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舍粉碎十年後：背著死去的孩子和新生的孩子，活下去

桑軍又一次在上訪路上被攔下了。他從四川綿竹出發，這一次，僅僅抵達鄭州，離北京信訪辦還有近800公里。他悔恨自己為了省錢沒坐飛機，火車跑到半路，維穩人員已經乘飛機追上來了。

他已經記不清，這是第幾次上訪。自2008年以後，他和妻子劉孟瑛的生活主旋律之一，就是為自己在地震中死去的孩子維權。他們要求官方立案徹查四川地震中的倒塌學校，給5335個逝去的學生一個說法——天災中有沒有人禍？倒塌的校舍是不是豆腐渣工程？

十年過去，寸步未進。桑軍從39歲變成49歲，已經從盛年提前跨入衰老：耳鬢斑白，痛風劇烈，出去上訪一次，回到家便痛得下不了床。但仍不肯放棄。

2018年4月底，桑軍「被勸回」綿竹市富新鎮之後，端傳媒記者在深夜的村裏見到了他。手機通訊被監聽，家周圍被嚴密布控，桑軍在短暫的通話裏反復叮囑記者要小心避開「外面的維穩人員」。於是，在一切都沒入黑暗的凌晨，記者進入桑軍生活的村莊：這條村離成都一百多公里，小路環繞，沒有路燈，稍有人聲，狗吠聲此起彼伏。

凌晨一點，記者輕敲桑軍家門。來開門的桑軍動作很快，彷彿早已熟悉這種「接頭模式」。在客廳中坐下，茶几上放著四頁紙的上訪信，夫妻兩人就在一旁，悲苦滿懷，睡意全無。

桑軍講起許多個這樣的夜晚，自己和劉孟瑛在月光下偷偷出門，與其他家長碰面，去趕那趟奔往北京的火車。他講起永生難忘的2008年5月12日2點28分，他和妻子從打工的外地飛奔回家，在綿竹富新鎮的富新二小，見到了碎成粉的學校，和11歲兒子桑興鵬的遺體。這一年，富新二小有301名學生，126名遇難。他講起，孩子們往生後，這200多位心碎了的父母，曾經匯聚一起抗議的故事，講起他們曾經懷有的希望。他沒有預見到這10年將經歷的失望和折磨，是如此超乎想象。在同路人漸漸離散、新生兒漸漸成長的日子裏，他也不知道，一群家長還會堅持多久，維權之路何時才見曙光。

麵包學校

2018年4月25日，下午三點的富新二小迴盪著孩子們的笑聲。汶川地震過後，在各界捐助下，這所鄉鎮小學快速在原址完成重建，並更名「頂新小學」，如今，除了門口懸掛的兩塊金色紀念牌，已經找不到任何往昔的痕跡。「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巴蜀地動，校園傾覆，華夏哀痛。民眾團結，愛心共匯，台灣頂新集團鑄資建校，兩岸連心，大愛永續。」紀念牌上如此寫道。

每次路過時，44歲的劉孟瑛都會忍不住多看這所小學幾眼。十年前的地震發生時，老富新二小的三層教學樓碎成了「一堆麵包狀的土堆」。她和桑軍從打工的綿竹市騎摩托車趕來，一路看到許多新老民宅屹立不倒——富新鎮在當時並非重災區，他們曾樂觀覺得孩子一定沒事。可趕到時，他們發現，學校整個「不見了」，數百家長在廢墟上悲慟哀嚎。

桑軍和劉孟瑛從廢墟中挖出了10具遺體，最終在一個角落發現了蜷縮成一團的11歲兒子。

後來據媒體報導，這座教學樓在地震中搖晃了不到10秒，就轟然倒塌，而對比之下，鄰近的一家公辦幼兒園和幾座老民房，均沒有倒下。

劉振榮和熊遠英的孩子也在富新二小。劉振榮是富新鎮鎮政府公務員，熊遠英是民辦幼兒園月芽幼兒園的園長，地震發生時，距離富新二小數百米的月芽幼兒園沒有倒塌，只有外牆有些裂痕，其中的160多個幼兒毫髮未損。可等她安頓好幼兒園的孩子們，衝到富新二小時，卻發現9歲的小女兒劉新月已經死在了廢墟裏。她和丈夫懵了。

