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香港自己修：裝修師傅想跟你談談民主

裝修師傅松哥，每周四傍晚下班後，風塵僕僕趕到香港舊區土瓜灣，在茶餐廳填飽飢腸後，便趕去會合一支社區維修隊伍的夥伴，一起上樓為街坊義務維修家室；任務完成後，再拖著疲憊的身體，乘夜返回深港邊境的家。

這支特殊的社區維修隊名叫「維修香港」，其中和松哥一樣的義務裝修師傅，共有10多名。逢周四傍晚，一群師傅和探訪義工各自分隊出發上樓，或挨家挨戶洗樓叩門。年月如一，風雨無改。修的是廁所、水喉、電器、門窗，也是互助精神和民主參與。

這一室伙伴，萍聚於三年前。

「雨傘運動差不多完結時，我們問：係咪咁就完啦（是不是這樣就完啦）？」師傅大梁道。2014年12月11日，「It's just the beginning」的橫幅在金鐘被拆除，持續79天的佔領運動被迫散場。離場前夕，數個參與者每晚在金鐘「煲底」(立法會大樓對出有蓋位置)聚首，構想完結後的開始；有人提出，要把民主理念栽植到佔領區之外，必須「落區」----逐戶拍門，正面對話。傘運始時，已有年輕人試行，然而門閉的多，門開的少，因此他們另闢蹊徑。

「維修入屋，無得輸，一定幫到人。」多話的大梁，句句爽快。過去3年，維修香港寄居聖雅各福群會培育的社區組織「土家故事館」；而這家，是一個爐。不同階級、性別、年齡、種族的人，圍聚於此。每周四的恆常參與者有十、二十多人，往來重訪的不計其數，「初時想，有十個人已經好威水。」

從佔領金鐘到維修土瓜灣

在維修香港裏打點大小事務的鍾麗嫦（Sandy），是當日在煲底提出落區念頭的其中一人。傘運初期，質疑佔領的聲音漸多，Sandy來自社福界、曾任職社區中心活動助理，她明白，要向公眾解釋佔領初衷，便需透過落區親身與大眾接觸。「但在早期拍門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街坊是不會開門給你的，『傻既咩！又同我講佔領！』」

Sandy有過尋找隱閉長者的經驗，忽發奇想：「很多人的家裏都有一些小問題，但未必負擔得起去找師傅修理。一些長者見燈壞了，也不會叫師傅上門。如果我們幫上忙，他們的生活質素可以改善，而我們亦有機會跟他們對話，解釋佔領的原因。」維修隊不少師傅，均是從佔領區徵來，「金鐘有自修室，有單車發動機，又有水、電、樓梯，都是師傅造的。」在地區組織者的穿針引線下，他們最終落戶正待重建、舊樓臨立的土瓜灣，開步探進社區的肌理。

維修個案來自Facebook、whatsapp和親身求助，也經洗樓、街站和議員辦事處轉介。接到個案通知後，義工先會上門了解，再回報大隊，由師傅團隊商議能否接受委託。一旦接手，除了物料成本，師傅分文不收。維修行動約在三星期完成，每次兩、三小時，師傅配搭義工一組出動，前者專注維修時，後者便與住戶攀談，詢問住戶的生活難處，跟他們解釋自身窘境與政策不足的關係，並嘗試為住戶登記做選民，潛移默化他們關心社會。

最希望令街坊覺得，現在的艱難生活是可以改變的。

不久前，租住天台屋的吳太拜託維修香港修理一部電腦，電腦修好後，Sandy和義工一起去歸還。在唐樓的天台上，義工檢查電腦時，Sandy在一旁以普通話跟吳太交談。來自內地的吳太因丈夫工作關係，一家暫居香港；租金昂貴，只能租住舊區天台屋。環境雖苦，但吳太堅持把座地鋼琴搬上唐九樓的家，好讓女兒的成長有音樂作伴；而她丈夫，每天早上都會在天台對著環繞的高樓，吹奏小號。Sandy感慨，即便居住環境艱難，不少街坊對生活仍有執著和想望；維修隊的工作，就是希望維護這點生活尊嚴。

除了維修，Sandy亦試辦學童英文班、婦女煮飯仔和每月一次的土墟，以擴大接觸街坊的面向。多種共活嘗試，只為一個理想，「最希望令街坊覺得，現在的艱難生活是可以改變的。」Sandy記得，曾接觸過一對年輕夫婦，丈夫希望改變當下的困苦生活，卻不知前路何向，後來他提到想學修理水喉，她便介紹一位剛拿到水喉牌的師傅予他認識；後來，那位年輕人真的報讀了水喉維修課程。「改變，不靠別人，而靠自己。」Sandy說。

