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發生在 17 小時內。
從承載數以萬計的新聞報導、評論文章的新聞機構，到一鍵清空、無法打開的一個網頁。
當記者變成新聞主角
2021 年 12 月 29 日，我的同事們被警察帶走，兩位總編輯被捕，我們的公司被迫停運。
那一天，清晨 6 點 01 分，我收到同事的簡訊。我的心臟從胸膛跳出。
這一天來了。
我放下電話，衝到床邊，套上毛衣，套上襪子，房間很小，橫衝直撞。拎起背囊轉身衝出門外。拔足，狂奔，快點，再快點，我像被火燒起來的稻草，奮力衝下樓梯，撞進夜裏。
在刺眼的路燈裏，我祈求有車，然後一架的士如神蹟般出現。
冬日清晨。渾身輕微顫抖，才 6 時許，天仍好黑。心如拉滿的彈弓，腦袋像滾水沸騰，設想到達後該做什麼。
——那就是一定要影到。
那半年，風聲鶴唳，蘋果日報被迫結業後，人們都說，下一個就到我們。因此，我在腦海多次想像，如果那一刻到來，作為記者，我要睜開雙眼看清楚，張開雙耳聽清楚。我模糊地覺得自己要堅持報導到最後一刻，甚至設想要報導自己的總編被捕，或者乾脆開直播記錄警方的行動。這種想像演繹了太多遍，我想將它變成一種應急機制，好讓自己在命運降臨時能夠完成職責。
這個時刻到了。我要到現場，要做記錄；要影到同事，要親眼看著他們如何被帶走。
我內心翻滾著這種我所理解的，記者的使命和交托。I will be there.
但我從未試過要看著他們拘捕我的同事。我可以做到嗎？我一定會做到。我告訴自己。
我在同事家樓下守了兩小時。
渾身繃緊，血液沸騰。我知道同事就在裏面，也知道國安就在裏面。我不斷將電話屏幕掃向左邊，保持可以隨時按下錄影鍵的狀態；不久，電話又自動鎖屏，我再又掃開。我不斷查看電話，又不斷默誦待會要問的問題：正式拘捕還是協助調查？因咩罪名？邊間警署？有什麼說話想講？
我好怕，怕得渾身開始打震。那幾年，不止一次見證認識的受訪者，她們或是走進警署、預約拘捕，或被圍困在辦公室、然後被捕；也在示威現場見過更多的流血拘捕。我想，這個年代的記者，我們都共同經歷過。但我從未試過要看著他們拘捕我的同事。我可以做到嗎？
我一定會做到。我告訴自己。
時間扭曲、糾纏、膠著。明晃晃的窗。空氣安靜得震耳欲聾。身體沒有一刻不繃緊，仿佛置身懸崖邊緣。有一刻我覺得這無間的恐懼和焦慮，快將我扼到窒息。
當國安終於打開門，帶同事出來，在弦的箭「嘣」一聲，我跳起來按下錄影。我看見同事的眼睛，看起來很平靜。
就在一天前，公司聖誕派對結束後，奮力的《黎根之歌》和全場大笑猶在耳邊，我和同事順路一齊搭車。車上，鬼使神差談起這半年人人都預感到的結局，他突然說：「好殘忍啊。」
我不斷想起這句說話。和其他人一樣，我追著被警察押送的同事。一名警察喝止我，訓斥我。我與他目光對峙良久。我想，他覺得他是對的。
鐵達尼號的樂手
我時常溫習記憶，因為我害怕自己忘記了。我時常走進那個已不復存在的地方，觸碰，又迅速離開。
當我從同事家拍攝完，回到我們的辦公室時⋯⋯我的大腦是一片空白。林紹桐已經被押走。
明亮，寬敞，一如既往，一棵棵綠色的金錢葉在陽光下，一排排蔗渣製的木板長檯刻畫這個空間的座標。溫暖的空氣卻重得使我難以承受。我漫無目的地遊魂，遊到自己的檯前——我的檯面是一片狼藉，書本、名片、筆、紙張，散亂地互相挨著。
目之所及，所有辦公檯要不凌亂，要不空白得顯眼——電腦全數被收走。新聞說，一共有 33 箱證物被搬上貨車。一個又一個，天藍色的膠箱。
有同事開始述說他通宵在公司剪片、國安上門都沒有聽到的經歷，當時，他告訴警察：「那些是新聞材料。」
有同事雙眼腫得像核桃。
有同事拿著電話繼續拍攝、記錄。
更多人走走停停，散落在不同地方，默默收拾不知還可以收拾什麼的檯，互相講講話。
有的人不能碰，一碰會崩塌。
我擁抱了一個同事。他沉重地靠在我身上，然後痛哭起來：「又係咁樣⋯⋯上次又係咁樣⋯⋯」
寫報導是我的一種存在方式。抹掉我的字就如抹掉我。
辦公室牆上有電視屏幕，裏面反覆滾動著這天最大的新聞，鏡頭對著我們大樓下的馬路，警察重重包圍，資料圖片翻牌似地掀開一個個頭像，逐個介紹被捕的人。我們就在那棟大樓裏面。被困在新聞鏡頭裏面。
