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 深度

導演 Sean Baker 專訪:你可以說我像爵士樂一樣拍電影

他有點厭倦討論 iPhone 拍電影的話題,深信劇本必須深入到故事場景之中才能寫好,還會用 Instagram 面試演員。


美國獨立導演Sean Baker,1971年生於美國新澤西州,就讀紐約大學電影系,以其擅長的低成本製作活躍於美國獨立電影圈。 攝:林振東/端傳媒
美國獨立導演Sean Baker,1971年生於美國新澤西州,就讀紐約大學電影系,以其擅長的低成本製作活躍於美國獨立電影圈。 攝:林振東/端傳媒

Sean Baker 非常清楚如何呈現自己,以及呈現出來的面貌。在暗沉的酒店長廊,他很輕易就確認了怎樣可以突出自己的某幾個角度。對光極度敏感,也是對構圖極度熟悉。這與他的電影風格似乎保持一致,雖是用極寫實的敘事手法,紀錄片式的鏡頭捕捉,從第四部作品《Starlet》起,Sean Baker 為自己的電影特別調配不一樣的視覺,總是成功營造出非一般的色彩渲染和對比。《Starlet》和煦的金黃色,《Tangerine》絢爛的霓虹色,《The Florida Project》繽紛的藍紫色,還未看全貌就先聲奪人,彷彿為影像加添個性。他的作品也收穫了越來越多的主流觀眾。

電影對他來說不只是作品,也是一種方法。Sean Baker 特別留意資訊,留意低收入階層和社會邊緣人士的生活現狀。他的每一部電影不僅僅是影像,也可以看作是美國草根階層的真實生活剪影。《Take Out》講中國非法移民在紐約送外賣償還偷渡費用的故事;《Prince of Broadway》講加納移民在紐約賣假名牌,卻憑空多了一個兒子要養,生計突然變得難以維持;它們在十數年前就為 Sean Baker 打下知名度,他以近在咫尺的寫實風格白描了悲喜交加的貧弱生活。Sean Baker 清楚媒介的力量,電影的力量,他要確認這些故事的根源是真實的,這些困境在生活中是真實的。

他用 iPhone 拍攝《Tangerine》,引起了許多話題。經過傳媒報導之後,大家關注的重點總是在 iPhone 拍攝電影這件事,卻不知道這其中也有很多潛台詞。「科技變化太快了,每一次電話硬體更新之後,與前代的差異都很大,如果我想要用這些玩具拍攝,每次都要重新再學一遍。」他有些厭倦回答 iPhone 拍攝的問題了。「我現在再說怎麼拍《Tangerine》,很多細節已經沒法參考了。」那已經是三年之前,iPhone 在那之後已經更新了三次。無論如何,他都將繼續擁抱新科技,不斷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不斷提醒自己創作和看待電影的方式。

端傳媒在 Sean Baker 訪港時專訪了他,讓這位獨立電影人介紹《The Florida Project》背後的故事,也談談科技與現實在他的拍攝和製作中到底發揮了怎樣的功能。

端傳媒 =
Sean Baker = Baker

:Tangerine 和 The Florida Project 這兩套電影隔了五年,為什麼延遲了拍攝 The Florida Project?

Baker:我們一開始沒想到 The Florida Project 需要比較大的預算,當時我們發現不夠錢,只爭取到足夠拍 Tangerine 的預算。我覺得我們在有足夠預算之前不應該開拍,就先拍了 Tangerine(Tangerine 的成型遲過 The Florida Project)。Tangerine 其實是一個好的選擇,它打開了 The Florida Project 的門。當我們發現基西米(Kissimmee)的狀況沒有怎麼改變,把這個故事說出來就更重要了,因為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改善。在拍攝時我們遇到一些正在長個子的小孩子,他們整個成長時期都住在廉價旅館,我們覺得這是很迫切很重要的題目,所以立刻跳回去,緊接着當初的進度做下去。

:用35mm的鏡頭拍攝會令拍攝這部電影更昂貴嗎?

Baker:當然。毫無疑問,這跟用 iPhone 拍攝比有成本差距,但同時當你拿到一個中等成本的預算,而且你是跟威廉達佛(William Dafoe)這樣的明星合作,又能每天長時間跟小朋友拍戲,你就會發現那個媒介變得沒那麼重要,那不再是這部電影最昂貴的部分了。所以其實用35mm 拍攝是可行的,不會令我們破產,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出來的模樣正正是我這部電影想要的。我想要那種蔥鬱的顏色。我想要那種你只能夠透過光化方法(photochemical)才能獲得的東西,帶着一種有機的感覺(organic feel)。我常常跟我的攝影指導說,我想要這部電影的視覺要像你的家人去奧蘭多(Orlando)然後寄給你的明信片那樣。那種感覺就是我們用35mm 得到的效果。

:為這部電影籌備資金困難嗎?

