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香港自己修：装修师傅想跟你谈谈民主

装修师傅松哥，每周四傍晚下班后，风尘仆仆赶到香港旧区土瓜湾，在茶餐厅填饱饥肠后，便赶去会合一支社区维修队伍的伙伴，一起上楼为街坊义务维修家室；任务完成后，再拖著疲惫的身体，乘夜返回深港边境的家。

这支特殊的社区维修队名叫“维修香港”，其中和松哥一样的义务装修师傅，共有10多名。逢周四傍晚，一群师傅和探访义工各自分队出发上楼，或挨家挨户洗楼叩门。年月如一，风雨无改。修的是厕所、水喉、电器、门窗，也是互助精神和民主参与。

这一室伙伴，萍聚于三年前。

“雨伞运动差不多完结时，我们问：系咪咁就完啦（是不是这样就完啦）？”师傅大梁道。2014年12月11日，“It’s just the beginning”的横幅在金钟被拆除，持续79天的占领运动被迫散场。离场前夕，数个参与者每晚在金钟“煲底”(立法会大楼对出有盖位置)聚首，构想完结后的开始；有人提出，要把民主理念栽植到占领区之外，必须“落区”—-逐户拍门，正面对话。伞运始时，已有年轻人试行，然而门闭的多，门开的少，因此他们另辟蹊径。

“维修入屋，无得输，一定帮到人。”多话的大梁，句句爽快。过去3年，维修香港寄居圣雅各福群会培育的社区组织“土家故事馆”；而这家，是一个炉。不同阶级、性别、年龄、种族的人，围聚于此。每周四的恒常参与者有十、二十多人，往来重访的不计其数，“初时想，有十个人已经好威水。”

从占领金钟到维修土瓜湾

在维修香港里打点大小事务的钟丽嫦（Sandy），是当日在煲底提出落区念头的其中一人。伞运初期，质疑占领的声音渐多，Sandy来自社福界、曾任职社区中心活动助理，她明白，要向公众解释占领初衷，便需透过落区亲身与大众接触。“但在早期拍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街坊是不会开门给你的，‘傻既咩！又同我讲占领！’”

Sandy有过寻找隐闭长者的经验，忽发奇想：“很多人的家里都有一些小问题，但未必负担得起去找师傅修理。一些长者见灯坏了，也不会叫师傅上门。如果我们帮上忙，他们的生活质素可以改善，而我们亦有机会跟他们对话，解释占领的原因。”维修队不少师傅，均是从占领区征来，“金钟有自修室，有单车发动机，又有水、电、楼梯，都是师傅造的。”在地区组织者的穿针引线下，他们最终落户正待重建、旧楼临立的土瓜湾，开步探进社区的肌理。

维修个案来自Facebook、whatsapp和亲身求助，也经洗楼、街站和议员办事处转介。接到个案通知后，义工先会上门了解，再回报大队，由师傅团队商议能否接受委托。一旦接手，除了物料成本，师傅分文不收。维修行动约在三星期完成，每次两、三小时，师傅配搭义工一组出动，前者专注维修时，后者便与住户攀谈，询问住户的生活难处，跟他们解释自身窘境与政策不足的关系，并尝试为住户登记做选民，潜移默化他们关心社会。

最希望令街坊觉得，现在的艰难生活是可以改变的。

不久前，租住天台屋的吴太拜托维修香港修理一部电脑，电脑修好后，Sandy和义工一起去归还。在唐楼的天台上，义工检查电脑时，Sandy在一旁以普通话跟吴太交谈。来自内地的吴太因丈夫工作关系，一家暂居香港；租金昂贵，只能租住旧区天台屋。环境虽苦，但吴太坚持把座地钢琴搬上唐九楼的家，好让女儿的成长有音乐作伴；而她丈夫，每天早上都会在天台对著环绕的高楼，吹奏小号。Sandy感慨，即便居住环境艰难，不少街坊对生活仍有执著和想望；维修队的工作，就是希望维护这点生活尊严。

除了维修，Sandy亦试办学童英文班、妇女煮饭仔和每月一次的土墟，以扩大接触街坊的面向。多种共活尝试，只为一个理想，“最希望令街坊觉得，现在的艰难生活是可以改变的。”Sandy记得，曾接触过一对年轻夫妇，丈夫希望改变当下的困苦生活，却不知前路何向，后来他提到想学修理水喉，她便介绍一位刚拿到水喉牌的师傅予他认识；后来，那位年轻人真的报读了水喉维修课程。“改变，不靠别人，而靠自己。”Sandy说。

