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社运神父甘浩望：抗争胜利了，反而是我的大失败？

左翼神父甘浩望，人称“甘仔”，在香港广为关注社会公义的市民所知。现年70岁的他，本来自义大利米兰（意大利名Reverend Franco Mella），但扎根香港，北上中国，参与社运四十年。而今，终于有一部纪录片把他的故事拍了出来——《甘浩望巡礼之年》（下称“《巡礼之年》”），年中首映，导演江琼珠也是资深记者、出版策划，过去十年一直在拍纪录片。1997年，江琼珠出版过一本《从米兰到钻石山——甘仔故事》，令更多人知道甘仔的故事；而最新的纪录片，汇集了她过去十数载间拍摄的甘仔影像。

访问当天，推开下葵涌一座小教堂圣斯德望堂的小房间木门，几个盛年男女在打点著什么：“咦？甘神父，我给你一些东西。”“甘神父，你看看这个⋯⋯”“甘神父，我明天就要回美国了⋯⋯”“甘神父⋯⋯”几人包围著甘仔，闲聊，问候，开玩笑。江琼珠在旁提起《巡礼之年》会在社区播放，众人即又一番“混战”：“甘神父拍戏啊！”“甘神父一定好上镜！”这“热闹”正是甘仔身边典型的场景吧，不管他几时、在哪里出现，总有人包围他，而这些人中间，有社会上的无权者，也有信仰天主而需神父引领的教徒。于是，我跟甘仔面对面聊起来，他粤语流利，但仍带有意大利乡音，回忆自己初识江琼珠是在1988年香港立法会（现为终审法院）外，他正为营救被关押内地的香港民运人士刘山青绝食，而江琼珠作为《星岛日报》记者来访问，那之后，两人也成了工作以外的朋友⋯⋯

会走动的社运史

纪录片有一部分回顾甘仔与1970年代尾油麻地艇户共同抗争的日子。彼时香港每年台风，以船为家的“水上人”勉力维生，环境堪虞。艇户要求安排上岸居住，唯政府态度恶劣，打压其请愿抗争。甘仔撑艇户，入住他们中间一起抗争。1979年 1月，甘仔随行艇户又一次请愿，被控非法集会，留下案底并签保守行为一年半⋯⋯就是这样，这位意大利神父在香港走来走去管“闲事”，只要有人需要多一双手，他就去做那双手。他传的福音，藏在身体和行动里，有人得到帮助，他也并不自居什么；有人困忧，他不是去解忧，而是同忧。

他的“闲事”管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危险”。1991年，甘仔一路向北，到达广东台山和江门，去实践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神父如何入境？按其时状况，如以宗教名义根本没可能，许可的途径是领工作签证去教书：他去担任了江门市广播电视大学的英文教师。那段日子，甘仔深入中国微细一地之纹理生态，聆听社会，助人纾困，滋养青少心灵，也为孤儿们找寻居住空间。纪录片前段访问甘仔昔日学生，那些当年和他关系甚笃的学生，如今都届成家立室，甚至用甘仔的名字Franco Mella给自己的餐馆取名，以为纪念。

往来中港两地，1990年代末，甘仔又参与为港人内地所生子女争取居港权的运动。同一家人因政策被阻分居两地，甘仔陪伴他们抗争。参与此议题的基础，是甘仔曾于1984年为即将遣返内地的艇户水上新娘展开绝食（也是那次行动令甘仔迅速成为香港新闻的焦点）；以及1987年他再次为“无证妈妈”而绝食抗争。而在居港权运动里，他开办了一所居留权大学，为争取居港权失败的人士尤其是儿童提供教育。他曾在当年访问中说，“争取居港权人士到他的‘大学’上学可以更好地利用时间，而不是坐下来等待自己的命运。”居留权大学一办十余年，而与此同时，香港的民生问题却愈加被政治化，以致“居港权”于今日香港某程度上几乎成为讳言，以致后来的语境中，甘仔对中国与香港的想愿，则应该正好是本土派口中的“大中华胶”。

不在社运造神

江琼珠说，她假设观众入场观看《巡礼之年》前，都大概知道甘浩望是生于哪个年代。甘仔确属于1960年代理想主义与左翼文化全球大潮洗礼的青年之一员，那时的他每天都在看中国包括文革在内的各种消息。他无疑也是一名来自西方国家的“毛派”青年，但他自述认同的，只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即作为青年崇高理想的“上山下乡”；尽管在中国，此一倡导作为政治斗争的策略操作，已远离原初想法。这令甘仔成为一名“另类”神父，不只是站在教堂里聆听，更站在社会最前线，用行动为不义发声，这是甘仔几十年来未停过的“上山下乡”。

“神父只是一个身份。”纪录片里，这一句，共出现两次。意思是说神职人员不是一种职业，他要去做的，就是去帮助人，实践大爱精神。甘仔提到始于1960年代的“传福音使命”的改变：“以前传教人是要令人入教会领洗，成为基督徒。但梵蒂冈第二次大会之后，就是1962年至1965年之后，传福音的使命已经改变了：不是叫人入教会，而是看大教会的新天新地是怎样，看天国的发展是怎样。这是新的观念，即教会不过是一粒种子令天国发展，而天国是在所有人中间发展——包括其他宗教、其他不同思想的人如马克思主义者⋯⋯传教者做得好，是属于天国的发展。我们现在主要是桥梁，西方和东方、教会和教会、思想和思想、文化和文化之间。1960年代我们最主要是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话，那是使命。”

