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 深度

異鄉人——竺晶瑩:從「盛世」中出走,那些與我同行的中國年輕人

「我們永遠都是異鄉人。」很多人沉浸在盛世的狂歡之中,少數人卻選擇成為政治上永遠的異鄉人。對於我們來說,難道真的只剩下移民與認命這兩個絕望的選項了嗎?


 圖:Tsengly / 端傳媒
圖:Tsengly / 端傳媒

「來北京四天,已非常想家。念頭一轉,不知道你們如何能經年累月待在外面?」大學老師突如其來的提問,讓我一時語塞。

原來自己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在他人眼中竟有著一抹「堅毅」色彩。看看周遭,又有誰不是一直在路上呢?當這個世界被歷史裹挾著走向全球化,人口移動往往在所難免。而敢於離開成長的土地、自己的國家,又常常被視為一種「孤勇」。不過,即使我們穿越大洲橫跨地球,在人生的地圖上拼滿一塊接一塊的城市以後,又是否真的成為一個世界公民?有人在各種文化間游刃有餘,有人卻更加固守曾經的國族認同。

時至今日,打包行李的技能已是駕輕就熟,才猛然發覺,也許在輾轉過一個個機場以後才能夠一步步成長。而「中國」這兩個字的意涵,再也不僅僅存在於深紅色的護照封面上......

位於中正紀念堂園區內的廣場,因園區正門牌匾的題字「自由廣場」而得名。
位於中正紀念堂園區內的廣場,因園區正門牌匾的題字「自由廣場」而得名。攝:林振東/端傳媒

從寧波到台北,穿越的民國102年

從寧波到台北不過一個半小時的飛機路程,太平洋的風吹過我的臉頰之前,我印象中兩地之間最大的聯繫莫過於「蔣介石」。後來在台灣,每當我介紹自己是寧波人時,對方如果有點歷史概念大約就是「喔,老蔣的故鄉」,不過也聽過非常老江湖的說法「寧波人就像中國的猶太人,最會經商了」。

十八歲的我,好像更果斷些。2013年,響應著心中對於文學的喜歡,大約非中國文學不念,恰巧浙江省又是開放去台灣讀書的八個省份之一,因此不準備去歐美也不想留在大陸的我,就緣來深淺地成為了陸生中的一員。而現在看來,我們這個群體很有可能成為一種歷史「標本」。

到達台北以前,我心中一直存在兩個不搭調的「台灣形象」。一個是對中華民國的想像,有一種國民黨退踞台灣時所帶著的英雄末路之感,再加上胡適等人當年的毅然決然,想著那該是個很有底蘊的地方;另一個卻是陪伴著80、90後長大的流行歌和偶像劇,甚至在大陸的新聞裏,那片島嶼彷彿連立法委員開會都充滿著綜藝效果。如今回望,「民國」這兩個字背後遠遠隱藏著更多的博弈,而台灣流行文化這幾年卻在兩岸經濟此消彼長之中快速式微。

飛機降落以後,除了被溫軟的台灣腔包圍之外,入境表格上的民國紀年讓我很是穿越。因為中國大陸的語境裏,民國在1949年早已「戛然而止」。但是那一刻,歷史得到了延續,彷彿許多「前朝」遺事都湧現到了眼前。曾經歷史老師教我們1912為民國元年,所以計算今年是民國多少年,就要用公元多少年減去1911,原本他教這些是為了讓我們應付考試,沒想到我還真派上用場。

那是民國102年的一天。

從桃園機場前往市區的路上,我驚訝於台北之「舊」,這裏的建築、街道和大陸十幾年來的「大興土木」有著天壤之別。一開始並沒有什麼眼緣,但只怕「舊的」往往隱藏著更多昔日時光,一個只會拆和建的商業社會逐漸生產出的卻是流水線上的城池。現在無論去哪裏,彷彿每座中國大陸的城市都像是復刻出來的,無數的商業廣場和簇新的歷史古蹟,人造的「整潔」掩蓋了真實溫度。

因此台北反倒令人覺得真切。然而,有不少台灣同學跟我說對大陸很是神往,希望畢業旅行可以去敦煌西安看看,可能是我們念中文系的原因,對詩詞歌賦中的世界存在天然嚮往。先秦《詩經》隱藏在黃河流域,《楚辭》流連於湘江河畔,盛唐氣象座落在長安之間,而南宋的頹唐更是逃不開江南煙雨。幾千年美好的中華文化果真還能在這些明確的地理座標中呈現嗎?