社区是一个政治场域

“自己香港自己救”，是数年前萦绕整个雨伞运动的口号。

“自己香港”，反映把香港作为主体的共同体思维；“自己救”，则是投身运动的觉悟。这种思悟与行动力，非一蹴而就。历史河脉的浪涛，自过去起伏的支流迸汇而成。在七、八十年代萌生以至壮大的蓝、白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居民运动，以至妇女运动，均是八十年代民主运动的基砥；当中，居民运动是无数基层市民体验赋权和学习组织的摇篮。

社区一直是个政治场域。英殖时期，不少基层港人居于环境恶劣的木屋、笼屋和徙置区；即便是公屋，也欠缺基本设施；住屋问题产生服务需求，社工于是落区组织居民争取权益，改善生活。港英政府自1977年起资助“邻舍层面社区发展计划”(（Neighbourhood Leve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NLCDP)），至90年代高峰，54队资助NLCDP于公屋、木屋区、临屋区、旧市区和乡郊区服务。1982年，社工和公屋街坊自发组织公屋评议会1，把个别地区的居民组织连结为全港性的房屋运动。及至90年代后期，NLCDP被“综合邻舍计划”取代，数目大减，由于欠缺政府资助，组织力量大大削弱；另一方面，自区议会于80件代成立以来，区议员渐次取代街坊在社区争取权益、领导组织的位置；以往由居民义工自发统筹的社区服务也被区议会包办，成为建制派笼络票源和建立根据地的手法，甚至衍生出“社区福利主义”2；回归后，建制政团以雄厚资源和人脉网络抢占地区阵地，2015年区议会选举后，建制派占283席，民主派只得100席，跟80年代民主和社运组织占据区议会大多数的盛景可谓差天共地。

街坊自发地建立关系网以及组织倡议的资源与空间，在政治收编、地区行政改制及建制力量的垄断下，愈益薄弱。

近年兴起的保育思潮与社运，为社区营造带来契机。在改善居住环境的固有诉求外，古迹保育及可持续发展社区一跃成为社福机构热切开发的新服务。以“土家”为例，就是由圣雅各福群会以市区更新信托基金（注一）资助于2014年开始营运，因缘际会，土家成为三个团体的载体：圣雅各福群会 (于2018年4月离开（注二）)、社区文化关注组，以及伞运后加入的维修香港。

在这个历史脉络下，维修香港从街头回归地区，尝试以传统深耕社区的方式建立群众基础。不过，以“深耕细作”为纲领的维修队，有别于具有专业知识、能娴熟地组织街坊的社工，亦非单纯帮助基层生活需要、非政治性的义工团队，甚至还多一重政治敏感的包袱。

这种在社区夹缝中的深耕细作，所筑的路，能否通往民主理想？

“我地一介草民，点样同个政府对抗？”

香港是一颗过重的果子，聚集的人把她坠得像一块累世的铅。皮色光泽鲜亮，却又出奇易碎；擘开，满手血汗。

炎日的周六早上，义工Ivan和师傅松哥应转介之约，到元朗为长者罗太修窗。85岁的罗太与92岁的罗生居于唐六楼，二人睡房内的铝窗久坏难关，屋外的沙尘自窗隙扑至，使躯体无力只能卧床的罗伯朝夕难受。除了破窗，罗太的座厕也无法冲水，厨房的灯亦坏了一年，但由于修理的项目太细，没有师傅愿意上6层楼梯赚一两百元。独自扛起照顾丈夫重任的罗太，天天疲于奔命，加上家居破损，“有时都好绝望啊”。

有别于来自民主理想幻灭的绝望，Ivan自基层街坊身上感知的绝望，来自生活。半退休的Ivan是制衣业出身，干的是针线细活，也当过管理层。自淡出职场后，他始参与不同民主组织，维修香港是其一。三年里，他接触到各式家庭与个人，包括基层年轻人、弱势长者、少数族裔、双非、新移民、单亲家庭、难民、长期病患及精神病康复者。

在大城中只占著一个㓥出来的空间的基层，大多无知于自己的权益，纵然了解，也是抱持放弃心态。

Ivan探访居民时，经常听到他们这样说：“系呀！个社会系好唔公平，啲野唔应该系咁，但系我地可以点呢？我地日日做十几个钟，揾朝唔得晏，人地财雄势大，我地一介草民，点样同个政府对抗？”（“是啊！社会是很不公平，事情不应该是这样，但我可以怎么办？我们天天做十几个小时，早上赚的还不够吃午饭，人家财雄势大，我们一介草民，怎么和政府对抗？”）

组织基层并非易事。基层并非同质的群体，有其各自的阶级、性别、种族、移民身份的分野。不同的身份产生迥异的诉求，难以整合；而基层的困境，产生出一种共同而强大的无力感，消弭抗争意志，而行动所需的时间和精力都在制度剥削下被搾净。如果生存使人无言，如何对话？

