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一名伞后遗民？廖韬和她的“六点”自救行动

928四周年，两部关于伞运的纪录片在港首映，一部昨日介绍的英国导演Matthew Torne 《分域大道》；另一部则是香港八十后导演廖韬的《扯旗、我要真普选和⋯⋯》（Like an abortion, for the very first time，后称《扯旗》），这部作品令她待机四年，如今才敢捡拾勇气，在香港街头举办“928放映行动”，以放映游击重返“扩增”（Augmented）现场，她称此举动为“左胶自救”，让微光透现黑夜底层令人不堪的旺角“博奕”。——作者

没有星级角色与跨国团队，只有一个人，情况恰如廖韬于2015年香港独立电影节“雨伞特辑”放映的短片名字《手持摄影机的人》。如今的作品《扯旗》，由初版3小时删剪为1.5小时，影像中没有“洁癖”金钟可向世界展示的有序公民村，只有旺角底层的暗黑失焦；没有杜浩纶的迷人航拍，只有近距离放大、让人看得极度不舒服的粗糙质感；也没有媒体必需的冲突对峙镜头，只有语焉不详的“胶著”——某程度上，这正正折射了香港伞后的状态。

这些2014年拍下的100多个小时录像与录音片段，廖韬直至去年才敢重新面对。她由头到尾翻看，真正要处理的并非是如何剪辑电脑输出，倒是如何“处理”自己的伞运记忆，以及“创伤后遗症”。而如今，再带著《扯旗》重回“扩增”现场，在街头放映，公开面对自己和大家，需要更多的勇气，片名中的“⋯⋯”，征示后遗治愈尚未完成？

廖韬：生于云南昆明。四岁跟随家人移居香港，自小在九龙上学和生活。201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修电影编剧，却热衷于纪录片，拍摄正在进行中⋯⋯

没有被看见的创伤

“一路下来太多创伤，而且是没有被看见的创伤，很多人可能都有相同感受。我之前还是一直在等人救，等待获得支持或别人的帮助，却令自己更绝望。搞这个‘928放映行动’首先是自救吧，不想再无力下去。至少起动了这个行动后，我不用再与抑郁碰面。对自己负责的话，所谓的（后遗）障碍，也可能是自己退缩、自己固执。片名中的‘⋯⋯’，有充满可能性的意思。电影第一节叫〈扯旗〉；第二节叫〈我要真普选〉；用〈⋯⋯〉代表第三节“旺角，再见旺角”（True Mongkok Story），也有不说出来但其实这才是我最想说的意思。因为这个删节号，我给电影改了一个暱称叫‘六点’。”

2015香港独立电影节播放的五部雨伞短片，竟然全是女导演。其中廖韬的7分半钟短片，纪录旺角某个深夜最后防线，手摄小小摄录机的她，被警察截停辱骂，感觉受到伤害，嗔恨心起。伞后抑郁，来自“流产”之痛，怀胎79天，共同体孕育“香港未来”却被打个血泪流满面。《扯旗》英文片名中的“abortion”，可会指向“革命流产了”，又或企图把“伞后抑郁”打掉（堕胎）？是逼不得已，还是自主动作？

“一路下来太多创伤，而且是没有被看见的创伤，很多人可能都有相同感受。我之前还是一直在等人救，等待获得支持或别人的帮助，却令自己更绝望。”

“Like an abortion, for the very first time，灵感来自Madonna〈Like a virgin〉。占领清场后我第一次大笑，是2016年看《BJ单身日记》（Bridget Jones’s Baby）第三集〈生得啦BABY〉。一开场 BJ 独自在家过圣诞high爆唱歌‘有饮酒，无食药’，〈Like a virgin〉是在看那一幕时入脑。那集讲BJ怀孕了的故事。我想到这个英文名时，征询一些朋友意见，其中一位回话 ‘for the very first time’，令人觉得‘⋯⋯ 有可能会再发生’的意思。所有在生命中发生的事情，都是要自己负责的。个人来说，2014年‘流产’的原因，一直觉得当时未ready（准备好）。自己未ready改变发生，未ready承担，未ready真正的抗争。”影片《扯旗》开场，主角“师父”和街头相识的十来岁“徒弟仔”，在“金钟最后夜晚”帮忙挂起“We will be back”的黄色大横额。

四年前928，廖韬晚上七、八点出门去金钟前，先向应学联物资呼吁，到超市买了十枝白醋（据说可减轻中了摧泪弹的痛楚），直至半夜，她首尝催泪弹滋味。 “那夜在街头，是我有生以来感受到香港能量最好的时刻。那夜，街上的香港市民，真是心无畏惧的人。”至今还没智能手机的她，201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研究生毕业回港后，基本上经常数码相机随身。但在占领现场，拍摄“作品”不是她的初衷。“从一开始，我还是觉得，拍摄妨碍抗争。但我后来才明白，自己应该拍摄，应该说故事，更应该好好说故事，这才是在这处境该做的。”