社區是一個政治場域

「自己香港自己救」，是數年前縈繞整個雨傘運動的口號。

「自己香港」，反映把香港作為主體的共同體思維；「自己救」，則是投身運動的覺悟。這種思悟與行動力，非一蹴而就。歷史河脈的浪濤，自過去起伏的支流迸匯而成。在七、八十年代萌生以至壯大的藍、白領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居民運動，以至婦女運動，均是八十年代民主運動的基砥；當中，居民運動是無數基層市民體驗賦權和學習組織的搖籃。

社區一直是個政治場域。英殖時期，不少基層港人居於環境惡劣的木屋、籠屋和徙置區；即便是公屋，也欠缺基本設施；住屋問題產生服務需求，社工於是落區組織居民爭取權益，改善生活。港英政府自1977年起資助「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Neighbourhood Leve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NLCDP)），至90年代高峰，54隊資助NLCDP於公屋、木屋區、臨屋區、舊市區和鄉郊區服務。1982年，社工和公屋街坊自發組織公屋評議會1，把個別地區的居民組織連結為全港性的房屋運動。及至90年代後期，NLCDP被「綜合鄰舍計劃」取代，數目大減，由於欠缺政府資助，組織力量大大削弱；另一方面，自區議會於80件代成立以來，區議員漸次取代街坊在社區爭取權益、領導組織的位置；以往由居民義工自發統籌的社區服務也被區議會包辦，成為建制派籠絡票源和建立根據地的手法，甚至衍生出「社區福利主義」2；回歸後，建制政團以雄厚資源和人脈網絡搶佔地區陣地，2015年區議會選舉後，建制派佔283席，民主派只得100席，跟80年代民主和社運組織佔據區議會大多數的盛景可謂差天共地。

街坊自發地建立關係網以及組織倡議的資源與空間，在政治收編、地區行政改制及建制力量的壟斷下，愈益薄弱。

近年興起的保育思潮與社運，為社區營造帶來契機。在改善居住環境的固有訴求外，古蹟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社區一躍成為社福機構熱切開發的新服務。以「土家」為例，就是由聖雅各福群會以市區更新信託基金（註一）資助於2014年開始營運，因緣際會，土家成為三個團體的載體：聖雅各福群會 (於2018年4月離開（註二）)、社區文化關注組，以及傘運後加入的維修香港。

在這個歷史脈絡下，維修香港從街頭回歸地區，嘗試以傳統深耕社區的方式建立群眾基礎。不過，以「深耕細作」為綱領的維修隊，有別於具有專業知識、能嫻熟地組織街坊的社工，亦非單純幫助基層生活需要、非政治性的義工團隊，甚至還多一重政治敏感的包袱。

這種在社區夾縫中的深耕細作，所築的路，能否通往民主理想？

「我地一介草民，點樣同個政府對抗？」

香港是一顆過重的果子，聚集的人把她墜得像一塊累世的鉛。皮色光澤鮮亮，卻又出奇易碎；擘開，滿手血汗。

炎日的周六早上，義工Ivan和師傅松哥應轉介之約，到元朗為長者羅太修窗。85歲的羅太與92歲的羅生居於唐六樓，二人睡房內的鋁窗久壞難關，屋外的沙塵自窗隙撲至，使軀體無力只能卧床的羅伯朝夕難受。除了破窗，羅太的座廁也無法沖水，廚房的燈亦壞了一年，但由於修理的項目太細，沒有師傅願意上6層樓梯賺一兩百元。獨自扛起照顧丈夫重任的羅太，天天疲於奔命，加上家居破損，「有時都好絕望啊」。

有別於來自民主理想幻滅的絕望，Ivan自基層街坊身上感知的絕望，來自生活。半退休的Ivan是製衣業出身，幹的是針線細活，也當過管理層。自淡出職場後，他始參與不同民主組織，維修香港是其一。三年裡，他接觸到各式家庭與個人，包括基層年輕人、弱勢長者、少數族裔、雙非、新移民、單親家庭、難民、長期病患及精神病康復者。

在大城中只佔著一個劏出來的空間的基層，大多無知於自己的權益，縱然了解，也是抱持放棄心態。

Ivan探訪居民時，經常聽到他們這樣說：「係呀！個社會係好唔公平，啲野唔應該係咁，但係我地可以點呢？我地日日做十幾個鐘，搵朝唔得晏，人地財雄勢大，我地一介草民，點樣同個政府對抗？」（「是啊！社會是很不公平，事情不應該是這樣，但我可以怎麼辦？我們天天做十幾個小時，早上賺的還不夠吃午飯，人家財雄勢大，我們一介草民，怎麼和政府對抗？」）

組織基層並非易事。基層並非同質的群體，有其各自的階級、性別、種族、移民身份的分野。不同的身份產生迥異的訴求，難以整合；而基層的困境，產生出一種共同而強大的無力感，消弭抗爭意志，而行動所需的時間和精力都在制度剝削下被搾淨。如果生存使人無言，如何對話？

