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在香港中学怎么教？六十年来平行运转的两套历史观

历史教育历来是形塑新一代思想的重要阵地，历史如何被教授、历史教育改革，都时常牵扯社会不同层面而形成论争。香港从殖民地时期走到今日，“中国历史”科目的存在既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脉络，也面临政府再度整改而引发的争议。

这说的，是特首林郑月娥在2017她的首份施政报告中，要求所有中学于2018-2019年开设独立的初中中国历史科。由于事实上全港已有九成中学开办初中必修中史科——余下学校多将中史并入“历史与文化科”或“综合人文科”教授；兼且近年不时有内地官员或媒体指称国民教育、中史教育乃回应港独思潮之良方，此等事实与社会氛围下，林郑此举引发沸腾争议，被质疑政府“煞有介事”将中史“独立成科”是否隐含政治动机。

历史课成为社会焦点，却正是时候让我们来回溯与考察香港之“中国历史”科目的前世今生；拆解原来九七前的殖民地日子，香港的中学生是如何学习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九七后，历史教育的方法有了哪些改变？香港本土的历史，何时出现在中学生的课堂上？为甚么一份1953年的殖民地政府报告可以影响香港历史教育至今，而令其与大陆的历史教育区别开来？而历史教育什么时候更倾向于成为或不成为政治灌输的工具？

“中史”与“世史”两科对在香港受教育的几代人来说，是都曾要去适应的两重历史宇宙，“两重”的意思是，宇宙内里的逻辑真是有些不同。

一段过去 两种观点：香港学校存在两套历史？

现时香港中学教育，历史科分为“中国历史”（下称“中史”）和“历史”（下称“世史”）两科，其课程仍沿用20年前的版本（“历史”科为1996年版本 ；“中史”为1997年版本 ）。初中历史课程改革将有定案，而此中变动，除前述中史独立成科之外，还首次在课纲中加入“香港史”元素，即以中国历史发展为主轴，论及香港。但由于咨询文件中没有列出对港人而言非常重要的“六七”、“六四”等事件，社会反响极大。亦有评论认为将香港史置于中国史主轴学习，削弱了以香港为本位的视角，令香港发展沦为中国历史的附属品。

同一时期，政府亦著手筹备初中“世史”课程改革，在2016、2017年，分别发表了第一及第二阶段的识咨询稿，引起的讨论却较中史科改革为少。当中比较受关注的包括增加课程的香港史内容，如“香港回归祖国”、“基本法起草及颁布”等（香港的初中“世史”课程，在1996年起已经加入了以香港为本位的内容）；另外亦加入了从前课程所忽略的伊斯兰文明和美国发展等议题。

“世史”看“日军侵华”，就只当是二战其中一个战场。那种讲述的语气，跟描写欧洲其他战场差不多。

“中史”与“世史”两科对在香港受教育的几代人来说，是都曾要去适应的两重历史宇宙，“两重”的意思是，宇宙内里的逻辑真是有些不同。历史同好郑匡廷、张家朗和杨家俊，都是中学生组织“香港联校历史协会 ”的成员。郑匡廷和张家朗是极少数同时修读“中史”和“世史”的香港高中生。虽云“中史”、“世史”，但课程中晚清以降的部分其实内容重叠，而两重历史宇宙之相异逻辑，或曰中西之别，也就在这些重叠的部分体现最为明显。

“差别很明显的。‘中史’书里呈现的情绪比‘世史’强得多。最明显的，是二战时候‘日军侵华’部分。中史书花了一整章谈日军侵华，不止有史实，还收录了不少热血抗日小故事。比如‘四行仓库’，那童子军女孩杨惠敏奋勇渡河，为军队献上国旗激励军队的一幕，老实说⋯⋯真有点匪夷所思，好像有些夸张。”张家朗说到，而郑匡廷在旁边补充：“‘世史’肯定没那么多人物传奇。因为‘世史’看‘日军侵华’，就只当是二战其中一个战场。那种讲述的语气，跟描写欧洲其他战场差不多。就是告诉你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在中国发生。平铺直叙。”

