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社運神父甘浩望：抗爭勝利了，反而是我的大失敗？

左翼神父甘浩望，人稱「甘仔」，在香港廣為關注社會公義的市民所知。現年70歲的他，本來自義大利米蘭（意大利名Reverend Franco Mella），但紮根香港，北上中國，參與社運四十年。而今，終於有一部紀錄片把他的故事拍了出來——《甘浩望巡禮之年》（下稱「《巡禮之年》」），年中首映，導演江瓊珠也是資深記者、出版策劃，過去十年一直在拍紀錄片。1997年，江瓊珠出版過一本《從米蘭到鑽石山——甘仔故事》，令更多人知道甘仔的故事；而最新的紀錄片，彙集了她過去十數載間拍攝的甘仔影像。

訪問當天，推開下葵涌一座小教堂聖斯德望堂的小房間木門，幾個盛年男女在打點著什麼：「咦？甘神父，我給你一些東西。」「甘神父，你看看這個⋯⋯」「甘神父，我明天就要回美國了⋯⋯」「甘神父⋯⋯」幾人包圍著甘仔，閒聊，問候，開玩笑。江瓊珠在旁提起《巡禮之年》會在社區播放，眾人即又一番「混戰」：「甘神父拍戲啊！」「甘神父一定好上鏡！」這「熱鬧」正是甘仔身邊典型的場景吧，不管他幾時、在哪裏出現，總有人包圍他，而這些人中間，有社會上的無權者，也有信仰天主而需神父引領的教徒。於是，我跟甘仔面對面聊起來，他粵語流利，但仍帶有意大利鄉音，回憶自己初識江瓊珠是在1988年香港立法會（現為終審法院）外，他正為營救被關押內地的香港民運人士劉山青絕食，而江瓊珠作為《星島日報》記者來訪問，那之後，兩人也成了工作以外的朋友⋯⋯

會走動的社運史

紀錄片有一部分回顧甘仔與1970年代尾油麻地艇戶共同抗爭的日子。彼時香港每年颱風，以船為家的「水上人」勉力維生，環境堪虞。艇戶要求安排上岸居住，唯政府態度惡劣，打壓其請願抗爭。甘仔撐艇戶，入住他們中間一起抗爭。1979年 1月，甘仔隨行艇戶又一次請願，被控非法集會，留下案底並簽保守行為一年半⋯⋯就是這樣，這位意大利神父在香港走來走去管「閒事」，只要有人需要多一雙手，他就去做那雙手。他傳的福音，藏在身體和行動裏，有人得到幫助，他也並不自居什麼；有人困憂，他不是去解憂，而是同憂。

他的「閒事」管得越來越遠，越來越「危險」。1991年，甘仔一路向北，到達廣東台山和江門，去實踐他「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神父如何入境？按其時狀況，如以宗教名義根本沒可能，許可的途徑是領工作簽證去教書：他去擔任了江門市廣播電視大學的英文教師。那段日子，甘仔深入中國微細一地之紋理生態，聆聽社會，助人紓困，滋養青少心靈，也為孤兒們找尋居住空間。紀錄片前段訪問甘仔昔日學生，那些當年和他關係甚篤的學生，如今都屆成家立室，甚至用甘仔的名字Franco Mella給自己的餐館取名，以為紀念。

往來中港兩地，1990年代末，甘仔又參與為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爭取居港權的運動。同一家人因政策被阻分居兩地，甘仔陪伴他們抗爭。參與此議題的基礎，是甘仔曾於1984年為即將遣返內地的艇戶水上新娘展開絕食（也是那次行動令甘仔迅速成為香港新聞的焦點）；以及1987年他再次為「無証媽媽」而絕食抗爭。而在居港權運動裏，他開辦了一所居留權大學，為爭取居港權失敗的人士尤其是兒童提供教育。他曾在當年訪問中說，「爭取居港權人士到他的『大學』上學可以更好地利用時間，而不是坐下來等待自己的命運。」居留權大學一辦十餘年，而與此同時，香港的民生問題卻愈加被政治化，以致「居港權」於今日香港某程度上幾乎成為諱言，以致後來的語境中，甘仔對中國與香港的想願，則應該正好是本土派口中的「大中華膠」。

不在社運造神

江瓊珠說，她假設觀眾入場觀看《巡禮之年》前，都大概知道甘浩望是生於哪個年代。甘仔確屬於1960年代理想主義與左翼文化全球大潮洗禮的青年之一員，那時的他每天都在看中國包括文革在內的各種消息。他無疑也是一名來自西方國家的「毛派」青年，但他自述認同的，只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即作為青年崇高理想的「上山下鄉」；儘管在中國，此一倡導作為政治鬥爭的策略操作，已遠離原初想法。這令甘仔成為一名「另類」神父，不只是站在教堂裏聆聽，更站在社會最前線，用行動為不義發聲，這是甘仔幾十年來未停過的「上山下鄉」。

「神父只是一個身份。」紀錄片裏，這一句，共出現兩次。意思是說神職人員不是一種職業，他要去做的，就是去幫助人，實踐大愛精神。甘仔提到始於1960年代的「傳福音使命」的改變：「以前傳教人是要令人入教會領洗，成為基督徒。但梵蒂岡第二次大會之後，就是1962年至1965年之後，傳福音的使命已經改變了：不是叫人入教會，而是看大教會的新天新地是怎樣，看天國的發展是怎樣。這是新的觀念，即教會不過是一粒種子令天國發展，而天國是在所有人中間發展——包括其他宗教、其他不同思想的人如馬克思主義者⋯⋯傳教者做得好，是屬於天國的發展。我們現在主要是橋樑，西方和東方、教會和教會、思想和思想、文化和文化之間。1960年代我們最主要是和馬克思主義者對話，那是使命。」

