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年改時代台灣人才危機：我離開，因為我想做一流學者

【編者按】2017年上路的年金改革，讓台灣的小學、中學與大學教師都士氣浮動，動搖國民人才培育基礎。然而，台灣的「人才問題」，看在以往被認定為「頂尖菁英」的博士眼中，又是另外一番光景。繼昨日的〈後年改時代台灣人才危機：基層教師能安心作育英才嗎？〉端傳媒緊接著推出〈後年改時代台灣人才危機：我離開，因為想做一流學者〉

學術市場情境獨特，伴隨著年金改革對大學教師退休金的巨大衝擊，高教人才外流，看似與薪資體系的變動高度相關。但事實上，比人才流失更嚴峻的問題，是「人才斷層」。

談人才流失之前，先談人才斷層

在中研院院士、台大政治系教授吳玉山看來，台灣最大的問題可能不是「留不住人才」，而是民眾對於長期的教育投資已經失去興趣。早年台灣大批學生出國研讀博碩士學位，「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曾是高等學府蔚然成風的留學夢寫照，1980年代後期，台灣留學生更佔據了美國外籍生中的最高比例。

今年59歲的吳玉山，親身經歷過那個「去美國」的年代，如此認為：「日後台灣的各項發展，得力於『海歸派』很多，所以那時候一方面也有人才流失，一方面美國又替台灣造就和儲備了大批的人才，這個菁英階層對於台灣的發展太重要了。而1990年代以後，留學的數字大量減少，念博士的更大幅縮減，人才庫要告罄了。」

在台灣學生對留學興趣缺缺時，中國大陸學生取而代之，連續7年獨佔美國外籍生的鰲頭，每學年留學生人數達到30萬人以上。而台灣，反而成了近年來「亞洲唯一」赴美留學人數呈負成長的國家，願意投入幾百萬台幣攻讀博士的留學生，更少之又少。吳玉山直指：「現在談的問題常是台灣留不住人才，而台灣沒有辦法透過國內和國外的兩階段訓練繼續創造人才的問題，更為根本。」

在中研院院士、台大政治系教授朱雲漢眼中，「出國人才的急遽銳減」也的確是台灣人才危機的重要表現。朱雲漢分析：「確實現在台灣高等教育機構的主力，是嬰兒潮那一代人，他們是戰後出國受過最好訓練後返國的一批人，他們在所有系所都是骨幹。但未來五到十年，他們就會大量退休。」

元老級學者的第一波退休潮，已是正在進行式。有沒有具備同樣學術水平的一批人，能夠補上這波學者退休潮後的空白？這種憂慮，是元老對新生代缺乏信心，還是真的確有其事？朱雲漢認為，無論如何，若世代交替無法順利進行，「未來台灣的學術競爭力會下降很多」。

吳玉山認為，無論是人才「留不住」，抑或在國外接受了良好訓練的人才「不回來」，都和島內大環境息息相關。經濟增長減速、政治不確定，都會令已經從台灣走出去並追求成為「國際人才」的人有所顧慮。

為吸引人才回流，台灣科技部曾推出各式各樣吸引海外人才歸國方案，可惜未能完全奏效。一來是方案給出的補助金額被外界質疑欠缺吸引力，且人才網羅趨勢，明確指向「有意願進入三大科學園區工作」的理工科博士。理工人才創造高產值這毋庸置疑，然而與此同時，人文社科領域的人才斷層與流失危機，雪上加霜。

感覺不到人才流失，因為最優秀的人才從未歸來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0個研究員都被挖走了，去香港的最多，也有去美國和中國大陸的。最近他們唯一一位做甲骨文的研究員，被北大挖走，以後就沒人做這一塊了。

在朱雲漢眼中，人文社科領域的「高等人才」，其實具有普世標準：「在任何一個社會裡，他們都應該首先是具有創造力、有開創新的研究路線和領域的能力；其次是可以帶動年輕一代的研究生和學者、能夠產生學術影響力。」他認為這種人才一個社會並不見得需要很多，也不可能培養出很多、更不可能留得住那麼多。

台灣目前的高等院校，多數以教育教學為主，少數研究型大學，則希望有能力和國際名校互動。「先不談競爭，你沒有實力，和人家合作都很難。所以最重要的那幾所研究型大學，的確需要這些高端研究型人才，否則在學術訓練上、在幫台灣『打出去』和國際頂尖院校互動時，沒有這種人才，我們走不出去。」