谈起“人物传奇”，几位同学不约而同地讲，“中史”世界里，历史发展与从政者的“性格”甚有关连，人物性格分明，“例如慈禧，‘中史’里她是一个‘昏庸腐败’的人物，麻木相信义和团；而秦始王为人‘刻薄寡恩’，所以爱用严刑；明太祖朱元璋因早年做和尚地位卑微，长大后就会做一些不合人性的事情。”张家朗对此倒背如流，“比如袁世凯：‘中史’里的袁世凯很糟糕，说他‘违背了当时立宪潮流’，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另外两位同学也同意，而“世史”里的袁世凯可没有什么鲜明个性，就是列出了他所作的决定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可谓轻描淡写。

的确，几代香港人，上的都是这样的历史课——历史课分中国版和世界版的做法，似乎并无不妥，历来如此。“世史”教科书的中国部分也从来不会谈“四行仓库”那种民间传奇，也是无甚稀奇。然而日本九州大学教育系教授、专研亚洲历史教育的英国学者 Edward Vickers 曾于1990年代在香港中学教书，他发现在同一教育制度里面，竟出现两个彼此独立的历史科，对他来说这真是不可思议：

“同学老师都爱称这两科做‘中史’、‘世史’。但事实上，‘世史’也包含了中国近代历史比如晚清改革，但那将其放在世界历史的脉络、而非以中国视角去论述。甚至你发现为何‘香港史’会先出现在‘世史’课程，而不是‘中史’课呢；我于是想，这背后一定有值得研究的问题。”

Edward Vickers 在香港住了十多年，2000年初在港大完成以香港历史教育为题的博士论文，后出版成书《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s a School Subject in Hong Kong, 1960s-2005》。此书跟另一位香港学者简丽芳的《Hong Kong’s Chinese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1945-Politics and Identity》，是少数论述香港历史课程如何从战后一直演化的学术专著，亦成为研究香港历史教育者的必读书目，前者专论“世史”课程，后者专论“中史”课程。

“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政治人物经常以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作号召，以团结中国人。要达成目的，其一最便捷的方法便是煽动人们的仇外的情绪，而历史课便是他们最常用的工具。这正好解释了何以中国出版的历史课本充满了排外情绪、评论，还有政治宣传的内容。”

半世纪前的报告：“中史”、“世史”之前世

回顾两位学者的论述， 我们就能理解中史并非一直以来就“独立成科”，这一科的发展与政治的关系从来千丝万缕。1950年代之前，与“中史”相关的内容通常的地方，是“世界历史科”与“中国文学”科。

彼时香港根本没有自己出版的中文／中史教材，各家学校一般都是入口中国大陆、国民党出版的教材。随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国民党迁台，国共意识形态斗争从未间断，而两党出版的中文及历史课本就都包含了大量政治灌输，当中亦传递著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

本来港英政府对国共两党在港活动已甚具戒心，而充斥课本里的排外和极端民族主义内容亦不利于本来就欠缺认受性的殖民地政府，故港英政府在1952年委任了中文科目委员会（Chinese Studies Committee），并于次年发布了学术界公认为标志性的《中文科目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ittee)——自此以后，哪怕往后半世纪历史教育的课程多番修改，该报告中列举的某些重要方向，如中史科的治史态度、两科历史分家的做法，仍然见于今日。

在国共两党剧斗、反殖意识升温的背景下，中文科目委员在报告中指出要杜绝中史科出现任何政治宣传、排外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元素：

“⋯⋯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政治人物经常以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作号召，以团结中国人。要达成目的，其一最便捷的方法便是煽动人们的仇外的情绪，而历史课便是他们最常用的工具。这正好解释了何以中国出版的历史课本充满了排外情绪、评论，还有政治宣传的内容。故此，这类课本并不适用于香港；而香港亦急切需要出版不偏不倚的历史课本，以促进国际间的理解⋯⋯”——《中文科目委员会报告》，页31

面对让港英政府尴尬、特别容易引起反殖情绪的政治事件，报告特别谨慎；而与当代生活最密切、最容易挑动情绪的“近代历史”，委员会甚至不建议教授：

“⋯⋯（这些科目）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特别是处理义和团之乱和所谓的鸦片战争这类课题⋯⋯”（《中文科目委员会报告》，页31）

