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舍粉碎十年后：背著死去的孩子和新生的孩子，活下去

桑军又一次在上访路上被拦下了。他从四川绵竹出发，这一次，仅仅抵达郑州，离北京信访办还有近800公里。他悔恨自己为了省钱没坐飞机，火车跑到半路，维稳人员已经乘飞机追上来了。

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上访。自2008年以后，他和妻子刘孟瑛的生活主旋律之一，就是为自己在地震中死去的孩子维权。他们要求官方立案彻查四川地震中的倒塌学校，给5335个逝去的学生一个说法——天灾中有没有人祸？倒塌的校舍是不是豆腐渣工程？

十年过去，寸步未进。桑军从39岁变成49岁，已经从盛年提前跨入衰老：耳鬓斑白，痛风剧烈，出去上访一次，回到家便痛得下不了床。但仍不肯放弃。

2018年4月底，桑军“被劝回”绵竹市富新镇之后，端传媒记者在深夜的村里见到了他。手机通讯被监听，家周围被严密布控，桑军在短暂的通话里反复叮嘱记者要小心避开“外面的维稳人员”。于是，在一切都没入黑暗的凌晨，记者进入桑军生活的村庄：这条村离成都一百多公里，小路环绕，没有路灯，稍有人声，狗吠声此起彼伏。

凌晨一点，记者轻敲桑军家门。来开门的桑军动作很快，仿佛早已熟悉这种“接头模式”。在客厅中坐下，茶几上放着四页纸的上访信，夫妻两人就在一旁，悲苦满怀，睡意全无。

桑军讲起许多个这样的夜晚，自己和刘孟瑛在月光下偷偷出门，与其他家长碰面，去赶那趟奔往北京的火车。他讲起永生难忘的2008年5月12日2点28分，他和妻子从打工的外地飞奔回家，在绵竹富新镇的富新二小，见到了碎成粉的学校，和11岁儿子桑兴鹏的遗体。这一年，富新二小有301名学生，126名遇难。他讲起，孩子们往生后，这200多位心碎了的父母，曾经汇聚一起抗议的故事，讲起他们曾经怀有的希望。他没有预见到这10年将经历的失望和折磨，是如此超乎想象。在同路人渐渐离散、新生儿渐渐成长的日子里，他也不知道，一群家长还会坚持多久，维权之路何时才见曙光。

面包学校

2018年4月25日，下午三点的富新二小回荡着孩子们的笑声。汶川地震过后，在各界捐助下，这所乡镇小学快速在原址完成重建，并更名“顶新小学”，如今，除了门口悬挂的两块金色纪念牌，已经找不到任何往昔的痕迹。“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巴蜀地动，校园倾覆，华夏哀痛。民众团结，爱心共汇，台湾顶新集团铸资建校，两岸连心，大爱永续。”纪念牌上如此写道。

每次路过时，44岁的刘孟瑛都会忍不住多看这所小学几眼。十年前的地震发生时，老富新二小的三层教学楼碎成了“一堆面包状的土堆”。她和桑军从打工的绵竹市骑摩托车赶来，一路看到许多新老民宅屹立不倒——富新镇在当时并非重灾区，他们曾乐观觉得孩子一定没事。可赶到时，他们发现，学校整个“不见了”，数百家长在废墟上悲恸哀嚎。

桑军和刘孟英从废墟中挖出了10具遗体，最终在一个角落发现了蜷缩成一团的11岁儿子。

后来据媒体报导，这座教学楼在地震中摇晃了不到10秒，就轰然倒塌，而对比之下，邻近的一家公办幼儿园和几座老民房，均没有倒下。

刘振荣和熊远英的孩子也在富新二小。刘振荣是富新镇镇政府公务员，熊远英是民办幼儿园月芽幼儿园的园长，地震发生时，距离富新二小数百米的月芽幼儿园没有倒塌，只有外墙有些裂痕，其中的160多个幼儿毫发未损。可等她安顿好幼儿园的孩子们，冲到富新二小时，却发现9岁的小女儿刘新月已经死在了废墟里。她和丈夫懵了。