但既是頂尖人才，勢必有相對強大的流動能力，台灣可以祭出「彈性薪資」等方法留人，然而其他國家為延攬人才，可以開出更高的薪資。

朱雲漢舉例：「北大清華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全球招聘，其實讓我們流失了很多人。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0個研究員都被挖走了，去香港的最多，也有去美國和中國大陸的。最近他們唯一一位做甲骨文的研究員，被北大挖走，以後就沒人做這一塊了。」

重要的研究傳統從此斷層，不免令人扼腕。史語所1928年由傅斯年先生成立，1948年遷台，乃全球漢學研究重鎮。朱雲漢說：「我們的漢學史學、中國哲學，是台灣特有而在國際上能見度又很高的領域，這些研究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很小的學術社群，所以流失一兩個人才，也是巨大損失。」

每個學門的知識體系不同，在地程度深的專業，「流動」也相對少，而經濟學、管理學等國際化程度高的專業，也指向高流動。真正傑出的金融管理人才全球稀缺，台灣的薪資待遇又遠不及其他周邊國家。朱雲漢指：「一開始這些人才就不會考慮回流找工作，他們直接跳過了台灣，所以我們感覺不到人才流失，因為最優秀的國際人才從來沒有回來。」

台灣的高教生態，曾經自然形成過一種人才培育機制：研究生出了國會回來，各院校也不必打著燈籠四處找人，哪間有職位缺額，自然就會有人申請。如今狀況則變成許多系所基於評鑑壓力，必須謹慎挑選心儀人才，因其直接關乎學校未來的學術競爭力。頂尖學校如台清交更容易成為歸國高端人才的首選，其他學校便看來有些吃力。但在另一方面，對於學術生涯才剛起步的年輕學者而言，他們所面對的又是個「最壞的時代」：「市」擇人，而人無法擇「市」。

全球學術崗位的入行門檻其實都在提高，美國高校各系所面向「新人」的職位也同樣在減少，然而畢業的博士生卻不見少。若說僧多粥少，也絕非台灣獨有的問題。台灣出身的年輕學者——無論「洋博士」還是「土博士」，都不可能只寄希望於「本土」層面的就業機會，他們自然而然會前往不同的就業市場嘗試。

離鄉背井告別台灣，甚至要做好準備「西進中國」，是否聽來就悲情滿滿？事實上，這並非故事的全貌。

離開，真的只是為了錢嗎？

在台灣我沒法好好當學者——台灣只需要教師——我不是說要偏廢教學，我要說的是，我們的教學時數是國際很多高校老師的3到6倍。

林培珊是典型接受過「台大+國外名校」二階段訓練的本土人才，2011年她從英國名校商學院拿到博士學位回國，沒過多久，就順利進入國內某頂尖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巧合的是，主攻政策研究的她，剛回國參與的第一個科技部計畫，就是研究高齡化社會與「人才外流」的關係。未料不久之後，林培珊自己也成為「外流」人才的一員。

我開門見山問過林培珊一個問題：離開，是為了錢嗎？她很平靜答我：「不是。到香港後，薪水其實並不會高出原來很多。」

那，為了什麼？

「因為我想做第一流的學者。」

她說很多事冥冥中自有預兆，自己甫一回國就要研究台灣人才為何流失，「或許是暗示我一開始選擇回國，就是個很傻的選擇。」事實上，早在2006年，巫和懋、朱家祥、霍德明等台灣頂尖學者就已「跳槽」北大，其後她學成回台之時，正是大陸推「千人計畫」之際，政府已開始恐慌對岸全面搶人、本土後繼無人，成為林培珊參與計畫的契機。

正因為參與了科技部計畫，林培珊發現，政府儘管意識到解決人才外流是當務之急，卻根本就不懂得人才為何會外流。「大家講來講去都是錢，說原因在於薪資低，但我身在其中，我知道錢不是唯一的原因。」薪資沒有競爭力只是表象上人人都看得到的理由，背後更深層的原因，從官方到民間，並看不到。

根據林培珊的觀察，台灣的整個高教制度，非常畸形：看似拼命在跟國際接軌，但同時卻又並未真正與國際接軌：一方面在衝國際發表數量，但在另一方面，高校內部的制度文化卻又極端保守。

台灣年輕教師的教學時數要比大陸大部分學校更多。她以台灣最有研究能力的龍頭大學台大舉例，「新進教師一個學期要教9學分，也就是三到四門課。我想教育部做這種規定的人，應該從沒教過書。假設一個老師認真備課、不斷更新教材並認真去搜尋最新知識，那他一個學期最多能教兩門課，也就是5-6個學分。」

