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报导：刘晓波的柏林追思会，刘霞的出中国记

德国柏林当地时间7月13日下午18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的追思会在柏林客西马尼教堂（Gethsemane Church）举行。这座能容纳近五百人的教堂座无虚席，对于刘晓波的追思会来说，客西马尼教堂有着特别的意义——在东德时期，这里曾是异见人士的聚会场所，在柏林墙倒下的前几天，教堂的神职人员还拒绝警察搜捕，为上千名东德政权的反抗者提供过庇护。

提前到达现场的记者们，在走道的两边架满了摄像机，严阵以待。而在座众人中，有不少是当天奔波数百公里从德国其他城市甚至国外赶来参加活动的。然而，大家最期待见到的人——前两天刚刚抵达柏林的刘晓波遗孀刘霞，却没有出现在这次追思会现场。

身体以外的原因

在追思会举办的前一天，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追思会组织者之一廖天琪在见过刘霞后表示，她将不会出现在活动的现场。因此，在活动现场，每次有与刘霞见过面的知情人士出现时，都会被记者们围得水泄不通。大家最关心的有两个问题——刘霞现在身体状况如何？她为什么没能参加这次追思会？

刘霞与刘晓波的好友、流亡德国的作家廖亦武说，以刘霞目前的身体状况，专家不建议她出席。廖天琪也表示，刘霞的精神不错，但身体很虚弱，在会面的时候，仅仅走几步路之后，刘霞就会晕眩，因此她需要时间休息。

但身体状况似乎并不是刘霞未能出席追思会的最重要的原因。

“她当然是想参加的，但是因为身体和其他的因素，她不能。” 廖亦武说。而廖天琪则将原因说得更明。她说，刘霞告诉她原因了，但是自己不能直接说出来，具体是什么原因，相信大家都知道——她的弟弟刘晖还在国内，而她和弟弟的关系这么好。“中国的记者都是有自我审查的意识的，刘霞这里，也有这个因素。”

自2010年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后，刘霞一直被中国政府软禁，并患上严重抑郁。去年7月刘晓波逝世后，刘霞一直被当局限制自由，且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抑郁症的状况也不断加重。

廖亦武曾多次表示，刘霞希望出国治病。今年5月初，他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部分与刘霞通话的电话录音，在电话中，刘霞不停哭泣， “现在没什么可怕的了，走不掉就死在家里。晓波已走了，这个世界再没什么可留恋，死比活容易，以死抗争对于我，最简单不过。”

“低调”的营救行动

然而，就在这通电话后两个多月，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中国政府竟然在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前夕，允许刘霞离开中国。

“刘霞重获自由，这是个特殊情况。也只可能在这个时间，发生在德国这个国家”，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美国作家张彦（Ian Johnson）在接受端传媒记者采访时说。

一同在追思会上发言或表演的，除了廖亦武、廖天琪和张彦外，还有德国著名的诗人、歌手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德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而德国前总统高克（Joachim Gauck）和夫人，也在未有提前预告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活动的现场。

这些人，过去都曾为刘霞的自由不懈地奔走呼喊。

廖亦武是刘晓波和刘霞夫妇多年的好友，他对刘霞获释起到了关键作用。2010年，在他第一次来到德国时，就成为了传奇歌手比尔曼的朋友，曾和他一起参加演出活动；2012年，他获得了在德国声誉极高的书业和平奖，以表彰他“在书和诗作中为中国社会边缘的人们立下一座文学纪念碑”。张彦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政府和民众之所以能如此关注刘晓波和刘霞的命运，中间靠的是廖亦武的多方斡旋——他成功引起德国公共知识分子社群对这项议题的关注，而在德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很大，不仅可以影响民意，也能直接推动政府高层介入议题。

当然，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可以选择无视压力，“但默克尔是真心实意的关心人权这回事，这也是她的特质之一”，张彦说：“英国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因为脱欧焦头烂额，同时太迫切的想要和中国做生意，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注意力全部在欧洲，特朗普压根就不在意这件事，而日本本身重要性不够，并且和中国的关系紧张，因此只有德国有这个实力和意愿去推动这件事。”

在刘霞的事情上，德国对于刘晓波夫妇命运的关心以及所付出的外交努力，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前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Volker Stanzel）评价说，人权对于德国总理默克尔来说，不是空谈，而是切实的事情。默克尔曾多次在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中谈及此事，据报在今天五月份访华时，她也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释放刘霞。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也一直记挂刘霞，多次与她通话。

