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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馬莉:《囚》的鏡頭就是精神病院的樹洞

「醫院就是社會騷動的縮影,你在裏面可以感覺到外部世界的樣子。」


紀錄片《囚》劇照。 圖:HKIFF提供
紀錄片《囚》劇照。 圖:HKIFF提供

打開鏡頭前,馬莉在精神病院待了3個月。她在醫院外租了房,從起床到睡覺,每天規律地來封閉病區,靜靜地溝通、觀察和等待,潤物細無聲地成為醫院空間的一部分。

她的名字零星出現在對話中,「馬莉,給你留了蛋糕」,「馬莉,你說我該不該逃」。沒有刻意剪去,也沒有刻意放大,一切對話只是自然地發生,自然地保留。

親人的耐心消耗殆盡,醫生數量太少,相對漫長的時間,在病區裏,寂寞才是常態。「他們可能把我當成了一個樹洞,我進去之前(病人)相互之間是沉默的。」

在剛剛摘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囚》中,導演馬莉記錄了這間位於東北精神病院中,病人們服藥、會診、傾訴、爭吵、撫慰的場景,記錄了不同個體被時代壓抑、被命運玩弄、爾後被社會放逐的故事,記錄了他們在這個封閉空間中的孤獨、絕望和溫情,記錄了他們與疾病纏鬥的痛苦和不被傾聽的壓抑。這部長達5小時的紀錄片,呈現的不止是精神病人真實具體的生活狀態,關懷的不止是精神病治療體系的問題,某程度上,精神病院這一充滿隱喻的場域,也成了現實世界的影射。

「被」沉默的病人

馬莉對精神病題材的興趣來自上部作品《京生》(2011)。歷時6年拍攝的《京生》,關於一對在京上訪多年的母女。女兒出生在第一次上訪的路上,取名京生,如今已三十多歲。這是一群在期待、無奈、痛楚、憤怒和絕望中輾轉的人,善良、勇氣、堅韌與懦弱、短視、偏執並存。影片開頭用了里爾克的詩,「誰,倘若我叫喊,可以從天使的序列中聽見我?」

拍攝《京生》時,馬莉遇到過一個年輕時學美術的受訪者。因為高考時畫了張「異常」的畫,他被貼上精神病標籤,就業結婚都受到牽連,即便他執意做了精神病鑒定後,依然不被人相信。

這故事牽動馬莉許久,也與她在過往作品中試圖探討的「人的困境」不謀而合。接觸到這間精神病院後,她便開始了一年半的體驗式拍攝。

馬莉性格冷靜,交談間惜字如金,很難看出什麼情緒起伏。儘管一人包辦攝影、剪輯和導演,片中的存在感卻極低。十多年拍攝下來,「現在連說服(接受拍攝)的行為都不會有。」遇到不願被拍的病人,「有時候那個人一進來我就把鏡頭停掉,以免不舒服」。她並不將苦難與荒謬視為振聾發聵的發聲工具,也不願帶分毫自以為是的悲憫。沒有刻意的詰問和獵奇的處理,任由命運自身的張力衝撞人心。

進入病區,是也去偏見也去魅的過程。帶着「所謂的『常識』」進去後,馬莉重塑了自己對精神病的認知。事實上,藥物治療可以有效地恢復理性,在絕大多數時間裏,病人表現的是與自身年齡對應的閱歷和常識。馬莉同樣反對關於病人的浪漫化想象:畢竟,他們感受的幻視幻聽是惡意的,對應的瘋狂行為是危險的,而成宿睡不著覺的夜晚也是折磨人的。

2017年11月25日舉行的第54屆台灣金馬獎,馬莉導演的《囚》奪得最佳紀錄片。

2017年11月25日舉行的第54屆台灣金馬獎,馬莉導演的《囚》奪得最佳紀錄片。攝:Imagine China

另一重自覺關於疾病的隱喻。找到這間醫院前,馬莉在北京做過調研,但很快意識到,書籍和電影中病人總在充當道具式的範式,「他們是『被』沉默的,他們內心的喧囂是被忽略的」。而她更傾向「讓他們說話」,「因為他們是非常鮮活的,他們有自己的思考,有非常直接的病的痛苦,認識是清醒、深刻、但又擺脫不了的。」

「你可以在病院裏頭感覺外部世界是什麼樣子」

如何成為精神病人,實際上對應了三重概念:一個人被怎樣的社會環境刺激出精神疾病,一個被診斷有精神疾患的人會在醫院和社會中遭遇些什麼,甚至是,一個人如何被社會塑造為精神病人。