過了一兩小時，我們開始圍坐在那個電視屏幕下。同事講解了決定，決定就是我們即時停運，並會在深夜刪除所有網站內容。
聽到那個句子時，我回頭看，恰好見到一個平時寡言的同事，原來他已流淚滿面。
我的眼淚奪眶而出，像洪水一樣滾下來。我慢慢走到窗邊，挨著一棵植物坐下，不知道哭了多久，哭到不能呼吸，我才明白，巨石砸下，我坍塌了。
寫報導是我的一種存在方式。抹掉我的字就如抹掉我。
辦公室好像一艘沉船，一點點沒入香港的夜。裏面的人在做最後的事。
我們一齊觀看了沒來得及出街的影像報導。很多人走來走去，商量後續處理。各個新聞機構不斷向電話裏推送最新消息，預告我們的結局。一些同事在截圖、保存自己的報導。人們不斷找不同人說話，互相擁抱，像留下最後的遺言。有人彈吉他，有人點起了香煙。很多記者守在門外。很多讀者、作者的留言湧了入來。他們說：沙滾滾但彼此珍重過。
深夜 11 時，負責網站的同事紅腫著雙眼，笑著，周圍圍滿同樣掛著淚痕卻在微笑的同事，隨著一鍵按下，網站所有內容清空。大家歡呼一聲，鼓起掌來。
第 17 小時，立場新聞不復存在。
原來，無論腦海排演多少次，從高處狠狠撞入地面的衝擊，那種恐懼和痛楚，只有到了那一刻，才真正從身體裏長出來。
不效忠誰的自由
印象中，總編輯阿權是一個極社恐的人。
為了不和同事搭同一架電梯，他會選擇顧左右而言它，再搭乘另一架電梯。同事買了生日蛋糕為他慶生，他僵硬地捧起蛋糕並保持距離，彷彿那是一個炸彈。有一次，我們剛好一齊在外訪問，回程時，大概是想到要與我在公共交通相處半小時，他說：XX，其實你今日可以不用回公司呀。我笑道：但我有事要返去喎。我彷彿聽見他腦袋裏的小小人在尖叫拒絕。不過，回到公司附近，他忽然說：這裏有一條捷徑，你是不是不知道？我說不知道，他變得驕傲起來：咁我帶你行啦！
他對新聞充滿激情。某年，一單全城的大新聞，他見到我們沒有報導別人報了的內容，忍不住凌晨在工作群組發出千字文，向一眾同事說：我真的很失望，如此重要的新聞內容，對社會這般有影響，我們竟然沒有報導。（這段深夜來函至今仍是一些同事的心理陰影⋯⋯）被捕之後，他在庭上說，2021年的時空，山雨欲來，自己的太太陳沛敏亦已經入獄。然而，掙扎良久，仍是不想關掉公司，「不甘心、不捨得」。
他全心全意欣賞別人的美德。有一次說起一位作者讀書時愛捧著哲學書籍，我打趣說：「咁作狀？（裝模作樣）」他激到氣結：「咁點叫作狀？！你怎可以說他作狀⋯⋯」他總說起不同的人如何如何觀點犀利、文筆好、人品好、美學好。他說那些人更能夠感知這個世界、比他更值得擁有自由和更好的生活。至於他自己，他說自己是一個「笨拙的人」。
他對一些原則、想法很有堅持。從我剛入來，到公司快出事，仍聽見他向同事推銷他一直想做的一條題目：香港的貧窮問題。印象中不記得什麼場合，他也得知外界對立場刊登不同立場、甚至不同水準的文章有些意見，但他認為，這裏要有百分百的言論自由（對此我也有不同意見）。
在往後的審訊裏，我才第一次認真了解他的工作背景。在香港左翼思潮冒起的年代，他讀過政政系，做過工會，會想做貧窮議題，毫不奇怪。（諷刺的是，當本土派不滿立場新聞，法官卻定性立場新聞是右翼的本土主義。）
他在被捕時說：我是立場新聞的總編輯，不關其他人事。
大家聽到時說：這是阿權會說的話。
另一位總編輯林紹桐，一開始我不太熟識。在辦公室時，見他冷口冷面，似乎是一名冷面笑匠。後來逐漸發現，他極聰敏、好勝，口才好，mean。面對困境，他有最不忿的骨氣。我輾轉得知，能夠支撐同事們做他們想做的報導，是他在艱難時勢裏的一個目標。而他有太多的才華尚待施展。還有很多很多要寫，再三思量卻無法寫了。就讓這幅速寫暫時停在這裏。
立場新聞的審訊，在 2022 年底正式展開，直到定罪判刑，前後橫跨了兩年多。那是一場關於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審訊，檢控官和被告的總編輯在庭上談論新聞媒體的操作、2019年社會運動的認知。香港的法庭，上演著關於自由、民主、社會運動與國家安全矛盾的爭辯，迴盪著最平靜卻最震耳欲聾的聲音。