教三門課，意味著疲於應付教學，沒有時間再做任何研究，失去了研究能量。林培珊說：「台灣高校給我的感覺，是只需要教師，不需要學者。」

然而，台灣真的「不需要學者」嗎？事實並非完全如此。到了必須在國際上衝排名時，比拼的又是研究排名，這就致使台灣高校一方面對「教學任務」的要求像是教學型大學，另一方面又在以成為研究型大學為目標，發表壓力毫不遜色於國際頂尖院校。

「而且很荒謬的規定是，在台灣，越年輕的教授，教課時數越多，老教授反而比較少。台灣整個制度都非常保護老教授和老學者，年輕老師則是被壓著做：被壓榨教學、被壓榨生產SSCI文章，發表壓力趕上國際水準，薪水又那麼低……」

因而，回國若干年，她的最大感歎是：「在台灣我沒法好好當學者——台灣只需要教師——我不是說要偏廢教學，我要說的是，我們的教學時數是國際很多高校老師的3到6倍。哈佛大學老師一學期上一門課，和我們的發表壓力是一樣的，然後薪水是我們的四倍，那真有能力的人，幹嘛不去哈佛？」

雖然，種種因素都指向「離台」，但真正導致她今年斷然決定離開台灣、加盟香港某智庫從事政策研究的契機，其實是年金改革。

「台灣要留住誰？就是要留住老人。」

「這是一個年輕學者沒辦法好好活下去的地方。」

正因為剛回國就曾參與科技部計畫研究高齡化與人才流動，林培珊非常清醒地看到：台灣是一個保護既得利益者和老人的社會。「年金改革還是很保護既得利益者，它的設計就是放在『下一代破產也沒有關係』。」她眼中所看到的台灣，政治是老人政治，經濟也是老人經濟。「所以民進黨的年金改革版本一出來，我就決定我一定得走。這根本是個『30年保證年金破產方案』。過去國民黨維護老年人，可民進黨的主要決策階層和國民黨那群人年紀並沒差多少，現在推出的改革版本，也只延長了破產年限。」

透過民進黨版的年金改革，林培珊看不到希望，只看到了現年65歲以上的人被年金制度保障得最好，而等三十年後，「80後」開始退休之際，年金也宣告破產——至於「90後」，則很可能還沒退休，年金已經破產。所以她自問「我們又不是能力不好不能出去，為什麼年輕時要留在這裡被勞力密集榨乾，再去期待一個保證破產的老年？」

不願意繼續留在台灣的另個負面誘因是，林培珊希望成立自己的企業，而高校教授創業，在台灣是被禁止的。「創業是我很想做的事情。美國的商學院教授去外面的顧問公司工作很正常，許多國際知名的經濟學家，自己也會經營共同基金，可台灣卻不允許。」

「我希望成為公共管理方面的國際頂尖學者，我也想要創業。」想做的事太多，她更想爭分奪秒爭取屬於「自己」的時間，眼望台灣被拋離得太快，她覺得，如果台灣自己不願跟上世界，「何必非要把人綁在一個沒有活力的體制之下？ 」

單以過往歷時八年、耗資144億台幣的「彈性薪資」制度為例，雖然號稱「助理教授夠傑出，也可收入翻倍」，但以林培珊曾任職的大學而言：「首先每月並沒多給很多，其次，台灣高校文化敬老尊賢，『彈薪』本來是為了留住要走的人，結果錢卻大多給了『資格老』的教授。問題是這個計畫的錢不用在他們身上，他們發表數量不足也不會出走呀。」

「所以台灣要留住誰？就是要留住老人。」在她看來，這不是簡單的制度缺陷，而是根深蒂固的「僵固」文化。

我問林培珊，離開了，會難過嗎？她笑著反問我：「你看我有一點難過的樣子嗎？我是不會再回台灣了，受夠了。」

「我們這一輩的人才外流情況其實很嚴重，我當時回來是一股傻勁，我就是個傻子。我不管別人怎麼看待『出走』這個事情，但對我個人，真的是一個解脫。」頓了一下，她加多一句：「我最難過的事，不是離開台灣，而是我回過台灣這麼多年。」

在這個滿懷失望從而選擇出走的故事尾聲，林培珊這樣描述台灣高教系統：「這是一個年輕學者沒辦法好好活下去的地方。」

流浪到大陸？在台灣賺錢不會比在大陸更高貴

而處在「人才市場」供應鏈末端的本土博士，語文能力上無法媲美國際人才，就業市場也更狹窄，過去的主要出路是進入私校，但少子化衝擊之下，私校需求大不如前，前往對岸就業也自然而然躍升成了一個主要選項。

