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在香港中學怎麼教？六十年來平行運轉的兩套歷史觀

歷史教育歷來是形塑新一代思想的重要陣地，歷史如何被教授、歷史教育改革，都時常牽扯社會不同層面而形成論爭。香港從殖民地時期走到今日，「中國歷史」科目的存在既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脈絡，也面臨政府再度整改而引發的爭議。

這說的，是特首林鄭月娥在2017她的首份施政報告中，要求所有中學於2018-2019年開設獨立的初中中國歷史科。由於事實上全港已有九成中學開辦初中必修中史科——餘下學校多將中史併入「歷史與文化科」或「綜合人文科」教授；兼且近年不時有內地官員或媒體指稱國民教育、中史教育乃回應港獨思潮之良方，此等事實與社會氛圍下，林鄭此舉引發沸騰爭議，被質疑政府「煞有介事」將中史「獨立成科」是否隱含政治動機。

歷史課成為社會焦點，卻正是時候讓我們來回溯與考察香港之「中國歷史」科目的前世今生；拆解原來九七前的殖民地日子，香港的中學生是如何學習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九七後，歷史教育的方法有了哪些改變？香港本土的歷史，何時出現在中學生的課堂上？為甚麼一份1953年的殖民地政府報告可以影響香港歷史教育至今，而令其與大陸的歷史教育區別開來？而歷史教育什麼時候更傾向於成為或不成為政治灌輸的工具？

「中史」與「世史」兩科對在香港受教育的幾代人來說，是都曾要去適應的兩重歷史宇宙，「兩重」的意思是，宇宙內裏的邏輯真是有些不同。

一段過去 兩種觀點：香港學校存在兩套歷史？

現時香港中學教育，歷史科分為「中國歷史」（下稱「中史」）和「歷史」（下稱「世史」）兩科，其課程仍沿用20年前的版本（「歷史」科為1996年版本 ；「中史」為1997年版本 ）。初中歷史課程改革將有定案，而此中變動，除前述中史獨立成科之外，還首次在課綱中加入「香港史」元素，即以中國歷史發展為主軸，論及香港。但由於諮詢文件中沒有列出對港人而言非常重要的「六七」、「六四」等事件，社會反響極大。亦有評論認為將香港史置於中國史主軸學習，削弱了以香港為本位的視角，令香港發展淪為中國歷史的附屬品。

同一時期，政府亦著手籌備初中「世史」課程改革，在2016、2017年，分別發表了第一及第二階段的識諮詢稿，引起的討論卻較中史科改革為少。當中比較受關注的包括增加課程的香港史內容，如「香港回歸祖國」、「基本法起草及頒佈」等（香港的初中「世史」課程，在1996年起已經加入了以香港為本位的內容）；另外亦加入了從前課程所忽略的伊斯蘭文明和美國發展等議題。

「世史」看「日軍侵華」，就只當是二戰其中一個戰場。那種講述的語氣，跟描寫歐洲其他戰場差不多。

「中史」與「世史」兩科對在香港受教育的幾代人來說，是都曾要去適應的兩重歷史宇宙，「兩重」的意思是，宇宙內裏的邏輯真是有些不同。歷史同好鄭匡廷、張家朗和楊家俊，都是中學生組織「香港聯校歷史協會 」的成員。鄭匡廷和張家朗是極少數同時修讀「中史」和「世史」的香港高中生。雖云「中史」、「世史」，但課程中晚清以降的部分其實內容重疊，而兩重歷史宇宙之相異邏輯，或曰中西之別，也就在這些重疊的部分體現最為明顯。

「差別很明顯的。『中史』書裏呈現的情緒比『世史』強得多。最明顯的，是二戰時候『日軍侵華』部分。中史書花了一整章談日軍侵華，不止有史實，還收錄了不少熱血抗日小故事。比如『四行倉庫』，那童子軍女孩楊惠敏奮勇渡河，為軍隊獻上國旗激勵軍隊的一幕，老實說⋯⋯真有點匪夷所思，好像有些誇張。」張家朗說到，而鄭匡廷在旁邊補充：「『世史』肯定沒那麼多人物傳奇。因為『世史』看『日軍侵華』，就只當是二戰其中一個戰場。那種講述的語氣，跟描寫歐洲其他戰場差不多。就是告訴你有『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在中國發生。平舖直叙。」

