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任何政权背书，我编辑了香港第一本中史教科书——专访人人书局田文忠

“人人书局”那几千呎的办公室里，平日只有年近九旬的总经理田文忠老先生，每早回到他的总经理办公室，一个人，静静读书。这家出版社早就不再出版新的课本，却藏著一段湮远的中史教育往事：香港第一本中史课本《中国历史》，60多年前的1960年代，就是由人人书局出版。课本的校订者是国学大师钱穆，作者则是钱穆学生、史学家孙国栋。这套课本的史观和写法深远影响了数代香港学生及教育工作者，许多历史教育学者都同意，此书及后，香港中史课本的骨干或风格往往以此为依归。而即使当今的不少学生，也仍在其影响之下。

现为英国布理斯托大学历史博士研究生的朱维理，在其中学时代2000年初期，也正是使用人人书局出版的中史课本，尽管其时市面上已有不同出版社的中史课本，而“人人”版课本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朱维理在硕士及学士年代亦研究过人人书局最早期《中国历史》以降的版本，“从1960年代的第一版到往后出现的系列新版，《中国历史》的内容固然会因应印刷技术的改良、考试课程的改变而有所改动，但其实其内容和论述均没有任何结构性改变。”

这套课本的史观和写法深远影响了数代香港学生及教育工作者，许多历史教育学者都同意，此书及后，香港中史课本的骨干或风格往往以此为依归。

剩下一人的人人书局

上世纪20年代出世的田文忠来自河北省定县（现称定州），从抗日、国共内战、解放那个时代走过来，辗转逃难香港，赴台湾读书，再回香港，于1962年正式加入“人人书局”；创办人辞世后，他更正式担任了书局的总经理一职，直至现在。

如今，年近90岁的田文忠精神仍然很好，说起往事，兴致很高：“我是甚么歌都会唱，国民党的、共产党的，甚至日本国歌都会唱。”说著他哼了几句：“中国国民志气洪，戴月披星去务农⋯⋯”紧接著又唱：“东方红太阳升⋯⋯”依然声如洪钟。　　　

“人人”业务曾经很兴盛，除中史外，更出版了香港各科课本。可是近20年来教科书市场竞争愈见激烈，他的精力亦不如前，无法再刺激“人人”课本的销量。至今天，办公室也只剩下他一人，每天回来，读读闲书，“做了几十年出版，没有办法不看书。”

哪怕余鉴明的人人书局与右派关系紧密，出版于1960年代的《中国历史》却著实没有强烈偏激的斗争或仇外元素；课本里明显传递的，是钱穆和孙国栋那一代南来文人所抱持的“文化中国”概念

右派背景的书局

人人书局成立于1962年的香港，由田文忠口中的“大恩人”、已故余鉴明先生创办，“余鉴明先曾经是‘保定中学进修班’的主任（即校长），对我们一班因逃亡而失学的青年很照顾。”往后许多年，田文忠与余鉴明一直保持联络，“后来我考上了台大外文系，却迟迟不获发入台证，也靠（同时在香港的）余先生帮我做联络，才顺利升学。”后来，余鉴明又请田文忠加入“人人”，他就马上答应。

田文忠非常钦佩的余鉴明，来港之前曾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级官员（中等教育司科长），后来国军败走台湾，他和几位教育部成员曾经接办国民党党营“正中书局”设在香港的总经销商“集成图书公司”，而该公司正是国民政府早年于香港成立的一个文化据点。

后来，热衷教育出版的余鉴明自立了人人书局，出版的第一本中学课本就是《中国历史》。田文忠回忆说，“那时候，‘人人’就只有余生、余太和我三人。余生与作者联系，余太校对，我也帮忙校对。但我也做其他事务，如推销送货。我很记得，编写《中国历史》时钱先生绝少来办公室，反而孙先生会直接来跟余鉴明先生讨论课本的编辑事宜。”

而有时，文稿修缮完毕，田文忠就常常亲自跑到新亚书院，将文稿交给孙国栋过目。“孙先生人很好，对我也很客气的。不过人家是大学者，每一次我总不敢耽误人家太久。”事实上，余鉴明和孙国栋亦因为《中国历史》课本结为朋友。余鉴明在1990年代初辞世，孙国栋在悼念文章里追忆，很讶异于余鉴明对中国历史的热情；而余亦很庆幸自己能在中国文化饱受摧残的年代，让《中国历史》成为人人书局第一部出版的中学课本，那可算表现了他自己对中国的心愿。

“中国”之于他们，是一个超越政权主权的文化实体，并不与共产党、国民党或任何一个政权挂钩，亦不纯粹从领土出发。他们更重视的，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文地理、艺术、宗教思想、学术派别等。

六十年代最畅销的中史课本

这套《中国历史》，整系列共分十册。第一至六册为初中课本，第七至十册为会考课本，而初中、高中均从古代说起，一直说到清朝灭亡、抗日战争。那年代的中史书，语气排版都很严肃，没有今天常见的“考考你”或卡通化的帝王宦官彩色插图；并且注释极长，历史地图比今天的仔细许多，甚至会加入半透明的牛油纸，显示重要战役。

