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域大道》導演Matthew Torne：公民意識活躍新一代？我怕這來得太遲

運動「流產」之痛，併發種種徵狀——自我否定、責備、失憶、背棄、一走了之，或所謂「暴亂」⋯⋯四年來，自癒抑或治癒，尚待處理中。沉溺於麻痺以至「自殘」之間，可需借助外來力量？

928四週年來臨，兩部關於傘運的紀錄片在港首映，一部是英國導演Matthew Torne 9月26日首映的《分域大道》，以無人駕駛鳥瞰視覺為垂直城市切片，疏導傘後創傷前因後果；而「傘創後遺」療程，最終還需自我解決，把內窺鏡插進香港身體器官，另一部是香港八十後導演廖韜的《扯旗、我要真普選和⋯⋯》（Like an abortion, for the very first time），待機四年才敢撿拾勇氣在香港街頭舉辦「928放映行動」，以放映游擊重返「擴增」（Augmented）現場，她稱之為「左膠自救」，讓微光透現黑夜底層令人不堪的旺角「博奕」。

兩位導演的專訪，於928四週年之際接連刊出，作為傘運「創傷後遺症」（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內外觀照。

五段糾結人生鏡頭拉闊，《分域大道》真主角其實是航拍交叉垂直城市，在無語夜幕下更縈繞魂魄。

舊啟德，出逃之門已關

2014風雨欲來，當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英國導演 Matthew Torne 關於黃之鋒與馬雲祺兩位社運少年的紀錄片《未夠秤》（Lessons in Dissent）；彼時，這位英國導演還未取這個港式的中文名：杜浩綸。928四週年前夕，杜浩綸手執被大雨沾濕後乾皺的登機證，飛越因沙中線停擺的九龍城，降落「啟德」——跑道報廢廿年、離境大堂只屬集體回憶，香港後路漸被封殺⋯⋯《分域大道》英文名取為《 Last Exit to Kai Tak》，聽來誤導，「啟德」意象所指，豈不有戀殖之嫌？

自2015年開拍這部當時暫名「Lion Rock」的傘後紀錄片，因拍攝地點多在九龍灣和觀塘，杜浩綸不時坐車路經太子道東：「相對香港人集體回憶中那個看似尚有選擇、未來未算慘淡的年代，啟德機場舊跑道至今仍在，只是懸於半空沒去路。電影主題之一是：離開，逃出香港？抑或留下，為家園抗爭？」他說，相比九七移民大潮，香港人現在的選擇更有限：有能力走的，早就走了；或者是像片中拿外國謢照的何韻詩、劉偉德選擇回流。

「啟德，象徵出逃之門已關，惟一選擇是留港。那麼下一個問題是：什麼也不做，讓香港自身的價值、信守的原則被沖淡淹沒？抑或對抗到底？」在香港和英美來來回回拍攝的途上，他受美國導演Robert Altman馬賽克式群戲經典《Short Cuts》（港譯《人生交叉點》）啟發；並偶遇美國作家Hubert Selby Jr.的小說《Last Exit to Brooklyn》，故事中六段底層異數生命交織出作者生於斯之地的粗糙感，同樣帶給杜浩綸一段靈感。

人生交叉點，沒有退路

《分域大道》中，社會運動沒捷徑，五段人生因傘運中那場催淚雨交叉感染，連線後又堵回各自途上。影片中人物取捨，屬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輕觸人格分裂香港不同面向的Contextualization：譬如，構建黃之鋒那類中產家庭背景的「宗教殖民／基督原教旨主義」；林淳軒在任性自由、麥當勞、出走上海的老豆（父親）之間掙扎；黃洋達如此認真對待「忠義民團」拳賽挑釁所帶來的反差好感；對鏡頭比較敏感的何韻詩如何擺脫流行文化之負累？

四位常見「香港代表」以外，最大「驚喜」竟是劉偉德：參選區議員拉票時，胸口別了朵小紅花（Poppy Appeal，每年11月的英聯邦紀念日，為兩戰退伍軍人籌款）；濃重英國口音「掩護」下又操流利粵語粗口；倫敦大學讀刑事法的企業家，實質有著典型港人思維與投資者賭徒心態，把傘運甚至革命當作一場博奕。他點出「這已經不關民主的事」，而是70多天跟戰友在金鐘，不能就此空手而回，輸得極不甘心，一如不少人以「成敗得失」定論那場運動。

劉偉德（Ed Lau）這角色，或可代表曾經出沒金鐘現場的中產或以上階級？杜浩綸眼中，「Ed代表傘運前甚少現身街頭示威或政治上介入香港的一群人。他們的成長教養，令他們相信自己就是世界公民，在香港以外更能展翅高飛。這可能是真也可能不，但沒有植根於某種文化的歸屬感易令人迷失。遊走世界的Ed仍視這地方為家，因此，他跟其他角色一樣，有同樣的權利視自己為香港人。除了亮麗外衣和貴族教育，他骨子裏就是典型香港人。」