不過，傳媒對社會運作的認知、以及基於此種認知而建立的新聞操作，並沒有得到法官最終的認可。
「我現在裁定三名被告都是罪名成立。」
2024 年 8 月 29 日，香港灣仔區域法院 32 號庭，法官郭偉健宣判，立場新聞母公司和兩位總編輯鍾沛權、林紹桐罪名成立。我坐在公眾席裏，努力捕捉法官從最高處飄下來的微弱聲音。這間我曾工作過的新聞機構，被定性為政治平台；而我的兩位總編輯，將面對一段牢獄的生活。
不像醫生、律師，我們成為記者，並不需要宣誓。但這一刻，我彷彿聽見屬於記者的誓詞。
林紹桐因病缺席，資深大律師余若薇替他向法庭讀出陳情信：
「新聞工作者從沒有要效忠誰、擁護誰，或者與誰為敵。而如果我們真的有效忠的對象，只有是公眾，亦只能是公眾。因為我們信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而唯有傳播思想的自由，才能保障每個人的自由。」
不像醫生、律師，我們成為記者，並不需要宣誓。但這一刻，我彷彿聽見屬於記者的誓詞。「不效忠誰」這四字在我腦裏敲響一記鐘聲，與讀過的書本聯通在一起：一個專業之所以成其為專業，其基石是不受國家或市場影響的自主性。
傳播學者李少南教授曾在一個致辭中說，資訊可分四類：宣傳，是無所不用其極唱好；公關，是有底線地唱好；新聞，是為民喉舌；鬥爭，是無所不用其極攻擊。他說，如果做的是第一、二、四類，就不要說自己是做新聞。
做記者，就是要不效忠權力。如果我們真的有效忠的對象，只有是公眾，亦只能是公眾。
告別
在審訊拉鋸的兩年多裏，我們漸漸地告別了立場⋯⋯我們有告別過嗎？可過去的一種生活、身份和歷史，在瞬間被撕開，留在了那一天。
那一天之後，我有這種很強烈的感覺。我告訴家人，我感覺像死了人一樣。我感覺有人死了。這甚至有點激怒完全脫離語境的他們，因為他們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失去的明明是一份工作的我，會說出這樣的話。
我不僅失去了被縱容的書寫生活，還失去了生活在這些當時每日真正「動態」上演的新聞操作爭議裏的狀態。
我一直想我為什麼有這種感受。這或許要從「我失去了什麼」開始。一個曾在香港存在過、存在於一場浩大社會運動呼吸和血脈之中的新聞媒體。如果這場運動曾更大程度形塑我們的身份認同、政治思考，當中無法避免討論的一件事情就是這個媒體。
需要記錄。發生過的事如果不被記錄，在公共場域就無法形成集體記憶，就如沒發生過。
我在想失去立場對我意味什麼。
意思是，一種完全獨立於財團與掌權政治力量，呼吸民情、推動思考，全無審查、全職的新聞書寫；
意思是，一種非菁英主義、被某些菁英視為低俗，重視大眾口味、但又珍重社會小眾議題，可以全情專注社運、法治、公民社會議題，有將本地政治思考鑽問到底的傳統、無論那對外是多麼難以理解或無興趣理解的在地政治問題；
意思是，在激發讀者情緒的手法上引起爭議，在爭取流量和幾萬字長篇趕客報導的兩個極端之間生存下來，任性地餵養專題、調查及各種需要時間和人力投入的報導形式，一種在極端之間遊走、什麼都想要的瘋狂模式；
意思是，對新聞「立場」的大辯論（及被某些行家鄙視），可否有立場、事實上有無可能「冇立場」，所謂的立場是什麼，書寫的界線在哪裏，今時今日再看傳媒的立場是否視角又有所不同，一種需要不停思考的身位。
完全值得好好辯論的內容。
我不僅失去了被縱容的書寫生活，還失去了生活在這些當時每日真正「動態」上演的新聞操作爭議裏的狀態，更甚的是，我似乎失去了討論和記錄這一切的大環境。
一個連網站都不存在的突發性死亡媒體。
失去了一種美學。
意思是，一種動用最徹底的創意去諷刺、追求最有藝術感的鏡頭語言和設計，一種毫無顧忌的肆無忌憚的嬉笑怒罵，自成一派早已融入此地生活日常的視覺呈現；
對權貴奉行絕對辛辣、對民眾保持最大同情。
失去了一個在守舊和創新、疲倦和激情之間劇烈掙扎演化的新聞時空。
