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任何政權背書，我編輯了香港第一本中史教科書——專訪人人書局田文忠

「人人書局」那幾千呎的辦公室裏，平日只有年近九旬的總經理田文忠老先生，每早回到他的總經理辦公室，一個人，靜靜讀書。這家出版社早就不再出版新的課本，卻藏著一段湮遠的中史教育往事：香港第一本中史課本《中國歷史》，60多年前的1960年代，就是由人人書局出版。課本的校訂者是國學大師錢穆，作者則是錢穆學生、史學家孫國棟。這套課本的史觀和寫法深遠影響了數代香港學生及教育工作者，許多歷史教育學者都同意，此書及後，香港中史課本的骨幹或風格往往以此為依歸。而即使當今的不少學生，也仍在其影響之下。

現為英國布理斯托大學歷史博士研究生的朱維理，在其中學時代2000年初期，也正是使用人人書局出版的中史課本，儘管其時市面上已有不同出版社的中史課本，而「人人」版課本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朱維理在碩士及學士年代亦研究過人人書局最早期《中國歷史》以降的版本，「從1960年代的第一版到往後出現的系列新版，《中國歷史》的內容固然會因應印刷技術的改良、考試課程的改變而有所改動，但其實其內容和論述均沒有任何結構性改變。」

這套課本的史觀和寫法深遠影響了數代香港學生及教育工作者，許多歷史教育學者都同意，此書及後，香港中史課本的骨幹或風格往往以此為依歸。

剩下一人的人人書局

上世紀20年代出世的田文忠來自河北省定縣（現稱定州），從抗日、國共內戰、解放那個時代走過來，輾轉逃難香港，赴台灣讀書，再回香港，於1962年正式加入「人人書局」；創辦人辭世後，他更正式擔任了書局的總經理一職，直至現在。

如今，年近90歲的田文忠精神仍然很好，說起往事，興致很高：「我是甚麼歌都會唱，國民黨的、共產黨的，甚至日本國歌都會唱。」說著他哼了幾句：「中國國民志氣洪，戴月披星去務農⋯⋯」緊接著又唱：「東方紅太陽升⋯⋯」依然聲如洪鐘。　　　

「人人」業務曾經很興盛，除中史外，更出版了香港各科課本。可是近20年來教科書市場競爭愈見激烈，他的精力亦不如前，無法再刺激「人人」課本的銷量。至今天，辦公室也只剩下他一人，每天回來，讀讀閒書，「做了幾十年出版，沒有辦法不看書。」

哪怕余鑑明的人人書局與右派關係緊密，出版於1960年代的《中國歷史》卻著實沒有強烈偏激的鬥爭或仇外元素；課本裏明顯傳遞的，是錢穆和孫國棟那一代南來文人所抱持的「文化中國」概念

右派背景的書局

人人書局成立於1962年的香港，由田文忠口中的「大恩人」、已故余鑑明先生創辦，「余鑑明先曾經是『保定中學進修班』的主任（即校長），對我們一班因逃亡而失學的青年很照顧。」往後許多年，田文忠與余鑑明一直保持聯絡，「後來我考上了台大外文系，卻遲遲不獲發入台證，也靠（同時在香港的）余先生幫我做聯絡，才順利升學。」後來，余鑑明又請田文忠加入「人人」，他就馬上答應。

田文忠非常欽佩的余鑑明，來港之前曾是國民政府教育部高級官員（中等教育司科長），後來國軍敗走台灣，他和幾位教育部成員曾經接辦國民黨黨營「正中書局」設在香港的總經銷商「集成圖書公司」，而該公司正是國民政府早年於香港成立的一個文化據點。

後來，熱衷教育出版的余鑑明自立了人人書局，出版的第一本中學課本就是《中國歷史》。田文忠回憶說，「那時候，『人人』就只有余生、余太和我三人。余生與作者聯繫，余太校對，我也幫忙校對。但我也做其他事務，如推銷送貨。我很記得，編寫《中國歷史》時錢先生絕少來辦公室，反而孫先生會直接來跟余鑑明先生討論課本的編輯事宜。」

而有時，文稿修繕完畢，田文忠就常常親自跑到新亞書院，將文稿交給孫國棟過目。「孫先生人很好，對我也很客氣的。不過人家是大學者，每一次我總不敢耽誤人家太久。」事實上，余鑑明和孫國棟亦因為《中國歷史》課本結為朋友。余鑑明在1990年代初辭世，孫國棟在悼念文章裏追憶，很訝異於余鑑明對中國歷史的熱情；而余亦很慶幸自己能在中國文化飽受摧殘的年代，讓《中國歷史》成為人人書局第一部出版的中學課本，那可算表現了他自己對中國的心願。

「中國」之於他們，是一個超越政權主權的文化實體，並不與共產黨、國民黨或任何一個政權掛鈎，亦不純粹從領土出發。他們更重視的，是中國的歷史文化、人文地理、藝術、宗教思想、學術派別等。

六十年代最暢銷的中史課本

這套《中國歷史》，整系列共分十冊。第一至六冊為初中課本，第七至十冊為會考課本，而初中、高中均從古代說起，一直說到清朝滅亡、抗日戰爭。那年代的中史書，語氣排版都很嚴肅，沒有今天常見的「考考你」或卡通化的帝王宦官彩色插圖；並且註釋極長，歷史地圖比今天的仔細許多，甚至會加入半透明的牛油紙，顯示重要戰役。