“⋯⋯有关近代中国史（1600－1945）和近代世界史（1780至现在）⋯⋯有鉴于两部分内容以政治为主，相关（近代史）内容并不符合历史学习之原则⋯⋯”（《中文科目委员会报告》，页15）

那么中史科该教什么、又该达到怎样的教育效果呢？报告指出学生应该学习中国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建立健康的民族自豪感，并应当好好利用香港东西交汇的特殊角色：

“⋯⋯清朝以前，中国的问题为骄傲自大。然而清朝以后，中国却受一种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所困，只会模仿别人，忘却自身的优良文化。所以，给中国学生教中史的原因，乃让他们认识中国辉煌美好文化，摆脱这种自卑情结，重新建立自信。当然，这绝不等同于宣扬虚荣自负心态，或散播排外情绪⋯⋯”（《中文科目委员会报告》，页33）

“⋯⋯（香港是）东西文化交汇的融炉，中国学生不独要欣赏、珍惜自身的文化精华，也该好好学习英国和西方思想的精髓⋯⋯”（《中文科目委员会报告》，页19）

Decontextualised就是指，让历史剥离于当下社会脉络，单纯将之呈现为理所当然、既定的事实（as a matter of fact），总之学生记住就可以；而不是去鼓励学生透过历史，思考社会怎样发展成当下这个模样。

去脉络化、去政治化的历史教育传统

政府要操作合乎现况的历史教育，不一定要恶形恶相的篡改或删除历史。比如这份《中文科目委员会报告》，它并没有透过历史科，企图让学生对英国建立“身份认同”；抑或阻止学生认识中国史（报告甚至强调学生该认识中国辉煌的传统文化）。报告的部分建议今天看来仍颇有意思，如不该以历史科作政治灌输工具，如让香港学生充分学习东西方文化思想⋯⋯不过，这并不代表当中没有政治的计算：报告里建议中史科应当著重远古辉煌历史文化，少谈当代政治历史，而这其实就是一种比较不著痕迹的操作。

“当权者要办历史教育，往往要面对那些让自己尴尬的历史议题。但他们不一定要‘改写’历史那样著痕迹，有意识地切断历史和当下的连结，其实就是一个颇体面的选择。”学者Edward Vickers这样说，“香港的历史教育传统，有很强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zed)倾向，这一点在1990年代之前尤其严重。历史教育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是指尽量谈社会史、文化史，少谈社会制度、权力分配的由来，及很贴身的近代政治问题；Decontextualised就是指，让历史剥离于当下社会脉络，单纯将之呈现为理所当然、既定的事实（as a matter of fact），总之学生记住就可以；而不是去鼓励学生透过历史，思考社会怎样发展成当下这个模样。”

“在‘中史’大谈中国古代辉煌历史文化、少谈与当代息息相关的巨大争议，正是‘去脉络化’的历史教育的上佳例子；这一点在‘世史’也可见，例如说到早期华人精英对香港社会的贡献，就是想当然而已的陈述事件，课堂却鲜会让学生反思这些精英与殖民地政府之间的共谋关系，当中关系是否合理等等。这一点很易理解，如果学生会将历史事件连结至现在，那他们就容易看到现状（status quo）并不那么合理和正义。这样对于一个没有认受性的政府，自然很不利。”

自从殖民地政府明确提出“中史”教育应远离政治，许多学校无法继续使用从前由国民党编的的课本；而报告建议中史应该以中文授课，意味著英文中学必须改变把中史从“世界历史科”（以英文授课）分拆出来，开设独立一科。

而“中史”、“世史”分为两个科目的特殊做法，自那时候就开始了。

“所以，给中国学生教中史的原因，乃让他们认识中国辉煌美好文化，摆脱这种自卑情结，重新建立自信。当然，这绝不等同于宣扬虚荣自负心态，或散播排外情绪”，“香港是）东西文化交汇的融炉，中国学生不独要欣赏、珍惜自身的文化精华，也该好好学习英国和西方思想的精髓。”

