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Claire：从“盛世”中出走，那些与我同行的中国年轻人

“来北京四天，已非常想家。念头一转，不知道你们如何能经年累月待在外面？”大学老师突如其来的提问，让我一时语塞。

原来自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在他人眼中竟有著一抹“坚毅”色彩。看看周遭，又有谁不是一直在路上呢？当这个世界被历史裹挟著走向全球化，人口移动往往在所难免。而敢于离开成长的土地、自己的国家，又常常被视为一种“孤勇”。不过，即使我们穿越大洲横跨地球，在人生的地图上拼满一块接一块的城市以后，又是否真的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有人在各种文化间游刃有余，有人却更加固守曾经的国族认同。

时至今日，打包行李的技能已是驾轻就熟，才猛然发觉，也许在辗转过一个个机场以后才能够一步步成长。而“中国”这两个字的意涵，再也不仅仅存在于深红色的护照封面上……

从宁波到台北，穿越的民国102年

从宁波到台北不过一个半小时的飞机路程，太平洋的风吹过我的脸颊之前，我印象中两地之间最大的联系莫过于“蒋介石”。后来在台湾，每当我介绍自己是宁波人时，对方如果有点历史概念大约就是“喔，老蒋的故乡”，不过也听过非常老江湖的说法“宁波人就像中国的犹太人，最会经商了”。

十八岁的我，好像更果断些。2013年，响应著心中对于文学的喜欢，大约非中国文学不念，恰巧浙江省又是开放去台湾读书的八个省份之一，因此不准备去欧美也不想留在大陆的我，就缘来深浅地成为了陆生中的一员。而现在看来，我们这个群体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历史“标本”。

到达台北以前，我心中一直存在两个不搭调的“台湾形象”。一个是对中华民国的想像，有一种国民党退踞台湾时所带著的英雄末路之感，再加上胡适等人当年的毅然决然，想著那该是个很有底蕴的地方；另一个却是陪伴著80、90后长大的流行歌和偶像剧，甚至在大陆的新闻里，那片岛屿仿佛连立法委员开会都充满著综艺效果。如今回望，“民国”这两个字背后远远隐藏著更多的博弈，而台湾流行文化这几年却在两岸经济此消彼长之中快速式微。

飞机降落以后，除了被温软的台湾腔包围之外，入境表格上的民国纪年让我很是穿越。因为中国大陆的语境里，民国在1949年早已“戛然而止”。但是那一刻，历史得到了延续，仿佛许多“前朝”遗事都涌现到了眼前。曾经历史老师教我们1912为民国元年，所以计算今年是民国多少年，就要用公元多少年减去1911，原本他教这些是为了让我们应付考试，没想到我还真派上用场。

那是民国102年的一天。

从桃园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我惊讶于台北之“旧”，这里的建筑、街道和大陆十几年来的“大兴土木”有著天壤之别。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眼缘，但只怕“旧的”往往隐藏著更多昔日时光，一个只会拆和建的商业社会逐渐生产出的却是流水线上的城池。现在无论去哪里，仿佛每座中国大陆的城市都像是复刻出来的，无数的商业广场和簇新的历史古迹，人造的“整洁”掩盖了真实温度。

因此台北反倒令人觉得真切。然而，有不少台湾同学跟我说对大陆很是神往，希望毕业旅行可以去敦煌西安看看，可能是我们念中文系的原因，对诗词歌赋中的世界存在天然向往。先秦《诗经》隐藏在黄河流域，《楚辞》流连于湘江河畔，盛唐气象座落在长安之间，而南宋的颓唐更是逃不开江南烟雨。几千年美好的中华文化果真还能在这些明确的地理座标中呈现吗？

有个朋友暑假走了趟山西以后败兴而归，抱怨说“我真的很傻眼，你知道吗，山西的关帝庙大禹庙居然全都是近年新建的，感觉都是在发展旅游业。我想看遗址诶，就算光秃秃的也比这些假的好。”另一个朋友倒是撇撇嘴不以为然，“一片废墟你还看什么，再说几千年过去了，怎么可能还有真正的遗址，现在做一个历史的还原纪念也没什么。”我听著他们大陆之行的感受倒是觉得有趣，真正的中国既然不一定在特定的地理坐标之内，那它到底在哪里呢？

大概很多人包括我都认为中华文化彰显在台湾，毕竟毛大搞文革之际蒋提出了文化复兴。在博客大热的年代，应该有好多人看过韩寒那篇《太平洋的风》，更加认为台湾是多么的“温良恭俭让”，而“德”字恰恰是传统文化的内核。每个到过台湾的人估计都能讲一箩筐台湾人好友善的故事吧，比如出租车司机拾金不昧、眼镜店老板送隐形眼镜、被请吃牛肉面等等，以至于“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流传甚广。有一个盛夏的午后，突然滂沱大雨，没带雨伞的我本想下车后在车站等一阵再回家，但同站下车的阿姨却为我担心“妹妹，你没带伞吗，不好意思我赶时间不能送你过去，我帮你去那家米线店借一把啊”，然后她就匆匆穿过大雨拿回一把伞塞到我手中。这样的故事天天都在台湾上演，我明白台湾也有不理想之处，但你却真的找不到一个现存更好的华人社会了。