悲痛和憤怒同時堵住了兩百多位家長的心。他們在廢墟上搭起藍色的臨時帳篷，在裏面安放了所有逝去孩子的遺像，學校倒塌後的連續數月，他們天天來這兒守候，要為孩子討個說法：「為什麼附近的房子都沒有倒，富新二小倒得這麼徹底？」

看到孩子埋在廢墟下面，當時感覺就是零，生活沒有意義了，完全是想著給孩子討公道，才活下來的。

富新二小倒塌的教學樓落成於1989年，最初是五福鎮中學，劉孟瑛恰好是第一批使用的學生。「那時候十五六歲，男生把籃球什麼的拿到上面去拍，那個房子都好像有輕微的晃動。然後老師就讓我們不要在上面進行過於激烈的運動。」劉孟瑛回憶，當時沒有人嗅覺其中的危機。十多年後，五福鎮和鄰近的富新鎮合併，中學生遷走，學校變成了富新二小。

為什麼學校質量這麼差？後來政府和校方為什麼沒有評估和改善樓房質量？過去將近20年，政府兩次發起危房整改工程，為什麼這座教學樓沒有被加固？帶著無數折磨心頭的疑問，家長們組織起來，調查、發聲、抗議。

做建築工程的父親熊永豪在廢墟調查，尋找證據，他發現，現場沒有看到一根混凝土澆築的柱子，磚塊從牆體分離的樣子，就好像裏面沒有水泥；倒塌的大樑中藏有碎紅磚和木料……有專業能力的熊永豪和桑軍、劉振榮，和另外兩位家長畢凱偉、劉玉國，一起被選為了富新二小的家長代表，代表小鎮裏傷透心的中年父母，踏上「討公道」的征途。

「看到孩子埋在廢墟下面，當時感覺就是零，生活沒有意義了，完全是想著給孩子討公道，才活下來的，」母親李艷向端傳媒記者回憶說。她12歲的女兒楊丹在富新二小身亡，每一次集體行動，她都一定要「站前頭」。

家長們曾聚集在廢墟現場抗議；在富新鎮中心掛上寫著「孩子不是死於天災，而是死於危樓」的黑白橫幅；步行至31公里外的德陽市政府請願…… 這些行動在最初獲得了積極的回應：2008年6月，德陽市副市長張金明接待了家長，並現場承諾一個月內完成調查，給家長們一個回應；德陽市隨後派出調查組去現場調查；中央政府一度發話，要追查豆腐渣工程；包括官方媒體在內的新聞媒體，都陸續刊發了關於學校質量的報導。

然而，事態很快逆轉。7月，官方統一宣稱：經調查，不存在豆腐渣工程。沒有任何一名官員為此事道歉。德陽市政府的調查結果是「承認校舍建築質量有通病，但並非綿竹獨有」，給每個家庭發放六萬元的救濟金，但沒有任何賠償。媒體被噤聲，針對「豆腐渣」調查報導被撤下，「豆腐渣」從此成了「敏感詞」。

7月21日，德陽政府直接清理了富新二小的廢墟。在清理前的黑夜裏，劉孟艷還記得，一群家長曾經偷偷潛入，把一些磚塊、鋼筋、預製板等一一帶回家，那是他們唯一還抓得住的證據。他們將部分材料寄給了成都信訪辦和北京信訪辦，然而，一切石沉大海。

聚散家長

談及往事，桑軍說，十年時間過去，當年選出的五個家長代表，仍在活躍的只有他一人。

頭幾年，桑軍記得，即使政府結束調查，關上大門，一大幫家長依然非常活躍。總是幾位家長代表作出行動的決定，其他家長跟隨，去跑各地政府，去上訪。上訪前，大夥兒在外面見面，約好碰頭的時間地點，然後拿掉手機SIM卡，防止被監聽，並趁著深夜離家，避開耳目，偷走出村子，再到約定地點碰面，一起乘火車。在2009年至2010年間，他們一共成功抵達北京上訪三次。

2009年11月，一眾家長出發上訪，途中，桑軍在綿陽被捕，理由是他在工廠打工時涉嫌盜竊，300多位家長趕到派出所聲援他。關了一夜之後，桑軍被放出，並被警告：「總之你不能到北京去，你到北京就把你抓起來！」

震後，政府很快宣布支持失孤家庭生育第二個孩子，富新二小127個遇難家庭中，僅僅有十幾個家庭沒有再生育。在2009年、2010年，新生命陸續到來，但沒有阻擋家長們上街上訪。「那時孩子是哺育期，媽媽走孩子就走，」桑軍的妻子劉孟瑛說。2011年，桑軍一家也誕下小兒子桑睿峰。

