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音寧、柯文哲和藍綠兩黨大混戰，北農的困境在哪裡？

自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農」）於今年2月28日引發「休市事件」之後，將近過了五個月。回顧事件初期，各方輿論從「菜價崩盤」、「總經理吳音寧神隱」及「農委會與北市府鬥爭」，延續至中期總經理的「250萬實習生」及「農村野兔」等諸多個人標籤爭議。

直到七月，台北市議會仍為北農總經理是否應列席備詢而爭論不休。八月，柯文哲更正式行文農委會，正式「建請農委會讓售北農公司22.76%股權給北市府」，此建議若成真，將會終結北農由農委會（中央政府）、北市府（地方政府）與農會（供銷單位）三方共同持股的局面，改由北市府與農會系統共同經營這家全台最大、同時兼具官民營色彩的農產運銷公司。但，提案很快遭到農委會拒絕。事情變化至此，我們該如何跳脫特定黨派之見、撥開表層喧囂，再以「公共」角度宏觀理解北農爭議？

有些輿論會從特定角度切入，例如民進黨前立委林濁水提出的觀察：吳音寧是社會運動出身，受邀進入到體制內而適應不良，這是民進黨應該檢討的「政務官去政治化」的現象。或者農產評論者林裕紘從產銷專業來看，認為北農總經理不該是政治任命，提出由技術官僚擔任總經理一職的說法。這些觀點我們都會一一討論：是否委派資深政客或技術官僚，就能解決北農問題呢？

從客觀的歷史結構來看，或許，這是台灣農產運銷史上必然發生的權力之爭——不管總經理是誰，在北農特殊的歷史因素、組織結構，以及當前民主治理發展的情況下，北農會爆發中央、地方與農會三方拉鋸的經營權戰爭，是必然的現象，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政府籌設的「市場」，三足鼎立的董事會

北農在台灣農產運銷的歷史上，有非常獨特且重要的地位，也因為這樣特殊的角色，導致今天各方勢力都想要爭奪經營權的局面。所以我們話說從頭：北農究竟是怎樣誕生的？它在農產運銷上扮演的是怎樣的角色？

19世紀以前，台灣還沒有法定的農產集貿制度，日本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上任後，於1900年開始，著手整頓各地集市，制訂了市場公營化的制度，正式由政府納管及整編零售市場。

當時台北仍然沒有公營的批發市場，於是到了1922年，台北市役所（市政府）在西門町北側，西寧南路一帶成立台北市中央卸賣市場，主要功能是水產批發——卸賣是日文的卸売（おろしうり），就是批發的意思。當時的批發市場仍是自由議價買賣。

隨後在1929年，新的中央卸賣市場（位在今天西寧國宅的地方）落成。市場合併蔬菜和水產批發，在台灣首次引進類似東京築地魚市場的仲卸與拍賣制度——也就是蔬果批發不再是買賣雙方自行議價，而是由登記的仲買人（承銷人）向拍賣員公開喊價，由出價最高者得標。避免造成議價過程中，買賣雙方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1942年，蔬果交易與水產交易分家，蔬果由台灣青果株式會社經營。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國民政府將果菜市場委由民間的中央青果公司經營，1952年收回公有，成立「台北市立蔬菜批發市場」。1972年因貨量增加，場地空間不足，於是市府將市場搬遷到萬華、華中橋頭附近，即為今天俗稱的「一市」。

戰後的果菜市場沒有延續日本時代的拍賣制度，蔬果交易趨於混亂，市場內的「行口」（有攤位的盤商）聯合主導了蔬果價格，造成產地與市場的價格極大落差。而原本台北蔬菜市場的貨源，主要是來自於台北近郊的菜園，在1960年代，台北縣人口成長、原本的農田開發為都市之後，貨源逐漸由中南部的蔬果所取代，因此產地與消費地的運銷成本也越來越高。

當時的行政院（時任院長為蔣經國）注意到了這個現象，先於1973年提出產地的共同運銷政策，並在1974年公布〈籌設全臺性農產運銷公司方案〉。執行此方案前，臺灣省政府公報曾提及當時果菜市場的亂象：「台北市之中央批發市場多年來一直為數百家行口所佔據，各自獨立經營，市場本身連代貨主批發交易之功能亦無法發揮，徒具批發市場之虛名而已。故台北市的果菜批發市場經營之改善及交易制度之建立，尤其刻不容緩。」同時也指出，當時消費地批發市場及零售（都市端）的運銷成本，佔了三分之二，代表消費地批發市場的管理出現了很大的漏洞。