有個朋友暑假走了趟山西以後敗興而歸,抱怨說「我真的很傻眼,你知道嗎,山西的關帝廟大禹廟居然全都是近年新建的,感覺都是在發展旅遊業。我想看遺址誒,就算光禿禿的也比這些假的好。」另一個朋友倒是撇撇嘴不以為然,「一片廢墟你還看什麼,再說幾千年過去了,怎麼可能還有真正的遺址,現在做一個歷史的還原紀念也沒什麼。」我聽著他們大陸之行的感受倒是覺得有趣,真正的中國既然不一定在特定的地理坐標之內,那它到底在哪裏呢?

台灣一間廢棄工廠的牆壁上,掛了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及國父孫中山肖像。

台灣一間廢棄工廠的牆壁上,掛了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及國父孫中山肖像。攝:林振東/端傳媒

大概很多人包括我都認為中華文化彰顯在台灣,畢竟毛大搞文革之際蔣提出了文化復興。在博客大熱的年代,應該有好多人看過韓寒那篇《太平洋的風》,更加認為台灣是多麼的「溫良恭儉讓」,而「德」字恰恰是傳統文化的內核。每個到過台灣的人估計都能講一籮筐台灣人好友善的故事吧,比如計程車司機拾金不昧、眼鏡店老闆送隱形眼鏡、被請吃牛肉麵等等,以至於「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流傳甚廣。有一個盛夏的午後,突然滂沱大雨,沒帶雨傘的我本想下車後在車站等一陣再回家,但同站下車的阿姨卻為我擔心「妹妹,你沒帶傘嗎,不好意思我趕時間不能送你過去,我幫你去那家米線店借一把啊」,然後她就匆匆穿過大雨拿回一把傘塞到我手中。這樣的故事天天都在台灣上演,我明白台灣也有不理想之處,但你卻真的找不到一個現存更好的華人社會了。

如果作為到台灣旅遊幾星期的人,我可能只會循著歷史和文學中的線索來尋找民國蹤跡吧。但2017年離開以前,在這片島嶼幾乎生活了四年的我,踏過山水見過社運,也漸漸明白台灣的美麗與哀愁。曾經和學姐去圓山飯店吃飯,她說很喜歡楊德昌的《一一》,所以離開台北前想去電影取景地看看。很巧的是,那天也有一對新人結婚,一家人站在大堂中央舖了紅色地毯的台階上,拍全家福,幾乎和電影的開頭一模一樣。圓山始終帶著歷史象徵和文化符號立在山丘上,紅磚黃瓦倒彷彿國民黨試圖在台北複製又一個六朝金粉的故事,然而終究「反攻大陸」的口號在滔滔浪聲中成了逐漸退場的背景音樂。

比起楊德昌的宿命感,侯孝賢更帶著批判。《悲情城市》讓人心裏咯噔一下——台灣本是台灣,當年中華民國對其何嘗不是一種「佔領」。幸而1987年解嚴,多元文化與不同族群在民主憲政中達到和解,台灣因此而偉大。不過在今天經濟日益疲軟的環境下,「民國」彷彿越來越被人遺忘,有的只是熙熙攘攘的政局,以及一不小心就將民主演變為民粹的現況。但儘管如此,你還是可以在淡水的夕陽下,看著被吹的越來越大的七彩肥皂泡,找回一點小確幸呢。

海牙,2015年,豐盛的孤獨

我性格中可能帶著一種容易厭倦的因子,所以大三時想離開濕熱的島嶼一陣子,便在2015年申請到了荷蘭交換半年。在歐洲那陣子,我好像才懂得了白先勇創作《台北人》的時空感,「在美國我想家想得厲害,那不是一個具體的『家』,一個房子,一個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這些地方,所有關於中國的記憶的總和」。