甘神父本来不打算在社运造神，而最终人人都看著他绝食抗争当“烈士”，对甘仔来说，这是失败。“以前我们会强调教会有多少个烈士，为福音而死的人；现在应该看有多少为新天新地牺牲的人。”烈士是天主教历来为圣人造的像，通过宣传烈士之死去宣扬天国之美好；现在则是说要进入新“天国”（新天新地），不能再只敬仰烈士，而要做出愿意牺牲的准备。不是期望烈士为自己牺牲，而是信徒自己愿意牺牲。人们竖起一座在社运中付出代价的人的塑像，而原来在宗教而言，这方法早已被证实无效——英雄主义式的呼召，轻省方便的情感驱动，都无助于“传教”。

在“低端人口”中间，一起生活

“这未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应该有的情况，那么多人坐牢。”甘仔回顾自己1974年来港的日子，比较当年与今日，中国状况自有严峻的一面：“其实，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开放自由的，是一个新的世界新的思想，不需要拘捕人。但现在有些不同思想的人比如维权律师也被拘捕了。”矛盾中，甘仔期望有机会去大陆，甚至在大陆终老。“因为无论如何，我觉得中国人民也是健康的，最重要是人民，所以我尝试在中国人民中间生活，看看会否属于新天新地发展中的新的大家庭。我不是上大陆教什么甚至传教，而是去和那里的人民一起生活。我觉得（我们的）相处把我们的信仰种在别人那里。而且现在不像以前那样神父去中国只是宣讲耶稣，现在全部人都知道这些，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耶稣在群众中，有些人被所谓开放、发展得很快的社会踢出去，比如北京的‘低端人口’，我们要在这些人中间和他们一起。”

导演江琼珠强调怕访问谈到太多宗教话题，令人误解纪录片也如此，但身为首批观众，我亦可向读者确认这里所说的，纪录片谈的都不多。也许甘仔的神父身份在不同国家、地区和领域上，都显著表现为大爱包容，尤其对那些包围着他、热情如见到宗教精神领袖的人们来说；但他早年不以神父身份、而是英文教师而成为内地身边众人偶像（甚至幻想对象），也是不难想像与理解的。同时，他又确实身为神父来关心社会底层人士，以一个外籍人士现身当年人群之中，此举对内地他接触到的“人民”的切身影响，在我看来，似乎比他在香港做的所有事都更成功。只是谁又想到，这种成功会在几十年后的2011年终止，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不批签注，不准入境。这个“不准”长达五年之久。不准入境，不是因为他的问题，而是因为梵蒂冈与北京的问题——当年那些祝圣主教的问题。宗教与政治成为甘仔最大的矛盾：一方面宗教令他有了与人同忧的使命，一方面政治令他与大陆人民隔绝数年。

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

问到不同年代的香港与大陆比较，他主动提到香港社运争议。我顺势问他如何定义行动成败——这是社运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他提到当年为艇户争取权益，但就事件看是成功了，为水上新娘争取到拿身份证；但到多年以后，他为其他人争取居港权时，有一些记者访问以前的艇户，艇户认为自己和争取居港权的人“不一样”，方令甘仔知道多年前的行动其实是“很大的失败”，因为他们获得了自己的权益之后，并未再进一步关心其他人。经历几十年，才知当初那种成功，只是为当时当事者争取了他们的个人权益。而甘仔眼中的成功，始终与宗教有关：爱所有人，即大爱。

“如果令人只爱自己，就是我的失败。”他为人争取居港权，是因为以为这群人会影响本地人。他以为。他栽种，有树有枝有花有果有种子，他的信仰才有可能传播。“要令人学会关心别人，如果没有这个改变，任何争取也未必是对新天新地有意思的。”

“在成功当中有一些失败，在失败当中有一些成功，这也是矛盾论，是马克思说的⋯⋯但那失败令愈来愈多人参与社会运动。”19年后的今天，仍有人愿意付出精神、体力和知识，为甘仔创办的居留权大学教导学生。有些学生，本来不是争取居留权的人，只是街坊，却因上了居大的课自此从无间断，每周都来，累积著一种抗争力量。“抗争要继续，但我们也要承认自己和社会的制度有些妥协。因为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妥协，肯定社会会‘搞掂佢’（做倒他），就像耶稣那样。今天我们也是圣约翰，他也是被夏洛特斩头。如果你真的完全坚持到底，迟早也会没命。这是我们以前的老师说的，他说如果你60岁以上还有生命，肯定有妥协过，直接或间接的。”

“我已经69岁了，自己可以做的事就做。现在的社会行动未必真的如此关心别人的思想，而是像投资，一种资本主义行为，投多少一定要有多少效果。我们要更深刻地反省，人生，就是人的精神。真正的革命──”他右手指住额旁：“──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