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年改时代台湾人才危机：我离开，因为我想做一流学者

【编者按】2017年上路的年金改革，让台湾的小学、中学与大学教师都士气浮动，动摇国民人才培育基础。然而，台湾的“人才问题”，看在以往被认定为“顶尖菁英”的博士眼中，又是另外一番光景。继昨日的〈后年改时代台湾人才危机：基层教师能安心作育英才吗？〉端传媒紧接著推出〈后年改时代台湾人才危机：我离开，因为想做一流学者〉

学术市场情境独特，伴随著年金改革对大学教师退休金的巨大冲击，高教人才外流，看似与薪资体系的变动高度相关。但事实上，比人才流失更严峻的问题，是“人才断层”。

谈人才流失之前，先谈人才断层

在中研院院士、台大政治系教授吴玉山看来，台湾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留不住人才”，而是民众对于长期的教育投资已经失去兴趣。早年台湾大批学生出国研读博硕士学位，“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曾是高等学府蔚然成风的留学梦写照，1980年代后期，台湾留学生更占据了美国外籍生中的最高比例。

今年59岁的吴玉山，亲身经历过那个“去美国”的年代，如此认为：“日后台湾的各项发展，得力于‘海归派’很多，所以那时候一方面也有人才流失，一方面美国又替台湾造就和储备了大批的人才，这个菁英阶层对于台湾的发展太重要了。而1990年代以后，留学的数字大量减少，念博士的更大幅缩减，人才库要告罄了。”

在台湾学生对留学兴趣缺缺时，中国大陆学生取而代之，连续7年独占美国外籍生的鳌头，每学年留学生人数达到30万人以上。而台湾，反而成了近年来“亚洲唯一”赴美留学人数呈负成长的国家，愿意投入几百万台币攻读博士的留学生，更少之又少。吴玉山直指：“现在谈的问题常是台湾留不住人才，而台湾没有办法透过国内和国外的两阶段训练继续创造人才的问题，更为根本。”

在中研院院士、台大政治系教授朱云汉眼中，“出国人才的急遽锐减”也的确是台湾人才危机的重要表现。朱云汉分析：“确实现在台湾高等教育机构的主力，是婴儿潮那一代人，他们是战后出国受过最好训练后返国的一批人，他们在所有系所都是骨干。但未来五到十年，他们就会大量退休。”

元老级学者的第一波退休潮，已是正在进行式。有没有具备同样学术水平的一批人，能够补上这波学者退休潮后的空白？这种忧虑，是元老对新生代缺乏信心，还是真的确有其事？朱云汉认为，无论如何，若世代交替无法顺利进行，“未来台湾的学术竞争力会下降很多”。

吴玉山认为，无论是人才“留不住”，抑或在国外接受了良好训练的人才“不回来”，都和岛内大环境息息相关。经济增长减速、政治不确定，都会令已经从台湾走出去并追求成为“国际人才”的人有所顾虑。

为吸引人才回流，台湾科技部曾推出各式各样吸引海外人才归国方案，可惜未能完全奏效。一来是方案给出的补助金额被外界质疑欠缺吸引力，且人才网罗趋势，明确指向“有意愿进入三大科学园区工作”的理工科博士。理工人才创造高产值这毋庸置疑，然而与此同时，人文社科领域的人才断层与流失危机，雪上加霜。

感觉不到人才流失，因为最优秀的人才从未归来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0个研究员都被挖走了，去香港的最多，也有去美国和中国大陆的。最近他们唯一一位做甲骨文的研究员，被北大挖走，以后就没人做这一块了。

在朱云汉眼中，人文社科领域的“高等人才”，其实具有普世标准：“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他们都应该首先是具有创造力、有开创新的研究路线和领域的能力；其次是可以带动年轻一代的研究生和学者、能够产生学术影响力。”他认为这种人才一个社会并不见得需要很多，也不可能培养出很多、更不可能留得住那么多。

台湾目前的高等院校，多数以教育教学为主，少数研究型大学，则希望有能力和国际名校互动。“先不谈竞争，你没有实力，和人家合作都很难。所以最重要的那几所研究型大学，的确需要这些高端研究型人才，否则在学术训练上、在帮台湾‘打出去’和国际顶尖院校互动时，没有这种人才，我们走不出去。”