民主，就是民意被受尊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但离不开以民为主。

“很多时都与政治无关，首先是关心他的需要、社区的需要，最后才会交换大家对时政的看法。过程中要有耐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要靠聆听。一开始，街坊不会跟你交流很多，但慢慢他们会说出自己的不满。”

Ivan也遇过，甫坐下，即与对方的政治立场势成水火，那种情状更要保持温慢不火，“带入他们关心的社会议题，再慢慢解释我们为何争取民主。”对话背后，是情感劳动、时间付出，以及对自我的谨慎节制。“民主，就是民意被受尊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但离不开以民为主。跟街坊聊天，一些人会多了留意信息，例如游行，谈及的话题更多从民主角度出发，而非一开始就服膺权力。慢慢的改变，正正靠深耕细作去做，没办法一夜转变的。”

对Ivan而言，交流原是希望社会不再撕裂。雨伞打开的一刻，罩紧了一群人，也摒开了一群人。颜色与派别的隔阂，在网上尤为明显；也藉著同温层与回音谷的效应，使人与人之间更壁垒分明。早在占领期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受访时提醒，新媒体只有利于传播简单事实和基本信息，但对深度讨论的作用可能有限；而社交媒体只属科技，并非关系本身；深入对话，还得靠“强连接”(strong ties)[5]。

“其实唔知可以做乜，都系交心。”Ivan说，就如他与罗太。罗太在50年代被父母送上内地，80年代回港，为讨生活干了各种体力活。在睡房里的报纸堆下，搁著罗太在80年代死悭死抵购入的一台日本制兄弟牌工业用衣车，当年就靠它在家中做缝纫帮补家计。当年的伙伴，今日依旧运作如常，罗太舍不得送往堆填区，故委托Ivan，“延续衣车的生命。”

“民主的话，不可以控制他们”

又一个周四晚上，松哥与几个师傅合力把一幅数米长的蓝白间帆布钉在木条上，为稍后的维修任务做准备。

何小姐移居香港刚满七年，租住土瓜湾㓥房。百来呎的长条形空间，住了一家四口。何小姐与大姐儿所在的睡房，整堵墙壁受潮，剥出白灰，睡觉时，一张脸都扑满灰。由于无法移动房内的碌架床，师傅唯有外加遮挡物以隔开墙壁。等到约定时间，一行数位师傅挟著数米长的横帆布走上何小姐的家。在Ivan一边协助何小姐的选民登记时，师傅们一钉一钉的把布幕固定在天花板上。蓝白帆布整袭落下时，恍如三年前的一幕景象。

“928当日，我买了一卷蓝白间帆布。因为很多人要瞓街（睡在街头），我见有时间便拿布去派，一来可以瞓，二来有胡椒喷雾时可以挡。但原来已非胡椒喷雾这回事，是催泪弹了。”

松哥长得像麦兜动画里的黎根校长，一向独来独往。他20岁出道，通晓各项维修技工；当过管理层，却难忍下属手工差劣，索性自己重出江湖。89年支援北京学运大游行，他是一百万分之一，但其后的二十多年并没参与民主的组织工作，直至三年前暂泊维修队伍中。松哥说，维修队的个案有时颇为“恶做”，把重物搬上搬落不在话下，又要迁就基层住户的经济能力，挑选物料时要为他们精打细算，“我自己接番黎啲工程都无咁仆心仆命！（我自己接回来的工程都没有这么劳心劳力！）”

三年的仆心仆命，为土家储来了一室街坊，也奠定了维修香港在社区以至香港公民社会的位置。然而，邻里关系和社区营造，能否转化为政治动能？

维修香港坚持开放的态度，没有特定连结的泛民政党或候选人。然而，在今年3月的立法会九龙西补选中，早前被DQ议席的泛民候选人姚松炎与民建联候选人郑泳舜一对一对决，维修香港罕有地决定动员支持姚松炎，惟姚氏最终落选。论者梳理因由，指出姚氏主打的民主理念和选战策略未能触动基层选民，故在传统泛民阵地也接连失利。事实上，姚氏从政前，一直关注房屋议题，在他担任未来城市研究所副所长时，推出㓥房租金指数，以监察租金的季度变化，提出把人均面积纳入计算的呎控租收比以更准确反映㓥房户“愈住愈细、愈住愈贵”的苦况。九龙西㓥房遍地，基层对租房之苦本应身同感受，但当中有多少人愿意把手中一票寄托于专研政策的代议士身上？