民主，就是民意被受尊重。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但離不開以民為主。

「很多時都與政治無關，首先是關心他的需要、社區的需要，最後才會交換大家對時政的看法。過程中要有耐性，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要靠聆聽。一開始，街坊不會跟你交流很多，但慢慢他們會說出自己的不滿。」

Ivan也遇過，甫坐下，即與對方的政治立場勢成水火，那種情狀更要保持溫慢不火，「帶入他們關心的社會議題，再慢慢解釋我們為何爭取民主。」對話背後，是情感勞動、時間付出，以及對自我的謹慎節制。「民主，就是民意被受尊重。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但離不開以民為主。跟街坊聊天，一些人會多了留意資訊，例如遊行，談及的話題更多從民主角度出發，而非一開始就服膺權力。慢慢的改變，正正靠深耕細作去做，沒辦法一夜轉變的。」

對Ivan而言，交流原是希望社會不再撕裂。雨傘打開的一刻，罩緊了一群人，也摒開了一群人。顏色與派別的隔閡，在網上尤為明顯；也藉著同溫層與迴音谷的效應，使人與人之間更壁壘分明。早在佔領期間，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受訪時提醒，新媒體只有利於傳播簡單事實和基本信息，但對深度討論的作用可能有限；而社交媒體只屬科技，並非關係本身；深入對話，還得靠「強連接」(strong ties)[5]。

「其實唔知可以做乜，都係交心。」Ivan說，就如他與羅太。羅太在50年代被父母送上內地，80年代回港，為討生活幹了各種體力活。在睡房裡的報紙堆下，擱著羅太在80年代死慳死抵購入的一台日本製兄弟牌工業用衣車，當年就靠它在家中做縫紉幫補家計。當年的伙伴，今日依舊運作如常，羅太捨不得送往堆填區，故委託Ivan，「延續衣車的生命。」

「民主的話，不可以控制他們」

又一個周四晚上，松哥與幾個師傅合力把一幅數米長的藍白間帆布釘在木條上，為稍後的維修任務做準備。

何小姐移居香港剛滿七年，租住土瓜灣劏房。百來呎的長條形空間，住了一家四口。何小姐與大姐兒所在的睡房，整堵牆壁受潮，剝出白灰，睡覺時，一張臉都撲滿灰。由於無法移動房內的碌架床，師傅唯有外加遮擋物以隔開牆壁。等到約定時間，一行數位師傅挾著數米長的橫帆布走上何小姐的家。在Ivan一邊協助何小姐的選民登記時，師傅們一釘一釘的把布幕固定在天花板上。藍白帆布整襲落下時，恍如三年前的一幕景象。

「928當日，我買了一卷藍白間帆布。因為很多人要瞓街（睡在街頭），我見有時間便拿布去派，一來可以瞓，二來有胡椒噴霧時可以擋。但原來已非胡椒噴霧這回事，是催淚彈了。」

松哥長得像麥兜動畫裡的黎根校長，一向獨來獨往。他20歲出道，通曉各項維修技工；當過管理層，卻難忍下屬手工差劣，索性自己重出江湖。89年支援北京學運大遊行，他是一百萬分之一，但其後的二十多年並沒參與民主的組織工作，直至三年前暫泊維修隊伍中。松哥說，維修隊的個案有時頗為「惡做」，把重物搬上搬落不在話下，又要遷就基層住戶的經濟能力，挑選物料時要為他們精打細算，「我自己接番黎啲工程都無咁仆心仆命！（我自己接回來的工程都沒有這麼勞心勞力！）」

三年的仆心仆命，為土家儲來了一室街坊，也奠定了維修香港在社區以至香港公民社會的位置。然而，鄰里關係和社區營造，能否轉化為政治動能？

維修香港堅持開放的態度，沒有特定連結的泛民政黨或候選人。然而，在今年3月的立法會九龍西補選中，早前被DQ議席的泛民候選人姚松炎與民建聯候選人鄭泳舜一對一對決，維修香港罕有地決定動員支持姚松炎，惟姚氏最終落選。論者梳理因由，指出姚氏主打的民主理念和選戰策略未能觸動基層選民，故在傳統泛民陣地也接連失利。事實上，姚氏從政前，一直關注房屋議題，在他擔任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時，推出劏房租金指數，以監察租金的季度變化，提出把人均面積納入計算的呎控租收比以更準確反映劏房戶「愈住愈細、愈住愈貴」的苦況。九龍西劏房遍地，基層對租房之苦本應身同感受，但當中有多少人願意把手中一票寄託於專研政策的代議士身上？

