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n Baker 非常清楚如何呈現自己，以及呈現出來的面貌。在暗沉的酒店長廊，他很輕易就確認了怎樣可以突出自己的某幾個角度。對光極度敏感，也是對構圖極度熟悉。這與他的電影風格似乎保持一致，雖是用極寫實的敘事手法，紀錄片式的鏡頭捕捉，從第四部作品《Starlet》起，Sean Baker 為自己的電影特別調配不一樣的視覺，總是成功營造出非一般的色彩渲染和對比。《Starlet》和煦的金黃色，《Tangerine》絢爛的霓虹色，《The Florida Project》繽紛的藍紫色，還未看全貌就先聲奪人，彷彿為影像加添個性。他的作品也收穫了越來越多的主流觀眾。
電影對他來說不只是作品，也是一種方法。Sean Baker 特別留意資訊，留意低收入階層和社會邊緣人士的生活現狀。他的每一部電影不僅僅是影像，也可以看作是美國草根階層的真實生活剪影。《Take Out》講中國非法移民在紐約送外賣償還偷渡費用的故事；《Prince of Broadway》講加納移民在紐約賣假名牌，卻憑空多了一個兒子要養，生計突然變得難以維持；它們在十數年前就為 Sean Baker 打下知名度，他以近在咫尺的寫實風格白描了悲喜交加的貧弱生活。Sean Baker 清楚媒介的力量，電影的力量，他要確認這些故事的根源是真實的，這些困境在生活中是真實的。
他用 iPhone 拍攝《Tangerine》，引起了許多話題。經過傳媒報導之後，大家關注的重點總是在 iPhone 拍攝電影這件事，卻不知道這其中也有很多潛台詞。「科技變化太快了，每一次電話硬體更新之後，與前代的差異都很大，如果我想要用這些玩具拍攝，每次都要重新再學一遍。」他有些厭倦回答 iPhone 拍攝的問題了。「我現在再說怎麼拍《Tangerine》，很多細節已經沒法參考了。」那已經是三年之前，iPhone 在那之後已經更新了三次。無論如何，他都將繼續擁抱新科技，不斷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不斷提醒自己創作和看待電影的方式。
端傳媒在 Sean Baker 訪港時專訪了他，讓這位獨立電影人介紹《The Florida Project》背後的故事，也談談科技與現實在他的拍攝和製作中到底發揮了怎樣的功能。
端傳媒 = 端
Sean Baker = Baker
端：Tangerine 和 The Florida Project 這兩套電影隔了五年，為什麼延遲了拍攝 The Florida Project？
Baker：我們一開始沒想到 The Florida Project 需要比較大的預算，當時我們發現不夠錢，只爭取到足夠拍 Tangerine 的預算。我覺得我們在有足夠預算之前不應該開拍，就先拍了 Tangerine（Tangerine 的成型遲過 The Florida Project）。Tangerine 其實是一個好的選擇，它打開了 The Florida Project 的門。當我們發現基西米（Kissimmee）的狀況沒有怎麼改變，把這個故事說出來就更重要了，因為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改善。在拍攝時我們遇到一些正在長個子的小孩子，他們整個成長時期都住在廉價旅館，我們覺得這是很迫切很重要的題目，所以立刻跳回去，緊接着當初的進度做下去。
端：用35mm的鏡頭拍攝會令拍攝這部電影更昂貴嗎？
Baker：當然。毫無疑問，這跟用 iPhone 拍攝比有成本差距，但同時當你拿到一個中等成本的預算，而且你是跟威廉達佛（William Dafoe）這樣的明星合作，又能每天長時間跟小朋友拍戲，你就會發現那個媒介變得沒那麼重要，那不再是這部電影最昂貴的部分了。所以其實用35mm 拍攝是可行的，不會令我們破產，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出來的模樣正正是我這部電影想要的。我想要那種蔥鬱的顏色。我想要那種你只能夠透過光化方法（photochemical）才能獲得的東西，帶着一種有機的感覺（organic feel）。我常常跟我的攝影指導說，我想要這部電影的視覺要像你的家人去奧蘭多（Orlando）然後寄給你的明信片那樣。那種感覺就是我們用35mm 得到的效果。
端：為這部電影籌備資金困難嗎？