如果作为到台湾旅游几星期的人，我可能只会循著历史和文学中的线索来寻找民国踪迹吧。但2017年离开以前，在这片岛屿几乎生活了四年的我，踏过山水见过社运，也渐渐明白台湾的美丽与哀愁。曾经和学姐去圆山饭店吃饭，她说很喜欢杨德昌的《一一》，所以离开台北前想去电影取景地看看。很巧的是，那天也有一对新人结婚，一家人站在大堂中央舖了红色地毯的台阶上，拍全家福，几乎和电影的开头一模一样。圆山始终带著历史象征和文化符号立在山丘上，红砖黄瓦倒仿佛国民党试图在台北复制又一个六朝金粉的故事，然而终究“反攻大陆”的口号在滔滔浪声中成了逐渐退场的背景音乐。

比起杨德昌的宿命感，侯孝贤更带著批判。《悲情城市》让人心里咯噔一下——台湾本是台湾，当年中华民国对其何尝不是一种“占领”。幸而1987年解严，多元文化与不同族群在民主宪政中达到和解，台湾因此而伟大。不过在今天经济日益疲软的环境下，“民国”仿佛越来越被人遗忘，有的只是熙熙攘攘的政局，以及一不小心就将民主演变为民粹的现况。但尽管如此，你还是可以在淡水的夕阳下，看著被吹的越来越大的七彩肥皂泡，找回一点小确幸呢。

海牙，2015年，丰盛的孤独

我性格中可能带著一种容易厌倦的因子，所以大三时想离开湿热的岛屿一阵子，便在2015年申请到了荷兰交换半年。在欧洲那阵子，我好像才懂得了白先勇创作《台北人》的时空感，“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

坐在阿姆斯特丹Schiphol机场开往海牙的火车上，清晨的窗外迷蒙一片，薄雾中草地和风车飞快略过。咣当，海牙车站的自动门打开——红色的花开著，几个身著制服的警察在吹口哨，一辆电车叮叮咚咚摇晃著走远，紫色项圈的鸽子扑棱棱从砖红色的建筑前滑过，而我孑然一身，拖著两个行李箱。啪嗒，身后的门已经关上了。那种丰盛的孤独好像置身于索伦蒂诺的电影中一般。我当时心想，从前来过的欧洲不是这样啊。那天才发现，欧洲还是那个欧洲，只不过旅行和生活从来不是一回事，旅游总是洒脱反正都是萍水相逢，一碰到生活却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好在这种低落的心情没多久就被沸腾的火锅消灭，荷兰的秋天多雨且寒冷。欧洲真的可以安静到无聊，一天总有那么几场雨，在房间看著白天越来越短，被吞噬的厉害。一同火锅的日子里，我认识了不少在欧洲读书的中国同学。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就读不同的专业，却好像有著共同点：一样的爱国。他们并不会为国家和政府划下界线，而是一股脑的打包这些概念成为“中国”，全部接受与认同。

无独有偶，身处西方社会的强烈陌生感总逼得我们错把“国”当作“家”来爱。“当年在美国读书那才叫爱国，假期回家我爸总忧国忧民，但我特别不服气，还为政府辩护说不容易，”平时冷静的他说到这一段倒有些反常的激动。“但到香港工作以后，才慢慢感到有些事真的挺可怕。”这是一个比我年长几岁的哥哥，去年在香港我同他下午茶时的对话，在中环上班快四年的他，边说边无奈抿了一口茉莉香片。热爱与反叛并非截然对立，取决于你身处哪里。

避谈政治是一种选择，通常也是家长对我们的告诫。我去了台湾读书以后，我爷爷每天准时收看央视的《海峡两岸》，由于大陆新闻的片面性以及台湾政客的戏剧性，他时常认为那是个“是非之地”，不时提醒我不要参与政治。等我2015年到了荷兰，当时的欧洲又是多事之秋，叙利亚战争升级、巴黎恐袭、时局动乱，家人总说要少往人多的地方凑。这些关心的声音对于在外上学的我们应该都不陌生，对就听，不对就遵从自己的价值判断，但很多人从此三缄其口。而我可能会争辩，政治原本应该是通往正义之路，并不是现在勾心斗角的工具，众人之事又怎能逃得开呢？

热爱“祖国”是另一种选择，在无所凭借的西方社会，似乎回到国家与民族的语境里才是最安全可靠的。有些人并不去了解西方的现代政治体制，一谈到祖国便是满腔的民族自豪感，自信的表示如今是个太平盛世。有时，他们会从不同的城市坐火车到伦敦，在雨中等上几小时观摩中国领导人出访英国，然后往朋友圈晒一张主席挥手示意的照片，配上文字“为祖国骄傲”再加几面飘扬的小红旗。这个群体用发自内心的热情追随著祖国，却从不讨论中国的禁忌与自由。