不懂中文的殖民地官员与南来文人

政权操作历史教育，制造有利的统治环境，听起来理所当然。有趣的是，个体绝非毫无发挥的空间：“不错，殖民地官员很怕中史科成为政治工具。但有一个关键是，殖民地官员根本不懂中文，遑论中史啊。所以也得靠在香港的学者去撰写教科书，处理教材的实际问题。”在香港参与“中史”及“世史”课程发展、研究香港中史教育发展多年的学者简丽芳博士说。

自从殖民地政府下令必须让中史科脱离国共及香港政治现实，在1960年代教育署才正式颁布属于香港的中史课程大纲（此前学校都是依据国民政府编写的课程大纲）。访问中的多位学者都表示，1960年代香港人人书局出版、由孙国栋编写、钱穆审订的教科书《中国历史》，对香港中史课程影响至今。哪怕回归后课程多次修改，该套《中国历史》的书写方法，很大程度形塑了往后几代学生看待中史的角度及框架。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批避走共产党的南来学人来到香港。这批学人都怀著要在乱世中保存中国文化血脉的理想。他们绝对爱中国，只不过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文化载体，而不是任何一个实体政权。这种对中史的态度，其实就与殖民地主张的“去政治化”的历史态度不谋而合。“所以，现存证据显示，只要这群作者不让中史科渗入国共斗争、反殖排外之元素，殖民地政府并不干预他们如何书写中史课本。事实上，许多殖民地官员根本不懂中史或中国文化”，简丽芳博士说。

如果学生会将历史事件连结至现在，那他们就容易看到现状（status quo）并不那么合理和正义。这样对于一个没有认受性的政府，自然很不利。

简丽芳博士在其著作《Hong Kong’s Chinese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1945 – Politics and Identity》中亦提到，像钱穆、孙国栋等南来学人，其实很受传统中国治史的方式影响；他们笔下的《中国历史》，亦承袭中国历史书写的传统：例如如今的中史教育仍然重视历史的“完整性”，学历史必须按顺序从几千年前夏商周年代说到满清覆亡（近年亦加入了近代史），要逐个年代数下去；又比如传统中史史观的“汉人中心”论及其所包含的汉人民族优越性（所以非汉人来中国是“五胡乱华”，而唐朝对外军事行动则是很正面的“拓展版图”）；又比如对历史教化作用的重视，常透过历史人物故事呈现好坏的德性，忠君爱国精神尤其被表扬（所以我们常说民族英雄岳飞，却少有讨论岳飞忠君爱国是否太极端和不理性）。

“平心而论，我知道好多中史教育工作者，已努力在制度内外做改变，例如公开试中史科考卷已较少再设纯粹背诵的问题、引入史料分析等方式。我也认识好多有心的老师很努力在课堂加入思辨元素。但中史的‘包袱’太大，学科中也有寸步不让的声音，每一次改动都很容易牵涉巨大政治、社会的反弹。所以这些年来，‘中史’科没有出现过很大刀阔斧的改动。特别是那些早期遗下的‘中史’核心传统，可说是‘碰不得’，否则会有很激烈的反对声”，简丽芳博士告诉我们。

中史是政治地雷并非今日事。早在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曾经提出仿效外国教育潮流，要将“世史”、“地理”、“中史”等人文学科合并为一个“社会科”（Social Studies）。然而此举让人质疑，港英政府是否要透过这个改革乘机拔起香港人的“根”。欠缺认受性的殖民地政府不欲此事成为另一轮斗争战场，往后也没有将中史科合并在“社会科”之中，该科作为一个“少碰为妙”的科目地位，开始奠定。

类似事件也发生在2000年初。其时董建华政府力推教育改革，主张要整合课程，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另一惹火的通识科，也是这一波教改的产物）。局方曾提出几个“中史”发展的方案，其中一个选项为与“世史”合并为一个“历史与文化科”，甚至在少部分学校实行先导计划。其时，中史学科社群反对声音极大，当中既包含学理考虑（两科史观不一样）、学科社群利益（少了一个历史科，老师教甚么？），更包括了要捍卫中史那“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和体统（中史不单纯是一学科，更关乎民族根源和民族尊严的问题）。