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選人柳旭佐，研究方向是公共行政，預計明年畢業的他，一方面正在尋找本土的智庫、政策研究類工作，與此同時也開始向大陸一些高校投送簡歷，他心目中較為理想的目標是廈大，因為「距離台灣近。」

「其實也是今年暑假去了浙江大學的一個交流活動，和一起去的那些台灣博士聊過之後，覺得去大陸工作是個很普遍的選擇。」以往，柳旭佐聽聞過許多本土博士的流浪故事，一方面他覺得那些故事很真實，另一方面卻也分辨不出究竟是體制出了問題還是「土博」個人的發表數量不足缺乏競爭力。

真正起心動念覺得大陸「可以」作為一個找工作的選項，有個很重要原因是因為他看到這幾年，許多台灣私校的助理教授紛紛跳槽去了大陸。「和他們中一些人深入聊過之後，我覺得這個『可以』的選項就變得比較清晰，也比較有動力和誘因去了解大陸高教目前的學院分佈機制。」

本土博士尤其是人文社科博士畢業後的困境相當一致，如果選擇進入中後段私校，助理教授必須同時負擔起招生責任——也就是實際工作量包括教學、行政甚至招生，「壓力綜合在一起，對於助理教授來說太大了，但如果畢業去大陸，雖然也有些行政部分的工作，可招生壓力不會那麼大。」台灣眾多私校將招生壓力轉嫁給助理教授，其實相當不公。畢竟，招生並非老師一廂情願就能達成，而與學校本身在社會上的認知排名有莫大關聯。

「原來蠻多學長姐選了往大陸走的路，而且他們的選項是成功的」，當柳旭佐發現這件事之後，他反思自己「其實並沒有特別厲害，那想要不從眾的話，大概很難。」因而他開始主動去和大陸的博士生交流，向他們學習如何收集求職方面的資訊。

去大陸在他看來，是一個「應該要去嘗試的選項」，這種地域流動，屬於必然。台灣本土的高教人才供給過剩、需求不足。他認為除非政府有辦法消耗人才供給，否則平均花費4-6年訓練出了博士的學術專長，卻無法然讓他們獲得發揮甚至企及理想中的薪資水平，這批人也就自然而然要向其他地區轉化。

柳旭佐說：「我不太清楚政府設立那麼多高校那麼多博士班，有沒有考慮這些博士畢業要幹嘛？政府可能從來不想後面這些問題。當然我也知道，念博士是種個人選擇，政府儘管有部分責任，可不代表每個人沒有自由意志。所以整個問題可能就糾結在一起，大家都要承擔。」

在他看來，本土博士相比大陸博士還算有一定競爭力。「至少，台灣博士班訓練出來的成果和水平，去大陸地區性大學的競爭力是夠的，當然北大清華那種頂尖院校又是另一個層次。」而本土博士最大的劣勢，是在同一領域，相比歐美主流學界的認知、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較為滯後。「譬如國關這一塊，就我知道海歸的朋友都在做量化，理論和思想在歐美並不是很流行，這就明顯不同於台灣。」

土博遠走大陸，曾被知名媒體大書特書為「被台灣拋棄、西進中國的『學術移工』。」對於即將迎來這種「悲情命運」的柳旭佐而言，是否屬實？

「大陸很多高校教職也在飽和中呀，可能二三線大學還是缺額的，但普遍來說，他們的學術市場也趨於飽和。我聽到很多他們的博士畢業，去做博士後是必經之路。」對此，柳旭佐看待這個問題的角度是：「如果你很清楚地看到台灣高教環境就是已經飽和了，然後畢業了又想堅持學術道路作為志業，就沒有所謂『被誰拋棄』。你看到了環境是這樣，你選擇了學術這個方向，那你就該做正確的選擇。」

仿佛是思考了一下該如何措辭，柳旭佐進而補充：「學術生涯不見得在台灣才叫學術生涯，在台灣賺錢不會比大陸賺錢更高貴。」

在柳旭佐眼中，把供需失衡、市場飽和之下的人才外溢與流動刻意悲情化，「這種情感判準是有問題的。」

台灣的學術體制究竟要追求什麼？

上至頂尖人才、下至年輕學者，如果一味只出不進，再加之整個社會又在日益喪失透過教育投資去持續創造人才的動力，那麼高教人才危機必將繼續惡化：因為人才既留不住，又接不上，更進不來。

