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Claire：從「盛世」中出走，那些與我同行的中國年輕人

「來北京四天，已非常想家。念頭一轉，不知道你們如何能經年累月待在外面？」大學老師突如其來的提問，讓我一時語塞。

原來自己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在他人眼中竟有著一抹「堅毅」色彩。看看周遭，又有誰不是一直在路上呢？當這個世界被歷史裹挾著走向全球化，人口移動往往在所難免。而敢於離開成長的土地、自己的國家，又常常被視為一種「孤勇」。不過，即使我們穿越大洲橫跨地球，在人生的地圖上拼滿一塊接一塊的城市以後，又是否真的成為一個世界公民？有人在各種文化間游刃有餘，有人卻更加固守曾經的國族認同。

時至今日，打包行李的技能已是駕輕就熟，才猛然發覺，也許在輾轉過一個個機場以後才能夠一步步成長。而「中國」這兩個字的意涵，再也不僅僅存在於深紅色的護照封面上......

從寧波到台北，穿越的民國102年

從寧波到台北不過一個半小時的飛機路程，太平洋的風吹過我的臉頰之前，我印象中兩地之間最大的聯繫莫過於「蔣介石」。後來在台灣，每當我介紹自己是寧波人時，對方如果有點歷史概念大約就是「喔，老蔣的故鄉」，不過也聽過非常老江湖的說法「寧波人就像中國的猶太人，最會經商了」。

十八歲的我，好像更果斷些。2013年，響應著心中對於文學的喜歡，大約非中國文學不念，恰巧浙江省又是開放去台灣讀書的八個省份之一，因此不準備去歐美也不想留在大陸的我，就緣來深淺地成為了陸生中的一員。而現在看來，我們這個群體很有可能成為一種歷史「標本」。

到達台北以前，我心中一直存在兩個不搭調的「台灣形象」。一個是對中華民國的想像，有一種國民黨退踞台灣時所帶著的英雄末路之感，再加上胡適等人當年的毅然決然，想著那該是個很有底蘊的地方；另一個卻是陪伴著80、90後長大的流行歌和偶像劇，甚至在大陸的新聞裏，那片島嶼彷彿連立法委員開會都充滿著綜藝效果。如今回望，「民國」這兩個字背後遠遠隱藏著更多的博弈，而台灣流行文化這幾年卻在兩岸經濟此消彼長之中快速式微。

飛機降落以後，除了被溫軟的台灣腔包圍之外，入境表格上的民國紀年讓我很是穿越。因為中國大陸的語境裏，民國在1949年早已「戛然而止」。但是那一刻，歷史得到了延續，彷彿許多「前朝」遺事都湧現到了眼前。曾經歷史老師教我們1912為民國元年，所以計算今年是民國多少年，就要用公元多少年減去1911，原本他教這些是為了讓我們應付考試，沒想到我還真派上用場。

那是民國102年的一天。

從桃園機場前往市區的路上，我驚訝於台北之「舊」，這裏的建築、街道和大陸十幾年來的「大興土木」有著天壤之別。一開始並沒有什麼眼緣，但只怕「舊的」往往隱藏著更多昔日時光，一個只會拆和建的商業社會逐漸生產出的卻是流水線上的城池。現在無論去哪裏，彷彿每座中國大陸的城市都像是復刻出來的，無數的商業廣場和簇新的歷史古蹟，人造的「整潔」掩蓋了真實溫度。

因此台北反倒令人覺得真切。然而，有不少台灣同學跟我說對大陸很是神往，希望畢業旅行可以去敦煌西安看看，可能是我們念中文系的原因，對詩詞歌賦中的世界存在天然嚮往。先秦《詩經》隱藏在黃河流域，《楚辭》流連於湘江河畔，盛唐氣象座落在長安之間，而南宋的頹唐更是逃不開江南煙雨。幾千年美好的中華文化果真還能在這些明確的地理座標中呈現嗎？