「香港正經歷某種創傷後遺，明白到我們能帶來改變的力量如此微弱，確實令人沮喪。但放下政見，香港需要像黃之鋒這樣的人，其重要性在於拒絕放棄，不為左右所動。世界需要更多理想主義者而非憤世嫉俗之人。」

跨越三年拍攝，導演企圖呈現傘後社會混沌狀態中，五人如何承受各自在前線擔當所帶來的「後果」，坦然接受「人生正是一己抉擇的總和」。那麼香港的總體命運，不也是幾代人集體抉擇的後果？四年來，傘運一族仍在處理「創傷後遺」（PTSD），所謂政治覺醒帶來的失落／失敗感併發種種徵狀——自我否定、責備、失憶、背棄⋯⋯或者如林淳軒所說的「自殘」。杜浩綸說，「沒錯，香港正經歷某種創傷後遺，明白到我們能帶來改變的力量如此微弱，確實令人沮喪。但放下政見，香港需要像黃之鋒這樣的人，其重要性在於拒絕放棄，不為左右所動。世界需要更多理想主義者而非憤世嫉俗之人。」

林淳軒問，「移民或革命」？做逃避主義者？向早已失控的現實叩頭？雖然導演認為這部電影沒有好結局，但微光還是透過臨近死亡之人道出。「劉德偉媽媽不想兒子介入本地政治死胡同，否則，她為兒子花盡力氣保障的前途便白費。但來到人生盡頭，她明白不能要子女順從，應該在旁支持，讓下一代活出自己來。堅守所相信的價值，也是她給兒子最重要的傳授。」

五段糾結人生鏡頭拉闊，《分域大道》真主角其實是航拍交叉垂直城市，在無語夜幕下更縈繞魂魄。航拍攝影師原來是九十後Nero Chan，四年前「起航」十萬人金鐘，幾分鐘傘運始起片段觸動世界，一個月後他又拍了首條「獅子山上『我要真普選』」。
Drone’s-eye view 緩慢飛航，科技冰冷卻又挾帶情緒，這是看似抽離的導演借機神入？抑或紀錄者私己的「主觀真實」？

「從一開始我就想用航拍，給香港人展現不一樣的視角——內在相互連繫性，所有覆疊道路天橋軌道相互盤繞，同時要有種真實而非理想化的『地方感』。我告訴Nero，不要『活力之都』那種航拍，跟旅發局宣傳片剛剛相反。」杜浩綸要砂礫與勇氣。對於角色的政見，他說完全不在乎，只想知道各人的政治立場如何衝擊其日常生活。「我想傳遞場景在我眼前披露時的個人感受，某些拍攝情景，有著超現實甚或荒誕質地。」

香港主體性覺醒

「啟德最後出口」只拋出問號，譬如林淳軒和劉偉德討論合作生產香港啤酒，劉反問什麼叫「本土」？什麼是「家」？為何願意為這地方冒如此風險？杜浩綸牛津大學碩士論文題為「後殖時代的香港政治」，對於聲稱自小看港產片大、受這座城市啟蒙、並希望回饋香港的英國導演，到底Very HK或Hongkongness（香港性）意指什麼？殖民年代成長的部份港人，難免對前宗主國以至任何「英式」有懷戀情結，那麼較年長一代英國人，對所謂「大英帝國最後殖民地」 又有沒有某種情感牽連？

「部份英國人對帝國的確眷戀，主要是我父母或更年長的。我祖父母那代被教育成是英國人統治世界，所以有政客玩弄帝國情結推銷脫歐。大部份英國人其實對『帝國』並不理解，它在課本中缺席，結果就是被神話化，而香港在此敘述中演的很好：九七回歸之時，香港是富裕而自由的地方，即使並不民主、族群並不平等，至少有個乾淨又負責任的政府。大多英國人無視或忘記了，其他前英國殖民地在終結帝國統治時，全都非常貧瘠，沒為『後殖』未來作好準備。而我的反駁正是，香港幾乎沒為『後殖』未來作好準備。我沒患『後殖愧疚感』（post-colonial guilt），這屬於我出生或成年之前那代人的事。英國歷史，你越了解就越知道，英國人的自我意識，絕對是建構出來的。當然這不只英國。至於什麼是『香港性』 ？每位天生香港人都知道，不用我解釋。」

對於年輕一代世界公民來說，傘運覺醒不只政治或社會性的——譬如印象中的市儈大都會一下子變成乾淨乖巧地球村，外國人對香港突然很有好感等等。全球因經濟利益對中國忍氣吞聲多時，突然間香港學生在中國眼皮底下公然向獨裁統治說不，一方面為全世界出了一口氣，另一方面也令人為中國領土上爆發的純真正義勇氣而感動。