最后，教育局没办法大规模推动“历史与文化”；而大部分中学，至今在初中仍然开办独立的中史科。

当然，这几年，“中史”更上升到极度政治化、关乎中港关系的层面。游梁宣誓事件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就发表评论（2016年11月）指港独思潮冒起，乃因中史教育不足，学生不懂“中国四大发明”，也不懂上几代人作为“弱国人”的悲惨，认为“中史”作为必修科“势在必行”。

一年后，林郑也在施政报告宣布了初中中史作为一独立必修科。

换句话说，香港历史教育那个“中史”、“世史”两个国度的局面，怕不见于可见的将来了。

欠缺认受性的殖民地政府不欲此事成为另一轮斗争战场，往后也没有将中史科合并在“社会科”之中，该科作为一个“少碰为妙”的科目地位，开始奠定。

“中史”的平行世界：“世史”

那么中史外的另一重宇宙，“世史”，又如何呢？

“怎么讲呢，‘中史’仿佛是另一个体系。其实大规模的课程改革向来都先在‘世史’科先出现”，郑芷馨（Jane Cheng）这样说。她早年于港大历史系毕业，曾在葛量洪教育学院培训“世史”老师，1980年代后期加入教育署担任“历史科”（即本文的“世史”）高级督学（Senior History Inspector）。1990年代初期，初中“世史”课程经历了大改革，如首次加入以香港内部历史为主的“香港史”元素（注：至今天为止，这仍是香港历史教育的特色，即以香港内部为主的“香港史”是安排在“世史”而非“中史”的课程里教授）；如将历史研习技巧（如重史料分析）引入课程等。这些改变，郑芷馨就是其中的一名推手。这些元素仍可见于今天香港的初中“世史”课程，甚至高中公开考试之中。

“在我念中学的1960年代，‘世史’很受英国影响。我很记得，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念欧洲史，高考课程还有都铎王朝、亨利八世等选修范围。课堂里香港部分很少，就算有，也必然是关于英国人到来之后的事。在这之前，仿佛香港没有任何过去的。”郑芷馨回忆说。她读的是英文中学嘉诺撒圣方济各书院。当年九年免费教育尚未推行，那是少数人入读的精英学校，“中学年代的历史，可谓非常欧洲为本的史观。”

在文革年代，许多外国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无法再到大陆考察，却因此留意到新界农村，发现那是华南乡土研究的宝库，“因缘际会，香港史研究像雨后春笋，前所未见的热闹。”

远在天边的欧洲史

事实上，有别于“中史”，早期香港的“世史”教育很大程度承袭了英国历史教育课程；谈到中国和香港，也当然没有“中史”科那种国难当前的愤慨。再者，早期港英政府亦深知殖民地与中港近代史是政治地雷，随时可以引爆反殖斗争，故亦乐于让“世史”远离香港，大谈远在天边的欧洲史。这其实亦体现了跟早期中史教育一样，在学科中剥除历史与当下社会脉络的关系。

后来，中英草签、八九六四、香港前途问题浮现⋯⋯在1980、1990年代，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方向也从早期的“去脉络化”过渡，各科课程内部开始回归政治现实，出现身份认同元素，让学生认识香港、中国，为交接作准备。当然，在大环境下，1990年代初中“世史”改革也有实际的考虑：“回归以前，大部分学生都要用英文学历史，语言本身就是一大障碍。再者，学生总觉得‘世史’教授的，与自己毫无干系，所以这一科愈见不受欢迎。于是，我们就想如何改革。那试问有哪一个课题比本地史更‘埋身’（粤语：关系密切），可以让学生去实地考察，感到自己与历史的关连？”

但记者更好奇的是，1990年代，大家都知道香港会回归中国，彼时有没有出现过一个方案提议把“香港史”纳入“中史”当中？“中史的视角，以中国为中心，倾向将香港的发展放在整个‘国史’的脉络看，没有空间谈香港内部的历史。当时‘中史’的课程社群，认为那是体例如何承存的问题”，郑芷馨说。而这个做法，沿用至今。

