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紀錄片《甘浩望巡禮之年》

中港社運神父甘浩望:抗爭勝利了,反而是我的大失敗?

他信天父但也是毛派,紀錄片《甘浩望巡禮之年》的主角神父甘仔,四十年來,被稱為行走的社運史⋯⋯


左翼神父甘浩望,人稱「甘仔」,在香港廣為關注社會公義的市民所知。現年70歲的他,本來自義大利米蘭(意大利名Reverend Franco Mella),但紮根香港,北上中國,參與社運四十年。 攝:林振東/端傳媒
左翼神父甘浩望,人稱「甘仔」,在香港廣為關注社會公義的市民所知。現年70歲的他,本來自義大利米蘭(意大利名Reverend Franco Mella),但紮根香港,北上中國,參與社運四十年。 攝:林振東/端傳媒

左翼神父甘浩望,人稱「甘仔」,在香港廣為關注社會公義的市民所知。現年70歲的他,本來自義大利米蘭(意大利名Reverend Franco Mella),但紮根香港,北上中國,參與社運四十年。而今,終於有一部紀錄片把他的故事拍了出來——《甘浩望巡禮之年》(下稱「《巡禮之年》」),年中首映,導演江瓊珠也是資深記者、出版策劃,過去十年一直在拍紀錄片。1997年,江瓊珠出版過一本《從米蘭到鑽石山——甘仔故事》,令更多人知道甘仔的故事;而最新的紀錄片,彙集了她過去十數載間拍攝的甘仔影像。

訪問當天,推開下葵涌一座小教堂聖斯德望堂的小房間木門,幾個盛年男女在打點著什麼:「咦?甘神父,我給你一些東西。」「甘神父,你看看這個⋯⋯」「甘神父,我明天就要回美國了⋯⋯」「甘神父⋯⋯」幾人包圍著甘仔,閒聊,問候,開玩笑。江瓊珠在旁提起《巡禮之年》會在社區播放,眾人即又一番「混戰」:「甘神父拍戲啊!」「甘神父一定好上鏡!」這「熱鬧」正是甘仔身邊典型的場景吧,不管他幾時、在哪裏出現,總有人包圍他,而這些人中間,有社會上的無權者,也有信仰天主而需神父引領的教徒。於是,我跟甘仔面對面聊起來,他粵語流利,但仍帶有意大利鄉音,回憶自己初識江瓊珠是在1988年香港立法會(現為終審法院)外,他正為營救被關押內地的香港民運人士劉山青絕食,而江瓊珠作為《星島日報》記者來訪問,那之後,兩人也成了工作以外的朋友⋯⋯

江瓊珠(左)導演的紀錄片《甘浩望巡禮之年》,講述七十歲的甘仔(右),一個意大利神父,為何從意大利走到中國幫人,為何在香港參與抗爭四十多年,包括艇戶抗爭、聲援劉山青絕食、為人爭取居留權並創辦居留權大學等,至今仍未放棄。
江瓊珠(左)導演的紀錄片《甘浩望巡禮之年》,講述七十歲的甘仔(右),一個意大利神父,為何從意大利走到中國幫人,為何在香港參與抗爭四十多年,包括艇戶抗爭、聲援劉山青絕食、為人爭取居留權並創辦居留權大學等,至今仍未放棄。攝:林振東/端傳媒

會走動的社運史

紀錄片有一部分回顧甘仔與1970年代尾油麻地艇戶共同抗爭的日子。彼時香港每年颱風,以船為家的「水上人」勉力維生,環境堪虞。艇戶要求安排上岸居住,唯政府態度惡劣,打壓其請願抗爭。甘仔撐艇戶,入住他們中間一起抗爭。1979年 1月,甘仔隨行艇戶又一次請願,被控非法集會,留下案底並簽保守行為一年半⋯⋯就是這樣,這位意大利神父在香港走來走去管「閒事」,只要有人需要多一雙手,他就去做那雙手。他傳的福音,藏在身體和行動裏,有人得到幫助,他也並不自居什麼;有人困憂,他不是去解憂,而是同憂。

他的「閒事」管得越來越遠,越來越「危險」。1991年,甘仔一路向北,到達廣東台山和江門,去實踐他「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神父如何入境?按其時狀況,如以宗教名義根本沒可能,許可的途徑是領工作簽證去教書:他去擔任了江門市廣播電視大學的英文教師。那段日子,甘仔深入中國微細一地之紋理生態,聆聽社會,助人紓困,滋養青少心靈,也為孤兒們找尋居住空間。紀錄片前段訪問甘仔昔日學生,那些當年和他關係甚篤的學生,如今都屆成家立室,甚至用甘仔的名字Franco Mella給自己的餐館取名,以為紀念。