但既是顶尖人才，势必有相对强大的流动能力，台湾可以祭出“弹性薪资”等方法留人，然而其他国家为延揽人才，可以开出更高的薪资。

朱云汉举例：“北大清华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全球招聘，其实让我们流失了很多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0个研究员都被挖走了，去香港的最多，也有去美国和中国大陆的。最近他们唯一一位做甲骨文的研究员，被北大挖走，以后就没人做这一块了。”

重要的研究传统从此断层，不免令人扼腕。史语所1928年由傅斯年先生成立，1948年迁台，乃全球汉学研究重镇。朱云汉说：“我们的汉学史学、中国哲学，是台湾特有而在国际上能见度又很高的领域，这些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小的学术社群，所以流失一两个人才，也是巨大损失。”

每个学门的知识体系不同，在地程度深的专业，“流动”也相对少，而经济学、管理学等国际化程度高的专业，也指向高流动。真正杰出的金融管理人才全球稀缺，台湾的薪资待遇又远不及其他周边国家。朱云汉指：“一开始这些人才就不会考虑回流找工作，他们直接跳过了台湾，所以我们感觉不到人才流失，因为最优秀的国际人才从来没有回来。”

台湾的高教生态，曾经自然形成过一种人才培育机制：研究生出了国会回来，各院校也不必打著灯笼四处找人，哪间有职位缺额，自然就会有人申请。如今状况则变成许多系所基于评鉴压力，必须谨慎挑选心仪人才，因其直接关乎学校未来的学术竞争力。顶尖学校如台清交更容易成为归国高端人才的首选，其他学校便看来有些吃力。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学术生涯才刚起步的年轻学者而言，他们所面对的又是个“最坏的时代”：“市”择人，而人无法择“市”。

全球学术岗位的入行门槛其实都在提高，美国高校各系所面向“新人”的职位也同样在减少，然而毕业的博士生却不见少。若说僧多粥少，也绝非台湾独有的问题。台湾出身的年轻学者——无论“洋博士”还是“土博士”，都不可能只寄希望于“本土”层面的就业机会，他们自然而然会前往不同的就业市场尝试。

离乡背井告别台湾，甚至要做好准备“西进中国”，是否听来就悲情满满？事实上，这并非故事的全貌。

离开，真的只是为了钱吗？

在台湾我没法好好当学者——台湾只需要教师——我不是说要偏废教学，我要说的是，我们的教学时数是国际很多高校老师的3到6倍。

林培珊是典型接受过“台大+国外名校”二阶段训练的本土人才，2011年她从英国名校商学院拿到博士学位回国，没过多久，就顺利进入国内某顶尖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巧合的是，主攻政策研究的她，刚回国参与的第一个科技部计划，就是研究高龄化社会与“人才外流”的关系。未料不久之后，林培珊自己也成为“外流”人才的一员。

我开门见山问过林培珊一个问题：离开，是为了钱吗？她很平静答我：“不是。到香港后，薪水其实并不会高出原来很多。”

那，为了什么？

“因为我想做第一流的学者。”

她说很多事冥冥中自有预兆，自己甫一回国就要研究台湾人才为何流失，“或许是暗示我一开始选择回国，就是个很傻的选择。”事实上，早在2006年，巫和懋、朱家祥、霍德明等台湾顶尖学者就已“跳槽”北大，其后她学成回台之时，正是大陆推“千人计划”之际，政府已开始恐慌对岸全面抢人、本土后继无人，成为林培珊参与计划的契机。

正因为参与了科技部计划，林培珊发现，政府尽管意识到解决人才外流是当务之急，却根本就不懂得人才为何会外流。“大家讲来讲去都是钱，说原因在于薪资低，但我身在其中，我知道钱不是唯一的原因。”薪资没有竞争力只是表象上人人都看得到的理由，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从官方到民间，并看不到。

根据林培珊的观察，台湾的整个高教制度，非常畸形：看似拼命在跟国际接轨，但同时却又并未真正与国际接轨：一方面在冲国际发表数量，但在另一方面，高校内部的制度文化却又极端保守。

台湾年轻教师的教学时数要比大陆大部分学校更多。她以台湾最有研究能力的龙头大学台大举例，“新进教师一个学期要教9学分，也就是三到四门课。我想教育部做这种规定的人，应该从没教过书。假设一个老师认真备课、不断更新教材并认真去搜寻最新知识，那他一个学期最多能教两门课，也就是5-6个学分。”