Baker：我自資拍了頭三部電影。這些電影的成本並不高：五萬、三千，再一個五萬。這不是最難的事。不過，你寧願有別人幫你的電影出錢，對吧？從 Starlet 開始我找到了投資人，那從來都是很困難的。不過同時，Tangerine 為我打開了很多扇門，June Pictures 接觸我，跟我說只要拍這部電影不超支，我可以有一個導演剪輯版和藝術創作上的掌控權。
端：聽說這部電影的故事是 Chris Prakash 給你的？
Baker：他建議我們可以圍繞那樣的背景（廉價居住區的低收入家庭）來拍一部電影，因為他比較熟悉那個環境，而我不是。他轉給我看相關的一些新聞報導，我就陷進去了，讀這些報導讓我又難過又訝異。我之前對此一無所知，那感覺太詭異了。我曾經住過紐約，也住過洛杉磯，盡可能讓自己多接觸資訊，但這個組群甚至有一個名字了——看不見的流浪者——我連這個也不知道。
他們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無法享有穩定的居住環境。他們仍然「有瓦遮頭」（不是露宿街頭），想盡辦法掙扎，依賴低廉的汽車旅館，或跟朋友或家人一起住，或有時甚至住在露營車。而這是眼下美國正發生的事，嚴重地被忽略了，而這就是為什麼人們稱他們是看不見的流浪者，因為他們是隱形的。
端：你的電影在拍攝前通常都沒有完整劇本嗎？
Baker：每次情況都不一樣。The Florida Project 準備拍攝時，我們想說一個關於小孩子的故事。然後我們決定主角會是一個單親媽媽和她的女兒。但我們只知道這些。我們一開始想，可能這是一個初戀的故事，可能是一段 puppy love，可能這是一個⋯⋯我們不知道故事的走向。我們要真的進入那個環境之後在那裏找到答案，透過跟那裏的居民、小商販、汽車旅館的經理說話，去找出整個故事。所以每一次都有點不同，故事的主體會帶着我們走。拍 Tangerine 時，我們是完全盲目的。我們走進拍攝現場，還完全不知道會說一個怎麼樣的故事，連故事裏會有什麼樣的角色也不清楚，這全部是從與那個社群交流之後得出來的。
端：所以這算是一種爵士式的電影製作？
Baker：這很有趣。是的，爵士是即興的，所以我會說是的。拍攝時有很多演員的即興表演。我們一直很鼓勵這種方式。同時在幕後也有很多即興。在製作上也有即興，例如，為了讓電影呈現出更好的質感，製作人嘗試了很多創意，也嘗試了不同的手法去解決我們遇到的拍攝問題等等。所以爵士是一個很好的比喻。
端：很多人如果沒有準備充分就開始拍攝，會沒有安全感，你會顧慮這些嗎？
Baker：是有一點害怕。但結果是好的。那種不完備讓我感到十分高興，不完備給電影帶來了好的意外，帶來機緣，讓我興奮極了，因為這算是現實生活的引領。我製作的電影是比較新的，至少在風格上比較新，應該是寫實走向，用紀錄片的風格去拍。當你決定用紀錄片的技術和技巧來拍一部劇情片，那一刻起，你就等於允許了現實生活引導你來拍這樣的電影。然後你時常會得到一些平時根本無法企及的收穫，人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高。但是你需要有信心，甚至很多盲目的信心。
端：什麼東西令你這樣樂觀？
Baker：當然（過度樂觀）也有點可怕，但某程度上也讓人興奮。身為一個電影製作人，我不是那麼有自信，但我也有自信的時候。我知道如果過不了自己這一關，我是不會推出這套電影的。所以我最終會找到恰當的處理手法，那個過程通常會很有趣。我想是那些時刻和那種自信，督促我不斷向前走。
端：你們的團隊有多少人？
Baker：不算大。我們仍然盡量維持在最低限度。大概有四十人左右。
端：四十？那 Tangerine 的工作人員團隊有多少人？
Baker：五人。有 Radium Cheung，對，還有身兼多職的鄒時擎，她是製作人、服裝設計師、場景串聯（continuity），而且她在電影中有演出。Chris Prakash 是我們的共同編劇，基本上有任何需要幫忙的他都會出手。我們還有 Darren Dean，他是製作人，那就有六個。而有時我們有一、兩個助製幫忙，所以最多是七人，不過 Darrin 常常在辦公室，沒有助製的話就只有五人。
端：你是怎樣決定到NYU學習電影製作的？