坐在阿姆斯特丹Schiphol機場開往海牙的火車上,清晨的窗外迷濛一片,薄霧中草地和風車飛快略過。咣當,海牙車站的自動門打開——紅色的花開著,幾個身著制服的警察在吹口哨,一輛電車叮叮咚咚搖晃著走遠,紫色項圈的鴿子撲棱棱從磚紅色的建築前滑過,而我孑然一身,拖著兩個行李箱。啪嗒,身後的門已經關上了。那種豐盛的孤獨好像置身於索倫蒂諾的電影中一般。我當時心想,從前來過的歐洲不是這樣啊。那天才發現,歐洲還是那個歐洲,只不過旅行和生活從來不是一回事,旅遊總是灑脫反正都是萍水相逢,一碰到生活卻沒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好在這種低落的心情沒多久就被沸騰的火鍋消滅,荷蘭的秋天多雨且寒冷。歐洲真的可以安靜到無聊,一天總有那麼幾場雨,在房間看著白天越來越短,被吞噬的厲害。一同火鍋的日子裏,我認識了不少在歐洲讀書的中國同學。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就讀不同的專業,卻好像有著共同點:一樣的愛國。他們並不會為國家和政府劃下界線,而是一股腦的打包這些概念成為「中國」,全部接受與認同。

 國立臺灣大學前的街上,電單車等候。

國立臺灣大學前的街上,電單車等候。攝:林振東/端傳媒

無獨有偶,身處西方社會的強烈陌生感總逼得我們錯把「國」當作「家」來愛。「當年在美國讀書那才叫愛國,假期回家我爸總憂國憂民,但我特別不服氣,還為政府辯護說不容易,」平時冷靜的他說到這一段倒有些反常的激動。「但到香港工作以後,才慢慢感到有些事真的挺可怕。」這是一個比我年長幾歲的哥哥,去年在香港我同他下午茶時的對話,在中環上班快四年的他,邊說邊無奈抿了一口茉莉香片。熱愛與反叛並非截然對立,取決於你身處哪裏。

避談政治是一種選擇,通常也是家長對我們的告誡。我去了台灣讀書以後,我爺爺每天準時收看央視的《海峽兩岸》,由於大陸新聞的片面性以及台灣政客的戲劇性,他時常認為那是個「是非之地」,不時提醒我不要參與政治。等我2015年到了荷蘭,當時的歐洲又是多事之秋,敘利亞戰爭升級、巴黎恐襲、時局動亂,家人總說要少往人多的地方湊。這些關心的聲音對於在外上學的我們應該都不陌生,對就聽,不對就遵從自己的價值判斷,但很多人從此三緘其口。而我可能會爭辯,政治原本應該是通往正義之路,並不是現在勾心鬥角的工具,眾人之事又怎能逃得開呢?

熱愛「祖國」是另一種選擇,在無所憑藉的西方社會,似乎回到國家與民族的語境裏才是最安全可靠的。有些人並不去瞭解西方的現代政治體制,一談到祖國便是滿腔的民族自豪感,自信的表示如今是個太平盛世。有時,他們會從不同的城市坐火車到倫敦,在雨中等上幾小時觀摩中國領導人出訪英國,然後往朋友圈曬一張主席揮手示意的照片,配上文字「為祖國驕傲」再加幾面飄揚的小紅旗。這個群體用發自內心的熱情追隨著祖國,卻從不討論中國的禁忌與自由。

歐洲的小城平靜而無聊,無論持怎樣的政治立場,我們暫時都不願打破其樂融融的景象吧,畢竟那時大家只要找到一個共同點就可以和解了,比如不愛玩beer pong......記得剛到荷蘭是八月底,那時節西歐還會出太陽,有天午後去了海牙那片據說歐洲最美的海灘。滿沙灘的人,面對閃耀著銀灰色的光芒,一看就很冷的北海。在往後的日子裏,下過雨颳過風打過冰雹,就是很少見那樣的陽光了。

香港,2017年,移民與認命

「知識份子就是要站出來,不然誰還可以站出來?」在香港六個月,我仍對這句話記憶猶新,當時去立法會參訪,有人提到為什麼很多議案到最後都沒有勝算而民主派還要苦苦堅持,張超雄議員如是回答。目睹香港一步步「失守」,直到2017年末連拉布策略都要被「狙擊」,這座城市好像真的悲壯了些。