教三门课，意味著疲于应付教学，没有时间再做任何研究，失去了研究能量。林培珊说：“台湾高校给我的感觉，是只需要教师，不需要学者。”

然而，台湾真的“不需要学者”吗？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到了必须在国际上冲排名时，比拼的又是研究排名，这就致使台湾高校一方面对“教学任务”的要求像是教学型大学，另一方面又在以成为研究型大学为目标，发表压力毫不逊色于国际顶尖院校。

“而且很荒谬的规定是，在台湾，越年轻的教授，教课时数越多，老教授反而比较少。台湾整个制度都非常保护老教授和老学者，年轻老师则是被压著做：被压榨教学、被压榨生产SSCI文章，发表压力赶上国际水准，薪水又那么低……”

因而，回国若干年，她的最大感叹是：“在台湾我没法好好当学者——台湾只需要教师——我不是说要偏废教学，我要说的是，我们的教学时数是国际很多高校老师的3到6倍。哈佛大学老师一学期上一门课，和我们的发表压力是一样的，然后薪水是我们的四倍，那真有能力的人，干嘛不去哈佛？”

虽然，种种因素都指向“离台”，但真正导致她今年断然决定离开台湾、加盟香港某智库从事政策研究的契机，其实是年金改革。

“台湾要留住谁？就是要留住老人。”

“这是一个年轻学者没办法好好活下去的地方。”

正因为刚回国就曾参与科技部计划研究高龄化与人才流动，林培珊非常清醒地看到：台湾是一个保护既得利益者和老人的社会。“年金改革还是很保护既得利益者，它的设计就是放在‘下一代破产也没有关系’。”她眼中所看到的台湾，政治是老人政治，经济也是老人经济。“所以民进党的年金改革版本一出来，我就决定我一定得走。这根本是个‘30年保证年金破产方案’。过去国民党维护老年人，可民进党的主要决策阶层和国民党那群人年纪并没差多少，现在推出的改革版本，也只延长了破产年限。”

透过民进党版的年金改革，林培珊看不到希望，只看到了现年65岁以上的人被年金制度保障得最好，而等三十年后，“80后”开始退休之际，年金也宣告破产——至于“90后”，则很可能还没退休，年金已经破产。所以她自问“我们又不是能力不好不能出去，为什么年轻时要留在这里被劳力密集榨干，再去期待一个保证破产的老年？”

不愿意继续留在台湾的另个负面诱因是，林培珊希望成立自己的企业，而高校教授创业，在台湾是被禁止的。“创业是我很想做的事情。美国的商学院教授去外面的顾问公司工作很正常，许多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自己也会经营共同基金，可台湾却不允许。”

“我希望成为公共管理方面的国际顶尖学者，我也想要创业。”想做的事太多，她更想争分夺秒争取属于“自己”的时间，眼望台湾被抛离得太快，她觉得，如果台湾自己不愿跟上世界，“何必非要把人绑在一个没有活力的体制之下？ ”

单以过往历时八年、耗资144亿台币的“弹性薪资”制度为例，虽然号称“助理教授够杰出，也可收入翻倍”，但以林培珊曾任职的大学而言：“首先每月并没多给很多，其次，台湾高校文化敬老尊贤，‘弹薪’本来是为了留住要走的人，结果钱却大多给了‘资格老’的教授。问题是这个计划的钱不用在他们身上，他们发表数量不足也不会出走呀。”

“所以台湾要留住谁？就是要留住老人。”在她看来，这不是简单的制度缺陷，而是根深蒂固的“僵固”文化。

我问林培珊，离开了，会难过吗？她笑著反问我：“你看我有一点难过的样子吗？我是不会再回台湾了，受够了。”

“我们这一辈的人才外流情况其实很严重，我当时回来是一股傻劲，我就是个傻子。我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出走’这个事情，但对我个人，真的是一个解脱。”顿了一下，她加多一句：“我最难过的事，不是离开台湾，而是我回过台湾这么多年。”

在这个满怀失望从而选择出走的故事尾声，林培珊这样描述台湾高教系统：“这是一个年轻学者没办法好好活下去的地方。”

流浪到大陆？在台湾赚钱不会比在大陆更高贵

而处在“人才市场”供应链末端的本土博士，语文能力上无法媲美国际人才，就业市场也更狭窄，过去的主要出路是进入私校，但少子化冲击之下，私校需求大不如前，前往对岸就业也自然而然跃升成了一个主要选项。