悲痛和愤怒同时堵住了两百多位家长的心。他们在废墟上搭起蓝色的临时帐篷，在里面安放了所有逝去孩子的遗像，学校倒塌后的连续数月，他们天天来这儿守候，要为孩子讨个说法：“为什么附近的房子都没有倒，富新二小倒得这么彻底？”

看到孩子埋在废墟下面，当时感觉就是零，生活没有意义了，完全是想着给孩子讨公道，才活下来的。

富新二小倒塌的教学楼落成于1989年，最初是五福镇中学，刘孟英恰好是第一批使用的学生。“那时候十五六岁，男生把篮球什么的拿到上面去拍，那个房子都好像有轻微的晃动。然后老师就让我们不要在上面进行过于激烈的运动。”刘孟英回忆，当时没有人嗅觉其中的危机。十多年后，五福镇和邻近的富新镇合并，中学生迁走，学校变成了富新二小。

为什么学校质量这么差？后来政府和校方为什么没有评估和改善楼房质量？过去将近20年，政府两次发起危房整改工程，为什么这座教学楼没有被加固？带着无数折磨心头的疑问，家长们组织起来，调查、发声、抗议。

做建筑工程的父亲熊永豪在废墟调查，寻找证据，他发现，现场没有看到一根混凝土浇筑的柱子，砖块从墙体分离的样子，就好像里面没有水泥；倒塌的大梁中藏有碎红砖和木料……有专业能力的熊永豪和桑军、刘振荣，和另外两位家长毕凯伟、刘玉国，一起被选为了富新二小的家长代表，代表小镇里伤透心的中年父母，踏上“讨公道”的征途。

“看到孩子埋在废墟下面，当时感觉就是零，生活没有意义了，完全是想着给孩子讨公道，才活下来的，”母亲李艳向端传媒记者回忆说。她12岁的女儿杨丹在富新二小身亡，每一次集体行动，她都一定要“站前头”。

家长们曾聚集在废墟现场抗议；在富新镇中心挂上写着“孩子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危楼”的黑白横幅；步行至31公里外的德阳市政府请愿…… 这些行动在最初获得了积极的回应：2008年6月，德阳市副市长张金明接待了家长，并现场承诺一个月内完成调查，给家长们一个回应；德阳市随后派出调查组去现场调查；中央政府一度发话，要追查豆腐渣工程；包括官方媒体在内的新闻媒体，都陆续刊发了关于学校质量的报导。

然而，事态很快逆转。7月，官方统一宣称：经调查，不存在豆腐渣工程。没有任何一名官员为此事道歉。德阳市政府的调查结果是“承认校舍建筑质量有通病，但并非绵竹独有”，给每个家庭发放六万元的救济金，但没有任何赔偿。媒体被噤声，针对“豆腐渣”调查报导被撤下，“豆腐渣”从此成了“敏感词”。

7月21日，德阳政府直接清理了富新二小的废墟。在清理前的黑夜里，刘孟艳还记得，一群家长曾经偷偷潜入，把一些砖块、钢筋、预制板等一一带回家，那是他们唯一还抓得住的证据。他们将部分材料寄给了成都信访办和北京信访办，然而，一切石沉大海。

聚散家长

谈及往事，桑军说，十年时间过去，当年选出的五个家长代表，仍在活跃的只有他一人。

头几年，桑军记得，即使政府结束调查，关上大门，一大帮家长依然非常活跃。总是几位家长代表作出行动的决定，其他家长跟随，去跑各地政府，去上访。上访前，大伙儿在外面见面，约好碰头的时间地点，然后拿掉手机SIM卡，防止被监听，并趁着深夜离家，避开耳目，偷走出村子，再到约定地点碰面，一起乘火车。在2009年至2010年间，他们一共成功抵达北京上访三次。

2009年11月，一众家长出发上访，途中，桑军在绵阳被捕，理由是他在工厂打工时涉嫌盗窃，300多位家长赶到派出所声援他。关了一夜之后，桑军被放出，并被警告：“总之你不能到北京去，你到北京就把你抓起来！”

震后，政府很快宣布支持失孤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富新二小127个遇难家庭中，仅仅有十几个家庭没有再生育。在2009年、2010年，新生命陆续到来，但没有阻挡家长们上街上访。“那时孩子是哺育期，妈妈走孩子就走，”桑军的妻子刘孟英说。2011年，桑军一家也诞下小儿子桑睿峰。