往來中港兩地,1990年代末,甘仔又參與為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爭取居港權的運動。同一家人因政策被阻分居兩地,甘仔陪伴他們抗爭。參與此議題的基礎,是甘仔曾於1984年為即將遣返內地的艇戶水上新娘展開絕食(也是那次行動令甘仔迅速成為香港新聞的焦點);以及1987年他再次為「無証媽媽」而絕食抗爭。而在居港權運動裏,他開辦了一所居留權大學,為爭取居港權失敗的人士尤其是兒童提供教育。他曾在當年訪問中說,「爭取居港權人士到他的『大學』上學可以更好地利用時間,而不是坐下來等待自己的命運。」居留權大學一辦十餘年,而與此同時,香港的民生問題卻愈加被政治化,以致「居港權」於今日香港某程度上幾乎成為諱言,以致後來的語境中,甘仔對中國與香港的想願,則應該正好是本土派口中的「大中華膠」。

2018年6月28日,《甘浩望巡禮之年》在灣仔藝術中心舉行首映禮,觀眾與甘仔合照留念。

2018年6月28日,《甘浩望巡禮之年》在灣仔藝術中心舉行首映禮,觀眾與甘仔合照留念。攝:林振東/端傳媒

不在社運造神

江瓊珠說,她假設觀眾入場觀看《巡禮之年》前,都大概知道甘浩望是生於哪個年代。甘仔確屬於1960年代理想主義與左翼文化全球大潮洗禮的青年之一員,那時的他每天都在看中國包括文革在內的各種消息。他無疑也是一名來自西方國家的「毛派」青年,但他自述認同的,只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即作為青年崇高理想的「上山下鄉」;儘管在中國,此一倡導作為政治鬥爭的策略操作,已遠離原初想法。這令甘仔成為一名「另類」神父,不只是站在教堂裏聆聽,更站在社會最前線,用行動為不義發聲,這是甘仔幾十年來未停過的「上山下鄉」。

「神父只是一個身份。」紀錄片裏,這一句,共出現兩次。意思是說神職人員不是一種職業,他要去做的,就是去幫助人,實踐大愛精神。甘仔提到始於1960年代的「傳福音使命」的改變:「以前傳教人是要令人入教會領洗,成為基督徒。但梵蒂岡第二次大會之後,就是1962年至1965年之後,傳福音的使命已經改變了:不是叫人入教會,而是看大教會的新天新地是怎樣,看天國的發展是怎樣。這是新的觀念,即教會不過是一粒種子令天國發展,而天國是在所有人中間發展——包括其他宗教、其他不同思想的人如馬克思主義者⋯⋯傳教者做得好,是屬於天國的發展。我們現在主要是橋樑,西方和東方、教會和教會、思想和思想、文化和文化之間。1960年代我們最主要是和馬克思主義者對話,那是使命。」

甘神父本來不打算在社運造神,而最終人人都看著他絕食抗爭當「烈士」,對甘仔來說,這是失敗。「以前我們會強調教會有多少個烈士,為福音而死的人;現在應該看有多少為新天新地犧牲的人。」烈士是天主教歷來為聖人造的像,通過宣傳烈士之死去宣揚天國之美好;現在則是說要進入新「天國」(新天新地),不能再只敬仰烈士,而要做出願意犧牲的準備。不是期望烈士為自己犧牲,而是信徒自己願意犧牲。人們豎起一座在社運中付出代價的人的塑像,而原來在宗教而言,這方法早已被證實無效——英雄主義式的呼召,輕省方便的情感驅動,都無助於「傳教」。

甘仔在紀錄片曾強調「神父只是一個身份。」意思是說神職人員終究還是去幫助人,實踐大愛精神,而不是一種職業。

甘仔在紀錄片曾強調「神父只是一個身份。」意思是說神職人員終究還是去幫助人,實踐大愛精神,而不是一種職業。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低端人口」中間,一起生活

「這未必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應該有的情況,那麼多人坐牢。」甘仔回顧自己1974年來港的日子,比較當年與今日,中國狀況自有嚴峻的一面:「其實,真正的共產主義是開放自由的,是一個新的世界新的思想,不需要拘捕人。但現在有些不同思想的人比如維權律師也被拘捕了。」矛盾中,甘仔期望有機會去大陸,甚至在大陸終老。「因為無論如何,我覺得中國人民也是健康的,最重要是人民,所以我嘗試在中國人民中間生活,看看會否屬於新天新地發展中的新的大家庭。我不是上大陸教什麼甚至傳教,而是去和那裏的人民一起生活。我覺得(我們的)相處把我們的信仰種在別人那裏。而且現在不像以前那樣神父去中國只是宣講耶穌,現在全部人都知道這些,無論是天主教還是基督教。耶穌在群眾中,有些人被所謂開放、發展得很快的社會踢出去,比如北京的『低端人口』,我們要在這些人中間和他們一起。」