追思活动刚开始，刘霞就委托廖天琪向默克尔和其他所有帮助过他们的德国朋友们表达诚挚感谢。

“您在讲话中提到，刘霞感谢默克尔总理，是她向默克尔本人表示感谢吗？还是德国？”一位德国记者在活动结束后追问廖天琪。“是向总理本人”，她确认说。

默克尔关心人权的特质和她的经历不无关系。她年幼时曾生活在东德，因此她比很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更懂得在专制之下生活的感受，也更了解如何跟专制国家打交道。

想要处理好释放刘霞的问题并不容易。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与中国贸易关系的稳定关系着数千德国企业和数万德国员工的生计，因此，对于德国总理来说，对中国人权问题和意识形态的批评需要谨慎。默克尔深谙中国政府是“爱面子”的心理，在这场营救行动中，德国方面是低调的——德国外交官不会在任何公开场合提起此事，不会当众给中国政府难堪，而是关起门来说话。德国《斯图加特报》评论认为，这是默克尔“沉默外交”的胜利。

而默克尔对于刘霞问题的关注，也要感谢比尔曼。这位家喻户晓的艺术家，曾因为更相信东德的体制，而在火车接近边境线时，跳下了火车。但他逐渐对东德体制深感不满，不断以激烈的言辞批判政府，虽然被秘密警察跟踪，被禁止演出，但他还是写了大量的歌曲，并在柏林墙两侧的东西德被广为传唱。在1976年，他在科隆举办演唱会之后，即被取消其民主德国国籍，成为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也成为两德分立时期的标志性人物。

而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是比尔曼的粉丝。据廖亦武的文章忆述，比尔曼曾替自己转过不少信给默克尔，并亲自写了一封长信呼吁关注刘晓波和刘霞的问题。在多方努力下，中德双方终于在去年就刘晓波夫妇赴德问题进行了漫长的谈判。但不幸的是，在谈判开始没多久，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就因肝癌病逝，当天，比尔曼致信廖亦武，写道：“不是我们做到了，而是猪狗们得逞了”。

贸易战的“副作用”？

在追忆会上，比尔曼在发言中犀利地指出，刘霞之所以能离开北京来到德国。不是因为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而是因为政治和经济交易，“刘霞获得自由，恐怕还要感谢美国的那个疯子总统”。

就在刘霞到达柏林的当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仍在德国进行访问，当天上午，德语媒体关注的焦点还集中在中德政府磋商会议以及两国之间签署的近300亿美元的双边合作文件，下午的报导重点就转为即将赴德的刘霞。德国媒体纷纷推测，这样的时间点绝非偶然，而是一次 “交易”。

有媒体分析，由于中美贸易战正酣，中国急于拉拢欧洲，而德国则是欧洲范围内对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而刘霞获释来德，对于在国内政治困境重重、民调指数低走的默克尔来说，也是一剂有效的强心剂。因此，刘霞也成为了中国手上一张分量很重的牌，而在这个时候打出来，对德国来说是一个好的时机。

分析认为，刘霞的身份是艺术家、诗人，而不是民运人士，因此她的影响力以及对于中国的威胁并不大。而在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前夕，全世界的目光必然再次聚焦在刘霞身上，索性不如在这个时候让刘霞出来，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可以大大减少舆论压力。

“是各种力量汇集在一起，东方和西方的，所以中国受不了了”，廖亦武向端传媒记者表示。

“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像，她能够被容许离开中国，德国方面也保证了她不会站在聚光灯下的。”张彦说：“而在刘晓波去世后的这一年，中国的安全机关也可能是在测试刘霞。她本来是能够向西方媒体发声，比如向《纽约时报》求援。但她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她到德国之后，也是会保持低调的”。

“当然，还有她的弟弟刘晖还在国内，但即使不在，中国也还是可以找到其他控制她的方式的。”张彦补充说。

在2006年3月20日，刘晓波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共人质外交游戏何时了？》的文章，历数中国从90年代起，把人质交易作为党权外交的组成部分，玩捉放游戏的历史，他写道：“中共对西方的外交是金钱加人质，金钱外交能够奏效的，人质外交就免了，而光用金钱不管用的，才会附加人质交易”。他又批评，“这样的人质外交既残忍又下流，永远是放一个、抓更多。”而这种捉放游戏中还有“等级歧视”，国际知名度高的才能成为筹码而最终获释。

那时的他，或许没想到挚爱的妻子，最后也变成了“人质外交”中的一枚筹码。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外，刘霞之所以能够成功获释，当然离不开友人们的不懈努力和默克尔的“沉默营救”，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人权现状有所改善，就在刘霞获释的第二天，64岁的民运人士秦永敏，就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重判13年。在《中共人质外交游戏何时了？》的文章中，刘晓波写道：“中国人权事业的成败，国际大势和西方大国的政治压力固然重要，但在根本上还在于中国人自己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