2011年，富新二小的大量遇難家屬紛紛抱著幼兒到德陽市政府請願，要求徹查豆腐渣工程，並調查家長們在震前繳納的「校方責任險」為什麼沒有理賠，鄰近地區遭受同樣困境的東汽中學、洛水中學遇難學生的家長也大批趕來，在現場聚集了500多人，最終遭到特警驅散和毆打。

在四川大地震中，富新二小的悲劇並非孤本。北川中學、聚源中學、新建小學、什枋紅白鎮的紅白中學、紅白小學、映秀小學…… 這些倒塌學校同樣掩埋大量孩子，其工程質量被廣泛質疑，遇難學生家長在各地紛紛組織起來，上訪請願。

然而，隨著時間流逝，失去獨子的家長們逐漸步入中年。纏繞住他們腳步的，有貧窮、病痛、年邁，更實際的各種利益，還有他們後來再生育的新生命。

地震過後，李艷遭遇了一連串的打擊。出身農村的丈夫和她以前都在工廠打工，自從12歲的女兒去世，丈夫終日低沉，沒有再去上班，天天坐在女兒墳頭發呆。兩年之後，35歲的李艷生下第二個女兒楊佳凝，這個家庭迎來短暫的曙光。2014年，她的丈夫查出肺癌晚期，醫治半年後去世，為了醫藥費，李艷欠債7萬元。幾個月後，小女兒高燒不止，被查出腸系膜淋巴結有異常血流信號。近來，她年屆七旬的父親又查出胃癌。

記者見到李艷時，她避開了每逢週年就會出現監控的維穩人員，帶著8歲的小女兒一同前來。「年輕的家庭，是幾個大人供養一個孩子，我們這種家庭，就是我一個大人，供養一個孩子，還要養幾個老人。」李艷說，除了孩子，她現在要同時照顧自己的和丈夫的父母四人，身心疲憊，無法像以前一樣「走前頭」跟家長們一起抗議：「他們知道我沒有經濟來源，很多行動沒有通知我，知道我家裏出了這麼多事情，也怕我傷心。」

自2014年開始，小女兒每個月都要去成都華西醫院看病，每個月醫藥費近千元，李艷承擔不起，只好去找鎮政府申請支援，但鎮政府藉此威脅她：「你要聽話，我再給你想辦法，你們不要跑了，把第二個孩子帶好，時間也這麼長了，以前的事，慢慢就忘了。」

「我只聽，沒有回答，我心裏知道我應該怎麼做，」李艷說，「我肯定忘不了，永遠不可能。等我時間充裕些，只要我還能走（上訪），我一定要走出去。」

不過，政府的強硬壓制與「懷柔政策」雙管齊下，也迫得一些家長逐漸放棄。

桑軍和劉孟瑛說，地震後不久，鎮政府宣布可資助受難家庭進行人工受孕的費用，並且再生育的孩子在基礎教育中學費全免，還一一到各家去「做工作」，特別是對於家長代表。「他要給我們一個沙場（來經營）。地震之後（重建），對沙的需求量很大。那時候沙場簡直是源源不斷的財路。」劉孟瑛說。夫婦倆明白，這是交換，斷然拒絕了，但也有傳聞上訪群體的某些人承包了大量的政府工程。

後來，熊永豪和富新鎮副鎮長再婚，後來和家長們斷了聯繫，沒有再參與行動。畢凱偉和劉玉國也逐漸退出。而在政府體系和教育體系工作的劉振榮和熊遠英夫婦，也漸漸離開了行動的人群。

「有些人也是被迫，有人是公務員，有單位，好多來自單位的壓力，我們也理解。」劉艷說。但結果是，除了桑軍，其他家長代表陸續「不和我們一起走了」。

桑軍回憶，政府也會在家長群體中「造謠和挑撥」，有些家長轉達政府人士的話——「你別去鬧，讓他們去鬧，他們鬧到的你還是有份」。「好多家長，現在不信任什麼代表了。」一些家長後來認為，家長代表站出來，不過是為了替自己向政府討好處。