剛推出市面的時候，這系列《中國歷史》銷量極佳。田文忠今日仍然自豪回憶：「那時這書有近七成學校使用，而且當中無分學校立場之左右。」「最開始，我先在一些右派學校推銷課本，最先當然是調景嶺中學、鳴遠中學和慕德中學（註：均是位於調景嶺的早期右派學校），畢竟我到過台灣唸書，又幫『人人』賣書，那邊比較有人脈；後來，我也會走訪最左的『香島』、『培僑』，找他們的老師推銷。」田文忠笑說，即使國共在香港的明暗鬥爭也沒有怎麼影響這套課本的銷情，「60年代，香港課本極少嘛！學校要教中國歷史，就一定要選『人人』。再者，我覺得我們的課本於質素確是很好。」

「人人」版中史課本承襲了保守中國歷史觀，比如以漢族為本的書寫方法，比如非常重視歷史人物的德行。

1960年代之前，香港幾乎沒有自行出版的課本。香港中史教育研究專家簡麗芳在其著作《Hong Kong’s Chinese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1945: Politics and Identity》中指出，彼時香港學校一般使用來自大陸的歷史課本，然而裏面充斥了強烈的國共鬥爭元素。由於港英政府極不欲香港教育界成為兩黨意識型態戰場，教育司署委任了中文科目委員會在1953年發表了《中文科目委員會報告書》（The Repo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ittee）。

該《報告書》指出：「來自大陸的教科書含有太多排外字句及政治宣傳，並不適合用於香港。 (History textbooks published in China usually contain anti-foreign allusions, comments and propaganda, and are, therefore, not quite suitable for Hong Kong)」是故香港急需出版自己的教科書。又由於港英政府希望學生透過認識中國輝煌文化（而非當代鬥爭政治）建立身份認同，報告中亦建議中史課本應該側重社會文化史而非政治史。 (In these textbooks, the emphasis should be o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rather than political history)

於是，哪怕余鑑明的人人書局與右派關係緊密，出版於1960年代的《中國歷史》卻著實沒有強烈偏激的鬥爭或仇外元素；課本裏明顯傳遞的，是錢穆和孫國棟那一代南來文人所抱持的「文化中國」概念——這批學人極重視「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內涵，卻無意透過歷史（或歷史教育）為特定政權背書、作政治灌輸。這種胸懷和視野，剛好與其時港英政府在《中文科目委員會報告書》中所表明的立場是相符合。

但另一方面，前述學人朱維理雖然也很敬重錢、孫，但認為這系列教科書確實頗為沉悶，難以刺激學生討論，朝代興盛往往就被歸因於明君之治，而朝代覆亡就是天災或昏君、暴君之故。確實，用今日歷史研究者、教育者的眼光來看，「人人」版中史課本承襲了保守中國歷史觀，比如以漢族為本的書寫方法，比如非常重視歷史人物的德行。在《中國歷史》的弁言，錢穆亦說，這套課本最重視「歷史事變成敗叙述，人物賢奸之剖析」。

撰寫《中國歷史》的過程中沒有任何政府官員接觸過他們，審核的建議也是圍繞年份資料或地標示等技術問題。

愛國／不愛國的《中國歷史》

我問田文忠先生，《中國歷史》出版過程中有沒有受到港英政府的干預？「以我所知，確實沒有。」然後他說起自己當時的感覺：「我自問對課本內容和文字要求極高，但老實說，面對那本書，知道是錢先生、孫先生的出品，哪好意思再指指點點。」事實上，學者李玉梅曾經為此訪問過當時仍然健在的孫國棟（孫於2013年辭世），孫國棟受訪時也表示，撰寫《中國歷史》的過程中沒有任何政府官員接觸過他們，審核的建議也是圍繞年份資料或地標示等技術問題。

到底港英教育部門是否像田文忠一樣，「震懾」於「錢先生」和「孫先生」的大名而不作干預，這暫時難以稽考。而李玉梅在研究中指出，像錢穆和孫國棟或其他後來也編寫了中史課本的南來學者們，均非常痛心中國歷史文化在那年代遭受的蹂躪摧殘，他們既批判共產黨，但也不見得絕對肯定國民黨，只一心希望透過研究和教育力挽狂瀾，傳承中國文化。「中國」之於他們，是一個超越政權主權的文化實體，並不與共產黨、國民黨或任何一個政權掛鈎，亦不純粹從領土出發。他們更重視的，是中國的歷史文化、人文地理、藝術、宗教思想、學術派別等。

在那一套《中國歷史》課本中，內文甚至絕少出現「愛國」一詞。李玉梅在其研究文章中基於這問題，亦作了一個有趣分析：她指出，若「國」指的是一個特定政權，那麼《中國歷史》表達的確實無關「愛國」；然而，若這「國」意指抽象的文化和傳統，無關政權主權和領土，那麼這套課便是明顯傳遞了愛國思想的課本。而如何定義「國」，對香港而言，仍然極有意義。

離開之前，我問田文忠，一生走過了這麼多不同的路，覺得自己還愛國嗎？「愛，為甚麼不愛，歷史文化那麼深厚！不過，最好別要有那麼多黨派鬧爭吧。」他的辦公室裏，仍然懸著一幅「親愛精誠」的蔣中正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