「這是殖民思維的遺物——看不見自身的內在文化價值，將他者（即殖民宗主）文化置於自身之上。如果香港人並不在乎自身文化價值，它就會滅絕。」

傘運覺醒，更關乎「香港主體性」。自2015年初起，不少外國大學或研究所，特別是英美的，湧現各種議題的「真香港研究」，即是香港作為研究對象，不再附屬於大中國或大英後殖名義底下，而是首度成為被認真檢視的獨立個體、族群、領土。一直以學術文字及影像對焦香港的導演如何看這種「傘後現象」？

「西方是時候認真對待香港了。」 2009-2010年在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碩士課程之下做香港研究，杜浩綸不時遭冷嘲熱諷，同學和教職員會說，為何不好好做中國研究？「奇怪的是，牛津作為世界頂級學府，只教普通話沒廣東話——一種屬於超過700萬人的語言。不過我認為，更大問題是，大多香港人並不認為自己的文化有什麼值得研究。當我告訴香港人，我在大學研究香港政治時，大家的反應通常只是好奇我為何這樣做。我想，這是殖民思維的遺物——看不見自身的內在文化價值，將他者（即殖民宗主）文化置於自身之上。如果香港人並不在乎自身文化價值，它就會滅絕。所以我很高興看見香港年輕一代，對自己的文化身份感興趣。面對羅湖另一邊的文化巨獸，香港身份，難免偏重於跟中國文化劃清界線，以『我不是XXX』為界定，就如加泰羅尼亞人、巴斯克人或蘇格蘭人一樣。我認為最可恥的是那些中心——無論是馬德里、倫敦或北京，只要同質化，看不見差異的價值。」

和Netflix不同，我的作品拍給香港人看

雖說杜浩綸的香港情感始於1992年，12歲迷上有線電視台深夜播放的港產片，還有小時候父親出差中國路經最愛的香港，每次總帶著有趣的故事和手信回家。但英國人與香港的緣份，還真要感謝北京。他在肯特大學讀電影研究與歷史時，論文分析張藝謀電影與國家主義。2002年畢業隨即去北京的中國政法大學教英文，滿足逃離英國郊區跑到世界角落的野心，然而這個看似美好新世界原來與外界隔絕，甚至不知道「沙士」（SARS）已降臨。幾日之間，他突然被趕出北京，回到倫敦幾個月後，急切重返亞洲直奔香港。

與沙士同甘共苦之外，23歲的英國青年亦成為「反23條」大遊行一份子。「我從沒見過任何類似場面，對香港政治的興趣自此掛鉤。」牛津碩士後本打算繼續博士研究，他想，與其讓枯燥論文待在圖書館封塵，倒不如拍個紀錄片更有效？問題在資金，結果便是，準導演發現自己寄居在了深水埗的房間（那時「劏房」一詞尚未發明）。如果《未夠秤》是博士論文，那麼《分域大道》可視為「博士後」研究了。

「有公民社會意識的政治活躍新一代，正是香港所需。但我恐怕，這是來得太遲的一代。」

回看碩士論文「後殖時代的香港政治」，杜浩綸承認九年前想法幼稚。當初假設香港如有任何民主化希望，民主派得停止內訌、兄弟廝殺。現在他認清，泛民政客無心阻止兩敗俱傷局面，政治上不成熟，有時極度愚蠢，糟蹋多次民主化機會，特別是前梁振英年代。「香港政改，在胡錦濤政權下尚有協商生機，不幸地，今日的北京早已變樣，我看不到香港黨派有任何政治資本，只有來自邊緣歇斯底里的大聲吶喊。英美的情況一樣，沒有贏家，無論左右，只有更深層的不快。」對於「後傘運」狀況，一方面，看見更多年輕人介入政治議論，令人動容。「有公民社會意識的政治活躍新一代，正是香港所需。但我恐怕，這是來得太遲的一代。」

紀錄片《黃之鋒：熱血青年 vs.超級強權》中，今日地球上最知名的香港青年，把衝入公民廣場觸發雨傘運動形容為「奇蹟」。而杜浩綸更相信因與果，「歷史是先前一連串行動的結果，奇蹟不存在。」他強調，這部在 Netflix 獨家放映的紀錄片，投資者主要想拍給美國觀眾看，跟他執導的兩部作品很不同，《未夠秤》和《分域大道》是為香港人而拍。

「歷史事件不會坐等資助合夥人」，歷史也沒機緣巧合。關鍵是，何故缺席79天的傘運？錯過當代世界公民歷史性轉折點，會否感遺憾懊悔？「當然後悔。我早該跳上飛機，跟大家一起睡石屎馬路。為何沒有？我不知道。如果仍是24歲，我會毫不猶豫，但34歲的我，需要為拍攝作好行動安排，而非只在現場隨便閒逛看看。其實雨傘運動爆發時，因之前三年全情投入《未夠秤》，我已經筋疲力盡、沒錢、創作上一片空白。」

缺席傘運，對某些人來說，可會有沒法原諒的罪㡱感，只能以其他「東西」填補這块大歷史下個人的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