2011年，富新二小的大量遇难家属纷纷抱着幼儿到德阳市政府请愿，要求彻查豆腐渣工程，并调查家长们在震前缴纳的“校方责任险”为什么没有理赔，邻近地区遭受同样困境的东汽中学、洛水中学遇难学生的家长也大批赶来，在现场聚集了500多人，最终遭到特警驱散和殴打。

在四川大地震中，富新二小的悲剧并非孤本。北川中学、聚源中学、新建小学、什枋红白镇的红白中学、红白小学、映秀小学...... 这些倒塌学校同样掩埋大量孩子，其工程质量被广泛质疑，遇难学生家长在各地纷纷组织起来，上访请愿。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失去独子的家长们逐渐步入中年。缠绕住他们脚步的，有贫穷、病痛、年迈，更实际的各种利益，还有他们后来再生育的新生命。

地震过后，李艳遭遇了一连串的打击。出身农村的丈夫和她以前都在工厂打工，自从12岁的女儿去世，丈夫终日低沉，没有再去上班，天天坐在女儿坟头发呆。两年之后，35岁的李艳生下第二个女儿杨佳凝，这个家庭迎来短暂的曙光。2014年，她的丈夫查出肺癌晚期，医治半年后去世，为了医药费，李艳欠债7万元。几个月后，小女儿高烧不止，被查出肠系膜淋巴结有异常血流信号。近来，她年届七旬的父亲又查出胃癌。

记者见到李艳时，她避开了每逢周年就会出现监控的维稳人员，带着8岁的小女儿一同前来。“年轻的家庭，是几个大人供养一个孩子，我们这种家庭，就是我一个大人，供养一个孩子，还要养几个老人。”李艳说，除了孩子，她现在要同时照顾自己的和丈夫的父母四人，身心疲惫，无法像以前一样“走前头”跟家长们一起抗议：“他们知道我没有经济来源，很多行动没有通知我，知道我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情，也怕我伤心。”

自2014年开始，小女儿每个月都要去成都华西医院看病，每个月医药费近千元，李艳承担不起，只好去找镇政府申请支援，但镇政府借此威胁她：“你要听话，我再给你想办法，你们不要跑了，把第二个孩子带好，时间也这么长了，以前的事，慢慢就忘了。”

“我只听，没有回答，我心里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李艳说，“我肯定忘不了，永远不可能。等我时间充裕些，只要我还能走（上访），我一定要走出去。”

不过，政府的强硬压制与“怀柔政策”双管齐下，也迫得一些家长逐渐放弃。

桑军和刘孟英说，地震后不久，镇政府宣布可资助受难家庭进行人工受孕的费用，并且再生育的孩子在基础教育中学费全免，还一一到各家去“做工作”，特别是对于家长代表。“他要给我们一个沙场（来经营）。地震之后（重建），对沙的需求量很大。那时候沙场简直是源源不断的财路。”刘孟英说。夫妇俩明白，这是交换，断然拒绝了，但也有传闻上访群体的某些人承包了大量的政府工程。

后来，熊永豪和富新镇副镇长再婚，后来和家长们断了联系，没有再参与行动。毕凯伟和刘玉国也逐渐退出。而在政府体系和教育体系工作的刘振荣和熊远英夫妇，也渐渐离开了行动的人群。

“有些人也是被迫，有人是公务员，有单位，好多来自单位的压力，我们也理解。”刘艳说。但结果是，除了桑军，其他家长代表陆续“不和我们一起走了”。

桑军回忆，政府也会在家长群体中“造谣和挑拨”，有些家长转达政府人士的话——“你别去闹，让他们去闹，他们闹到的你还是有份”。“好多家长，现在不信任什么代表了。”一些家长后来认为，家长代表站出来，不过是为了替自己向政府讨好处。