有個朋友暑假走了趟山西以後敗興而歸，抱怨說「我真的很傻眼，你知道嗎，山西的關帝廟大禹廟居然全都是近年新建的，感覺都是在發展旅遊業。我想看遺址誒，就算光禿禿的也比這些假的好。」另一個朋友倒是撇撇嘴不以為然，「一片廢墟你還看什麼，再說幾千年過去了，怎麼可能還有真正的遺址，現在做一個歷史的還原紀念也沒什麼。」我聽著他們大陸之行的感受倒是覺得有趣，真正的中國既然不一定在特定的地理坐標之內，那它到底在哪裏呢？

大概很多人包括我都認為中華文化彰顯在台灣，畢竟毛大搞文革之際蔣提出了文化復興。在博客大熱的年代，應該有好多人看過韓寒那篇《太平洋的風》，更加認為台灣是多麼的「溫良恭儉讓」，而「德」字恰恰是傳統文化的內核。每個到過台灣的人估計都能講一籮筐台灣人好友善的故事吧，比如計程車司機拾金不昧、眼鏡店老闆送隱形眼鏡、被請吃牛肉麵等等，以至於「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流傳甚廣。有一個盛夏的午後，突然滂沱大雨，沒帶雨傘的我本想下車後在車站等一陣再回家，但同站下車的阿姨卻為我擔心「妹妹，你沒帶傘嗎，不好意思我趕時間不能送你過去，我幫你去那家米線店借一把啊」，然後她就匆匆穿過大雨拿回一把傘塞到我手中。這樣的故事天天都在台灣上演，我明白台灣也有不理想之處，但你卻真的找不到一個現存更好的華人社會了。

如果作為到台灣旅遊幾星期的人，我可能只會循著歷史和文學中的線索來尋找民國蹤跡吧。但2017年離開以前，在這片島嶼幾乎生活了四年的我，踏過山水見過社運，也漸漸明白台灣的美麗與哀愁。曾經和學姐去圓山飯店吃飯，她說很喜歡楊德昌的《一一》，所以離開台北前想去電影取景地看看。很巧的是，那天也有一對新人結婚，一家人站在大堂中央舖了紅色地毯的台階上，拍全家福，幾乎和電影的開頭一模一樣。圓山始終帶著歷史象徵和文化符號立在山丘上，紅磚黃瓦倒彷彿國民黨試圖在台北複製又一個六朝金粉的故事，然而終究「反攻大陸」的口號在滔滔浪聲中成了逐漸退場的背景音樂。

比起楊德昌的宿命感，侯孝賢更帶著批判。《悲情城市》讓人心裏咯噔一下——台灣本是台灣，當年中華民國對其何嘗不是一種「佔領」。幸而1987年解嚴，多元文化與不同族群在民主憲政中達到和解，台灣因此而偉大。不過在今天經濟日益疲軟的環境下，「民國」彷彿越來越被人遺忘，有的只是熙熙攘攘的政局，以及一不小心就將民主演變為民粹的現況。但儘管如此，你還是可以在淡水的夕陽下，看著被吹的越來越大的七彩肥皂泡，找回一點小確幸呢。

海牙，2015年，豐盛的孤獨

我性格中可能帶著一種容易厭倦的因子，所以大三時想離開濕熱的島嶼一陣子，便在2015年申請到了荷蘭交換半年。在歐洲那陣子，我好像才懂得了白先勇創作《台北人》的時空感，「在美國我想家想得厲害，那不是一個具體的『家』，一個房子，一個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這些地方，所有關於中國的記憶的總和」。