刚推出市面的时候，这系列《中国历史》销量极佳。田文忠今日仍然自豪回忆：“那时这书有近七成学校使用，而且当中无分学校立场之左右。”“最开始，我先在一些右派学校推销课本，最先当然是调景岭中学、鸣远中学和慕德中学（注：均是位于调景岭的早期右派学校），毕竟我到过台湾念书，又帮‘人人’卖书，那边比较有人脉；后来，我也会走访最左的‘香岛’、‘培侨’，找他们的老师推销。”田文忠笑说，即使国共在香港的明暗斗争也没有怎么影响这套课本的销情，“60年代，香港课本极少嘛！学校要教中国历史，就一定要选‘人人’。再者，我觉得我们的课本于质素确是很好。”

“人人”版中史课本承袭了保守中国历史观，比如以汉族为本的书写方法，比如非常重视历史人物的德行。

1960年代之前，香港几乎没有自行出版的课本。香港中史教育研究专家简丽芳在其著作《Hong Kong’s Chinese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1945: Politics and Identity》中指出，彼时香港学校一般使用来自大陆的历史课本，然而里面充斥了强烈的国共斗争元素。由于港英政府极不欲香港教育界成为两党意识型态战场，教育司署委任了中文科目委员会在1953年发表了《中文科目委员会报告书》（The Repo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ittee）。

该《报告书》指出：“来自大陆的教科书含有太多排外字句及政治宣传，并不适合用于香港。 (History textbooks published in China usually contain anti-foreign allusions, comments and propaganda, and are, therefore, not quite suitable for Hong Kong)”是故香港急需出版自己的教科书。又由于港英政府希望学生透过认识中国辉煌文化（而非当代斗争政治）建立身份认同，报告中亦建议中史课本应该侧重社会文化史而非政治史。 (In these textbooks, the emphasis should be o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rather than political history)

于是，哪怕余鉴明的人人书局与右派关系紧密，出版于1960年代的《中国历史》却著实没有强烈偏激的斗争或仇外元素；课本里明显传递的，是钱穆和孙国栋那一代南来文人所抱持的“文化中国”概念——这批学人极重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却无意透过历史（或历史教育）为特定政权背书、作政治灌输。这种胸怀和视野，刚好与其时港英政府在《中文科目委员会报告书》中所表明的立场是相符合。

但另一方面，前述学人朱维理虽然也很敬重钱、孙，但认为这系列教科书确实颇为沉闷，难以刺激学生讨论，朝代兴盛往往就被归因于明君之治，而朝代覆亡就是天灾或昏君、暴君之故。确实，用今日历史研究者、教育者的眼光来看，“人人”版中史课本承袭了保守中国历史观，比如以汉族为本的书写方法，比如非常重视历史人物的德行。在《中国历史》的弁言，钱穆亦说，这套课本最重视“历史事变成败叙述，人物贤奸之剖析”。

撰写《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接触过他们，审核的建议也是围绕年份资料或地标示等技术问题。

爱国／不爱国的《中国历史》

我问田文忠先生，《中国历史》出版过程中有没有受到港英政府的干预？“以我所知，确实没有。”然后他说起自己当时的感觉：“我自问对课本内容和文字要求极高，但老实说，面对那本书，知道是钱先生、孙先生的出品，哪好意思再指指点点。”事实上，学者李玉梅曾经为此访问过当时仍然健在的孙国栋（孙于2013年辞世），孙国栋受访时也表示，撰写《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接触过他们，审核的建议也是围绕年份资料或地标示等技术问题。

到底港英教育部门是否像田文忠一样，“震慑”于“钱先生”和“孙先生”的大名而不作干预，这暂时难以稽考。而李玉梅在研究中指出，像钱穆和孙国栋或其他后来也编写了中史课本的南来学者们，均非常痛心中国历史文化在那年代遭受的蹂躏摧残，他们既批判共产党，但也不见得绝对肯定国民党，只一心希望透过研究和教育力挽狂澜，传承中国文化。“中国”之于他们，是一个超越政权主权的文化实体，并不与共产党、国民党或任何一个政权挂钩，亦不纯粹从领土出发。他们更重视的，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文地理、艺术、宗教思想、学术派别等。

在那一套《中国历史》课本中，内文甚至绝少出现“爱国”一词。李玉梅在其研究文章中基于这问题，亦作了一个有趣分析：她指出，若“国”指的是一个特定政权，那么《中国历史》表达的确实无关“爱国”；然而，若这“国”意指抽象的文化和传统，无关政权主权和领土，那么这套课便是明显传递了爱国思想的课本。而如何定义“国”，对香港而言，仍然极有意义。

离开之前，我问田文忠，一生走过了这么多不同的路，觉得自己还爱国吗？“爱，为甚么不爱，历史文化那么深厚！不过，最好别要有那么多党派闹争吧。”他的办公室里，仍然悬著一幅“亲爱精诚”的蒋中正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