我始終覺得，民主的話，不可以控制他們，我跟他解釋了，他要這樣投，我也要接受。

義工隊在盡量不影響街坊投票意向的前提下，又如何把深耕的成果轉化為政治力量？

「如果立場不鮮明只是得個「做」字。頭一兩次可能不表明立場，但我們上門的次數有限，資源又很有限，維修完成了，人家也不知道我們是雨傘運動出來的。」即使表明立場，呼喚到街坊關心社會，如果缺乏跟進，都是枉然。松哥記得，一位受助的基層住戶因著義工隊開始關心時政，還登記成為選民；後來在選舉中卻票投民建聯，以為該黨能為社區做事，「我始終覺得，民主的話，不可以控制他們，我跟他解釋了，他要這樣投，我也要接受。」

以服務介入社區、建立人際關係基礎的方式，一直被建制派複製發展；在其充沛資源下，這種揉合「社區福利主義」與鄰里紐帶的「造區」模式，使建制派有效地建立並擴大其陣地，甚至消弭泛民在社區裏的優勢。以2015年的鉛水事件為例，民主派揭發數條公共屋邨的食水重金屬含量超標，令其聲望大增，但由於欠缺後續支援跟進，鉛水問題漸次成為建制派籠絡民心的社區議題。例如，當時與建制派關係深厚的候選人梁婉婷（註：2015年區議會選舉當選後加入經民聯），於其中一條受鉛水影響屋邨的啟德北選區，針對鉛水問題廣推服務，包括請中醫義診及為街坊驗水，最後以1678票之差擊敗泛民候選人，當選當區區議員。面對資源雄厚的建制派，單打獨鬥的社區組織的確難以匹搏，松哥雖感無奈，但仍保有絲微期望，「我們時間有限，資源有限，但如果他們(街坊)肯用眼看，會知道哪些人真正為他們好，但未必是短時間做到。」

「到底維修入屋這方法可以改變到多少人？」

「其實十分之一也沒有。其實我們服務的人大多數本來已認同我們的理念，如果是因為我們而對政治完全改觀，的確不容易。」松哥無奈道。

「到處都有爐」

「我們知道深耕細作這條路不易走，一早料到有挫折。」Ivan說，一貫自若。

曾幾何時，傘後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催生茁長，本土和非建制陣營也曾創造過一陣全民抗爭的聲勢。然而經歷人大釋法、議會權力被大力箝制、街頭運動亦遭強力撲殺，加上非建制派的紛爭與內耗，阻礙了不同組織與團體間的互動串聯，減低了整體公民社會的協同能量。一片風聲鶴唳下，民主運動的支持者如啞浪蜷縮退潮，尤有甚者，更選擇逃避政治。

如果我們在社區重新建立這些人際關係，令絕望的人知道還有人伸出援手，有人跟他們同行，那這種絕望便不是絕對的。

「香港試過好窮，試過好絕望，當時大家好互助，但現在失落了這種精神。如果我們在社區重新建立這些人際關係，令絕望的人知道還有人伸出援手，有人跟他們同行，那這種絕望便不是絕對的。由絕望變回徬徨，讓冰冷溶化，也是我們的理想。只要一齊行，還有很多事可以做。」早前，羅太的衣車在各方穿針引線下終於找到認領方——女工會的車衣組。搬運當天，細雨綿延，三位義工壯丁把超過70公斤的衣車從六樓搬到地下，再打包出車，一口氣運到女工會。任職製衣多年的Ivan，仔細地組崁車件，檢查零件，插電試機；聽到衣車發出圓順的旋聲，Ivan摸摸機身，笑說，「舊機的確較耐用。」

不久前，維修隊接到市建局的知會，告知他們將於今年內收回土家現址，將來大夥兒聚腳何處，一切還是未知之數。

Ivan相信，有人就有爐：「土家是一個暖爐，街坊有需要、不快樂，都會來，義工會跟他們分擔。這種圍爐取暖的形式和效果，我們希望其他區都做得到。如果鄰里和社區可以互相守望，到處都有爐。」

「會址收番，但收唔到我地個團體。無地方落腳，咪散兵游勇，睇下點做囉！六四有一百萬人走出黎，點樣先令果一百萬人走番出來呢？到一個點，啲人唔再怕呢個政府，就番黎囉。（會址收回，但收不到我們這個團體。沒有地方聚腳，那就散兵游勇，看看怎麼做咯！六四有一百萬人走出來，怎麼才能令那一百萬人再走出來呢？到一個位置，那些人不再怕這個政府，就會回來咯。）」松哥朗道。大叔的童趣的笑，擘開有種悲觀的積極。

註一：在發展局於2011年公布的《市區重建策略》之下成立，用作資助向受市建局執行的重建項目所影響居民提供協助的社區服務隊之運作經費﹔資助由‘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建議的社會影響評估及其他相關的規劃研究﹔以及資助由非政府組織及其他持分者提議的在市區更新範圍內進行的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項目。

註二：聖雅各福群會於2018年4 月離開土家故事館，土家由兩個組織共同營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