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域大道》导演Matthew Torne：公民意识活跃的新一代？我怕这来得太迟

运动“流产”之痛，并发种种征状——自我否定、责备、失忆、背弃、一走了之，或所谓“暴乱”⋯⋯四年来，自愈抑或治愈，尚待处理中。沉溺于麻痺以至“自残”之间，可需借助外来力量？

928四周年来临，两部关于伞运的纪录片在港首映，一部是英国导演Matthew Torne 9月26日首映的《分域大道》，以无人驾驶鸟瞰视觉为垂直城市切片，疏导伞后创伤前因后果；而“伞创后遗”疗程，最终还需自我解决，把内窥镜插进香港身体器官，另一部是香港八十后导演廖韬的《扯旗、我要真普选和⋯⋯》（Like an abortion, for the very first time），待机四年才敢捡拾勇气在香港街头举办“928放映行动”，以放映游击重返“扩增”（Augmented）现场，她称之为“左胶自救”，让微光透现黑夜底层令人不堪的旺角“博奕”。

两位导演的专访，于928四周年之际接连刊出，作为伞运“创伤后遗症”（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内外观照。

五段纠结人生镜头拉阔，《分域大道》真主角其实是航拍交叉垂直城市，在无语夜幕下更萦绕魂魄。

旧启德，出逃之门已关

2014风雨欲来，当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英国导演 Matthew Torne 关于黄之锋与马云祺两位社运少年的纪录片《未够秤》（Lessons in Dissent）；彼时，这位英国导演还未取这个港式的中文名：杜浩纶。928四周年前夕，杜浩纶手执被大雨沾湿后干皱的登机证，飞越因沙中线停摆的九龙城，降落“启德”——跑道报废廿年、离境大堂只属集体回忆，香港后路渐被封杀⋯⋯《分域大道》英文名取为《 Last Exit to Kai Tak》，听来误导，“启德”意象所指，岂不有恋殖之嫌？

自2015年开拍这部当时暂名“Lion Rock”的伞后纪录片，因拍摄地点多在九龙湾和观塘，杜浩纶不时坐车路经太子道东：“相对香港人集体回忆中那个看似尚有选择、未来未算惨淡的年代，启德机场旧跑道至今仍在，只是悬于半空没去路。电影主题之一是：离开，逃出香港？抑或留下，为家园抗争？”他说，相比九七移民大潮，香港人现在的选择更有限：有能力走的，早就走了；或者是像片中拿外国謢照的何韵诗、刘伟德选择回流。

“启德，象征出逃之门已关，惟一选择是留港。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也不做，让香港自身的价值、信守的原则被冲淡淹没？抑或对抗到底？”在香港和英美来来回回拍摄的途上，他受美国导演Robert Altman马赛克式群戏经典《Short Cuts》（港译《人生交叉点》）启发；并偶遇美国作家Hubert Selby Jr.的小说《Last Exit to Brooklyn》，故事中六段底层异数生命交织出作者生于斯之地的粗糙感，同样带给杜浩纶一段灵感。

人生交叉点，没有退路

《分域大道》中，社会运动没捷径，五段人生因伞运中那场催泪雨交叉感染，连线后又堵回各自途上。影片中人物取舍，属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轻触人格分裂香港不同面向的Contextualization：譬如，构建黄之锋那类中产家庭背景的“宗教殖民／基督原教旨主义”；林淳轩在任性自由、麦当劳、出走上海的老豆（父亲）之间挣扎；黄洋达如此认真对待“忠义民团”拳赛挑衅所带来的反差好感；对镜头比较敏感的何韵诗如何摆脱流行文化之负累？

四位常见“香港代表”以外，最大“惊喜”竟是刘伟德：参选区议员拉票时，胸口别了朵小红花（Poppy Appeal，每年11月的英联邦纪念日，为两战退伍军人筹款）；浓重英国口音“掩护”下又操流利粤语粗口；伦敦大学读刑事法的企业家，实质有著典型港人思维与投资者赌徒心态，把伞运甚至革命当作一场博奕。他点出“这已经不关民主的事”，而是70多天跟战友在金钟，不能就此空手而回，输得极不甘心，一如不少人以“成败得失”定论那场运动。

刘伟德（Ed Lau）这角色，或可代表曾经出没金钟现场的中产或以上阶级？杜浩纶眼中，“Ed代表伞运前甚少现身街头示威或政治上介入香港的一群人。他们的成长教养，令他们相信自己就是世界公民，在香港以外更能展翅高飞。这可能是真也可能不，但没有植根于某种文化的归属感易令人迷失。游走世界的Ed仍视这地方为家，因此，他跟其他角色一样，有同样的权利视自己为香港人。除了亮丽外衣和贵族教育，他骨子里就是典型香港人。”