意思是，一個充滿摩擦、又相互尋求合作，每個人帶來各自的社會關懷、筆觸、性格，在這裏爆炸、融合、又不被同化，一個不斷流失一些部分又生長更多枝椏、從兩三張蔗渣枱演化成的龐然大物；
一個被很多人口誅筆伐、輕蔑敵視，又被很多人感激讚頌、納入呼吸，被唾棄又被珍視，一個這城市裏奇奇怪怪、不願失去稜角的人的容身之所。
最壞的和最好的。從這土地生長、又參與形塑此地身份血脈的。
我們失去了一種共同見證、經歷、製造和保存記憶的龐大生態，一個經歷幾十年滋養的機制。
告別的也是一個時代。
做新聞是一種生態環境，有激烈甚至惡劣競爭的時候，但競相追逐事實的機制變相也成了一種意義上的合作和社會的守望相助——在面對規模很大、涉及權力系統很深的公眾事件時，傳媒用各自最擅長、最有資源的手法，追尋真相，這片拼圖成就那片拼圖，像鬼殺隊一般戰鬥到無可戰鬥，公民社會的知情權是以得到保障。甚至，在這種過程之中，比如周梓樂的死因庭，傳媒和公眾都成了追尋真相的見證者，一種歷史的共同經歷者。這何嘗不是建構著我們共同的記憶和身份？
我們失去了一種共同見證、經歷、製造和保存記憶的龐大生態，一個經歷幾十年滋養的機制。
當然要想辦法生存，可我想首先記住，失去的是什麼。
冰山之上
公司停運之後的一段時間，我們當然都失業了，一群閒人便一起行山。
仁兄 X 早已告知，上面山洞有懸崖；在此後的無數段山路，開頭幾乎都有路牌寫了「危險」。儘管說了危險，大家都仍要行。
有一次，我發現自己卡在一眾山石之上。一時之間，感覺前無去路，後無退路。前方，是需要繼續手腳並用、奮力攀爬的巨石；後方，向下一望：好高，好崎嶇，我是怎樣上來的？
我那時想，這好像我此刻的人生。我們走到了連公司都無法運作下去的階段，失去了記者的身份，失去了重要的過往，也不知該向何處去。
我曾憤怒到希望時間停止，然後我發現，我仍活著，而且手空空無一物。
然而，就在這種絕望、頹然之處，我卻發現，人可以進化，當你進入一種超越過往正常生活的狀態，當你真的經歷過失去重要之物的感覺，當周圍的世界根本不合理而太陽卻仍然照常升起——我曾憤怒到希望時間停止，然後我發現，我仍活著，而且手空空無一物。
X 帶我們來到一處海邊。我們要從一塊突出的岩石，跳一步，到另一邊廢棄的小型碉堡頂部。那一步若跳不好，便可能跌入數米之下的硬地。
我實在不知為何我們都跳了。當我後退一步，然後向前跑，起跳到半空時，我忽然覺得，我自由了。
這三年，我看著身邊這些同事，向不同的方向起跳。時勢艱難，屢有挫折，甚或跌入黑洞。我無法代他們寫人生冷暖，這個時空也不能寫。但我相信我們共同感受到的一件事，是我們有一起分享時間，分享苦楚。我難以忘記一些擁抱，一些溫度，一些相視的笑，一些打轉的淚。狂喜，振奮，苦惱，義憤。我一直記著那句「未來見」和那個笑臉，那句「不忿氣」，那種不服輸。看著為理念而仍被困在時間裏的人，我的心被揉皺再揉皺。看著最有熱誠和理想的人被迫離開，我張開口，卻一個字也說不出。在寒風的街頭聽著某人講述近乎神學般的愛情，我又為能夠見識到這樣的情感而深深觸動。
但我仍想留下筆跡。寫到的，寫不到的，空白的，刪改的。字裏就是我們的人間。
我對這裏有無限的愧疚，為什麼我沒能承擔更多？我又承擔得起嗎？我有無法言說的恐懼，以至於我一筆都不能寫出。我也有難以置信的熱愛，因為苦厄讓人看得清楚，什麼東西在閃閃發光。在冰山上築起小小的城堡，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從中獲取生的氣息和動能，就是此時此地最珍貴之事。
很久以前，我曾收到一封明信片，朋友告訴我，表達自己，完成自己，那就是人生。然而，無法盡心盡意表達，這就是我們的時代。但我仍想留下筆跡。寫到的，寫不到的，空白的，刪改的。字裏就是我們的人間。
我仍記得，那個最後一晚，辦公室有塊小黑板，上面寫著「My Stand is____」。那時有個年輕同事，往那空白處填上「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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