除了加入香港史外，郑芷馨也认同历史教育应跟随外国潮流，著重历史研究技巧多於单纯背诵史实，采取史料分析的考核方式（Data-response question），亦应多带学生到课堂以外实地看历史遗址、做考察。当然，推动初期也肯定有阻力，“在简介会中，曾经有老师指著我骂，质疑学生、老师能否应付新的学习模式。我们花了好多心力，做了好多支援教材、教学示范等，才得以说服学科社群。”事实上，“史料分析”是今天世界各地历史教育都非常重视的一环；即便是相对传统的“中史”科，近年也著力加添了这这一元素。

翻看在1990年代加入初中“世史”的“香港史”，没有引入许多具争议的历史议题，用今天舆论眼光看，应该会评之为“好稳阵”（粤语：四平八稳）、“建制”。但公平地看，新增的课程内容包括香港围村习俗、古迹、英治时期的香港华人、慈善团体的角色，这些都是在历史课前所未见、以香港为本的历史元素，意义仍然重大。

然而今天最被关注的重要政治课题，如国共在香港的政治活动、六七暴动、六四等，都没有放在初中课程中。到底那时课程设计者是基于哪些准则，决定个别课题应否加入课程之中？“我必须说，当年在教育署，我实在看不到有任何外力在干预我们该教什么，不该教什么。只要有足够学术研究支持的，学生有兴趣的，我们觉得都可以加入课程。”那么六七、六四内容，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在我们编写课程的1990年代初，那些都还是新近发生的事情。实在没有足够的学术资源让我们将之放入课程。”但郑芷馨强调，只要有足够的历史证据、学术研究支持，老师没有政治灌输的意图，任何历史课题都可以在课堂讨论。

中史的视角，以中国为中心，倾向将香港的发展放在整个‘国史’的脉络看，没有空间谈香港内部的历史。

如何生产历史知识？

这里，郑芷馨点出了一个关于历史教育生产的重要因素：历史科，学什么，从来不单是关于从前“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那一段“过去”有没有被学者研究过，最后升华为“知识”。郑芷馨与一班课程规划者之所以可以在1990年代在初中“世史”科加入“香港史”元素，也要归因这一点。

二战以后，只有少量学者（像南来学人罗香林）从事香港历史研究，更多的中国学者视香港为中国边缘，认为必须将香港史置于中国历代发展脉络上，才有研究价值。

直到1960、1970年代，才开始有较多学者认真研究香港史，“例如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亚洲学会之香港分会，一个专注东亚各国研究的重要学术组织）在香港重办，汇集了许多对香港史有兴趣的学人。”香港大学名誉教授、多年来致力于香港史研究的知名学者冼玉仪回忆说。在1980年代末期，冼玉仪也获教育署邀请，与郑芷馨和一众课程设计者策划初中“世史”课程中有关香港史的部分。“当年，我的教授Alan Birch成立了Hong Kong History Workshop，那是一个珍贵的香港史料资源库。我当研究生的时候，也常常待在那里工作。”香港史研究自1960年后期开始蓬勃，也有赖另一历史因素：在文革年代，许多外国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无法再到大陆考察，却因此留意到新界农村，发现那是华南乡土研究的宝库，“因缘际会，香港史研究像雨后春笋，前所未见的热闹。”

冼玉仪与郑芷馨同为1970年代港大历史系毕业生，正正是受到“香港史”研究潮流洗礼的一代大学生。冼玉仪本身，在1980年代也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东华三院的档案和历史，并为此出版了好多学术著作——有了这些基础，早期香港慈善团体的活动就被加入了1990年代“世史”课程中，今天的初中生仍然会在“世史”课中学习相关课题。

大局以外，学术潮流，研究者的兴趣、个人关注，统统都影响著今天的历史课。哪怕我们今次只在盘根错节的往事中，仅仅勾出了几条线索，却希望在这个历史教育“难得地”被社会密切关注的时代指出：几代香港学生（乃至成人）觉得权威而牢不可固的“历史课”，其实只是许多可能版本的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