導演江瓊珠強調怕訪問談到太多宗教話題,令人誤解紀錄片也如此,但身為首批觀眾,我亦可向讀者確認這裏所說的,紀錄片談的都不多。也許甘仔的神父身份在不同國家、地區和領域上,都顯著表現為大愛包容,尤其對那些包圍着他、熱情如見到宗教精神領袖的人們來說;但他早年不以神父身份、而是英文教師而成為內地身邊眾人偶像(甚至幻想對象),也是不難想像與理解的。同時,他又確實身為神父來關心社會底層人士,以一個外籍人士現身當年人群之中,此舉對內地他接觸到的「人民」的切身影響,在我看來,似乎比他在香港做的所有事都更成功。只是誰又想到,這種成功會在幾十年後的2011年終止,被當局列入「黑名單」,不批簽注,不准入境。這個「不准」長達五年之久。不准入境,不是因為他的問題,而是因為梵蒂岡與北京的問題——當年那些祝聖主教的問題。宗教與政治成為甘仔最大的矛盾:一方面宗教令他有了與人同憂的使命,一方面政治令他與大陸人民隔絕數年。

2010年7月20日,甘浩望神父帶領爭取居港權人士在立法會大樓外進行絕食抗議,為香港境外出生的子女尋求居港權。

2010年7月20日,甘浩望神父帶領爭取居港權人士在立法會大樓外進行絕食抗議,為香港境外出生的子女尋求居港權。攝:Mike Clake/AFP/Getty Images

怎樣才是真正的革命

問到不同年代的香港與大陸比較,他主動提到香港社運爭議。我順勢問他如何定義行動成敗——這是社運界爭論不休的話題。他提到當年為艇戶爭取權益,但就事件看是成功了,為水上新娘爭取到拿身份證;但到多年以後,他為其他人爭取居港權時,有一些記者訪問以前的艇戶,艇戶認為自己和爭取居港權的人「不一樣」,方令甘仔知道多年前的行動其實是「很大的失敗」,因為他們獲得了自己的權益之後,並未再進一步關心其他人。經歷幾十年,才知當初那種成功,只是為當時當事者爭取了他們的個人權益。而甘仔眼中的成功,始終與宗教有關:愛所有人,即大愛。

「如果令人只愛自己,就是我的失敗。」他為人爭取居港權,是因為以為這群人會影響本地人。他以為。他栽種,有樹有枝有花有果有種子,他的信仰才有可能傳播。「要令人學會關心別人,如果沒有這個改變,任何爭取也未必是對新天新地有意思的。」

甘仔多年好管「閒事」,只要有人需要多一雙手,他就去做那雙手。他傳的福音,藏在身體和行動裡,有人受助,他不自居;有人困憂,他不是去解憂,而是同憂。

甘仔多年好管「閒事」,只要有人需要多一雙手,他就去做那雙手。他傳的福音,藏在身體和行動裡,有人受助,他不自居;有人困憂,他不是去解憂,而是同憂。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成功當中有一些失敗,在失敗當中有一些成功,這也是矛盾論,是馬克思說的⋯⋯但那失敗令愈來愈多人參與社會運動。」19年後的今天,仍有人願意付出精神、體力和知識,為甘仔創辦的居留權大學教導學生。有些學生,本來不是爭取居留權的人,只是街坊,卻因上了居大的課自此從無間斷,每周都來,累積著一種抗爭力量。「抗爭要繼續,但我們也要承認自己和社會的制度有些妥協。因為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妥協,肯定社會會『搞掂佢』(做倒他),就像耶穌那樣。今天我們也是聖約翰,他也是被夏洛特斬頭。如果你真的完全堅持到底,遲早也會沒命。這是我們以前的老師說的,他說如果你60歲以上還有生命,肯定有妥協過,直接或間接的。」

「我已經69歲了,自己可以做的事就做。現在的社會行動未必真的如此關心別人的思想,而是像投資,一種資本主義行為,投多少一定要有多少效果。我們要更深刻地反省,人生,就是人的精神。真正的革命──」他右手指住額旁:「──在這裏。」

在最大的失敗中,甘仔傷心過;十九年後的今天,卻看到仍有人在他身邊,願意付出精神、體力和知識,為他創辦的居大——居留權大學,教導願意學習的學生。

在最大的失敗中,甘仔傷心過;十九年後的今天,卻看到仍有人在他身邊,願意付出精神、體力和知識,為他創辦的居大——居留權大學,教導願意學習的學生。攝:林振東/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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