抗議的隊伍鬆散了，壓力也大了。為了防止「聚眾鬧事」的帽子，桑軍說自己也不敢「組織家長」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要交材料，我們到北京見面都可以。」桑軍說，「如果我叫你，你就會說是桑軍叫我來的，那政府就會給我扣很大一頂帽子。」若接受外國媒體報導，他們會被相關人員約談。「如果你和境外媒體聯繫，你就是法輪功。」桑軍說，他曾被這樣告誡，有一段時間，他也改變了態度：「我們中國的事，我們中國來解決吧。不讓境外媒體參與進去也好一點，這對我們人身安全也有好處。」但後來，他還是接受外媒採訪，因為中國內地沒有一家媒體接觸他們。

2016年，多年上訪無效之後，桑軍和一群家長決定改為起訴，以民事途徑起訴地震时富新二小工程承包人和校方法人，但他們到了法院，法院則以「案子過去8年，已經失效」為由，不予立案，亦拒絕出具書面回執。

而另一邊，多位什邡市洛水鎮的遇難學生代表也曾向什邡市人民法院提出《校方責任保險》民事賠償訴訟，不過立案申請都遭到拒絕，法院更口頭通知——凡是地震的案件都不予立案。桑軍說，目前家長們幾乎找不到可以協助他們的律師。

「我們的家長，後來還是一直想往外走，去上訪。」桑軍緩緩說，「到北京嘛，自己心裏覺得離那些領導又近了一步。在我們家鄉的話，就覺得太遠…..離北京太遠了。」

維權這些年，桑軍和李艷都記得，譚作人、黃琦、艾未未、艾曉明，以及一些律師、學者都曾以做民間調查、拍紀錄片等不同方式協助他們。2011年，李艷還和幾個家長一同去北京見艾未未。李艷記得，艾未未為家長們安排好所有食宿，臨別還要給每個家長錢，沒有人願意收。「他們這麼幫助我們，我們已經很感激了，怎麼還能要他的錢！」

轉眼到了今天，桑軍說，他們已經和艾未未、艾曉明失去了聯繫，而黃琦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被囚禁數年而刑滿釋放後，2016年底，再次因「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機密」而被捕。目前，還在協助他們的只有譚作人，譚曾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囚禁五年。而這十年間，沒有任何一位官員因地震中的工程質量問題而被問責。

保護孩子

和積極維權的家長們不同，熊遠英很少往外跑。

過去十年，大部分日子，她都在自己開辦的月芽幼兒園忙碌。2018年4月，端傳媒記者在月芽見到她時，今年40歲的她正埋頭和一群年輕老師開會。

這天陽光燦爛，幼兒園的庭院裏樹影婆娑。午休剛結束，孩子們衝出庭園玩耍，爬上爬下，翻筋斗，高喊著「熊婆婆」，熊遠英微笑著回應——她喊得出每一個孩子的名字。

「這裏全是鋼結構，每一根柱子都埋了這麼大的鋼柱一直到地下面。地震的時候，房子就這樣，晃來晃去的，但不會有損傷的。」熊遠英指著幼兒園的牆身給我們介紹。她說當年在富新鎮上，大部分房子都是混磚結構，月芽幾乎是第一座採取昂貴的鋼鐵框架結構的房子，她和丈夫當時一共投入70多萬。

這所幼兒園，是熊遠英2006年開始的創業事業。當時，有幼師資格的她租用了一座民宅的一層，開了兩個幼兒班，到了2007年，學生人數急增，她和丈夫向政府買下一片荒廢豬圈，又跑到外地學習完善的幼兒園建築設計，最終打造出月芽幼兒園。

08年的大地震中，公立學校富新二小倒了，民辦的月芽幼兒園沒有倒。教育局之後來檢查，告訴熊遠英，這所幼兒園可以作為避難場所，再一次地震，可以迎接周圍的居民來避難。熊遠英回憶，她聽了既自豪，又覺得諷刺。但她沒有再多說什麼。

埋葬了富新二小的女兒以後，她幾乎把全部精力投入月芽幼兒園——那裏有160多個孩子和十幾個老師等著她。每年，月芽都要進行好幾次地震安全演習。

地震三年後，2011年，月芽開始迎來一批又一批失孤父母再生育的孩子，前後一共有70個，熊遠英後來再生的小兒子也來到這兒就讀。為什麼不約而同選擇月芽？熊遠英說，一來，父母們不再那麼相信公辦機構，反而更信任月芽的質量；二來，富新的公辦幼兒園就在富新二小旁邊，家長們都不願天天去面對傷心之地。

熊遠英盡可能把月芽隔絕在黑暗之外。這也是很多家長的心願。許多震後新生的孩子，長大一點便會問：我的哥哥姐姐去哪裏了？「去很遠的地方讀大學了。」很多爸爸媽媽都是這樣回答。

