——即是無論結果輸贏都知道『沒什麼不好』?『綽綽有餘』是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對『勇氣』的註解所提到,說的是『毫無顧慮、雜念,還有可容納更多東西餘地的心胸。』」

「我沒有和任何人團結些什麼,放映行動就是在自轉來製造力量,驅動能量上揚。透過行動為自己付出,為自己負責,也讓大家看見另一種話語的抗爭。」

從2014年跳接到2016大年初一,傘創後遺併發「旺角黑夜」,在《扯旗》「We’ll be back」的鏡頭中,運輸工人青年羅浩彥問徒弟仔「有什麼需要幫忙」,而後來的羅浩彥竟因「手持玻璃樽破壞社會安寧」被判入獄三年。去年農曆新年的朗豪坊夜市,廖韜還看見正在排期上庭的羅浩彥,協助救援流浪貓狗的組織賣熱湯籌款。

自「旺角黑夜」以後,game theory已失效,因雙方對峙勢力一面倒,擺在面前的是死局。但作為「傘後遺民」 更需要練習「綽綽有餘」的勇氣。928重返街頭角落,跟互不相識的「創傷者」問好:「在有需要時互相幫助就足夠美好。我沒有和任何人團結些什麼,放映行動就是在自轉來製造力量,驅動能量上揚。透過行動為自己付出,為自己負責,也讓大家看見另一種話語的抗爭。自己放自己的電影,也確保在旋轉的,是『行動』,不是『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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