“左胶”不堪自白

既是同吃摧泪弹的抗争者，也是手持摄影机的人，两者是否应该保持清醒距离担当不同任务？在整场运动中，每位参与者／纪录者在地拍摄的，只能是历史事件的局部／close up，美好丑恶如何取舍？在前前后后话说有百万人参与擦身而过，在外国人不认识的普通人当中，对焦镜头下的，只因萍水相逢的缘份？

“看见师父和徒弟仔在搭帐篷，让我停下脚步，开始停不下来的拍，原因还真是很‘左胶’ ――他们在劳动啊，是为人民服务啊。如果没有遇到他们和他们的一众朋友，我想我仍然会是一个‘左胶’。他们让我改变的原因是，我看见了他们的位置，‘过去左胶的我’其实与他们在不同位置，那位置是心理上自认的社会性位置。因为拍摄而看见，因为看见而改变，那改变是我接纳了那个不堪的位置――底层。”

“我不是一个去帮助底层的左胶，我本身就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底层。我的抗争底线比你低的话，是因为我比你更一无所有。历史上抗争的能量，大都是来自底层。我不想做一个为底层发声的左胶，我要诚实地用自己的话语去说话。但很长一段时间我忘记了一样重要的事情：无论我觉得自己在什么位置，我一旦决定做作品的话，我首先是一个storyteller，我有责任让说出的话语有效。我要好好说出那重要的历史，就是有一班活得不堪的人，透过旺角占领了的空间才有的机会，为香港付出过很多心力。”

“我不是一个去帮助底层的左胶，我本身就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底层。我的抗争底线比你低的话，是因为我比你更一无所有。”

“‘不堪’和‘付出’在这个关于旺角的故事，是同样重要的。让‘不堪’被看见，‘不堪’就会在观众的意识中‘扩增’（谢谢你这个词汇）。‘不堪’让人不舒适，我不和观众客气，也不诉苦（呈现阶级弱势），这是现在的我和‘左胶’的分别。还有一点是很实在的，‘左胶’会对‘不堪’有种刻意的仰视， 底层却会为‘不堪’感到尴尬。如果我不感到尴尬，那我心理上已不在底层的位置，或者我已经没有了阶级的概念。”

廖韬的“不堪”底层故事，呈现凝滞夜空某时某刻、某种拉拉扯扯状态，无需知道偶遇街头你我他她者的身世。这个故事去到后来，观众才知道，师父原来是“专业赌徒”，拿政府综援那天，就是他过大海去澳门的大日子。3小时长版，主要是剪掉师父谈命数、“理性分析”赌博心态。

以赌博作《扯旗》的结尾其实很有意思，换个角度对应这场运动，特别是置于旺角场域，非常贴地。革命博奕论（Game Theory），重本落注，尽地一铺，即使血本无归，气数已尽⋯⋯“每说到数字占卜和赌博，我就会想起师父。我到现在还会思考赌博究竟是什么回事？‘心存侥幸’是我看《旧中国三教九流》一书中对赌徒的形容。但最近我又想到新定义，就是在未知之数中作出选择，那就是需要勇气的，没有什么结果是不好。但世界上有没赌徒能‘绰绰有余’——即是无论结果输赢都知道‘没什么不好’？‘绰绰有余’是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对‘勇气’的注解所提到，说的是‘毫无顾虑、杂念，还有可容纳更多东西余地的心胸。’”

“我没有和任何人团结些什么，放映行动就是在自转来制造力量，驱动能量上扬。透过行动为自己付出，为自己负责，也让大家看见另一种话语的抗争。”

从2014年跳接到2016大年初一，伞创后遗并发“旺角黑夜”，在《扯旗》“We’ll be back”的镜头中，运输工人青年罗浩彦问徒弟仔“有什么需要帮忙”，而后来的罗浩彦竟因“手持玻璃樽破坏社会安宁”被判入狱三年。去年农历新年的朗豪坊夜市，廖韬还看见正在排期上庭的罗浩彦，协助救援流浪猫狗的组织卖热汤筹款。

自“旺角黑夜”以后，game theory已失效，因双方对峙势力一面倒，摆在面前的是死局。但作为“伞后遗民” 更需要练习“绰绰有余”的勇气。928重返街头角落，跟互不相识的“创伤者”问好：“在有需要时互相帮助就足够美好。我没有和任何人团结些什么，放映行动就是在自转来制造力量，驱动能量上扬。透过行动为自己付出，为自己负责，也让大家看见另一种话语的抗争。自己放自己的电影，也确保在旋转的，是‘行动’，不是‘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