談起「人物傳奇」，幾位同學不約而同地講，「中史」世界裏，歷史發展與從政者的「性格」甚有關連，人物性格分明，「例如慈禧，『中史』裏她是一個『昏庸腐敗』的人物，麻木相信義和團；而秦始王為人『刻薄寡恩』，所以愛用嚴刑；明太祖朱元璋因早年做和尚地位卑微，長大後就會做一些不合人性的事情。」張家朗對此倒背如流，「比如袁世凱：『中史』裏的袁世凱很糟糕，說他『違背了當時立憲潮流』，最終導致『眾叛親離』。」另外兩位同學也同意，而「世史」裏的袁世凱可沒有什麼鮮明個性，就是列出了他所作的決定對中國政局的影響，可謂輕描淡寫。

的確，幾代香港人，上的都是這樣的歷史課——歷史課分中國版和世界版的做法，似乎並無不妥，歷來如此。「世史」教科書的中國部分也從來不會談「四行倉庫」那種民間傳奇，也是無甚稀奇。然而日本九州大學教育系教授、專研亞洲歷史教育的英國學者 Edward Vickers 曾於1990年代在香港中學教書，他發現在同一教育制度裏面，竟出現兩個彼此獨立的歷史科，對他來說這真是不可思議：

「同學老師都愛稱這兩科做『中史』、『世史』。但事實上，『世史』也包含了中國近代歷史比如晚清改革，但那將其放在世界歷史的脈絡、而非以中國視角去論述。甚至你發現為何『香港史』會先出現在『世史』課程，而不是『中史』課呢；我於是想，這背後一定有值得研究的問題。」

Edward Vickers 在香港住了十多年，2000年初在港大完成以香港歷史教育為題的博士論文，後出版成書《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s a School Subject in Hong Kong, 1960s-2005》。此書跟另一位香港學者簡麗芳的《Hong Kong’s Chinese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1945-Politics and Identity》，是少數論述香港歷史課程如何從戰後一直演化的學術專著，亦成為研究香港歷史教育者的必讀書目，前者專論「世史」課程，後者專論「中史」課程。

「中華民國成立以來，中國的政治人物經常以愛國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作號召，以團結中國人。要達成目的，其一最便捷的方法便是煽動人們的仇外的情緒，而歷史課便是他們最常用的工具。這正好解釋了何以中國出版的歷史課本充滿了排外情緒、評論，還有政治宣傳的內容。」

半世紀前的報告：「中史」、「世史」之前世

回顧兩位學者的論述， 我們就能理解中史並非一直以來就「獨立成科」，這一科的發展與政治的關係從來千絲萬縷。1950年代之前，與「中史」相關的內容通常的地方，是「世界歷史科」與「中國文學」科。

彼時香港根本沒有自己出版的中文／中史教材，各家學校一般都是入口中國大陸、國民黨出版的教材。隨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國民黨遷台，國共意識形態鬥爭從未間斷，而兩黨出版的中文及歷史課本就都包含了大量政治灌輸，當中亦傳遞著極端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

本來港英政府對國共兩黨在港活動已甚具戒心，而充斥課本裏的排外和極端民族主義內容亦不利於本來就欠缺認受性的殖民地政府，故港英政府在1952年委任了中文科目委員會（Chinese Studies Committee），並於次年發佈了學術界公認為標誌性的《中文科目委員會報告》(Repo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ittee)——自此以後，哪怕往後半世紀歷史教育的課程多番修改，該報告中列舉的某些重要方向，如中史科的治史態度、兩科歷史分家的做法，仍然見於今日。

在國共兩黨劇鬥、反殖意識升溫的背景下，中文科目委員在報告中指出要杜絕中史科出現任何政治宣傳、排外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元素：

「⋯⋯中華民國成立以來，中國的政治人物經常以愛國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作號召，以團結中國人。要達成目的，其一最便捷的方法便是煽動人們的仇外的情緒，而歷史課便是他們最常用的工具。這正好解釋了何以中國出版的歷史課本充滿了排外情緒、評論，還有政治宣傳的內容。故此，這類課本並不適用於香港；而香港亦急切需要出版不偏不倚的歷史課本，以促進國際間的理解⋯⋯」——《中文科目委員會報告》，頁31