抗议的队伍松散了，压力也大了。为了防止“聚众闹事”的帽子，桑军说自己也不敢“组织家长”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要交材料，我们到北京见面都可以。”桑军说，“如果我叫你，你就会说是桑军叫我来的，那政府就会给我扣很大一顶帽子。”若接受外国媒体报导，他们会被相关人员约谈。“如果你和境外媒体联系，你就是法轮功。”桑军说，他曾被这样告诫，有一段时间，他也改变了态度：“我们中国的事，我们中国来解决吧。不让境外媒体参与进去也好一点，这对我们人身安全也有好处。”但后来，他还是接受外媒采访，因为中国内地没有一家媒体接触他们。

2016年，多年上访无效之后，桑军和一群家长决定改为起诉，以民事途径起诉地震时富新二小工程承包人和校方法人，但他们到了法院，法院则以“案子过去8年，已经失效”为由，不予立案，亦拒绝出具书面回执。

而另一边，多位什邡市洛水镇的遇难学生代表也曾向什邡市人民法院提出《校方责任保险》民事赔偿诉讼，不过立案申请都遭到拒绝，法院更口头通知——凡是地震的案件都不予立案。桑军说，目前家长们几乎找不到可以协助他们的律师。

“我们的家长，后来还是一直想往外走，去上访。”桑军缓缓说，“到北京嘛，自己心里觉得离那些领导又近了一步。在我们家乡的话，就觉得太远.....离北京太远了。”

维权这些年，桑军和李艳都记得，谭作人、黄琦、艾未未、艾晓明，以及一些律师、学者都曾以做民间调查、拍纪录片等不同方式协助他们。2011年，李艳还和几个家长一同去北京见艾未未。李艳记得，艾未未为家长们安排好所有食宿，临别还要给每个家长钱，没有人愿意收。“他们这么帮助我们，我们已经很感激了，怎么还能要他的钱！”

转眼到了今天，桑军说，他们已经和艾未未、艾晓明失去了联系，而黄琦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被囚禁数年而刑满释放后，2016年底，再次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而被捕。目前，还在协助他们的只有谭作人，谭曾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囚禁五年。而这十年间，没有任何一位官员因地震中的工程质量问题而被问责。

保护孩子

和积极维权的家长们不同，熊远英很少往外跑。

过去十年，大部分日子，她都在自己开办的月芽幼儿园忙碌。2018年4月，端传媒记者在月芽见到她时，今年40岁的她正埋头和一群年轻老师开会。

这天阳光灿烂，幼儿园的庭院里树影婆娑。午休刚结束，孩子们冲出庭园玩耍，爬上爬下，翻筋斗，高喊着“熊婆婆”，熊远英微笑着回应——她喊得出每一个孩子的名字。

“这里全是钢结构，每一根柱子都埋了这么大的钢柱一直到地下面。地震的时候，房子就这样，晃来晃去的，但不会有损伤的。”熊远英指着幼儿园的墙身给我们介绍。她说当年在富新镇上，大部分房子都是混砖结构，月芽几乎是第一座采取昂贵的钢铁框架结构的房子，她和丈夫当时一共投入70多万。

这所幼儿园，是熊远英2006年开始的创业事业。当时，有幼师资格的她租用了一座民宅的一层，开了两个幼儿班，到了2007年，学生人数急增，她和丈夫向政府买下一片荒废猪圈，又跑到外地学习完善的幼儿园建筑设计，最终打造出月芽幼儿园。

08年的大地震中，公立学校富新二小倒了，民办的月芽幼儿园没有倒。教育局之后来检查，告诉熊远英，这所幼儿园可以作为避难场所，再一次地震，可以迎接周围的居民来避难。熊远英回忆，她听了既自豪，又觉得讽刺。但她没有再多说什么。

埋葬了富新二小的女儿以后，她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月芽幼儿园——那里有160多个孩子和十几个老师等着她。每年，月芽都要进行好几次地震安全演习。

地震三年后，2011年，月芽开始迎来一批又一批失孤父母再生育的孩子，前后一共有70个，熊远英后来再生的小儿子也来到这儿就读。为什么不约而同选择月芽？熊远英说，一来，父母们不再那么相信公办机构，反而更信任月芽的质量；二来，富新的公办幼儿园就在富新二小旁边，家长们都不愿天天去面对伤心之地。