北農獨自保留了1974年改革方案裡北市府（府）、行政院（院）、農民團體及販運商（民）三方鼎立的遺緒，也造成了今日北農休市爭議的遠因。

因此該方案決定：由台灣省政府與台北市政府各認24％的股份，分別出資4800萬台幣；各地農會及運銷單位認購剩餘52％的股份（實際上公司成立後，官股佔了45.52％，北市府與省政府各22.76％。民股則是農民團體佔34.27％，販運商及其他佔20.21％）成立「台灣區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由政府遴選總經理，盈餘的50％必須投入設備擴充。同時打破行口委賣制度，引進（或稱恢復）承銷人及拍賣制度，規定供應人及承銷人都必須登記，並禁止場外交易。算是戰後農產運銷非常重大的改革。

原先這個方案有著雄心壯志，打算以台北市的果菜市場當成示範點，再陸續成立各地的運銷公司，才會一開始以「台灣區果菜運銷公司」為名。但後來成效不如預期，其業務範圍始終限縮在大台北地區。1984年，台灣區果菜運銷公司改組為今天的「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也因為這層特殊的歷史因素，北農成為了台灣目前唯一有中央入股的批發市場，也是台灣最大規模、最早實行拍賣制度的果菜批發市場。

所以我們從北農的歷史看來，由於位於首都核心圈，以及最大規模批發市場的關係，台北農產公司從日本時代的「中央卸賣市場」開始，這「市場」就帶著的國家「計畫經濟」色彩。行政院原本也希望將北農的體制延伸到各地市場，但由於種種因素，並沒有完成「台灣區」批發市場的整體佈建，所以北農就獨自保留了1974年改革方案裡北市府（府）、行政院（院）、農民團體及販運商（民）三方鼎立的遺緒，也造成了今日北農休市爭議的遠因。

民主化下的新課題：不同黨派如何共同治理公司？

依據北農的經營結構，是由府、院、民三群股東組成的董事會推派董事長，再由董事長遴選總經理，而北農的土地及建物的所有權都是屬於北市府，所以北農總經理大多是由市府來遴選。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年代，三方歸一，尚且不曾出現管理權上的爭議。

到了1994年，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始提出要優先承購中央股份的建議，卻因為形勢不利，功敗垂成。1996年省政府精簡之後，由行政院將省政府的股權買下來。後繼的市長，國民黨籍的馬英九也提出承購中央股份的提議，甚至在2000年之後陳水扁選上總統後，北市府還提出成立新的農產公司來取得完整的管理權等構想，但此方案也無疾而終。且在2002年中，也曾發生過行政院與北市府的人事衝突，由於院府雙方對董事會安排意見不同，造成兩次董事會流會，經過一年協調，終於在2003年選派前省農會總幹事謝國雇擔任總經理。

謝國雇，出身彰化二林地方派系，生平頗多爭議。例如以暴力阻止省農會代理總幹事上任，遭判六個月徒刑、另還涉嫌浮編北農公關費、浮編自己的年終獎金、強迫員工推銷報紙，涉嫌將果菜市場地下室賤價租給彰化縣農會。其任內將北農旗下超市全數賣給「元利建設」（元利建設捲入國民黨國發院售地案）。一般民眾或許對於元利建設這間公司相當陌生，但若說起其董座林敏雄、同時也是全聯福利超市董事長，大家就十分耳熟能詳。2007年，北農正式將旗下13家超市賣給原為軍公教福利社民營化的全聯，本該是公辦民營事業的北農超市，就此成為全聯零售霸業中的一環。隔年，全聯開始宣布要做農產生鮮現代化的通路，而林敏雄與徐重仁在二十一世紀的知遇與分離，都是後話。

在這裡要順帶一提的是，1981年台灣政府通過〈農產品市場交易法〉，規定農產批發市場一定要以非營利為主。當時經濟部在立法院裡進一步解釋：「不排除業者參與投資經營，而業者團體欲單獨投資經營，則不符立法原旨」。在此情形下，批發市場的經營權幾乎都是由各地政府及農民團體持有，所以依法北農是不能商業化的，除非將股權釋出給農民團體，但假若農民團體完全掌握了消費地的批發市場，農產價格可能失衡倒向農民那一方，影響消費者的權益。所以台灣的消費地批發市場，始終都維持一個地方政府和其他股東共同經營的張力關係。