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选人柳旭佐，研究方向是公共行政，预计明年毕业的他，一方面正在寻找本土的智库、政策研究类工作，与此同时也开始向大陆一些高校投送简历，他心目中较为理想的目标是厦大，因为“距离台湾近。”

“其实也是今年暑假去了浙江大学的一个交流活动，和一起去的那些台湾博士聊过之后，觉得去大陆工作是个很普遍的选择。”以往，柳旭佐听闻过许多本土博士的流浪故事，一方面他觉得那些故事很真实，另一方面却也分辨不出究竟是体制出了问题还是“土博”个人的发表数量不足缺乏竞争力。

真正起心动念觉得大陆“可以”作为一个找工作的选项，有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看到这几年，许多台湾私校的助理教授纷纷跳槽去了大陆。“和他们中一些人深入聊过之后，我觉得这个‘可以’的选项就变得比较清晰，也比较有动力和诱因去了解大陆高教目前的学院分布机制。”

本土博士尤其是人文社科博士毕业后的困境相当一致，如果选择进入中后段私校，助理教授必须同时负担起招生责任——也就是实际工作量包括教学、行政甚至招生，“压力综合在一起，对于助理教授来说太大了，但如果毕业去大陆，虽然也有些行政部分的工作，可招生压力不会那么大。”台湾众多私校将招生压力转嫁给助理教授，其实相当不公。毕竟，招生并非老师一厢情愿就能达成，而与学校本身在社会上的认知排名有莫大关联。

“原来蛮多学长姐选了往大陆走的路，而且他们的选项是成功的”，当柳旭佐发现这件事之后，他反思自己“其实并没有特别厉害，那想要不从众的话，大概很难。”因而他开始主动去和大陆的博士生交流，向他们学习如何收集求职方面的信息。

去大陆在他看来，是一个“应该要去尝试的选项”，这种地域流动，属于必然。台湾本土的高教人才供给过剩、需求不足。他认为除非政府有办法消耗人才供给，否则平均花费4-6年训练出了博士的学术专长，却无法然让他们获得发挥甚至企及理想中的薪资水平，这批人也就自然而然要向其他地区转化。

柳旭佐说：“我不太清楚政府设立那么多高校那么多博士班，有没有考虑这些博士毕业要干嘛？政府可能从来不想后面这些问题。当然我也知道，念博士是种个人选择，政府尽管有部分责任，可不代表每个人没有自由意志。所以整个问题可能就纠结在一起，大家都要承担。”

在他看来，本土博士相比大陆博士还算有一定竞争力。“至少，台湾博士班训练出来的成果和水平，去大陆地区性大学的竞争力是够的，当然北大清华那种顶尖院校又是另一个层次。”而本土博士最大的劣势，是在同一领域，相比欧美主流学界的认知、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较为滞后。“譬如国关这一块，就我知道海归的朋友都在做量化，理论和思想在欧美并不是很流行，这就明显不同于台湾。”

土博远走大陆，曾被知名媒体大书特书为“被台湾抛弃、西进中国的‘学术移工’。”对于即将迎来这种“悲情命运”的柳旭佐而言，是否属实？

“大陆很多高校教职也在饱和中呀，可能二三线大学还是缺额的，但普遍来说，他们的学术市场也趋于饱和。我听到很多他们的博士毕业，去做博士后是必经之路。”对此，柳旭佐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如果你很清楚地看到台湾高教环境就是已经饱和了，然后毕业了又想坚持学术道路作为志业，就没有所谓‘被谁抛弃’。你看到了环境是这样，你选择了学术这个方向，那你就该做正确的选择。”

仿佛是思考了一下该如何措辞，柳旭佐进而补充：“学术生涯不见得在台湾才叫学术生涯，在台湾赚钱不会比大陆赚钱更高贵。”

在柳旭佐眼中，把供需失衡、市场饱和之下的人才外溢与流动刻意悲情化，“这种情感判准是有问题的。”

台湾的学术体制究竟要追求什么？

上至顶尖人才、下至年轻学者，如果一味只出不进，再加之整个社会又在日益丧失透过教育投资去持续创造人才的动力，那么高教人才危机必将继续恶化：因为人才既留不住，又接不上，更进不来。