面對讓港英政府尷尬、特別容易引起反殖情緒的政治事件，報告特別謹慎；而與當代生活最密切、最容易挑動情緒的「近代歷史」，委員會甚至不建議教授：

「⋯⋯（這些科目）任何時候都應該保持客觀中立的態度，特別是處理義和團之亂和所謂的鴉片戰爭這類課題⋯⋯」（《中文科目委員會報告》，頁31）

「⋯⋯有關近代中國史（1600－1945）和近代世界史（1780至現在）⋯⋯有鑑於兩部分內容以政治為主，相關（近代史）內容並不符合歷史學習之原則⋯⋯」（《中文科目委員會報告》，頁15）

那麼中史科該教什麼、又該達到怎樣的教育效果呢？報告指出學生應該學習中國源遠流長的優秀文化，建立健康的民族自豪感，並應當好好利用香港東西交匯的特殊角色：

「⋯⋯清朝以前，中國的問題為驕傲自大。然而清朝以後，中國卻受一種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所困，只會模仿別人，忘卻自身的優良文化。所以，給中國學生教中史的原因，乃讓他們認識中國輝煌美好文化，擺脫這種自卑情結，重新建立自信。當然，這絕不等同於宣揚虛榮自負心態，或散播排外情緒⋯⋯」（《中文科目委員會報告》，頁33）

「⋯⋯（香港是）東西文化交匯的融爐，中國學生不獨要欣賞、珍惜自身的文化精華，也該好好學習英國和西方思想的精髓⋯⋯」（《中文科目委員會報告》，頁19）

Decontextualised就是指，讓歷史剝離於當下社會脈絡，單純將之呈現為理所當然、既定的事實（as a matter of fact），總之學生記住就可以；而不是去鼓勵學生透過歷史，思考社會怎樣發展成當下這個模樣。

去脈絡化、去政治化的歷史教育傳統

政府要操作合乎現況的歷史教育，不一定要惡形惡相的篡改或刪除歷史。比如這份《中文科目委員會報告》，它並沒有透過歷史科，企圖讓學生對英國建立「身份認同」；抑或阻止學生認識中國史（報告甚至強調學生該認識中國輝煌的傳統文化）。報告的部分建議今天看來仍頗有意思，如不該以歷史科作政治灌輸工具，如讓香港學生充分學習東西方文化思想⋯⋯不過，這並不代表當中沒有政治的計算：報告裏建議中史科應當著重遠古輝煌歷史文化，少談當代政治歷史，而這其實就是一種比較不著痕跡的操作。

「當權者要辦歷史教育，往往要面對那些讓自己尷尬的歷史議題。但他們不一定要『改寫』歷史那樣著痕跡，有意識地切斷歷史和當下的連結，其實就是一個頗體面的選擇。」學者Edward Vickers這樣說，「香港的歷史教育傳統，有很強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傾向，這一點在1990年代之前尤其嚴重。歷史教育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是指盡量談社會史、文化史，少談社會制度、權力分配的由來，及很貼身的近代政治問題；Decontextualised就是指，讓歷史剝離於當下社會脈絡，單純將之呈現為理所當然、既定的事實（as a matter of fact），總之學生記住就可以；而不是去鼓勵學生透過歷史，思考社會怎樣發展成當下這個模樣。」

「在『中史』大談中國古代輝煌歷史文化、少談與當代息息相關的巨大爭議，正是『去脈絡化』的歷史教育的上佳例子；這一點在『世史』也可見，例如說到早期華人精英對香港社會的貢獻，就是想當然而已的陳述事件，課堂卻鮮會讓學生反思這些精英與殖民地政府之間的共謀關係，當中關係是否合理等等。這一點很易理解，如果學生會將歷史事件連結至現在，那他們就容易看到現狀（status quo）並不那麼合理和正義。這樣對於一個沒有認受性的政府，自然很不利。」

自從殖民地政府明確提出「中史」教育應遠離政治，許多學校無法繼續使用從前由國民黨編的的課本；而報告建議中史應該以中文授課，意味著英文中學必須改變把中史從「世界歷史科」（以英文授課）分拆出來，開設獨立一科。

而「中史」、「世史」分為兩個科目的特殊做法，自那時候就開始了。

「所以，給中國學生教中史的原因，乃讓他們認識中國輝煌美好文化，擺脫這種自卑情結，重新建立自信。當然，這絕不等同於宣揚虛榮自負心態，或散播排外情緒」，「香港是）東西文化交匯的融爐，中國學生不獨要欣賞、珍惜自身的文化精華，也該好好學習英國和西方思想的精髓。」