香港總是很熱鬧,隨便走在一條港島的街上,就有不同的語言鑽入耳朵。香港總是不得閒,你略略停下腳步找一找地圖,後面行人大概就是不耐煩的一聲「嘖」,然後匆匆繞過你。但香港也是一席流動的盛宴,不同街角隱藏著不同故事。好比半山扶梯不只是扶梯,而是王家衛鏡頭中哼著《California Dreamin'》的悸動;淺水灣也不是淺水灣,是張愛玲筆下見招拆招的傾城之戀。倘若2014年以前香港還能勉強稱得上「馬照跑,舞照跳」,那2014年以後政治議題在話題榜中已登上了更高的位置。

香港中文大學的民主牆。

香港中文大學的民主牆。攝:林振東/端傳媒

與此同時,香港的憤怒值又比台灣高的多。2016年以後,我在台灣已經常常聽到些「溢美之詞」,像是「人家計劃一帶一路,我們在做什麼」、「對岸連水果攤都可以移動支付」,並且在大四畢業前也有越來越多台灣同學去考清華北大的研究生。也許台灣的民主制尚能運行自由,因此他們可以大方誇獎對岸反省自己。而在進退維谷的香港,矛盾則尖銳無比。去年九月初我到中文大學讀新聞系以後,剛巧「民主牆事件」就鬧得滿城風雨。那時候,我發現在香港上學的大陸同學,在政治立場上各有不同姿態。

小粉紅是手撕民主牆傳單以及往牆上貼表情包的主力軍,他們的「中國」以疆域為邊界。那陣子每當去范克廉樓吃飯,稍稍留意此路必經的民主牆,便會發現之前清一色的學生會貼紙逐漸寥寥無幾,而大量「紅色」表情包呈蓬勃之姿爬滿牆壁。雖然我並不知道有誰去貼過,也沒親眼見過那些駐足觀看的人群中有誰站出來去這麼做,但朋友圈裏卻出現了一個以表情包「明志」的群體,他們用夾帶堅硬維穩立場的戲謔圖片懟回香港的本土主義,一切都是那麼自信。慣用表情包在如今被視作中國90後的專利,也常在兩岸三地的政治觀點互懟中出現。謾罵而非辯論,用群嘲且帶著「天朝上國」的心態迴避問題,是一種幼稚。

政治冷感派也不在少數,他們實踐著錢理群先生口中的「精緻利己主義者」,對於敏感的政治事件唯恐避之不及,希望中國一貫「維穩」。他們中的一些人只想經營自己,對政治毫無概念;另一些人則表示即使現狀不如意,自己卻無力改變還不如視而不見。有一次聊天,室友說起她學校裏有一名抗議者,聲稱絕食但只喝粥,然後她和同學便調侃說「今天艇仔粥,明天皮蛋粥,天天換花樣,算哪門子絕食?」。這確實是茶餘飯後說笑的一個談資,但我又覺得很難笑,因為他們似乎沒有「抗爭」這個概念,或者認為所有抗爭都只是博人眼球。我有點疑惑,當一個人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權利受損,反抗難道不是第一選擇嗎?現實卻是有人會嘲笑反抗本身,而非詢問緣由。

反思者的聲音也許會被小粉紅的喧囂所淹沒,但確實存在過。記得當時有一篇文章《民主牆、內地生與「你國」》有理有節,不少觀點令我覺得讀起來很暢快。儘管它在大陸媒體還是逃不過被禁的命運,但這種反思引起了我和一些朋友的共鳴。因為在過去不同的移動軌跡中,我們熟悉了民主制度的起源與運行,瞭解到那是一種盡量使人活得有尊嚴的制度,就再也不能當作不知道那樣附和現狀。未來如果反思者繼續進化,那就可能成為這個時代的理想主義者,在亂世中帶著堂吉訶德式精神,用覺醒的自我意識對抗不公不義。他們會見證理想與現實撕裂的痛苦,卻始終堅信盧梭那句「強權不可能永遠如此強大」。

一個在德國的朋友看完艾未未紀錄片《Human Flow》,不無悲觀地跟我說,「我們永遠都是異鄉人」。這也許和卡繆的存在主義無關,只是在面對一個利維坦式政府時,很多人都沉浸在盛世的狂歡之中,少數人卻選擇成為政治上永遠的異鄉人。周保松老師曾在政治哲學課上無奈又調侃的說,久而久之不能移民就只能認命。我啞然失笑,他大概是會堅持反抗的。但對於我們來說,難道真的只剩下這兩個絕望的選項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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