而政府在尝试缓解高教危机时，为何看似落力祭出各种加薪留才计划，高教内部却依旧一片怨声载道？政府的思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就拿最近被称是对齐头式年金改革“亡羊补牢”的玉山计划来说，到底是否又在复制过去讲座教授制度的老路？朱云汉认为，实际上政府在做这类计划时，也需要很好地进行策略性规划，“要优先引进人才，而不是守住现有人才。”朱云汉认为，重点应该是“提供一个还算比较可以的薪资基础，在此之上去跟其他国家竞争人才。尤其是台湾自己过去培养出去的人才，从前薪水低到他们无法考虑从国外回来，而现在则有了可能。”

其次，朱云汉指出，“留才”的核心应该是“挽留住被挖角的人才。而不是给那些本来也没多少流动性的学者。”

欧美过来的老师最多三五年就走了，他们觉得台大名气还不错，作为资历写在履历表上‘骑驴找马’时，是头很好的‘驴’

“因为他们本来的‘流动’也不是去往国际顶尖机构去拿到最高的待遇，可以用弹性薪资满足他们。”但像“玉山学者”这种资源，理应更多著重“延揽”而非“留人”。“而且资源你用不好，高校一定会反弹。但如果从国外引进了能带团队的学术人才，就是以一抵十。”

而台湾在引进人才方面，恰恰无形中透过许多条例法规与制度的繁琐设立下了壁垒，致使高教人才的国际化程度整体偏低。朱云汉举例：“首先，就业的师资规定就很严格很啰嗦，过去还有很多歧视条件。你本来待遇已经很差，可能只比马来西亚好一点，跟新加坡香港根本没法比，然后就业规定还这么苛刻……”这无形中令台湾高校也从来不会憧憬从美国欧洲聘请到第一流人才，而只能从“相对落后一些的国家”吸引人才。

“那些本来也留不了欧美的外国人，可能会考虑台湾，因为物价低、安全、又生活得好。当然现在少数台湾最顶尖的、国际比较有声望的系所，可能会吸引到一些欧美人才，因为全球教职都很紧张，他们也许愿意申请先过来，但只会把台湾当成过渡。像台大经济系就是这样，欧美过来的老师最多三五年就走了，他们觉得台大名气还不错，作为资历写在履历表上‘骑驴找马’时，是头很好的‘驴’”

因此，朱云汉强调，政府一定要放宽高端人才的就业限制，“也许也不见得一定要引进欧美人才，的确可能愿意来台湾的，就是马来西亚人，但你要对他友善，不要那么苛刻对待他。”

而对于新进助理教授在高教系统中面对的苦况，朱云汉认为：“现在进到很多系所的老师或者研究员都很难，因为各种要求很多，要计算点数要学生评鉴，这些繁文缛节已经到了需要做全盘检讨的阶段：哪些是真的需要？哪些是吹毛求疵？”

他进而指出，学校的主要职责是培育人才，但新进教师却要花大量精力去应付发表压力。“你发那么多论文有人看吗？这些问题需要非常严肃去面对。我们有时候有不自觉的惯性——全世界都在计算SSCI，所以我们也跟著算，却都忘了国家为什么要为高校这些岗位编预算。我们要回到原点去追问，而不是被一些观念误导，自己都忘了为什么要这么走。现在的状况是，老师们很累身体很不好，很多问题学术界又不能帮忙解决，譬如竞争力、产业、社会对未来的不满和忧虑。所以我们整个科学发展、整个学术体制究竟要追求什么？”

西方的制度一旦被亚洲国家模仿，若先依样画葫芦、做足表面功夫，但若最高端、拥有最好创造力的人才根本有限，那么“不那么有创造力”的人才在模仿这套学术机制时，可能就更缺乏价值。在朱云汉看来，台湾的教育机制是为培养“最顶尖”而设计，这是会有问题的“台湾需要一定数量最顶尖和国际接轨的人才，但整个教育体系还应该有不同的其他类型，我们过去的高等教育曾经膨胀不得了，职业就业的培养就很少，这是一种折磨，用私立大学折磨年轻人，其实不如尽早分流。”

众声喧哗之中，有志学术的本土人才早已不耐青春流逝，选择离开台湾，不愿回头；但外籍人才愿意“赴台”就任的人数，却相当有限。台湾失去的，恐怕不只是苦心栽培的一代青年学者，而是在多变的未来世界中“设定战场”、转型升级的能力。

（林培珊、柳旭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