甘神父本來不打算在社運造神，而最終人人都看著他絕食抗爭當「烈士」，對甘仔來說，這是失敗。「以前我們會強調教會有多少個烈士，為福音而死的人；現在應該看有多少為新天新地犧牲的人。」烈士是天主教歷來為聖人造的像，通過宣傳烈士之死去宣揚天國之美好；現在則是說要進入新「天國」（新天新地），不能再只敬仰烈士，而要做出願意犧牲的準備。不是期望烈士為自己犧牲，而是信徒自己願意犧牲。人們豎起一座在社運中付出代價的人的塑像，而原來在宗教而言，這方法早已被證實無效——英雄主義式的呼召，輕省方便的情感驅動，都無助於「傳教」。

在「低端人口」中間，一起生活

「這未必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應該有的情況，那麼多人坐牢。」甘仔回顧自己1974年來港的日子，比較當年與今日，中國狀況自有嚴峻的一面：「其實，真正的共產主義是開放自由的，是一個新的世界新的思想，不需要拘捕人。但現在有些不同思想的人比如維權律師也被拘捕了。」矛盾中，甘仔期望有機會去大陸，甚至在大陸終老。「因為無論如何，我覺得中國人民也是健康的，最重要是人民，所以我嘗試在中國人民中間生活，看看會否屬於新天新地發展中的新的大家庭。我不是上大陸教什麼甚至傳教，而是去和那裏的人民一起生活。我覺得（我們的）相處把我們的信仰種在別人那裏。而且現在不像以前那樣神父去中國只是宣講耶穌，現在全部人都知道這些，無論是天主教還是基督教。耶穌在群眾中，有些人被所謂開放、發展得很快的社會踢出去，比如北京的『低端人口』，我們要在這些人中間和他們一起。」

導演江瓊珠強調怕訪問談到太多宗教話題，令人誤解紀錄片也如此，但身為首批觀眾，我亦可向讀者確認這裏所說的，紀錄片談的都不多。也許甘仔的神父身份在不同國家、地區和領域上，都顯著表現為大愛包容，尤其對那些包圍着他、熱情如見到宗教精神領袖的人們來說；但他早年不以神父身份、而是英文教師而成為內地身邊眾人偶像（甚至幻想對象），也是不難想像與理解的。同時，他又確實身為神父來關心社會底層人士，以一個外籍人士現身當年人群之中，此舉對內地他接觸到的「人民」的切身影響，在我看來，似乎比他在香港做的所有事都更成功。只是誰又想到，這種成功會在幾十年後的2011年終止，被當局列入「黑名單」，不批簽注，不准入境。這個「不准」長達五年之久。不准入境，不是因為他的問題，而是因為梵蒂岡與北京的問題——當年那些祝聖主教的問題。宗教與政治成為甘仔最大的矛盾：一方面宗教令他有了與人同憂的使命，一方面政治令他與大陸人民隔絕數年。

怎樣才是真正的革命

問到不同年代的香港與大陸比較，他主動提到香港社運爭議。我順勢問他如何定義行動成敗——這是社運界爭論不休的話題。他提到當年為艇戶爭取權益，但就事件看是成功了，為水上新娘爭取到拿身份證；但到多年以後，他為其他人爭取居港權時，有一些記者訪問以前的艇戶，艇戶認為自己和爭取居港權的人「不一樣」，方令甘仔知道多年前的行動其實是「很大的失敗」，因為他們獲得了自己的權益之後，並未再進一步關心其他人。經歷幾十年，才知當初那種成功，只是為當時當事者爭取了他們的個人權益。而甘仔眼中的成功，始終與宗教有關：愛所有人，即大愛。

「如果令人只愛自己，就是我的失敗。」他為人爭取居港權，是因為以為這群人會影響本地人。他以為。他栽種，有樹有枝有花有果有種子，他的信仰才有可能傳播。「要令人學會關心別人，如果沒有這個改變，任何爭取也未必是對新天新地有意思的。」

「在成功當中有一些失敗，在失敗當中有一些成功，這也是矛盾論，是馬克思說的⋯⋯但那失敗令愈來愈多人參與社會運動。」19年後的今天，仍有人願意付出精神、體力和知識，為甘仔創辦的居留權大學教導學生。有些學生，本來不是爭取居留權的人，只是街坊，卻因上了居大的課自此從無間斷，每周都來，累積著一種抗爭力量。「抗爭要繼續，但我們也要承認自己和社會的制度有些妥協。因為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妥協，肯定社會會『搞掂佢』（做倒他），就像耶穌那樣。今天我們也是聖約翰，他也是被夏洛特斬頭。如果你真的完全堅持到底，遲早也會沒命。這是我們以前的老師說的，他說如果你60歲以上還有生命，肯定有妥協過，直接或間接的。」

「我已經69歲了，自己可以做的事就做。現在的社會行動未必真的如此關心別人的思想，而是像投資，一種資本主義行為，投多少一定要有多少效果。我們要更深刻地反省，人生，就是人的精神。真正的革命──」他右手指住額旁：「──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