相處幾年下來，熊遠英覺得，這群孩子除了比較容易生病，與別的孩子沒什麼不同；最大的差別，其實是他們的父母大多因為鬱結、悲痛而老態龍鍾。「地震前的時候，他們的身體都非常地健康，然後就是孩子沒了，就那麼一年之後，就慢慢地身體不好。」

熊遠英總是提醒老師們，見到家長來了，不要脫口而出：「某某小朋友，你看你的爺爺或奶奶來了！」「搞不好其實就是爸爸媽媽，那樣家長聽到，會心裏很難過，會更難過的。」熊遠英說。

而困於病痛、小孩照顧和老人照顧，許多家庭也日漸失去收入來源。這幾年來，熊遠英曾經招聘四位富新二小遇難學生的母親來幼兒園做保育員，其中包括劉孟瑛和李艷，不過她們工作三四年後，都因為家裏沒有人帶小孩或照顧患病的家屬，而辭職了。

是不是如果哥哥不走，就沒有我？

最好的紀念

轉眼，這一群父母再生育的第二個孩子都七八歲了，疑惑也多了。桑睿峰小時候，父母告訴他，哥哥去很遠的地方上大學了，孩子問，為什麼哥哥不回來過暑假、過春節？父母又說，哥哥很忙，去打工了。

突然有一天，睿峰回家後對父母說，「你們不要再騙我了，哥哥已經死了」。桑軍和妻子愣住了。睿峰又問：「是不是如果哥哥不走，就沒有我？」

「我說不是，我怕他心裏難過，我說就是你哥哥不走，我們還是會多生一個，還是你。他心裏就有點高興了。」說起這些，桑軍哽咽了。

他們沒有告訴小兒子，爸媽們為什麼總是要東奔西跑，但小兒子總看到父母有各種來電和記者來訪，多少也明白。劉孟瑛心裏矛盾，她不想讓小兒子接觸「黑暗的東西」。「等他長大了，進入社會的時候…… 社會是一個大染缸，他慢慢地或許也會知道，爸爸媽媽堅持那麼多年，到底是為了什麼。」

大多數時候，這對夫婦把「黑暗的東西」留給自己。維權多年，他們兩人就是最佳戰友，幾乎沒有吵過架，意見一致，就是要為死去的孩子討公道。

不要說十年了，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那天，要真的這個事情沒有圓滿的答覆，我們也跟孩子一樣，死不瞑目。

「他是我們兩個共同的孩子，他的去世，我們心裏面的那種傷痛，可能是……只有失去過孩子的父母，才能夠理解。只要是為了他的事情，哪怕是我們傾家盪產，我們都不會覺得後悔。」劉孟瑛說，「不要說十年了，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那天，要真的這個事情沒有圓滿的答覆，我們也跟孩子一樣，死不瞑目。」

困於生活的李艷也沒有放棄。「肯定是鬥不過他的，我們想給孩子討公道，肯定很難的，但肯定要去爭取。」她一連說了三個肯定。她今年43歲，認為自己以後還有時間，「我們什麼都沒有，就是有時間。為前一個孩子討公道的時間肯定是有的。」

大女兒去世十年，李艷還是將孩子的生活照擺於家中，從來沒有給女兒燒香拜祭。她說這是她的抵抗：「我從來沒有給孩子燒香，燒香就感覺孩子真的走了，不燒香了，感覺她還在，她一直活在我心中。」

回想2008年的悲劇，熊遠英不願意再提起細節。月芽幼兒園的工作人員說，老師們都不敢在幼兒園裏提及地震，因為熊遠英的丈夫劉振榮「始終沒有走出來」。

「我們作為一個弱小的群體，沒有辦法…… 現在沒有辦法改變。」熊遠英緩慢而悲傷地說。

今年的5月12日是星期六，熊遠英準備在5月11日，給月芽幼兒園的200多個孩子組織一次地震安全演習。「這就是最好的紀念吧。」

熊遠英不想再說下去，起身走出辦公室，「孩子們放學了，家長們都來了。」這也是一個下午。窗外，一大群嬉鬧著的孩子湧向幼兒園的大門，那裏，站滿了微笑等待的父母。

（張潔平參與川震十年系列策劃及編輯工作，特此致謝。）
（端傳媒實習記者劉家睿、盧凡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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