回到正題，北農公司如果在府、院、民三股勢力無法完全整合的狀況下，既有結構就沒辦法改變。這樣的局面到了2014年，無黨籍但親綠營的柯文哲選上台北市長，接著2016年民進黨籍的蔡英文也選上總統，突然之間，北農的權力結構就出現了更迭的契機，府、院雙方開始積極地規劃新的北農領導人事案，當時，只要以農會系統為主的民股點頭，北農就能完成首次的「政黨輪替」。

台灣的政治制度是總統與國會分開來選，2000年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時候，立法院席次沒有過半，是少數執政。所以雖然取得執政權，但常被形容為「跛腳」政權，直到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立法院也席次過半，才達成首次總統、國會都同時政黨輪替的目標。

沒想到2016年年底，民進黨原先與柯文哲談妥的人事權，到了董事會上，被中華民國農會系統的董事席次推翻（特別說明，「中華民國農會」於2013年由「台灣省農會」併入，為三級農會裡最高層級的農會機構，辦理各級農會之行政、教育訓練、聯合招考及評鑑等事宜，現任理事長為國民黨前立委蕭景田，總幹事為張永成。），柯文哲、民進黨（特別是新潮流系）、國民黨與農會系統之間的明爭暗鬥，讓原本即將下台的總經理韓國瑜得以暫時留任，也間接導致了隔年暗潮洶湧的吳音寧人事案，更可以說是造成「休市事件」喧鬧不休的遠因。

台灣各級農會並不是政府機關，而是名義上由農民共同組織的民間團體。

綜觀這次2016年的人事爭議，民進黨在北農「奪權」失敗，證實北農運作有其結構的複雜性：不僅府院雙方必須要有默契，也要看農會系統的臉色才能運作。但究竟農會系統是如何整合？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影響力？掌握北農人事權的重要性又在哪裡？

我們首先釐清一些知識背景：台灣各級農會並不是政府機關，而是名義上由農民共同組織的民間團體。農會自日本時代以來，就被賦予協助執行官方政策的功能，始終帶有濃厚的官方色彩。到了戰後，農會一方面繼承日本時代的組織形式，一方面透過美國協助成立的農復會指導，兼具農事推廣、農村社群組織（四健會或家政班等等）、農政執行及信用機構等功能，成為了農村非常重要的行政組織，也是國民黨控制農業產銷體系的末稍體系。

在黃柏叡〈避不了政治的吳音寧，與離不開政治的台灣農業〉一文中有詳述地方農會政治化的過程：大略來說就是國民黨透過恩庇侍從體制，安排地方派系掌握農會，形成政治交換螺旋與鞏固權力結構的現象。

農漁會的權力有多龐大？舉一個例子，20世紀末，由於部分農會系統腐敗，農會信用部陸續出現逾放比過高，造成民眾擠兌的事件。而民進黨想藉此整頓農漁會金融體系，強制接管36間農會信用部門，且有將近八成的信用單位都會受到業務限制，此舉造成基層農漁會強烈反彈。他們在2002年11月23日，動員十萬餘名農漁民會員，喊出「沒有農會就沒有農民」的口號，到總統府前抗議。由於抗議聲量太強，最後民進黨政府被迫取消政策，更直接導致財政部長李庸三及農委會主任委員范振宗下台。

基層農會的雖然力量強大，但每間農會都是獨立機構，除了上級農會的輔導權之外，彼此並沒有直接的橫向連結或隸屬關係。因此要聯絡各個農會，還是需要龐大的派系網路才能運作，或者藉由中華民國農會與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簡稱農訓會）的系統才行。

而「雲林張家」，就是掌握這些節點的地方豪強。

雲林張家的崛起與台灣農產運銷小史

雲林張家的掌門人是張榮味，他早年經營土木營造業起家，地方人脈雄厚，1990年選上雲林縣議員，並當選議長。1991年偕縣長廖泉裕發起「萬人遊行歡迎六輕」行動，支持六輕落腳雲林麥寮。1999年因時任縣長蘇文雄病逝，補選上雲林縣長，2001年又以超過六成的得票率連任縣長。任內捲入縣議長賄選案及林內焚化爐收賄弊案。張榮味因林內焚化爐案2004年棄職逃亡數月，於2005年遭逮捕歸案，但同年因議長賄選案遭到解職。2018年，林內焚化爐案更四審八年有期徒刑定讞，張榮味入監服刑。