Baker:我自資拍了頭三部電影。這些電影的成本並不高:五萬、三千,再一個五萬。這不是最難的事。不過,你寧願有別人幫你的電影出錢,對吧?從 Starlet 開始我找到了投資人,那從來都是很困難的。不過同時,Tangerine 為我打開了很多扇門,June Pictures 接觸我,跟我說只要拍這部電影不超支,我可以有一個導演剪輯版和藝術創作上的掌控權。

Sean Baker 曾以六人製作團隊,用 3 部 iPhone 5s 完成了一部紀錄片《Tangerine 》。

Sean Baker曾以六人製作團隊,用 3 部 iPhone 5s 完成了一部紀錄片《Tangerine 》。攝:林振東/端傳媒

:聽說這部電影的故事是 Chris Prakash 給你的?

Baker:他建議我們可以圍繞那樣的背景(廉價居住區的低收入家庭)來拍一部電影,因為他比較熟悉那個環境,而我不是。他轉給我看相關的一些新聞報導,我就陷進去了,讀這些報導讓我又難過又訝異。我之前對此一無所知,那感覺太詭異了。我曾經住過紐約,也住過洛杉磯,盡可能讓自己多接觸資訊,但這個組群甚至有一個名字了——看不見的流浪者——我連這個也不知道。

他們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無法享有穩定的居住環境。他們仍然「有瓦遮頭」(不是露宿街頭),想盡辦法掙扎,依賴低廉的汽車旅館,或跟朋友或家人一起住,或有時甚至住在露營車。而這是眼下美國正發生的事,嚴重地被忽略了,而這就是為什麼人們稱他們是看不見的流浪者,因為他們是隱形的。

:你的電影在拍攝前通常都沒有完整劇本嗎?

Baker:每次情況都不一樣。The Florida Project 準備拍攝時,我們想說一個關於小孩子的故事。然後我們決定主角會是一個單親媽媽和她的女兒。但我們只知道這些。我們一開始想,可能這是一個初戀的故事,可能是一段 puppy love,可能這是一個⋯⋯我們不知道故事的走向。我們要真的進入那個環境之後在那裏找到答案,透過跟那裏的居民、小商販、汽車旅館的經理說話,去找出整個故事。所以每一次都有點不同,故事的主體會帶着我們走。拍 Tangerine 時,我們是完全盲目的。我們走進拍攝現場,還完全不知道會說一個怎麼樣的故事,連故事裏會有什麼樣的角色也不清楚,這全部是從與那個社群交流之後得出來的。

:所以這算是一種爵士式的電影製作?

Baker:這很有趣。是的,爵士是即興的,所以我會說是的。拍攝時有很多演員的即興表演。我們一直很鼓勵這種方式。同時在幕後也有很多即興。在製作上也有即興,例如,為了讓電影呈現出更好的質感,製作人嘗試了很多創意,也嘗試了不同的手法去解決我們遇到的拍攝問題等等。所以爵士是一個很好的比喻。

:很多人如果沒有準備充分就開始拍攝,會沒有安全感,你會顧慮這些嗎?

Baker:是有一點害怕。但結果是好的。那種不完備讓我感到十分高興,不完備給電影帶來了好的意外,帶來機緣,讓我興奮極了,因為這算是現實生活的引領。我製作的電影是比較新的,至少在風格上比較新,應該是寫實走向,用紀錄片的風格去拍。當你決定用紀錄片的技術和技巧來拍一部劇情片,那一刻起,你就等於允許了現實生活引導你來拍這樣的電影。然後你時常會得到一些平時根本無法企及的收穫,人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高。但是你需要有信心,甚至很多盲目的信心。

:什麼東西令你這樣樂觀?

Baker:當然(過度樂觀)也有點可怕,但某程度上也讓人興奮。身為一個電影製作人,我不是那麼有自信,但我也有自信的時候。我知道如果過不了自己這一關,我是不會推出這套電影的。所以我最終會找到恰當的處理手法,那個過程通常會很有趣。我想是那些時刻和那種自信,督促我不斷向前走。

Sean Baker新作《歡迎光臨夢幻樂園》(The Florida Project)電影由兒童出發,內容聚焦於美國迪士尼附近的廉價汽車旅館,以當地低下階層的生活,書寫殘酷現實。

Sean Baker新作《歡迎光臨夢幻樂園》(The Florida Project)電影由兒童出發,內容聚焦於美國迪士尼附近的廉價汽車旅館,以當地低下階層的生活,書寫殘酷現實。攝:林振東/端傳媒

:你們的團隊有多少人?

Baker:不算大。我們仍然盡量維持在最低限度。大概有四十人左右。

:四十?那 Tangerine 的工作人員團隊有多少人?

Baker:五人。有 Radium Cheung,對,還有身兼多職的鄒時擎,她是製作人、服裝設計師、場景串聯(continuity),而且她在電影中有演出。Chris Prakash 是我們的共同編劇,基本上有任何需要幫忙的他都會出手。我們還有 Darren Dean,他是製作人,那就有六個。而有時我們有一、兩個助製幫忙,所以最多是七人,不過 Darrin 常常在辦公室,沒有助製的話就只有五人。

:你是怎樣決定到NYU學習電影製作的?