時長287分鐘的《囚》,為這三個問題提供了豐富的樣本。

按摩師小邢30出頭,模樣俊秀,生活卻已幾經跌宕。童年時父親因外遇被捅死,長在缺乏關愛的環境中;青春期因偷盜50元進了少管所3年,期間備受欺凌,出來後一無所長、前途茫然;學按摩謀生,「把手搞髒了」,只有借佛法安撫自己。

黑五類老魏,父親是60年代被槍斃的地主,孤獨一生,愛作畫寫詩,「平生無所求無所為」。末了對鏡頭說,「謝謝你聽我說了這麼久」。

病情並不嚴重的男性,因為負擔不起50塊一天的開放病房,只能住進封閉病區。

荒謬的法律系統、匱乏的社會保障、反右的歷史遺留、東北的經濟凋敝和官僚主義……令病人們一次次遭遇生活重擊的社會因素,幾乎是不經意間就與觀眾遭遇。而由於東北人特有的語言天賦和幽默感,鏡頭前不時蹦出的金句,甚至讓這種苦澀有了黑色幽默。小邢介紹自己時形容,「以前我是個一清二白的小少年,現在奸懶饞滑壞,坑蒙拐騙偷,全學會了。」

這還不是全部。

精神病醫生是苦差,錢少、辛苦還有危險,拍攝時馬莉遇到過一次招聘,沒有一個人前來應徵。與之對應的,是醫院緊張的人手和粗疏的治療,四五十個人的病區,只有四五個醫生;社區醫院同樣缺乏配套資源。影片中,醫生護士與病人缺乏交流是常態,恐嚇式的交流也是常態。發藥時,醫生會警惕地檢查病人有沒有吞下;為了防病人自殺,睡覺時病房整夜不會熄燈。

家人的耐心同樣會被日常的情緒消耗和金錢上的開支磨蝕,兄嫂不介意當着有酒癮的弟弟爭吵,溫柔哄兒子入睡的母親會崩潰。出院後會面對什麼樣的偏見,病人老溫一早看透,「你進過這個地方,也沒辦法隱瞞這段經歷,一切全變了。」

紀錄片《囚》劇照。

紀錄片《囚》劇照。 圖:HKIFF提供

在馬莉看來,無論家庭還是社會支援,病人都面臨「經常性的愛的缺席」,但「粗暴的原因也是各式各樣的」。「它是整個社會騷動的縮影,你可以在病院裏頭感覺外部世界是什麼樣子。」

「為了獲得自由,我必須承認自己有病」

斯特林堡的經典話劇《父親》中,一個疼惜女兒、愛好科學、但與妻子觀念不合的上尉,因為妻子持續向醫生捏造他的反常,被認定為精神病患並綁去瘋人院,最終死在那裏。

現實有時比戲劇更令人匪夷所思。老溫的遭遇便是如此。

鏡頭裏初次露面,他穿着V領針織衫和襯衣,正和前台的護士交涉。談吐清晰、邏輯縝密、舉止斯文的他,看上去更像是病人家屬。但實際上,他剛被妻子以陪同看病的名義「騙」進醫院。上過大學、有過穩定工作、產生過創業念頭的老溫,此刻是個被認定躁狂症的精神病人。憤怒而不失條理的闡述,換來的不過是護士哄逗的口吻和循環的推諉。他想證明自己無病卻益發被認定有病,他想做司法鑒定卻必須先等出院,他想將監護人由妻子變更為父母,卻得知父母聽說他患病後避之不及。為了能出院,一遍遍體驗憤怒與洩氣的他,開始妥協也開始疑惑,試着接受自己有病的設定。

常年被領導壓制,一直鬱鬱不得志;萌生創業念頭後,寫好可行性分析報告,全國聯繫同學籌集啟動資金……在被妻子騙進醫院前,老溫和每個普通人一樣,有不甘也有野心,遭遇挫敗也試圖行動。用他自己的話說,社會的基石是80%的小職員,而他是那20%想要跳脫掙扎出來的人。被架進醫院,他的反應也一如常人,憤怒、驚懼、同時不折不撓地自救。然而,痛恨妻子剝奪自由、堅持自己沒有患病、冀望司法鑒定、拒吃多給的藥片,這一系列不配合、不感恩的反應,都成了醫護人員認定他患有躁狂症的佐證。

片中老溫經歷過一次集體會診,實習醫生疑惑他看上去沒病,反應和正常人無異,主任則告誡實習醫生,能喚起聽眾共鳴是躁狂症的表現之一。老溫面臨的,幾乎是個逃不出去的閉環。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一個生命啊,是一個鮮活的生命。不知道有病的究竟是誰!」