而政府在嘗試緩解高教危機時，為何看似落力祭出各種加薪留才計畫，高教內部卻依舊一片怨聲載道？政府的思路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就拿最近被稱是對齊頭式年金改革「亡羊補牢」的玉山計畫來說，到底是否又在複製過去講座教授制度的老路？朱雲漢認為，實際上政府在做這類計畫時，也需要很好地進行策略性規劃，「要優先引進人才，而不是守住現有人才。」朱雲漢認為，重點應該是「提供一個還算比較可以的薪資基礎，在此之上去跟其他國家競爭人才。尤其是台灣自己過去培養出去的人才，從前薪水低到他們無法考慮從國外回來，而現在則有了可能。」

其次，朱雲漢指出，「留才」的核心應該是「挽留住被挖角的人才。而不是給那些本來也沒多少流動性的學者。」

歐美過來的老師最多三五年就走了，他們覺得台大名氣還不錯，作為資歷寫在履歷表上『騎驢找馬』時，是頭很好的『驢』

「因為他們本來的『流動』也不是去往國際頂尖機構去拿到最高的待遇，可以用彈性薪資滿足他們。」但像「玉山學者」這種資源，理應更多著重「延攬」而非「留人」。「而且資源你用不好，高校一定會反彈。但如果從國外引進了能帶團隊的學術人才，就是以一抵十。」

而台灣在引進人才方面，恰恰無形中透過許多條例法規與制度的繁瑣設立下了壁壘，致使高教人才的國際化程度整體偏低。朱雲漢舉例：「首先，就業的師資規定就很嚴格很囉嗦，過去還有很多歧視條件。你本來待遇已經很差，可能只比馬來西亞好一點，跟新加坡香港根本沒法比，然後就業規定還這麼苛刻……」這無形中令台灣高校也從來不會憧憬從美國歐洲聘請到第一流人才，而只能從「相對落後一些的國家」吸引人才。

「那些本來也留不了歐美的外國人，可能會考慮台灣，因為物價低、安全、又生活得好。當然現在少數台灣最頂尖的、國際比較有聲望的系所，可能會吸引到一些歐美人才，因為全球教職都很緊張，他們也許願意申請先過來，但只會把台灣當成過渡。像台大經濟系就是這樣，歐美過來的老師最多三五年就走了，他們覺得台大名氣還不錯，作為資歷寫在履歷表上『騎驢找馬』時，是頭很好的『驢』」

因此，朱雲漢強調，政府一定要放寬高端人才的就業限制，「也許也不見得一定要引進歐美人才，的確可能願意來台灣的，就是馬來西亞人，但你要對他友善，不要那麼苛刻對待他。」

而對於新進助理教授在高教系統中面對的苦況，朱雲漢認為：「現在進到很多系所的老師或者研究員都很難，因為各種要求很多，要計算點數要學生評鑑，這些繁文縟節已經到了需要做全盤檢討的階段：哪些是真的需要？哪些是吹毛求疵？」

他進而指出，學校的主要職責是培育人才，但新進教師卻要花大量精力去應付發表壓力。「你發那麼多論文有人看嗎？這些問題需要非常嚴肅去面對。我們有時候有不自覺的慣性——全世界都在計算SSCI，所以我們也跟著算，卻都忘了國家為什麼要為高校這些崗位編預算。我們要回到原點去追問，而不是被一些觀念誤導，自己都忘了為什麼要這麼走。現在的狀況是，老師們很累身體很不好，很多問題學術界又不能幫忙解決，譬如競爭力、產業、社會對未來的不滿和憂慮。所以我們整個科學發展、整個學術體制究竟要追求什麼？」

西方的制度一旦被亞洲國家模仿，若先依樣畫葫蘆、做足表面功夫，但若最高端、擁有最好創造力的人才根本有限，那麼「不那麼有創造力」的人才在模仿這套學術機制時，可能就更缺乏價值。在朱雲漢看來，台灣的教育機制是為培養「最頂尖」而設計，這是會有問題的「台灣需要一定數量最頂尖和國際接軌的人才，但整個教育體系還應該有不同的其他類型，我們過去的高等教育曾經膨脹不得了，職業就業的培養就很少，這是一種折磨，用私立大學折磨年輕人，其實不如盡早分流。」

眾聲喧嘩之中，有志學術的本土人才早已不耐青春流逝，選擇離開台灣，不願回頭；但外籍人才願意「赴台」就任的人數，卻相當有限。台灣失去的，恐怕不只是苦心栽培的一代青年學者，而是在多變的未來世界中「設定戰場」、轉型升級的能力。

（林培珊、柳旭佐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