Baker:我很小的時候就想成為電影製作人,然後發現光是找到自己的風格,找到自己的興趣,或者自己的領域需要很多很多年。我們會談論拍攝技術的改變,但無論科技怎樣改變,拍電影仍然有一些⋯⋯我認為一旦電影人有了他或她自己的風格,媒介的變化並不會太影響拍攝的過程。當然,iPhone令你可以隱秘地拍攝,而不會令新手演員被嚇到。35mm 可以令你得到美麗的鏡頭感,那種化學的成影。但這些都沒影響到我的風格。我仍然拍攝一樣的比例,我仍然是用那麼多手提拍攝和鎖住向下(locked down camera)的鏡頭。即使科技有改變,我實際的風格並沒有改變。我仍然嘗試拍出電影感,那是要放上大銀幕的,那種被普羅大眾視為是電影的作品。

:那你對於這些電影拍攝科技的改變有什麼感覺?

Baker: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我覺得只要我們不拋棄那些卓有成效的方法和媒介,引入新的媒介或數位化的新方法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它令你有更廣闊的視野、更多的玩具,更多的工具。如果你是電影製作人或藝術家,它給你一張更廣大的「畫布」。用 iPhone 或其他手機拍攝是很重要的改變。它提供了機遇:影像是最昂貴的藝術,而無論我們投入多少資源,或無論科技給我們多少越來越便宜的工具,那仍是一項最昂貴的藝術。但科技正在為過去沒能進入這個領域的人提供機遇。從更普遍的角度來看,社交平台和網絡也為電影製作帶來難以置信的改變。數位世代的剪輯改變了一切。我在菲林(電影底片)上剪輯了我的第一部電影。老實說,以前用刀片和磁帶是很荒謬的,那並不有趣,很耗費時間。非線性剪輯(Non-linear Editing System)發明到現在可能有二十年了吧?可能再久一點。而我認為那是一個真正的進步。我知道有些人仍然很想拿着菲林,觸摸菲林,那也不錯,為了那些人我們要讓菲林繼續存在。但對我而言,我完全接受新的數碼媒介和剪輯。而且還有社交平台,那對我們幫助十分大。我曾用社交平台去選演員、為我的電影配樂、找到一起工作的團隊。所以那是很棒的事。

Sean Bake作品多以社會邊緣人作為題材,而畫面色彩豐富,亦是令觀眾對他作品印象深刻的一個元素。

Sean Bake作品多以社會邊緣人作為題材,而畫面色彩豐富,亦是令觀眾對他作品印象深刻的一個元素。攝:林振東/端傳媒

:你有透過 Instagram 面試演員?

Baker:不是,只是Bria。我們為了 Ashley 的角色在物色演員,我看過一部短片之中有她的演出。我是在 Vimeo 看到這部片的,感謝科技——當時這部短片入口就在主頁上。在這部叫 Gang 的短片裏,她演得十分好,所以我們找了她做另一個媽媽的角色。我們其實沒有打算用 Instagram 選演員,而只是剛好我找到 Bria 的 Instagram,覺得她十分適合這個角色。

:所以是更常透過 Skype 或 Instagram 來尋找演員了嗎?

Baker:是的,現在你不需要真的見面。能當面接觸當然是好的,但如果不行那也沒有問題。我面試 Dree Hemingway 時,全是透過Skype的。我們在上面聊了很久很久,最後就用視訊決定了。對我而言那是愈來愈正常的。我不知道在這行業這有多普遍。

:但你是否要確定他/她們在網絡上是否真實的?

Baker:是的,你不能只是試鏡,你要証實她真的能演。我讓 Bria 飛到奧蘭多(Orlando),讓她和小孩子一起閱讀,她完全適合這個角色。我非常幸運,找到很多新手演員他們都表演得非常好。有 Kiki,Besedka Johnson 和好幾個六七歲的新人。不過我們沒有說,也有很多很優秀的人,最後沒能和我們合作。他們可能不能明白表演這個概念。就像我自己,我在鏡頭面前十分可怕。我們遇到過一些人,看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形象很適合某一些角色,但只要把攝影機放到他們面前,即使只是 iPhone,他們也立刻變得僵硬。他們會感到害怕和緊張,就把自己關閉起來。不再是他們本身的樣子,這也是經常發生的,你需要測試他們。

:你是否經常用社交平台?

Baker:我不太用私人帳號了。我仍然有Facebook專頁,但我不太用了,那會佔用很多時間。我一直也有用 Twitter 來宣傳我的電影的方式,也會看一些行業資訊。但也太費時了。我嘗試着少用。我會用 letterboxd 這個電影社交平台,然後 Instagram 的內容全是我的狗。

錄音整理:盧凡
翻譯:Elva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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