張榮味起先因背景複雜，執政成績不被看好，但他於初任縣長後，展現高度政治手腕，迅速收攏各方派系，廣發津貼與積極建設，一時之間張榮味在雲林「政通人和」，甚至有媒體以「張榮味魔法席捲雲林」來報導此一現象。在張任縣長期間，也逐漸掌握多數議會議席、農田水利會及農漁會等勢力，一時之間「張派」幾乎變成了雲林政治的同義詞。

2005年，張榮味雖然因議長賄選案而遭停職，但其派系版圖已擴及全國農業組織，直到今天仍有重要影響力。其派系在農業相關機構任職的主要人物有：

張永成：現任北農常務董事、現任合作金庫董事、現任中華民國農會總幹事，及十數個農業單位現任董事。原名張永福，為張榮味妹婿，現任立委張麗善的丈夫。1998年曾因放高利貸違反重利罪，入獄一年。

張啟盟：現任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理事主席。張榮味之弟。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農聯社）為目前台灣蔬菜共同運銷四大社團之一。

林啟滄：現任中華民國全國漁會總幹事。曾擔任雲林縣長張榮味機要秘書，曾任雲林縣肉品公司總經理、雲林縣農會總幹事。

林文瑞：現任農田水利聯合會會長。選舉過程獲張榮味支持，因而當選雲林水利會會長。

張清良：前雲林縣副縣長、前代理縣長，前北農總經理。曾因賄選案與張榮味一起下台，後經馬英九北市府團隊邀請出任北農總座。

韓國瑜：前北農總經理。曾任台北市議員、立法委員。妻子是前雲林縣議員李佳芬。

陳益宗：台灣青果運銷合作社理事主席，前北農董事長。台灣青果運銷合作社也是台灣共同運銷的四大社團之一。

張派成員，幾乎都擔任過關鍵的農業產銷單位管理人。張啟盟擔任理事主席的農聯社，就是蔬菜共同運銷的第二大團體，佔2017年北農蔬菜共同運銷成交量的39％，水果是22％，僅次於農會；陳益宗擔任理事主席的青果社，佔2017年北農蔬菜共同運銷成交量的4.99％，水果是8.2％，為第四大團體。加上張永成掌握的中華民國農會系統，張派幾乎囊括了北農八成左右的蔬果交易量。

而北農自馬英九時代的總經理謝國雇之後，繼任的張清良與韓國瑜都可說是張派的人選。張清良為前雲林縣副縣長，在2004年張榮味因林內焚化爐案遭到停職之後，擔任代理縣長，2005年張榮味被解職的時候一起下台，與張榮味的關係密切。

韓國瑜雖然是眷村子弟，河南籍，出生於台北縣，但與雲林縣關係深厚。他的妻子李佳芬出身雲林西螺地區的政治世家，岳父李日貴早年經營砂石行及營造業，當過雲林縣議員，李佳芬本人也曾當過兩屆的雲林縣議員。2000年，李佳芬與韓國瑜共同在斗六市（雲林縣政府所在地）南邊租賃台糖土地，創辦私立維多利亞中小學。李佳芬與韓國瑜因雲林地緣因素，與張榮味家族關係良好，2012年，韓國瑜獲聘擔任北農總經理，也被輿論視為是張派運作的結果。

綜上所述，雲林張家在掌門張榮味的安排之下，掌握了農產共同運銷及北農的人事管理權。北農作為全台灣最大的農產批發市場，對於全台灣每日農產價格波動有關鍵性的影響。就理論而言，北農拍賣制度的運作，分成供應人、拍賣人及承銷人，簡單說就是扮演農民（共同運銷單位）、市場及盤商三方的角色。要維持合理透明的拍賣制度，這三方就必須是各自獨立運作，假若中間協調失衡，都會影響到市場交易的公平性。