熊远英尽可能把月芽隔绝在黑暗之外。这也是很多家长的心愿。许多震后新生的孩子，长大一点便会问：我的哥哥姐姐去哪里了？“去很远的地方读大学了。”很多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回答。

相处几年下来，熊远英觉得，这群孩子除了比较容易生病，与别的孩子没什么不同；最大的差别，其实是他们的父母大多因为郁结、悲痛而老态龙钟。“地震前的时候，他们的身体都非常地健康，然后就是孩子没了，就那么一年之后，就慢慢地身体不好。”

熊远英总是提醒老师们，见到家长来了，不要脱口而出：“某某小朋友，你看你的爷爷或奶奶来了！”“搞不好其实就是爸爸妈妈，那样家长听到，会心里很难过，会更难过的。”熊远英说。

而困于病痛、小孩照顾和老人照顾，许多家庭也日渐失去收入来源。这几年来，熊远英曾经招聘四位富新二小遇难学生的母亲来幼儿园做保育员，其中包括刘孟瑛和李艳，不过她们工作三四年后，都因为家里没有人带小孩或照顾患病的家属，而辞职了。

是不是如果哥哥不走，就没有我？

最好的纪念

转眼，这一群父母再生育的第二个孩子都七八岁了，疑惑也多了。桑睿峰小时候，父母告诉他，哥哥去很远的地方上大学了，孩子问，为什么哥哥不回来过暑假、过春节？父母又说，哥哥很忙，去打工了。

突然有一天，睿峰回家后对父母说，“你们不要再骗我了，哥哥已经死了”。桑军和妻子愣住了。睿峰又问：“是不是如果哥哥不走，就没有我？”

“我说不是，我怕他心里难过，我说就是你哥哥不走，我们还是会多生一个，还是你。他心里就有点高兴了。”说起这些，桑军哽咽了。

他们没有告诉小儿子，爸妈们为什么总是要东奔西跑，但小儿子总看到父母有各种来电和记者来访，多少也明白。刘孟瑛心里矛盾，她不想让小儿子接触“黑暗的东西”。“等他长大了，进入社会的时候…… 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他慢慢地或许也会知道，爸爸妈妈坚持那么多年，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多数时候，这对夫妇把“黑暗的东西”留给自己。维权多年，他们两人就是最佳战友，几乎没有吵过架，意见一致，就是要为死去的孩子讨公道。

不要说十年了，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要真的这个事情没有圆满的答覆，我们也跟孩子一样，死不瞑目。

“他是我们两个共同的孩子，他的去世，我们心里面的那种伤痛，可能是……只有失去过孩子的父母，才能够理解。只要是为了他的事情，哪怕是我们倾家荡产，我们都不会觉得后悔。”刘孟瑛说，“不要说十年了，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要真的这个事情没有圆满的答覆，我们也跟孩子一样，死不瞑目。”

困于生活的李艳也没有放弃。“肯定是斗不过他的，我们想给孩子讨公道，肯定很难的，但肯定要去争取。”她一连说了三个肯定。她今年43岁，认为自己以后还有时间，“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有时间。为前一个孩子讨公道的时间肯定是有的。”

大女儿去世十年，李艳还是将孩子的生活照摆于家中，从来没有给女儿烧香拜祭。她说这是她的抵抗：“我从来没有给孩子烧香，烧香就感觉孩子真的走了，不烧香了，感觉她还在，她一直活在我心中。”

回想2008年的悲剧，熊远英不愿意再提起细节。月芽幼儿园的工作人员说，老师们都不敢在幼儿园里提及地震，因为熊远英的丈夫刘振荣“始终没有走出来”。

“我们作为一个弱小的群体，没有办法…… 现在没有办法改变。”熊远英缓慢而悲伤地说。

今年的5月12日是星期六，熊远英准备在5月11日，给月芽幼儿园的200多个孩子组织一次地震安全演习。“这就是最好的纪念吧。”

熊远英不想再说下去，起身走出办公室，“孩子们放学了，家长们都来了。”这也是一个下午。窗外，一大群嬉闹着的孩子涌向幼儿园的大门，那里，站满了微笑等待的父母。

（张洁平参与川震十年系列策划及编辑工作，特此致谢。）
（端传媒实习记者刘家睿、卢凡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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