坐在阿姆斯特丹Schiphol機場開往海牙的火車上，清晨的窗外迷濛一片，薄霧中草地和風車飛快略過。咣當，海牙車站的自動門打開——紅色的花開著，幾個身著制服的警察在吹口哨，一輛電車叮叮咚咚搖晃著走遠，紫色項圈的鴿子撲棱棱從磚紅色的建築前滑過，而我孑然一身，拖著兩個行李箱。啪嗒，身後的門已經關上了。那種豐盛的孤獨好像置身於索倫蒂諾的電影中一般。我當時心想，從前來過的歐洲不是這樣啊。那天才發現，歐洲還是那個歐洲，只不過旅行和生活從來不是一回事，旅遊總是灑脫反正都是萍水相逢，一碰到生活卻沒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好在這種低落的心情沒多久就被沸騰的火鍋消滅，荷蘭的秋天多雨且寒冷。歐洲真的可以安靜到無聊，一天總有那麼幾場雨，在房間看著白天越來越短，被吞噬的厲害。一同火鍋的日子裏，我認識了不少在歐洲讀書的中國同學。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就讀不同的專業，卻好像有著共同點：一樣的愛國。他們並不會為國家和政府劃下界線，而是一股腦的打包這些概念成為「中國」，全部接受與認同。

無獨有偶，身處西方社會的強烈陌生感總逼得我們錯把「國」當作「家」來愛。「當年在美國讀書那才叫愛國，假期回家我爸總憂國憂民，但我特別不服氣，還為政府辯護說不容易，」平時冷靜的他說到這一段倒有些反常的激動。「但到香港工作以後，才慢慢感到有些事真的挺可怕。」這是一個比我年長幾歲的哥哥，去年在香港我同他下午茶時的對話，在中環上班快四年的他，邊說邊無奈抿了一口茉莉香片。熱愛與反叛並非截然對立，取決於你身處哪裏。

避談政治是一種選擇，通常也是家長對我們的告誡。我去了台灣讀書以後，我爺爺每天準時收看央視的《海峽兩岸》，由於大陸新聞的片面性以及台灣政客的戲劇性，他時常認為那是個「是非之地」，不時提醒我不要參與政治。等我2015年到了荷蘭，當時的歐洲又是多事之秋，敘利亞戰爭升級、巴黎恐襲、時局動亂，家人總說要少往人多的地方湊。這些關心的聲音對於在外上學的我們應該都不陌生，對就聽，不對就遵從自己的價值判斷，但很多人從此三緘其口。而我可能會爭辯，政治原本應該是通往正義之路，並不是現在勾心鬥角的工具，眾人之事又怎能逃得開呢？

熱愛「祖國」是另一種選擇，在無所憑藉的西方社會，似乎回到國家與民族的語境裏才是最安全可靠的。有些人並不去瞭解西方的現代政治體制，一談到祖國便是滿腔的民族自豪感，自信的表示如今是個太平盛世。有時，他們會從不同的城市坐火車到倫敦，在雨中等上幾小時觀摩中國領導人出訪英國，然後往朋友圈曬一張主席揮手示意的照片，配上文字「為祖國驕傲」再加幾面飄揚的小紅旗。這個群體用發自內心的熱情追隨著祖國，卻從不討論中國的禁忌與自由。

歐洲的小城平靜而無聊，無論持怎樣的政治立場，我們暫時都不願打破其樂融融的景象吧，畢竟那時大家只要找到一個共同點就可以和解了，比如不愛玩beer pong......記得剛到荷蘭是八月底，那時節西歐還會出太陽，有天午後去了海牙那片據說歐洲最美的海灘。滿沙灘的人，面對閃耀著銀灰色的光芒，一看就很冷的北海。在往後的日子裏，下過雨颳過風打過冰雹，就是很少見那樣的陽光了。

香港，2017年，移民與認命

「知識份子就是要站出來，不然誰還可以站出來？」在香港六個月，我仍對這句話記憶猶新，當時去立法會參訪，有人提到為什麼很多議案到最後都沒有勝算而民主派還要苦苦堅持，張超雄議員如是回答。目睹香港一步步「失守」，直到2017年末連拉布策略都要被「狙擊」，這座城市好像真的悲壯了些。

香港總是很熱鬧，隨便走在一條港島的街上，就有不同的語言鑽入耳朵。香港總是不得閒，你略略停下腳步找一找地圖，後面行人大概就是不耐煩的一聲「嘖」，然後匆匆繞過你。但香港也是一席流動的盛宴，不同街角隱藏著不同故事。好比半山扶梯不只是扶梯，而是王家衛鏡頭中哼著《California Dreamin'》的悸動；淺水灣也不是淺水灣，是張愛玲筆下見招拆招的傾城之戀。倘若2014年以前香港還能勉強稱得上「馬照跑，舞照跳」，那2014年以後政治議題在話題榜中已登上了更高的位置。