這也是為什麼每當行政院、北市府政權輪替的時候，北農人事都會出現爭議的原因。因為北農對於菜價有指標性的影響力，而菜價過低的話，會牽動中南部農業鄉鎮，以農民為主的支持度；菜價過高，又會影響以都會地區為主的廣大消費者。因此無論菜價漲跌，都會牽動地方選舉及都會民意等政治基礎。更別提北農每位拍賣員長年與產地農會維持密切關係，總經理一職直通全台兩百多個農會的供銷系統，當中約有五十餘個農會更是北農的供銷大戶，而農會又是台灣地方選舉的重要灘頭堡，北農的政治重要性，不言可喻。

「一個台北果菜市場的拍賣員，有時候講話比縣長還有份量。」

舉例而言，雖然北農每日是按照蔬果品質良窳進行公正拍賣，價格高低，絕大部分仍要取決於農產品本身品質，但對於許多不了解北農運作方式的產地農民而言，自己將蔬果交給農會集貨、北上拍賣，最後拍得的價格高低，將會牽動其心目中對北農的好惡、也會連帶影響農民心目中對於農會的評價，其評價正負，可能增強或減弱農民對農會的向心力，進而牽動選舉時期的賽局。

出身雲林的立委蘇治芬曾在選舉時與雲林張派交手多次，她在2016年時，就提出「一個台北果菜市場的拍賣員，有時候講話比她這個當縣長的還有份量……張清良在當台北市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的時候，每到選舉張清良都是一家一家市場跑，叫大家要支持張家，把拍賣員當助選員，真的很離譜」的觀點，直指張派同時控制農會系統及北農產生的弊端，也可從中窺見北農拍賣員在選舉中實可佔有一席之地的現象。

國民黨、民進黨與柯文哲的三方角力

如前所述，政黨輪替會造成北農結構鬆動，2014年無黨籍的柯文哲選上台北市長，相隔一年半，2016年民進黨執政。行政院農委會認為時機成熟，開始與被視為親綠的柯文哲，討論重整北農人事事宜。當時行政院農委會主委是曹啟鴻，屬於新潮流系。農委會在2016年5月新內閣上任之後，就有意將北農總經理韓國瑜替換成同屬新系的蔣玉麟（時任民進黨秘書處主任）。

起先行政院與北市府達成共識，希望在2016年9月26日的董事會上，以優勢席次選出新任總經理。原本各方默契是在9月19日，總經理韓國瑜自行提出辭呈，接著由董事長宣布新任總經理。但沒想到劇情直轉直下，先是董事長許長仁在董事會前幾天，突然遭到柯文哲撤職，換上各方關係良好的林秋慧，擔任市府席次的董事，而韓國瑜也繼續留任總經理。

在此要說明一下北農董、總人事任命的遊戲規則。權力核心是董事會，會內有23席董事。其中北市府6席，農委會5席，官派共推11席；其餘8席為農民團體（農會）代表，4席為販運商代表。由23席董事之中，再選出7席常務董事，然後常務董事選出董事長，由董事長任命總經理。

一個月後，北農再度進行常務董事及董事長改選，原本柯文哲希望推派林秋慧擔任董事長，沒想到張派以優勢常務董事席次（張派成員在7席常董中佔了4席），否決改選董事長的提案，讓張派的代理董事長陳益宗（時任青果社主席）留任，韓國瑜也繼續擔任總經理。這個結果讓民進黨，特別是新系非常不滿，質疑柯文哲被張派所操控，也質疑陳在擔任代理董事長期間，有多位親人在北農任職，因此被指控違反〈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法〉，並不適任。但柯文哲認為是新系自己聯合陳益宗，卻把問題推到他身上。而原本預定的總經理人選蔣玉麟，也自動退出此人事案。

北農人事案於10月陷入僵局，各方更是隔空開戰。當時因為颱風過後，菜價過了三個禮拜仍居高不下，農委會點名北農應負起平抑菜價責任。

接著新系立委段宜康加入戰局，指控韓國瑜管理的北農和菜蟲有關，韓國瑜則反擊說，他總經理任內是41年來北農業績最輝煌的時候，如果績效不好，願意吞一盤曲棍球。

韓國瑜成為了全國政治風暴的中心，北市議員王世堅在議會開議的時候，點名韓國瑜上台備詢，兩人在議會唇槍舌劍，成為新聞焦點。韓國瑜也因為這一段時間的猛烈反擊，引起全國性的關注。