到了拍攝後期,意識到自己出院的盼望落空,自己、妻子、父母誰也指望不上後,老溫不得不接受自己有病的「事實」。他一邊比照躁狂症的症狀分析自己,「語言增多、聯想加快、自我評價高、精力充沛」;一邊向鏡頭解釋,「為了獲得自由,我必須像他們想象的那樣,承認自己有病」。

零星的電影評論中,不少人提及法國哲學家福柯的著作《規訓與懲罰》和《瘋癲與文明》。某程度上,《囚》幾乎是福柯理論的現實版:通過無所不在的監視、嚴格的紀律、對肉體的規訓,個人被持續地編織進一套社會體系中。權力彌散到生活的各個角落,體現在醫生、親屬關係、對話的具體場景中。病人們不時冒出的警句,和究竟誰來界定正常與非正常的迷思,也一如福柯的觀點:瘋癲不是自然對象,而是文明產物。禁閉雖然是表面現象、包上的是臨時拼湊的道德,卻恰恰勾畫出瘋癲的結構。

馬莉也承認,「規訓與懲罰,不只在老溫身上,也在我們身上。」

有觀眾甚至發問,「這難道不是一部政治電影?」

《囚》先有海報後有片名,取的是字形不是字意。

《囚》先有海報後有片名,取的是字形不是字意。網上圖片

人的困境

《囚》先有海報後有片名,取的是字形不是字意。

馬莉眼中的「囚」,是一個被框住的疲憊不堪的人。她考慮過用象形字和吳冠中的畫,最後專門找朋友畫了出來。「所有的人承受的束縛都是一樣的,不僅僅是精神病院的圍墻,而且是套在我們所有人身上的枷鎖。」

這是第三部由她獨立製作的紀錄片,拍攝剪輯一人包辦。她不在意出作品的速度,在乎的是片子是否「附著你個人全部的氣質」。一年多的病區拍攝,兩年多的剪輯,期間還遇上懷孕產子、同為紀錄片導演的丈夫叢峰生病,馬莉只能不時接點行活維持生計。

她不愛多談自己,將經濟困擾描述得異常簡單,「拍紀錄片也沒有那麼費錢,只不過你拍的過程中不能賺錢。拍一些活賺一些錢,接下來幾年你就可以幹自己的事情。」

金馬獎頒獎,正趕上北京大規模清退「低端人口」,她的感言被瘋傳,「像我或者像耿軍(《輕鬆+愉快》導演)這樣的,可能都屬於待被清掃的低端人口吧,所以我覺得這個獎特別重。」這不止是所謂的替底層發聲,馬莉居住3年的宋莊,正是此次被清理的目標之一。人的困境,沒人能躲開。

這也是馬莉一貫的拍攝主題。拍攝藏區僧人的《無鏡》(2010)、拍攝北京上訪者的《京生》,甚至是接觸獨立紀錄片前、為電視台拍攝的「行活」,人的困惑、掙扎、羈絆、壓抑,人那無法掌控的命運和逃脫不出的生活,始終是她的興趣所在:「拍的是他們,同時也是我內心的惶惑和痛苦。」

Q&A

= 端傳媒
= 馬莉

:怎麼理解「人的困境」這個概念?

:我要描述這樣一群人物:他們被無路可走的各式困境纏繞,但他們偏還要固執地尋求希望的一點星火。他們的遭遇貌似離奇,但他們的困境與你我並無二致,只是以不同的面目呈現而已。

:對「人的困境」的理解發生過什麼變化?

:像《無鏡》,當生存問題接近極限,你怎樣來撫慰枯燥和沉重的時刻;像《京生》,老郝一生在法的門前等候;像精神病的囚室,誰囚住了他們,是醫院的高牆?是理性的大旗?是社會的偏見?還是人心的誤解?

:處理海量的拍攝素材,情緒會受影響嗎?

:素材量的大小並不會給我造成壓抑。壓抑的是你要去探索和追問生存的荒誕。

紀錄片《囚》劇照。

紀錄片《囚》劇照。圖:HKIFF提供

:拍攝過程中,性別會帶來特別的優勢或者視角或者闊度嗎?

:用性別去區分太粗暴了,也歸納不出更多的東西。區別還是跟每個導演的個性、喜好、探索的方向有關。

:您在拍攝紀錄片時的底線和邊界是什麼樣的?

:不傷害。可能現在別人一個拒絕的眼神過來,我就不會去。很早以前我可能還會試圖去說服,現在連說服都不會有。我不會為了紀錄片更生動而強行開機。

注:為保護受訪者隱私,老溫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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