“香港正经历某种创伤后遗，明白到我们能带来改变的力量如此微弱，确实令人沮丧。但放下政见，香港需要像黄之锋这样的人，其重要性在于拒绝放弃，不为左右所动。世界需要更多理想主义者而非愤世嫉俗之人。”

跨越三年拍摄，导演企图呈现伞后社会混沌状态中，五人如何承受各自在前线担当所带来的“后果”，坦然接受“人生正是一己抉择的总和”。那么香港的总体命运，不也是几代人集体抉择的后果？四年来，伞运一族仍在处理“创伤后遗”（PTSD），所谓政治觉醒带来的失落／失败感并发种种征状——自我否定、责备、失忆、背弃⋯⋯或者如林淳轩所说的“自残”。杜浩纶说，“没错，香港正经历某种创伤后遗，明白到我们能带来改变的力量如此微弱，确实令人沮丧。但放下政见，香港需要像黄之锋这样的人，其重要性在于拒绝放弃，不为左右所动。世界需要更多理想主义者而非愤世嫉俗之人。”

林淳轩问，“移民或革命”？做逃避主义者？向早已失控的现实叩头？虽然导演认为这部电影没有好结局，但微光还是透过临近死亡之人道出。“刘德伟妈妈不想儿子介入本地政治死胡同，否则，她为儿子花尽力气保障的前途便白费。但来到人生尽头，她明白不能要子女顺从，应该在旁支持，让下一代活出自己来。坚守所相信的价值，也是她给儿子最重要的传授。”

五段纠结人生镜头拉阔，《分域大道》真主角其实是航拍交叉垂直城市，在无语夜幕下更萦绕魂魄。航拍摄影师原来是九十后Nero Chan，四年前“起航”十万人金钟，几分钟伞运始起片段触动世界，一个月后他又拍了首条“狮子山上‘我要真普选’”。
Drone’s-eye view 缓慢飞航，科技冰冷却又挟带情绪，这是看似抽离的导演借机神入？抑或纪录者私己的“主观真实”？

“从一开始我就想用航拍，给香港人展现不一样的视角——内在相互连系性，所有覆叠道路天桥轨道相互盘绕，同时要有种真实而非理想化的‘地方感’。我告诉Nero，不要‘活力之都’那种航拍，跟旅发局宣传片刚刚相反。”杜浩纶要砂砾与勇气。对于角色的政见，他说完全不在乎，只想知道各人的政治立场如何冲击其日常生活。“我想传递场景在我眼前披露时的个人感受，某些拍摄情景，有著超现实甚或荒诞质地。”

香港主体性觉醒

“启德最后出口”只抛出问号，譬如林淳轩和刘伟德讨论合作生产香港啤酒，刘反问什么叫“本土”？什么是“家”？为何愿意为这地方冒如此风险？杜浩纶牛津大学硕士论文题为“后殖时代的香港政治”，对于声称自小看港产片大、受这座城市启蒙、并希望回馈香港的英国导演，到底Very HK或Hongkongness（香港性）意指什么？殖民年代成长的部份港人，难免对前宗主国以至任何“英式”有怀恋情结，那么较年长一代英国人，对所谓“大英帝国最后殖民地” 又有没有某种情感牵连？

“部份英国人对帝国的确眷恋，主要是我父母或更年长的。我祖父母那代被教育成是英国人统治世界，所以有政客玩弄帝国情结推销脱欧。大部份英国人其实对‘帝国’并不理解，它在课本中缺席，结果就是被神话化，而香港在此叙述中演的很好：九七回归之时，香港是富裕而自由的地方，即使并不民主、族群并不平等，至少有个干净又负责任的政府。大多英国人无视或忘记了，其他前英国殖民地在终结帝国统治时，全都非常贫瘠，没为‘后殖’未来作好准备。而我的反驳正是，香港几乎没为‘后殖’未来作好准备。我没患‘后殖愧疚感’（post-colonial guilt），这属于我出生或成年之前那代人的事。英国历史，你越了解就越知道，英国人的自我意识，绝对是建构出来的。当然这不只英国。至于什么是‘香港性’ ？每位天生香港人都知道，不用我解释。”

对于年轻一代世界公民来说，伞运觉醒不只政治或社会性的——譬如印象中的市侩大都会一下子变成干净乖巧地球村，外国人对香港突然很有好感等等。全球因经济利益对中国忍气吞声多时，突然间香港学生在中国眼皮底下公然向独裁统治说不，一方面为全世界出了一口气，另一方面也令人为中国领土上爆发的纯真正义勇气而感动。

“这是殖民思维的遗物——看不见自身的内在文化价值，将他者（即殖民宗主）文化置于自身之上。如果香港人并不在乎自身文化价值，它就会灭绝。”

