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報導：劉曉波的柏林追思會，劉霞的出中國記

德國柏林當地時間7月13日下午18點，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逝世一週年的追思會在柏林客西馬尼教堂（Gethsemane Church）舉行。這座能容納近五百人的教堂座無虛席，對於劉曉波的追思會來說，客西馬尼教堂有着特別的意義——在東德時期，這裏曾是異見人士的聚會場所，在柏林牆倒下的前幾天，教堂的神職人員還拒絕警察搜捕，為上千名東德政權的反抗者提供過庇護。

提前到達現場的記者們，在走道的兩邊架滿了攝像機，嚴陣以待。而在座眾人中，有不少是當天奔波數百公里從德國其他城市甚至國外趕來參加活動的。然而，大家最期待見到的人——前兩天剛剛抵達柏林的劉曉波遺孀劉霞，卻沒有出現在這次追思會現場。

身體以外的原因

在追思會舉辦的前一天，獨立中文筆會會長、追思會組織者之一廖天琪在見過劉霞後表示，她將不會出現在活動的現場。因此，在活動現場，每次有與劉霞見過面的知情人士出現時，都會被記者們圍得水泄不通。大家最關心的有兩個問題——劉霞現在身體狀況如何？她為什麼沒能參加這次追思會？

劉霞與劉曉波的好友、流亡德國的作家廖亦武說，以劉霞目前的身體狀況，專家不建議她出席。廖天琪也表示，劉霞的精神不錯，但身體很虛弱，在會面的時候，僅僅走幾步路之後，劉霞就會暈眩，因此她需要時間休息。

但身體狀況似乎並不是劉霞未能出席追思會的最重要的原因。

「她當然是想參加的，但是因為身體和其他的因素，她不能。」 廖亦武說。而廖天琪則將原因說得更明。她說，劉霞告訴她原因了，但是自己不能直接說出來，具體是什麼原因，相信大家都知道——她的弟弟劉暉還在國內，而她和弟弟的關係這麼好。「中國的記者都是有自我審查的意識的，劉霞這裏，也有這個因素。」

自2010年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後，劉霞一直被中國政府軟禁，並患上嚴重抑鬱。去年7月劉曉波逝世後，劉霞一直被當局限制自由，且身體情況越來越糟糕，抑鬱症的狀況也不斷加重。

廖亦武曾多次表示，劉霞希望出國治病。今年5月初，他在社交媒體上公開了部分與劉霞通話的電話錄音，在電話中，劉霞不停哭泣， 「現在沒什麼可怕的了，走不掉就死在家裏。曉波已走了，這個世界再沒什麼可留戀，死比活容易，以死抗爭對於我，最簡單不過。」

「低調」的營救行動

然而，就在這通電話後兩個多月，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中國政府竟然在劉曉波逝世一週年前夕，允許劉霞離開中國。

「劉霞重獲自由，這是個特殊情況。也只可能在這個時間，發生在德國這個國家」，普立茲新聞獎得主、美國作家張彥（Ian Johnson）在接受端傳媒記者採訪時說。

一同在追思會上發言或表演的，除了廖亦武、廖天琪和張彥外，還有德國著名的詩人、歌手沃爾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德國女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而德國前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和夫人，也在未有提前預告的情況下出人意料地出現在了活動的現場。

這些人，過去都曾為劉霞的自由不懈地奔走呼喊。

廖亦武是劉曉波和劉霞夫婦多年的好友，他對劉霞獲釋起到了關鍵作用。2010年，在他第一次來到德國時，就成為了傳奇歌手比爾曼的朋友，曾和他一起參加演出活動；2012年，他獲得了在德國聲譽極高的書業和平獎，以表彰他「在書和詩作中為中國社會邊緣的人們立下一座文學紀念碑」。張彥接受採訪時表示，德國政府和民眾之所以能如此關注劉曉波和劉霞的命運，中間靠的是廖亦武的多方斡旋——他成功引起德國公共知識分子社群對這項議題的關注，而在德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很大，不僅可以影響民意，也能直接推動政府高層介入議題。

當然，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可以選擇無視壓力，「但默克爾是真心實意的關心人權這回事，這也是她的特質之一」，張彥說：「英國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因為脱歐焦頭爛額，同時太迫切的想要和中國做生意，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的注意力全部在歐洲，特朗普壓根就不在意這件事，而日本本身重要性不夠，並且和中國的關係緊張，因此只有德國有這個實力和意願去推動這件事。」

在劉霞的事情上，德國對於劉曉波夫婦命運的關心以及所付出的外交努力，遠遠超過了其他國家。前德國駐華大使史丹澤（Volker Stanzel）評價說，人權對於德國總理默克爾來說，不是空談，而是切實的事情。默克爾曾多次在兩國領導人的會晤中談及此事，據報在今天五月份訪華時，她也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釋放劉霞。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Michael Clauss）也一直記掛劉霞，多次與她通話。