在此先分析一下：這段期間（2016年9月至11月）的三方政治攻防，種下了日後「休市事件」口水之爭的惡果。原先農委會所批評的，北農（直指韓國瑜）未能調控菜價一事，一年多之後，媒體也用同樣的方式質疑吳音寧；同樣的，段宜康點名北農帳務有問題，一年後吳音寧也遭到相同攻擊（殘菜及洋酒事件）；而王世堅點名韓國瑜上備詢台，兩人嘴砲大戰引發關注，讓北農總經理破例備詢變成常態，也埋下日後吳音寧被國民黨議員輪番質詢的遠因。

切回主題，經過幾個月來的媒體混戰，民進黨原本希望在12月股東會發動董事會全面改選，但監察人劉光華臨陣脫逃，民進黨最後的計畫宣告失敗。不料，2017年1月，韓國瑜以參選國民黨主席為由，主動向董事會提出辭呈，人事案又出現轉折。

韓國瑜宣布辭職之後，民進黨就不斷與柯文哲討論新任總經理人選，預計要在6月召開董事會時任命新的董事長與總經理。民進黨原先屬意總經理由賴坤成接任（前民進黨籍台東市長、前立委、前台東果菜公司董事長），但又傳出柯文哲不滿意賴坤成，認為政治性質太高，傾向讓郭萬清（前台北畜產公司董事長、前士林農會理事長）接任，不過因為郭萬清和民進黨支持的台北市農會理事長莊龍彥素有不合，所以也被行政院拒於總座名單之外。屬意人選被否決，這也是為什麼柯文哲後來不斷抱怨：「人是他們（農委會）塞給我們的，現在還叫我們決定」的遠因之一。

而郭萬清與柯市府、民進黨的關係，不只牽動北農人事，也延燒到以供銷肉類為主的台北畜產公司。北畜總經理一直原本由年輕雞農姚量議出任，他與吳音寧同樣系出台灣農村陣線，在北畜期間並沒有負面新聞傳出，但在北農事件延燒後，卻突然遭到撤換，由於北畜股權結構與北農不同，是由北市府持有48％、士林農會持有34％、其餘民股佔18％，因此姚量議遭撤換，被輿論聯想為士林農會與北市府合作後的決定，也是其來有自。

焦點回到北農人事案。當年，在雙方對於北農總經理人選問題難有共識之下，最後農委會提出讓形象較清新，但相關經歷相對資淺的吳音寧出任，在柯文哲消極同意之下，雙方總算達成共識。6月5日，董事會改選，院府雙方共得過半12席董事席次。接著6月20日，新任董事會選出台北市副市長陳景峻為董事長、總經理吳音寧。歷經一年多的明爭暗鬥，北農人事案總算暫時落幕，不過，行政院、北市府及農會三股勢力之間的困局仍未解決，新任總經理等於是在緊張壓迫的氛圍下就任，三方既有的矛盾，隨時都會再度引爆。

再者，陳景峻以台北市副市長身分就任北農董事長，已形成「市場處（主管機關）監督副市長（兼任公司董事長）」的行政矛盾。又，陳景峻出身雲林，曾擔任新北市（時為台北縣）公職，早在1999年就有意參選台北縣長，只是於當年初選敗給蘇貞昌，2017年曾經想要再度問鼎新北市長。而新北市的雲林移民人口，大約在60至70萬人左右，想問鼎百里侯者，必定會爭取雲林同鄉會支持，也讓不少人質疑，陳景峻是否會因此傾向與「同鄉」張榮味合作？當然，陳景峻本人對此否認。

待休市事件發生之後，輿論都在不斷討論吳音寧是否適任總經理一職。但就16至17年這一年的人事爭議來看，北農總經理無可避免會是三方角力的結果，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質。前後從蔣玉麟、賴坤成、郭萬清、吳音寧，甚至曾經被點過名的郭文彬（前民進黨社運部主任），共有五名台面上出現過的人選（台面下或許更多），在此情形下，吳音寧的出線，主因可能是其背景及經歷相對單純，不過正因如此，吳音寧也成為了北農史上最具爭議性的總經理，其上台過程，早已注定後續將發生的政治風暴。