不懂中文的殖民地官員與南來文人

政權操作歷史教育，製造有利的統治環境，聽起來理所當然。有趣的是，個體絕非毫無發揮的空間：「不錯，殖民地官員很怕中史科成為政治工具。但有一個關鍵是，殖民地官員根本不懂中文，遑論中史啊。所以也得靠在香港的學者去撰寫教科書，處理教材的實際問題。」在香港參與「中史」及「世史」課程發展、研究香港中史教育發展多年的學者簡麗芳博士說。

自從殖民地政府下令必須讓中史科脫離國共及香港政治現實，在1960年代教育署才正式頒佈屬於香港的中史課程大綱（此前學校都是依據國民政府編寫的課程大綱）。訪問中的多位學者都表示，1960年代香港人人書局出版、由孫國棟編寫、錢穆審訂的教科書《中國歷史》，對香港中史課程影響至今。哪怕回歸後課程多次修改，該套《中國歷史》的書寫方法，很大程度形塑了往後幾代學生看待中史的角度及框架。

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以後，大批避走共產黨的南來學人來到香港。這批學人都懷著要在亂世中保存中國文化血脈的理想。他們絕對愛中國，只不過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是一個文化載體，而不是任何一個實體政權。這種對中史的態度，其實就與殖民地主張的「去政治化」的歷史態度不謀而合。「所以，現存證據顯示，只要這群作者不讓中史科滲入國共鬥爭、反殖排外之元素，殖民地政府並不干預他們如何書寫中史課本。事實上，許多殖民地官員根本不懂中史或中國文化」，簡麗芳博士說。

如果學生會將歷史事件連結至現在，那他們就容易看到現狀（status quo）並不那麼合理和正義。這樣對於一個沒有認受性的政府，自然很不利。

簡麗芳博士在其著作《Hong Kong’s Chinese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1945 – Politics and Identity》中亦提到，像錢穆、孫國棟等南來學人，其實很受傳統中國治史的方式影響；他們筆下的《中國歷史》，亦承襲中國歷史書寫的傳統：例如如今的中史教育仍然重視歷史的「完整性」，學歷史必須按順序從幾千年前夏商周年代說到滿清覆亡（近年亦加入了近代史），要逐個年代數下去；又比如傳統中史史觀的「漢人中心」論及其所包含的漢人民族優越性（所以非漢人來中國是「五胡亂華」，而唐朝對外軍事行動則是很正面的「拓展版圖」）；又比如對歷史教化作用的重視，常透過歷史人物故事呈現好壞的德性，忠君愛國精神尤其被表揚（所以我們常說民族英雄岳飛，卻少有討論岳飛忠君愛國是否太極端和不理性）。

「平心而論，我知道好多中史教育工作者，已努力在制度內外做改變，例如公開試中史科考卷已較少再設純粹背誦的問題、引入史料分析等方式。我也認識好多有心的老師很努力在課堂加入思辨元素。但中史的『包袱』太大，學科中也有寸步不讓的聲音，每一次改動都很容易牽涉巨大政治、社會的反彈。所以這些年來，『中史』科沒有出現過很大刀闊斧的改動。特別是那些早期遺下的『中史』核心傳統，可說是『碰不得』，否則會有很激烈的反對聲」，簡麗芳博士告訴我們。

中史是政治地雷並非今日事。早在上世紀70年代，港英政府曾經提出仿效外國教育潮流，要將「世史」、「地理」、「中史」等人文學科合併為一個「社會科」（Social Studies）。然而此舉讓人質疑，港英政府是否要透過這個改革乘機拔起香港人的「根」。欠缺認受性的殖民地政府不欲此事成為另一輪鬥爭戰場，往後也沒有將中史科合併在「社會科」之中，該科作為一個「少碰為妙」的科目地位，開始奠定。

類似事件也發生在2000年初。其時董建華政府力推教育改革，主張要整合課程，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另一惹火的通識科，也是這一波教改的產物）。局方曾提出幾個「中史」發展的方案，其中一個選項為與「世史」合併為一個「歷史與文化科」，甚至在少部分學校實行先導計劃。其時，中史學科社群反對聲音極大，當中既包含學理考慮（兩科史觀不一樣）、學科社群利益（少了一個歷史科，老師教甚麼？），更包括了要捍衛中史那「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和體統（中史不單純是一學科，更關乎民族根源和民族尊嚴的問題）。