追思活動剛開始，劉霞就委託廖天琪向默克爾和其他所有幫助過他們的德國朋友們表達誠摯感謝。

「您在講話中提到，劉霞感謝默克爾總理，是她向默克爾本人表示感謝嗎？還是德國？」一位德國記者在活動結束後追問廖天琪。「是向總理本人」，她確認說。

默克爾關心人權的特質和她的經歷不無關係。她年幼時曾生活在東德，因此她比很多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更懂得在專制之下生活的感受，也更了解如何跟專制國家打交道。

想要處理好釋放劉霞的問題並不容易。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經濟夥伴，與中國貿易關係的穩定關係着數千德國企業和數萬德國員工的生計，因此，對於德國總理來說，對中國人權問題和意識形態的批評需要謹慎。默克爾深諳中國政府是「愛面子」的心理，在這場營救行動中，德國方面是低調的——德國外交官不會在任何公開場合提起此事，不會當眾給中國政府難堪，而是關起門來說話。德國《斯圖加特報》評論認為，這是默克爾「沉默外交」的勝利。

而默克爾對於劉霞問題的關注，也要感謝比爾曼。這位家喻戶曉的藝術家，曾因為更相信東德的體制，而在火車接近邊境線時，跳下了火車。但他逐漸對東德體制深感不滿，不斷以激烈的言辭批判政府，雖然被秘密警察跟蹤，被禁止演出，但他還是寫了大量的歌曲，並在柏林牆兩側的東西德被廣為傳唱。在1976年，他在科隆舉辦演唱會之後，即被取消其民主德國國籍，成為轟動一時的歷史事件，也成為兩德分立時期的標誌性人物。

而德國總理默克爾也是比爾曼的粉絲。據廖亦武的文章憶述，比爾曼曾替自己轉過不少信給默克爾，並親自寫了一封長信呼籲關注劉曉波和劉霞的問題。在多方努力下，中德雙方終於在去年就劉曉波夫婦赴德問題進行了漫長的談判。但不幸的是，在談判開始沒多久，2017年7月13日，劉曉波就因肝癌病逝，當天，比爾曼致信廖亦武，寫道：「不是我們做到了，而是豬狗們得逞了」。

貿易戰的「副作用」？

在追憶會上，比爾曼在發言中犀利地指出，劉霞之所以能離開北京來到德國。不是因為中國政府的人道主義，而是因為政治和經濟交易，「劉霞獲得自由，恐怕還要感謝美國的那個瘋子總統」。

就在劉霞到達柏林的當天，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仍在德國進行訪問，當天上午，德語媒體關注的焦點還集中在中德政府磋商會議以及兩國之間簽署的近300億美元的雙邊合作文件，下午的報導重點就轉為即將赴德的劉霞。德國媒體紛紛推測，這樣的時間點絕非偶然，而是一次 「交易」。

有媒體分析，由於中美貿易戰正酣，中國急於拉攏歐洲，而德國則是歐洲範圍內對中國最重要的經貿夥伴。而劉霞獲釋來德，對於在國內政治困境重重、民調指數低走的默克爾來說，也是一劑有效的強心劑。因此，劉霞也成為了中國手上一張分量很重的牌，而在這個時候打出來，對德國來說是一個好的時機。

分析認為，劉霞的身份是藝術家、詩人，而不是民運人士，因此她的影響力以及對於中國的威脅並不大。而在劉曉波逝世一週年前夕，全世界的目光必然再次聚焦在劉霞身上，索性不如在這個時候讓劉霞出來，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也可以大大減少輿論壓力。

「是各種力量彙集在一起，東方和西方的，所以中國受不了了」，廖亦武向端傳媒記者表示。

「當然，我們也可以想像，她能夠被容許離開中國，德國方面也保證了她不會站在聚光燈下的。」張彥說：「而在劉曉波去世後的這一年，中國的安全機關也可能是在測試劉霞。她本來是能夠向西方媒體發聲，比如向《紐約時報》求援。但她並沒有這樣做，所以她到德國之後，也是會保持低調的」。

「當然，還有她的弟弟劉暉還在國內，但即使不在，中國也還是可以找到其他控制她的方式的。」張彥補充說。

在2006年3月20日，劉曉波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共人質外交遊戲何時了？》的文章，歷數中國從90年代起，把人質交易作為黨權外交的組成部分，玩捉放遊戲的歷史，他寫道：「中共對西方的外交是金錢加人質，金錢外交能夠奏效的，人質外交就免了，而光用金錢不管用的，才會附加人質交易」。他又批評，「這樣的人質外交既殘忍又下流，永遠是放一個、抓更多。」而這種捉放遊戲中還有「等級歧視」，國際知名度高的才能成為籌碼而最終獲釋。

那時的他，或許沒想到摯愛的妻子，最後也變成了「人質外交」中的一枚籌碼。

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之外，劉霞之所以能夠成功獲釋，當然離不開友人們的不懈努力和默克爾的「沉默營救」，但這並不代表中國的人權現狀有所改善，就在劉霞獲釋的第二天，64歲的民運人士秦永敏，就因為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重判13年。在《中共人質外交遊戲何時了？》的文章中，劉曉波寫道：「中國人權事業的成敗，國際大勢和西方大國的政治壓力固然重要，但在根本上還在於中國人自己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