也因此林濁水所提出的民進黨「去政治化」的問題，事實上是偏略了北農長期的政治困境。林濁水身為新系元老，不可能不明白新系在這一盤奕局上的角色。民進黨一開始推派的並不是吳音寧。而是打算以新系蔣玉麟作為開路先鋒，不過後來新系與北市府、張派過招中屢屢失手，才會引發後續政治爭議。只談吳音寧不識水深、不諳政治公關的形象，忽略了北農原本就如當代之邯鄲城，處於政治上的四戰之地，夾在農委會、張派與北市府的的政治盤算當中，並不實際。

當然，吳音寧在這漩渦中，並不完全是無力改變大局的小白兔，也不僅是民進黨派出的代理人。她在三月休市期間堅持「先實際解決問題再受訪」、於公關風暴中仍續推「合法但政治不正確」的殘菜改革，連力挺她的陳吉仲都一度探詢她是否想「換跑道」遭拒，肯定讓「懂政治」又「懂公關」的資深工作者們十分頭疼。在各方聰明人機關算盡之時，這位固執、不按牌理出牌又擁有一群鐵桿支持者的總經理，顯然如剛出道的籃球新手櫻木花道一樣，是「比賽中的不安定因素」，即便對民進黨來說，恐怕也是如此。

對於民進黨來說，除了吳音寧「不受控制」，柯文哲所領導的北市府，在這兩年的人事權鬥爭中，顯然也不是可靠的盟友。前民進黨籍雲林縣長、現任立委蘇治芬對於北市府的作法非常不以為然，在北市府到北農查帳後，她投書媒體，指出「北市府寧與韓國瑜、張永成之流合作，聯手打壓認真解決殘菜、拍賣制度等農產銷問題的吳音寧」。對於綠營來說，柯文哲是傾向和雲林張派結盟的，若在總座爭議上退讓，會連帶影響到後續的基層農會改革進程。

柯文哲買股權、撤換吳音寧，就能解決問題嗎？

除非行政院放棄人事權，否則北農到2020大選前，無論人事如何轉移，北農爭議都不會有休止的一天。所以在2018年7月，北市府主動向農委會提出「買下北農全數官股」的想法，而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回以：「北市府同意擔負大台北農產品供需通路正常的責任，再談股權問題。」陳吉仲並列舉，這些責任包括農產品價格機制穩定、落實安全檢測及品質標章，還有冷鏈（農產品冷凍冷藏供應鏈）體系都要健全佈建運作等責任。

如果我們稍微回顧一下今年三月的休市爭議，就可以發現，現階段的北市府要負起相關責任，可能相當不容易。畢竟，在連續休市造成菜價波動之時，農委會便發出數千封簡訊給產地的農民團體，協調蔬菜及早採收，並聯絡各大賣場一同協助分散供應，慢慢調節供需兩端，不讓菜價因為菜量過度集中在北農，而造成價格下滑。這樣的工作，北市府是否能夠立即因應，也是大挑戰。就連北市府市場處自己，也曾在2016年提出對「股權買回」政策的優缺點評析時，也承認要「取得相關業者信賴」並不是容易的事。

北農對於全台農業產銷的影響力自不待言，行政院為了推動農會基層改革，勢必不能放棄北農的股權。另一方面，行政院認為在北市府與張派合作下，難以信任北農買下全數官股後，會做出相應的改革動作。因此北市府認購官股的想法，短時間內應該很難實現。

從2016年5月民進黨執政之後，從人事爭議到休市事件，北農始終處於政治風暴的核心。但我們切開這些爭議來看，大多是因為農產運銷體系仍然不均衡、政治不夠透明的緣故。若是台灣的農產運銷結構，例如北農的供應、拍賣、承銷三者，其中兩者稍微偏向特定利益群體的話，制度無論有多完備、技術有多先進，整體系統就一定會失衡。

從這方向來看，林裕紘所提出方向，其實不無道理：「如果吳音寧真的會被換掉，那要找一個有能力有經驗做這個位子的，我個人認為應該是北農的秘書路全利先生，北農該交給專業管理，而不是繼續政治任命了。」回歸專業當然是非常理想，但難處在於：若不先解決特定派系掌握多數供應及市場體系的問題，就算全數北農交由技術人員管理，派系或政黨就不會再伸手介入體系嗎？權力分配是永遠的困境，就算北市府擁有百分之百的股權，還是會出現農產價格高低起伏，城鄉需求的落差也永遠不會弭平，畢竟處在不同位置，對農產運銷的想像也會不同——北農不可能去政治化，只能讓各方權力暫時均衡穩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