伞运觉醒，更关乎“香港主体性”。自2015年初起，不少外国大学或研究所，特别是英美的，涌现各种议题的“真香港研究”，即是香港作为研究对象，不再附属于大中国或大英后殖名义底下，而是首度成为被认真检视的独立个体、族群、领土。一直以学术文字及影像对焦香港的导演如何看这种“伞后现象”？

“西方是时候认真对待香港了。” 2009-2010年在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硕士课程之下做香港研究，杜浩纶不时遭冷嘲热讽，同学和教职员会说，为何不好好做中国研究？“奇怪的是，牛津作为世界顶级学府，只教普通话没广东话——一种属于超过700万人的语言。不过我认为，更大问题是，大多香港人并不认为自己的文化有什么值得研究。当我告诉香港人，我在大学研究香港政治时，大家的反应通常只是好奇我为何这样做。我想，这是殖民思维的遗物——看不见自身的内在文化价值，将他者（即殖民宗主）文化置于自身之上。如果香港人并不在乎自身文化价值，它就会灭绝。所以我很高兴看见香港年轻一代，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兴趣。面对罗湖另一边的文化巨兽，香港身份，难免偏重于跟中国文化划清界线，以‘我不是XXX’为界定，就如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或苏格兰人一样。我认为最可耻的是那些中心——无论是马德里、伦敦或北京，只要同质化，看不见差异的价值。”

和Netflix不同，我的作品拍给香港人看

虽说杜浩纶的香港情感始于1992年，12岁迷上有线电视台深夜播放的港产片，还有小时候父亲出差中国路经最爱的香港，每次总带著有趣的故事和手信回家。但英国人与香港的缘份，还真要感谢北京。他在肯特大学读电影研究与历史时，论文分析张艺谋电影与国家主义。2002年毕业随即去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教英文，满足逃离英国郊区跑到世界角落的野心，然而这个看似美好新世界原来与外界隔绝，甚至不知道“沙士”（SARS）已降临。几日之间，他突然被赶出北京，回到伦敦几个月后，急切重返亚洲直奔香港。

与沙士同甘共苦之外，23岁的英国青年亦成为“反23条”大游行一份子。“我从没见过任何类似场面，对香港政治的兴趣自此挂钩。”牛津硕士后本打算继续博士研究，他想，与其让枯燥论文待在图书馆封尘，倒不如拍个纪录片更有效？问题在资金，结果便是，准导演发现自己寄居在了深水埗的房间（那时“㓥房”一词尚未发明）。如果《未够秤》是博士论文，那么《分域大道》可视为“博士后”研究了。

“有公民社会意识的政治活跃新一代，正是香港所需。但我恐怕，这是来得太迟的一代。”

回看硕士论文“后殖时代的香港政治”，杜浩纶承认九年前想法幼稚。当初假设香港如有任何民主化希望，民主派得停止内讧、兄弟厮杀。现在他认清，泛民政客无心阻止两败俱伤局面，政治上不成熟，有时极度愚蠢，糟蹋多次民主化机会，特别是前梁振英年代。“香港政改，在胡锦涛政权下尚有协商生机，不幸地，今日的北京早已变样，我看不到香港党派有任何政治资本，只有来自边缘歇斯底里的大声呐喊。英美的情况一样，没有赢家，无论左右，只有更深层的不快。”对于“后伞运”状况，一方面，看见更多年轻人介入政治议论，令人动容。“有公民社会意识的政治活跃新一代，正是香港所需。但我恐怕，这是来得太迟的一代。”

纪录片《黄之锋：热血青年 vs.超级强权》中，今日地球上最知名的香港青年，把冲入公民广场触发雨伞运动形容为“奇迹”。而杜浩纶更相信因与果，“历史是先前一连串行动的结果，奇迹不存在。”他强调，这部在 Netflix 独家放映的纪录片，投资者主要想拍给美国观众看，跟他执导的两部作品很不同，《未够秤》和《分域大道》是为香港人而拍。

“历史事件不会坐等资助合伙人”，历史也没机缘巧合。关键是，何故缺席79天的伞运？错过当代世界公民历史性转折点，会否感遗憾懊悔？“当然后悔。我早该跳上飞机，跟大家一起睡石屎马路。为何没有？我不知道。如果仍是24岁，我会毫不犹豫，但34岁的我，需要为拍摄作好行动安排，而非只在现场随便闲逛看看。其实雨伞运动爆发时，因之前三年全情投入《未够秤》，我已经筋疲力尽、没钱、创作上一片空白。”

缺席伞运，对某些人来说，可会有没法原谅的罪㡱感，只能以其他“东西”填补这块大历史下个人的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