Baker：我很小的時候就想成為電影製作人，然後發現光是找到自己的風格，找到自己的興趣，或者自己的領域需要很多很多年。我們會談論拍攝技術的改變，但無論科技怎樣改變，拍電影仍然有一些⋯⋯我認為一旦電影人有了他或她自己的風格，媒介的變化並不會太影響拍攝的過程。當然，iPhone令你可以隱秘地拍攝，而不會令新手演員被嚇到。35mm 可以令你得到美麗的鏡頭感，那種化學的成影。但這些都沒影響到我的風格。我仍然拍攝一樣的比例，我仍然是用那麼多手提拍攝和鎖住向下（locked down camera）的鏡頭。即使科技有改變，我實際的風格並沒有改變。我仍然嘗試拍出電影感，那是要放上大銀幕的，那種被普羅大眾視為是電影的作品。
端：那你對於這些電影拍攝科技的改變有什麼感覺？
Baker：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我覺得只要我們不拋棄那些卓有成效的方法和媒介，引入新的媒介或數位化的新方法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它令你有更廣闊的視野、更多的玩具，更多的工具。如果你是電影製作人或藝術家，它給你一張更廣大的「畫布」。用 iPhone 或其他手機拍攝是很重要的改變。它提供了機遇：影像是最昂貴的藝術，而無論我們投入多少資源，或無論科技給我們多少越來越便宜的工具，那仍是一項最昂貴的藝術。但科技正在為過去沒能進入這個領域的人提供機遇。從更普遍的角度來看，社交平台和網絡也為電影製作帶來難以置信的改變。數位世代的剪輯改變了一切。我在菲林（電影底片）上剪輯了我的第一部電影。老實說，以前用刀片和磁帶是很荒謬的，那並不有趣，很耗費時間。非線性剪輯（Non-linear Editing System）發明到現在可能有二十年了吧？可能再久一點。而我認為那是一個真正的進步。我知道有些人仍然很想拿着菲林，觸摸菲林，那也不錯，為了那些人我們要讓菲林繼續存在。但對我而言，我完全接受新的數碼媒介和剪輯。而且還有社交平台，那對我們幫助十分大。我曾用社交平台去選演員、為我的電影配樂、找到一起工作的團隊。所以那是很棒的事。
端：你有透過 Instagram 面試演員？
Baker：不是，只是Bria。我們為了 Ashley 的角色在物色演員，我看過一部短片之中有她的演出。我是在 Vimeo 看到這部片的，感謝科技——當時這部短片入口就在主頁上。在這部叫 Gang 的短片裏，她演得十分好，所以我們找了她做另一個媽媽的角色。我們其實沒有打算用 Instagram 選演員，而只是剛好我找到 Bria 的 Instagram，覺得她十分適合這個角色。
端：所以是更常透過 Skype 或 Instagram 來尋找演員了嗎？
Baker：是的，現在你不需要真的見面。能當面接觸當然是好的，但如果不行那也沒有問題。我面試 Dree Hemingway 時，全是透過Skype的。我們在上面聊了很久很久，最後就用視訊決定了。對我而言那是愈來愈正常的。我不知道在這行業這有多普遍。
端：但你是否要確定他／她們在網絡上是否真實的？
Baker：是的，你不能只是試鏡，你要証實她真的能演。我讓 Bria 飛到奧蘭多（Orlando），讓她和小孩子一起閱讀，她完全適合這個角色。我非常幸運，找到很多新手演員他們都表演得非常好。有 Kiki，Besedka Johnson 和好幾個六七歲的新人。不過我們沒有說，也有很多很優秀的人，最後沒能和我們合作。他們可能不能明白表演這個概念。就像我自己，我在鏡頭面前十分可怕。我們遇到過一些人，看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形象很適合某一些角色，但只要把攝影機放到他們面前，即使只是 iPhone，他們也立刻變得僵硬。他們會感到害怕和緊張，就把自己關閉起來。不再是他們本身的樣子，這也是經常發生的，你需要測試他們。
端：你是否經常用社交平台？
Baker：我不太用私人帳號了。我仍然有Facebook專頁，但我不太用了，那會佔用很多時間。我一直也有用 Twitter 來宣傳我的電影的方式，也會看一些行業資訊。但也太費時了。我嘗試着少用。我會用 letterboxd 這個電影社交平台，然後 Instagram 的內容全是我的狗。
錄音整理：盧凡
翻譯：Elva Fung
端传媒竟然有他的专访！
那部佛罗里达乐园,我感触颇深。
立个flag,希望以后有钱了支持他拍电影。😳
文中導演明明有否定「用 Instagram 面試演員」這一點，說是用 Instagram 尋找演員、用 Skype 面試演員。再把「用 Instagram 面試演員」放在摘要中不妥吧。
錯字：「汽車旅管」，旅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