最後，教育局沒辦法大規模推動「歷史與文化」；而大部分中學，至今在初中仍然開辦獨立的中史科。

當然，這幾年，「中史」更上升到極度政治化、關乎中港關係的層面。游梁宣誓事件後，《人民日報海外版》就發表評論（2016年11月）指港獨思潮冒起，乃因中史教育不足，學生不懂「中國四大發明」，也不懂上幾代人作為「弱國人」的悲慘，認為「中史」作為必修科「勢在必行」。

一年後，林鄭也在施政報告宣佈了初中中史作為一獨立必修科。

換句話說，香港歷史教育那個「中史」、「世史」兩個國度的局面，怕不見於可見的將來了。

欠缺認受性的殖民地政府不欲此事成為另一輪鬥爭戰場，往後也沒有將中史科合併在「社會科」之中，該科作為一個「少碰為妙」的科目地位，開始奠定。

「中史」的平行世界：「世史」

那麼中史外的另一重宇宙，「世史」，又如何呢？

「怎麼講呢，『中史』彷彿是另一個體系。其實大規模的課程改革向來都先在『世史』科先出現」，鄭芷馨（Jane Cheng）這樣說。她早年於港大歷史系畢業，曾在葛量洪教育學院培訓「世史」老師，1980年代後期加入教育署擔任「歷史科」（即本文的「世史」）高級督學（Senior History Inspector）。1990年代初期，初中「世史」課程經歷了大改革，如首次加入以香港內部歷史為主的「香港史」元素（註：至今天為止，這仍是香港歷史教育的特色，即以香港內部為主的「香港史」是安排在「世史」而非「中史」的課程裏教授）；如將歷史研習技巧（如重史料分析）引入課程等。這些改變，鄭芷馨就是其中的一名推手。這些元素仍可見於今天香港的初中「世史」課程，甚至高中公開考試之中。

「在我唸中學的1960年代，『世史』很受英國影響。我很記得，我們花了許多時間唸歐洲史，高考課程還有都鐸王朝、亨利八世等選修範圍。課堂裏香港部分很少，就算有，也必然是關於英國人到來之後的事。在這之前，彷彿香港沒有任何過去的。」鄭芷馨回憶說。她讀的是英文中學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當年九年免費教育尚未推行，那是少數人入讀的精英學校，「中學年代的歷史，可謂非常歐洲為本的史觀。」

在文革年代，許多外國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無法再到大陸考察，卻因此留意到新界農村，發現那是華南鄉土研究的寶庫，「因緣際會，香港史研究像雨後春筍，前所未見的熱鬧。」

遠在天邊的歐洲史

事實上，有別於「中史」，早期香港的「世史」教育很大程度承襲了英國歷史教育課程；談到中國和香港，也當然沒有「中史」科那種國難當前的憤慨。再者，早期港英政府亦深知殖民地與中港近代史是政治地雷，隨時可以引爆反殖鬥爭，故亦樂於讓「世史」遠離香港，大談遠在天邊的歐洲史。這其實亦體現了跟早期中史教育一樣，在學科中剝除歷史與當下社會脈絡的關係。

後來，中英草簽、八九六四、香港前途問題浮現⋯⋯在1980、1990年代，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方向也從早期的「去脈絡化」過渡，各科課程內部開始回歸政治現實，出現身份認同元素，讓學生認識香港、中國，為交接作準備。當然，在大環境下，1990年代初中「世史」改革也有實際的考慮：「回歸以前，大部分學生都要用英文學歷史，語言本身就是一大障礙。再者，學生總覺得『世史』教授的，與自己毫無干係，所以這一科愈見不受歡迎。於是，我們就想如何改革。那試問有哪一個課題比本地史更『埋身』（粵語：關係密切），可以讓學生去實地考察，感到自己與歷史的關連？」

但記者更好奇的是，1990年代，大家都知道香港會回歸中國，彼時有沒有出現過一個方案提議把「香港史」納入「中史」當中？「中史的視角，以中國為中心，傾向將香港的發展放在整個『國史』的脈絡看，沒有空間談香港內部的歷史。當時『中史』的課程社群，認為那是體例如何承存的問題」，鄭芷馨說。而這個做法，沿用至今。