我始终觉得，民主的话，不可以控制他们，我跟他解释了，他要这样投，我也要接受。

义工队在尽量不影响街坊投票意向的前提下，又如何把深耕的成果转化为政治力量？

“如果立场不鲜明只是得个“做”字。头一两次可能不表明立场，但我们上门的次数有限，资源又很有限，维修完成了，人家也不知道我们是雨伞运动出来的。”即使表明立场，呼唤到街坊关心社会，如果缺乏跟进，都是枉然。松哥记得，一位受助的基层住户因著义工队开始关心时政，还登记成为选民；后来在选举中却票投民建联，以为该党能为社区做事，“我始终觉得，民主的话，不可以控制他们，我跟他解释了，他要这样投，我也要接受。”

以服务介入社区、建立人际关系基础的方式，一直被建制派复制发展；在其充沛资源下，这种揉合“社区福利主义”与邻里纽带的“造区”模式，使建制派有效地建立并扩大其阵地，甚至消弭泛民在社区里的优势。以2015年的铅水事件为例，民主派揭发数条公共屋邨的食水重金属含量超标，令其声望大增，但由于欠缺后续支援跟进，铅水问题渐次成为建制派笼络民心的社区议题。例如，当时与建制派关系深厚的候选人梁婉婷（注：2015年区议会选举当选后加入经民联），于其中一条受铅水影响屋邨的启德北选区，针对铅水问题广推服务，包括请中医义诊及为街坊验水，最后以1678票之差击败泛民候选人，当选当区区议员。面对资源雄厚的建制派，单打独斗的社区组织的确难以匹搏，松哥虽感无奈，但仍保有丝微期望，“我们时间有限，资源有限，但如果他们(街坊)肯用眼看，会知道哪些人真正为他们好，但未必是短时间做到。”

“到底维修入屋这方法可以改变到多少人？”

“其实十分之一也没有。其实我们服务的人大多数本来已认同我们的理念，如果是因为我们而对政治完全改观，的确不容易。”松哥无奈道。

“到处都有炉”

“我们知道深耕细作这条路不易走，一早料到有挫折。”Ivan说，一贯自若。

曾几何时，伞后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催生茁长，本土和非建制阵营也曾创造过一阵全民抗争的声势。然而经历人大释法、议会权力被大力箝制、街头运动亦遭强力扑杀，加上非建制派的纷争与内耗，阻碍了不同组织与团体间的互动串联，减低了整体公民社会的协同能量。一片风声鹤唳下，民主运动的支持者如哑浪蜷缩退潮，尤有甚者，更选择逃避政治。

如果我们在社区重新建立这些人际关系，令绝望的人知道还有人伸出援手，有人跟他们同行，那这种绝望便不是绝对的。

“香港试过好穷，试过好绝望，当时大家好互助，但现在失落了这种精神。如果我们在社区重新建立这些人际关系，令绝望的人知道还有人伸出援手，有人跟他们同行，那这种绝望便不是绝对的。由绝望变回徬徨，让冰冷溶化，也是我们的理想。只要一齐行，还有很多事可以做。”早前，罗太的衣车在各方穿针引线下终于找到认领方——女工会的车衣组。搬运当天，细雨绵延，三位义工壮丁把超过70公斤的衣车从六楼搬到地下，再打包出车，一口气运到女工会。任职制衣多年的Ivan，仔细地组崁车件，检查零件，插电试机；听到衣车发出圆顺的旋声，Ivan摸摸机身，笑说，“旧机的确较耐用。”

不久前，维修队接到市建局的知会，告知他们将于今年内收回土家现址，将来大伙儿聚脚何处，一切还是未知之数。

Ivan相信，有人就有炉：“土家是一个暖炉，街坊有需要、不快乐，都会来，义工会跟他们分担。这种围炉取暖的形式和效果，我们希望其他区都做得到。如果邻里和社区可以互相守望，到处都有炉。”

“会址收番，但收唔到我地个团体。无地方落脚，咪散兵游勇，睇下点做啰！六四有一百万人走出黎，点样先令果一百万人走番出来呢？到一个点，啲人唔再怕呢个政府，就番黎啰。（会址收回，但收不到我们这个团体。没有地方聚脚，那就散兵游勇，看看怎么做咯！六四有一百万人走出来，怎么才能令那一百万人再走出来呢？到一个位置，那些人不再怕这个政府，就会回来咯。）”松哥朗道。大叔的童趣的笑，擘开有种悲观的积极。

注一：在发展局于2011年公布的《市区重建策略》之下成立，用作资助向受市建局执行的重建项目所影响居民提供协助的社区服务队之运作经费﹔资助由‘市区更新地区咨询平台’建议的社会影响评估及其他相关的规划研究﹔以及资助由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持分者提议的在市区更新范围内进行的文物保育及地区活化项目。

注二：圣雅各福群会于2018年4 月离开土家故事馆，土家由两个组织共同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