欧洲的小城平静而无聊，无论持怎样的政治立场，我们暂时都不愿打破其乐融融的景象吧，毕竟那时大家只要找到一个共同点就可以和解了，比如不爱玩beer pong……记得刚到荷兰是八月底，那时节西欧还会出太阳，有天午后去了海牙那片据说欧洲最美的海滩。满沙滩的人，面对闪耀著银灰色的光芒，一看就很冷的北海。在往后的日子里，下过雨刮过风打过冰雹，就是很少见那样的阳光了。

香港，2017年，移民与认命

“知识份子就是要站出来，不然谁还可以站出来？”在香港六个月，我仍对这句话记忆犹新，当时去立法会参访，有人提到为什么很多议案到最后都没有胜算而民主派还要苦苦坚持，张超雄议员如是回答。目睹香港一步步“失守”，直到2017年末连拉布策略都要被“狙击”，这座城市好像真的悲壮了些。

香港总是很热闹，随便走在一条港岛的街上，就有不同的语言钻入耳朵。香港总是不得闲，你略略停下脚步找一找地图，后面行人大概就是不耐烦的一声“啧”，然后匆匆绕过你。但香港也是一席流动的盛宴，不同街角隐藏著不同故事。好比半山扶梯不只是扶梯，而是王家卫镜头中哼著《California Dreamin’》的悸动；浅水湾也不是浅水湾，是张爱玲笔下见招拆招的倾城之恋。倘若2014年以前香港还能勉强称得上“马照跑，舞照跳”，那2014年以后政治议题在话题榜中已登上了更高的位置。

与此同时，香港的愤怒值又比台湾高的多。2016年以后，我在台湾已经常常听到些“溢美之词”，像是“人家计划一带一路，我们在做什么”、“对岸连水果摊都可以移动支付”，并且在大四毕业前也有越来越多台湾同学去考清华北大的研究生。也许台湾的民主制尚能运行自由，因此他们可以大方夸奖对岸反省自己。而在进退维谷的香港，矛盾则尖锐无比。去年九月初我到中文大学读新闻系以后，刚巧“民主墙事件”就闹得满城风雨。那时候，我发现在香港上学的大陆同学，在政治立场上各有不同姿态。

小粉红是手撕民主墙传单以及往墙上贴表情包的主力军，他们的“中国”以疆域为边界。那阵子每当去范克廉楼吃饭，稍稍留意此路必经的民主墙，便会发现之前清一色的学生会贴纸逐渐寥寥无几，而大量“红色”表情包呈蓬勃之姿爬满墙壁。虽然我并不知道有谁去贴过，也没亲眼见过那些驻足观看的人群中有谁站出来去这么做，但朋友圈里却出现了一个以表情包“明志”的群体，他们用夹带坚硬维稳立场的戏谑图片怼回香港的本土主义，一切都是那么自信。惯用表情包在如今被视作中国90后的专利，也常在两岸三地的政治观点互怼中出现。谩骂而非辩论，用群嘲且带著“天朝上国”的心态回避问题，是一种幼稚。

政治冷感派也不在少数，他们实践著钱理群先生口中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对于敏感的政治事件唯恐避之不及，希望中国一贯“维稳”。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想经营自己，对政治毫无概念；另一些人则表示即使现状不如意，自己却无力改变还不如视而不见。有一次聊天，室友说起她学校里有一名抗议者，声称绝食但只喝粥，然后她和同学便调侃说“今天艇仔粥，明天皮蛋粥，天天换花样，算哪门子绝食？”。这确实是茶余饭后说笑的一个谈资，但我又觉得很难笑，因为他们似乎没有“抗争”这个概念，或者认为所有抗争都只是博人眼球。我有点疑惑，当一个人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权利受损，反抗难道不是第一选择吗？现实却是有人会嘲笑反抗本身，而非询问缘由。

反思者的声音也许会被小粉红的喧嚣所淹没，但确实存在过。记得当时有一篇文章《民主墙、内地生与“你国”》有理有节，不少观点令我觉得读起来很畅快。尽管它在大陆媒体还是逃不过被禁的命运，但这种反思引起了我和一些朋友的共鸣。因为在过去不同的移动轨迹中，我们熟悉了民主制度的起源与运行，了解到那是一种尽量使人活得有尊严的制度，就再也不能当作不知道那样附和现状。未来如果反思者继续进化，那就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在乱世中带著堂吉诃德式精神，用觉醒的自我意识对抗不公不义。他们会见证理想与现实撕裂的痛苦，却始终坚信卢梭那句“强权不可能永远如此强大”。

一个在德国的朋友看完艾未未纪录片《Human Flow》，不无悲观地跟我说，“我们永远都是异乡人”。这也许和卡缪的存在主义无关，只是在面对一个利维坦式政府时，很多人都沉浸在盛世的狂欢之中，少数人却选择成为政治上永远的异乡人。周保松老师曾在政治哲学课上无奈又调侃的说，久而久之不能移民就只能认命。我哑然失笑，他大概是会坚持反抗的。但对于我们来说，难道真的只剩下这两个绝望的选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