除了加入香港史外，鄭芷馨也認同歷史教育應跟隨外國潮流，著重歷史研究技巧多於單純背誦史實，採取史料分析的考核方式（Data-response question），亦應多帶學生到課堂以外實地看歷史遺址、做考察。當然，推動初期也肯定有阻力，「在簡介會中，曾經有老師指著我罵，質疑學生、老師能否應付新的學習模式。我們花了好多心力，做了好多支援教材、教學示範等，才得以說服學科社群。」事實上，「史料分析」是今天世界各地歷史教育都非常重視的一環；即便是相對傳統的「中史」科，近年也著力加添了這這一元素。

翻看在1990年代加入初中「世史」的「香港史」，沒有引入許多具爭議的歷史議題，用今天輿論眼光看，應該會評之為「好穩陣」（粵語：四平八穩）、「建制」。但公平地看，新增的課程內容包括香港圍村習俗、古蹟、英治時期的香港華人、慈善團體的角色，這些都是在歷史課前所未見、以香港為本的歷史元素，意義仍然重大。

然而今天最被關注的重要政治課題，如國共在香港的政治活動、六七暴動、六四等，都沒有放在初中課程中。到底那時課程設計者是基於哪些準則，決定個別課題應否加入課程之中？「我必須說，當年在教育署，我實在看不到有任何外力在干預我們該教什麼，不該教什麼。只要有足夠學術研究支持的，學生有興趣的，我們覺得都可以加入課程。」那麼六七、六四內容，那時候為什麼沒有？「在我們編寫課程的1990年代初，那些都還是新近發生的事情。實在沒有足夠的學術資源讓我們將之放入課程。」但鄭芷馨強調，只要有足夠的歷史證據、學術研究支持，老師沒有政治灌輸的意圖，任何歷史課題都可以在課堂討論。

中史的視角，以中國為中心，傾向將香港的發展放在整個『國史』的脈絡看，沒有空間談香港內部的歷史。

如何生產歷史知識？

這裏，鄭芷馨點出了一個關於歷史教育生產的重要因素：歷史科，學什麼，從來不單是關於從前「發生」了什麼；更重要的是，那一段「過去」有沒有被學者研究過，最後昇華為「知識」。鄭芷馨與一班課程規劃者之所以可以在1990年代在初中「世史」科加入「香港史」元素，也要歸因這一點。

二戰以後，只有少量學者（像南來學人羅香林）從事香港歷史研究，更多的中國學者視香港為中國邊緣，認為必須將香港史置於中國歷代發展脈絡上，才有研究價值。

直到1960、1970年代，才開始有較多學者認真研究香港史，「例如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亞洲學會之香港分會，一個專注東亞各國研究的重要學術組織）在香港重辦，匯集了許多對香港史有興趣的學人。」香港大學名譽教授、多年來致力於香港史研究的知名學者冼玉儀回憶說。在1980年代末期，冼玉儀也獲教育署邀請，與鄭芷馨和一眾課程設計者策劃初中「世史」課程中有關香港史的部分。「當年，我的教授Alan Birch成立了Hong Kong History Workshop，那是一個珍貴的香港史料資源庫。我當研究生的時候，也常常待在那裏工作。」香港史研究自1960年後期開始蓬勃，也有賴另一歷史因素：在文革年代，許多外國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無法再到大陸考察，卻因此留意到新界農村，發現那是華南鄉土研究的寶庫，「因緣際會，香港史研究像雨後春筍，前所未見的熱鬧。」

冼玉儀與鄭芷馨同為1970年代港大歷史系畢業生，正正是受到「香港史」研究潮流洗禮的一代大學生。冼玉儀本身，在1980年代也花了許多時間研究東華三院的檔案和歷史，並為此出版了好多學術著作——有了這些基礎，早期香港慈善團體的活動就被加入了1990年代「世史」課程中，今天的初中生仍然會在「世史」課中學習相關課題。

大局以外，學術潮流，研究者的興趣、個人關注，統統都影響著今天的歷史課。哪怕我們今次只在盤根錯節的往事中，僅僅勾出了幾條線索，卻希望在這個歷史教育「難得地」被社會密切關注的時代指出：幾代香港學生（乃至成人）覺得權威而牢不可固的「歷史課」，其實只是許多可能版本的其中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