與此同時，香港的憤怒值又比台灣高的多。2016年以後，我在台灣已經常常聽到些「溢美之詞」，像是「人家計劃一帶一路，我們在做什麼」、「對岸連水果攤都可以移動支付」，並且在大四畢業前也有越來越多台灣同學去考清華北大的研究生。也許台灣的民主制尚能運行自由，因此他們可以大方誇獎對岸反省自己。而在進退維谷的香港，矛盾則尖銳無比。去年九月初我到中文大學讀新聞系以後，剛巧「民主牆事件」就鬧得滿城風雨。那時候，我發現在香港上學的大陸同學，在政治立場上各有不同姿態。

小粉紅是手撕民主牆傳單以及往牆上貼表情包的主力軍，他們的「中國」以疆域為邊界。那陣子每當去范克廉樓吃飯，稍稍留意此路必經的民主牆，便會發現之前清一色的學生會貼紙逐漸寥寥無幾，而大量「紅色」表情包呈蓬勃之姿爬滿牆壁。雖然我並不知道有誰去貼過，也沒親眼見過那些駐足觀看的人群中有誰站出來去這麼做，但朋友圈裏卻出現了一個以表情包「明志」的群體，他們用夾帶堅硬維穩立場的戲謔圖片懟回香港的本土主義，一切都是那麼自信。慣用表情包在如今被視作中國90後的專利，也常在兩岸三地的政治觀點互懟中出現。謾罵而非辯論，用群嘲且帶著「天朝上國」的心態迴避問題，是一種幼稚。

政治冷感派也不在少數，他們實踐著錢理群先生口中的「精緻利己主義者」，對於敏感的政治事件唯恐避之不及，希望中國一貫「維穩」。他們中的一些人只想經營自己，對政治毫無概念；另一些人則表示即使現狀不如意，自己卻無力改變還不如視而不見。有一次聊天，室友說起她學校裏有一名抗議者，聲稱絕食但只喝粥，然後她和同學便調侃說「今天艇仔粥，明天皮蛋粥，天天換花樣，算哪門子絕食？」。這確實是茶餘飯後說笑的一個談資，但我又覺得很難笑，因為他們似乎沒有「抗爭」這個概念，或者認為所有抗爭都只是博人眼球。我有點疑惑，當一個人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權利受損，反抗難道不是第一選擇嗎？現實卻是有人會嘲笑反抗本身，而非詢問緣由。

反思者的聲音也許會被小粉紅的喧囂所淹沒，但確實存在過。記得當時有一篇文章《民主牆、內地生與「你國」》有理有節，不少觀點令我覺得讀起來很暢快。儘管它在大陸媒體還是逃不過被禁的命運，但這種反思引起了我和一些朋友的共鳴。因為在過去不同的移動軌跡中，我們熟悉了民主制度的起源與運行，瞭解到那是一種盡量使人活得有尊嚴的制度，就再也不能當作不知道那樣附和現狀。未來如果反思者繼續進化，那就可能成為這個時代的理想主義者，在亂世中帶著堂吉訶德式精神，用覺醒的自我意識對抗不公不義。他們會見證理想與現實撕裂的痛苦，卻始終堅信盧梭那句「強權不可能永遠如此強大」。

一個在德國的朋友看完艾未未紀錄片《Human Flow》，不無悲觀地跟我說，「我們永遠都是異鄉人」。這也許和卡繆的存在主義無關，只是在面對一個利維坦式政府時，很多人都沉浸在盛世的狂歡之中，少數人卻選擇成為政治上永遠的異鄉人。周保松老師曾在政治哲學課上無奈又調侃的說，久而久之不能移民就只能認命。我啞然失笑，他大概是會堅持反抗的。但對於我們來說，難道真的只剩下這兩個絕望的選項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